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提法源于黄帝元年是中华起始的说法。由于一直缺乏可信的物证，基于“三皇五帝”的“5000年传说文明”开始受到质疑。五四运动后，考古学开始在中国建立，一批有志之士开始通过“田野考古”搜寻和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进程。<br> 2007年考古发现的良渚古城遗址，是目前唯一发现的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实证，被誉为“中华第一城”。<br> 良渚博物馆内部的休息过廊，采用了良渚文化特有的玉璧造型点缀环境。 通过科学的考古手段发现良渚古城具有5300年的历史。 良渚古城分为宫殿区，内城和外城三部分。内城具有4个故宫的面积，内城的中心建有规模宏大的莫角山宫殿区和国家粮仓。古城和外城之间由古城墙隔开，由交错的水路和陆路相连。内城和外城之间一共建有8个水门和一个陆门。沿着水路建有很多码头。外城的面积达6.3平方公里。外围有可以覆盖100平方公里的水利系统环绕。<br> 距今5000年前后，良渚文明与古埃及，苏美尔，哈拉帕等世界主要早期文明都拥有较为稳定的生产模式和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掌握了较高层次的工程技术知识，营建了城市，水利系统等大规模工程 1936年，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br>良渚文化是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顶峰，上承马家浜和松泽文化，下接钱山漾和广福林文化，是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br> 古城的规模，发展状况以及对周边文化的影响表明当时的社会不仅具有明显的阶级分化，而且出现了具有强大的社会组织功能的王权统治。社会具有明显的分工，出土的陶器，骨器，玉器，甚至漆器的规范制作和工艺已经较新石器时期有了巨大的发展。水稻已经成为主要粮食，在内城建有储备稻谷的国家粮仓。出土的纺锤和织机组件代表了当时手工业的发展。在陶片上出现了简单的图画文字，表明社会已经进入文明发展时期。 良渚文化发现了由多个刻画符号有意组合排列在一起的情况，有别于单个出现的刻画符号，这说明出现了原始的文字。 良渚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刻符陶罐" 上刻有多个符号，被认为是最早的华夏文字。 这些刻符陶片可能是最早的文字。 稻谷是良渚先人的主要粮食。 良渚文化时期，各种石器的制作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良渚人使用的石制工具包括石锛，石镰，石凿，石镞，石犁，石纺轮等，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礼器包括钺，壁，琮等。其形态，质地和使用数量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石料来自当地天幕山脉的泥岩，硅质岩，凝灰岩等。良渚博物院收集了大约1200件此类文物。 良渚文化时期，先民们开垦土地，种植水稻，养殖家畜，稻米成为最重要的粮食，家猪是最主要的肉食来源。制陶，纺织，制骨，治石，髹漆，琢玉等手工业更加专门化。农业和手工业高度发达。 良渚文化的骨角芽器有镞，锥，针，鱼钩，獠牙饰品等。其中最珍贵的一件是象牙权杖。上面刻有装饰纹和人面兽纹。<br> 良渚文化时期木作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型建筑构件制作水平非常高超，各种榫卯工艺精湛，应用广泛。木质生活用器主要有豆，盘，壶，木屐，螺陀等。生产用具有锤，浆，茅等。竹器有筐，篓，席等。 在贵族居住区的莫角山东有一条贯通南北的人工河道“钟家港河道”。河道内发现了大量的玉石器，漆木器，骨器等残件，半成品和加工工具。这表明河岸两侧存在着手工业作坊区。 良渚古城外围的天目山充沛的雨水在夏季极易形成山洪。为防止洪水灾害，良渚先人们在良渚古城外围修建了多条堤坝构成的大型水利工程，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资源管理系统之一。自1995-2015年以来，先后已经发现山前长堤 (塘山遗址), 谷口高坝 (岗公岭遗址等)，平原低坝 (狮子山遗址等) 等11条堤坝，总土方量达288万立方米。这些人工遗存和周围的自然丘陵山体组成了有效的防洪储水体系，将大量来水阻留在库区内，通过溢洪道防止溃坝，解除洪水威胁。另外，水利工程的营建形成了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br> 良渚古城距离周围山体约2公里左右，内城的营建充分利用自然山体，逐渐形成宫殿区，内城，外城的三重向心式结构。古城外围分布着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建成这样一座大型城市体系需要高度集权，精心规划，统筹组织，长期营建才能完成，这是良渚社会进入成熟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div>良渚古城的布局，与后世都城“宫城，皇城，郭城”的三重结构体系类似，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城市规划的典范。</div> 房屋模型展示了良渚文明时期房屋的外形。 红烧土用于土台的堆积，宫殿建立于土台之上。 宫殿区位于城址去中央，地势最高，遗存面积达39公顷，包括莫角山台地，皇坟山台地，池中寺台地，是良渚时期权利和信仰中心。 反山王陵坐落在一座高出地面6米的人工土台之上，面积近10000平方米，出土随葬品数量之多，规格之高，为其他良渚文化遗址所未见，是等级最高的良渚文化墓地。目前已经发掘出11座高等级墓葬中共出土陪葬品达1200余件，其中玉器占90%以上。特别是12号墓中出土“琮王”和“钺王”，表明墓主人是掌握神权和王权的良渚国王。 姜家山遗址墓地发现14座墓葬。其中1号墓市等级最高的，出土随葬品175件，包括玉器，石器，陶器和骨器等。这是一座贵族墓葬。 玉器是良渚文化最杰出的物质成就之一，其品质，数量，体量，种类以及雕琢工艺达到了中国史前治玉水平的一个高峰。以琮，壁，钺为代表的玉器形成了玉礼制度，用以区别阶层，识别身份和等级。其中饰以神人兽面纹的玉琮，玉钺代表了社会的最高等级，是神权，军权，王权为特点的政教合一的王族身分和最高权力的代表。王族之下的是贵族，其随葬的玉器数量和种类明显少于王族，一般几十至百件。高级玉器极少而且只有简单的修饰刻纹。以姜家山和后杨村的墓葬为代表。平民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仅有极少量小型玉器如管，珠，锥等。以卞家山墓地为代表。这些墓葬的区别显示出良渚文化已形成复杂的等级社会。 神人兽面纹遍布良渚文化分布区，贯穿良渚文化始终。其固定的形态和释纹是良渚玉器图案的母题，也是良渚先民共同尊奉的神祇，标志着良渚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良渚文化的玉器是史前玉器发展的高峰，其独特的玉琮传播四方，北抵陕晋，南达广东，西北至甘青，西南到四川，辐射达半个中国。它对早期中国文明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我们呈现出五千年前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辉煌图景。 玉琮仅出土于高等级墓葬，内圆外方，中部贯穿，四角对称刻有似组相同图案，是良渚先民天地宇宙观的反映。反山12号墓出土的一件玉琮重达6.5千克，堪称“琮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