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特科在上海的岁月——第三章：1930年.利剑出鞘

胡成光

胡成光根据相关史料编辑整理，谨以此文献给隐蔽战线上的先烈们，向他们致敬！

导语：王明被捕后曾获特科营救·特科巧设医院掩护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城代表大会·李克农护送刘伯承去南京·特科及时严惩欲出卖周恩来的叛徒黄第洪·特科秘密开办苏区和红军报务人员培训班

一

1930年1月12日，王明以工人的身份，前去出席上海工联会召开的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时被捕。这样一个普通党员的被捕，竟惊动了共产国际，王明究竟是何许人呢?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经他的入党介绍人许凌青向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推荐，得以赴苏进入中山大学读书。在中山大学期间，王明逐步博得了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后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青睐和器重。1929年4月，王明回到了上海。米夫在王明回国之前，曾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盛赞王明为中山大学的“无冕之王”，公然指示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工作给予妥善安排。

令心高气傲的王明始料不及的是，中共中央为使他了解中国实际，学习革命经验，打算派他到苏区去工作，并且护送他的交通员都已派定。但王明害怕到艰苦环境中的苏区去工作，坚持留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中共中央接受了他的要求，但未将他留在中央机关，而是派到上海沪西区做 中央党报采访员兼做送报工作。10月，调往《红旗》报社担任编辑。

再说王明被捕后，在老闸捕房接受审问时，他虚晃一枪，以假名王杰仁敷衍，但他直言不讳地供出住址是鸭绿路，只是号数不清。当天下午，耐不住寂寞的王明，竟斗胆与贪财的送饭巡捕商量，要他给狱外的同志送求援信，并答应送一封信给十四块大洋的酬劳费。

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周恩来得悉后，深感问题严重，当即决定中宣部位处鸭绿路的机关转移。据当时在这个机关工作的邵珍回忆:“由于咱们的机关暴露，所以中央决定咱们机关赶快转移、搬家。搬家前,我把一般的文件材料全烧了，整整烧了一个晚上。”2月4日，英租界当局宣布将王明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公安局。中央特委分析了王明被捕的情况，认为他没有暴露政治身份，遂动用关系打通关节，积极营救他出狱。2月18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德国人罗伯逊在为王明交了几千元的保释费后，王明被释放出狱。

王明出狱后不久，调到中央宣传部任秘书。在中央召开的一次政治讨论会上，为了表现自己的理论修养，王明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主义的混合物。李立三大为光火，当即在会上给王明扣上了“右派”、“小组织者”的大帽子。会后，李立三通过向忠发宣布撤销王明中宣部秘书的职务，留党察看六个月，并下放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

1930年12月10日,王明的“救星”米夫绕道欧州来到上海。1925年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时米夫出任副校长。1929年，他调任共产主义国际东方部任副部长，负责指导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米夫此次到中国的重要使命是把瞿秋白赶下台，把王明拉上台。他对瞿秋白早就恨之入骨了。1929年，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负责人之一的库西宁建议撤消米夫的东方部副部长的职务。

米夫来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召见他的得意门生王明等人。王明一见恩师，禁不住痛哭流涕，将自己一肚子的“苦水”全倒了出来。米夫见状，急忙抚慰道:“王明同志，希望你能坚强起来，你是正规而系统地学习过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理论的。”“校长同志，那么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召开四中全会!”米夫干脆果断，一言九鼎。为了给王明上台铺平道路，米夫一面吹嘘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是一个天才的领导者，搞中国革命没有他是不行的；一面向中央施加压力，要中央撤消对王明等人的处分。

12月16日，中共中央在米夫的催促下，发出了《关于取消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为了加快把王明扶上台，米夫又以国际代表的身份，与王明密切配合，对党中央干预指责，百般挑剔。在12月2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米夫提议由王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没有接受，决定由这时还在苏联的刘少奇担任省委书记，归国前暂由王明代理。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周恩来对三中全会以来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并提出退出政治局。

米夫考虑到王明等尚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而且他主要针对的是瞿秋白，便决定除瞿秋白，保留周恩来。但是，对中央政治局仅任命王明为代理省委书记，他表示强烈不满，并进一步对中央施加压力。中共中央无奈，于12月25日正式任命王明江苏省委(当时，一度改称江南省委)书记。

须知，中共江苏省委是当时党在全国白区省份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领导机构，领导着江苏、浙江、安徽的、组织和党中央所在地的上海的党组织。无论党员个人，还是党的领导机关的健全程度，江苏省委在国统区居首位。这就为王明日后通过六届四中全会入主党中央埋下了伏笔。

二

1930年3月17日，就在周恩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之后不久，中原大战终于打响。双方都全力赴，投入前方作战的兵力共达一百万人以上。敌人后方显空虚。这种形势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中共中央理应抓住此时机，乘虚发展红军队伍，扩大根据地。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提议下决定于该月下旬在沪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但在会议前夕，开会的事却被国民党上海当局知道了。

一天，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召见老宋，对他说:“据可靠情报，共产党准备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估计就在这个月底。”“这些共匪怕是吃了豹子胆，居然敢在熊司令眼底下开会，胆子可真不小！”“此事关系党国安危，蒋主席至为关切！他传谕如能侦破，奖赏现金五十万元。”“五十万?"老宋怔了一下。

须知，当时的五十万元已相当于一家中等规模银行的全部资产了。“不错。蒋主席的这张支票是保证兑现的！”熊式辉边说，边拿起一张银行支票在老宋面前晃了晃。老宋点点头:“钧座请放心，卑职一定不会辜负钧座的栽培。”“希望你布置周密，到时最好将他们一网打尽，彻底剪掉蒋主席的心腹大患。那时，你的功劳其大无比，我一定在蒋主席面前给你报请个少将军衔！”熊式辉威逼利诱道。“多谢钧座提携！”老宋乐呵呵地应道。

事不宜迟，老宋当晚就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思虑良久，指示老宋，要他继续了解敌人的动向，同时，假意布置侦察，应付熊式辉。老宋走后，陈赓将此事向顾顺章作了报告，并同顾顺章商量出三点应对措施:一、在老闸捕房英籍探长尤阿根的俱乐部对面东方旅社开几间房，派人就近监视租界及华界便衣特务的行动。二、调动总务科和行动科的同志，互相配合，将会场改造成一座“医院”，并在会场周围作好周密布置，力保会议顺利召开。三、 派情报科刘鼎同志以个人名义，在会场隔壁租一套房子，并打通通往会场的秘密通道，以防万一发生意外，与会人员可通过秘密通道转移。当时，凡中央召开会议，均由总务科洪扬生科长出面选定会场。洪扬生于5月中旬，就将会场选在英租界赫德路卡尔登戏院后面派克路上的一幢四层楼的楼房里。为防万一，他又在英租界爱文义路卡德路口另租了一幢洋房。会前决定由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李一氓一家充当这座开会楼房的主人，并调来一位四川姑娘李一超充其妹妹。解放后，李一氓看到《赵一曼》这部电影，才知李一超就是赵一曼。

按照预定措施，中央特科对这幢楼房进行了改造。一楼是挂号门诊间，由总务科派人充当门房、账房，负责接待、应付偶然闯进来求诊的一般病人，并应付查电表、收水电费等一类琐事，严防外人进入正楼。二三楼是供与会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楼是供举行大会用的会议厅。与此同时，刘鼎也在隔壁租借一间房子住下，并打通了与“医院”的秘密通道。届时，万一出了事，与会代表可以从“医院”楼顶转到他的住房顶上，再经由他的住室走出大门逃走。行动科则在会议开始以后派出“红队”全体队员，在这幢大楼的周围进行巡逻、警戒。一旦被敌人发觉，或遇到巡捕前来搜查，立即持枪抵抗；同时，安排专人为与会代表引路，穿过刘鼎的住室转移出去。

为了安全起见，中央特科还为与会代表租了一些旅馆，准备了适合各种身份穿扮的阔绰服装。各苏区的代表抵达上海以后，先在指定的旅馆住下。经过初步审查，再作为“病人”，逐个住进医院。与会代表进了医院、住入病房后，即与外界隔绝。正式开会以前，这里与普通的医院一样行事，医生、护士、厨师以及服务人员各司其责。到了开会的时间,“病人”们方才进入四楼会议厅。

此外，总务科专门派邹志淑(浙江嘉兴人,担任交通工作)同志负责伙食采办。这次会议，因敌人对各苏区封锁严密，代表到得不齐，临时改为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会议由中央军委代书记关向应同志主持，着重讨论建立中华苏维埃政府及军队中党的组织、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和政治工作等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建立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

这次会议的召开，对全国苏维埃区域及红军的发展和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由于中央特科的周密布置，会议开得极为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两天后散会的时候，与会代表又被逐个送出了“医院"，分散住进各家旅馆。与会代表安全撤离后，顾顺章一声令下，整幢大楼的全部人员顿时走得无影无踪。这家"医院”仅开业几天光景，就如同海市蜃楼般消失了。

事后，老宋才领着便衣特务到这家“医院”肆意搜查一番，可惜已人去楼空。熊式辉知道后，除了感叹共产党办事“棋高一着"外，只得自认晦气，眼看着唾手可得的五十万元打了水漂。

三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根据李立三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报告精神，向全党发出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文件。这个文件的出笼，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李宗仁属下的桂系部队势如破竹，攻占了长沙，大有直抵武汉之势。

对此，在周恩来奉命出国后已成为中央实际负责人的李立三兴奋之极，以为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行将垮台，错误地推论：一轮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势不可挡地到来，夺取革命政权的任务已迫在眉睫！李立三开始紧急布置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

7月27日，彭德怀、黄公略指挥湘鄂赣红三军团乘虚一度攻占了湖南省会长沙。闻此喜讯，李立三愈加兴奋无比，认为目前形势已经到了“历史上伟大事变的前夕"，更加坚信他的策略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正当李立三准备破釜沉舟、大干一场的时候，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先坐火车到大连，再搭轮船于8月19日回到了上海。也就在周恩来抵沪的前四天，中原大战的形势发生巨变，胜券基本上操在了蒋介石的手中。

回到上海以后的周恩来，所见所闻的是由于盲目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党和革命事业遭受到了严重损害。例如，8月1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响应江苏省委号召，举行了“八·一”反帝大示威。万余名群众在南京路新世界游艺中心至先施百货公司一带，不顾戒备森严，冲上马路散发传单，高呼口号，有不少人被捕。7日，又举行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白色恐怖大示威。这次共有二千人加，高呼“实行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口号，引来围观群众二万余人。结果九人被捕。

尤其可笑的是，在8月7日这次大示威的当天，党报刊《红旗》竟赫然印出“今天举行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白色恐怖大示威”,“上海八七大示威在南京路，时间上午十时”,“工友农友兵士贫苦的弟兄们大家到南京路示威去”等三行巨型字体标语，完全是一副公开大干的架劳这种脱离群众要求，缺乏群众基础的盲目冒险行动，上海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

据事后统计，仅上海地区就先后有八百多名党员遭到逮捕，原有三千六百多人的赤色工会的人数也急剧下降到七百人。另据统计，在6月底以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先后有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十个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其中湖北、福建、浙江等省委及武汉市委遭到敌人毁灭性的破坏，再未恢复起来。直到“抗战”爆发后才重建。上海地区的党员人数由二千余人骤减到六百人，天津地区的五百多名党员只剩下二三十人。

一系列血腥残酷的事实，犹如一把把锋利的尖刃剜在周恩来的心头。眼看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各地党组织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一点点革命力量，竟如此轻率地葬送在“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手中，周恩来的心流泪了。不，岂止是流泪，简直是在淌血！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所洋房里秘密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期间，中央特科“红队”全体人员出动，担任保卫工作。

李立三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被免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职务，但仍被保留中央政治局员的职务。由于共产国际的一再催促，他于11月间动前往莫斯科“解决问题”。李立三此一去，被扣在苏联长达十七年。临行前，他特意将女儿鸽子托付给时任党的总书记的向忠发和杨秀贞抚养。

四

早在1929年春节，中央特科因为处决出卖罗迈同志的叛徒黄歧的需要，特意在僻静的英租界威海卫路802号租了一幢石库门房子。待处决黄歧后，顾顺章以安全为由，自己住进了这幢石库门房子。随即，顾顺章又以各种理由，从总务科开的木器店中陆续搬回了一些高档家具。当时，由于各机关经常搬迁变动，房子退租后，买来的家具无法处理，特科总务科长洪扬生特意在苏州河泥城桥东堍开了一家木器店，由张克诚(化名，北方人)当老板，戴荣鑫(浙江余姚人)做店员，专门出售旧家具，同时也为党中央的各种会议提供用具。

顾顺章将这幢石库门房子当成了自己的家，并命为“顾公馆”。顾顺章，原名顾凤鸣，化名黎明，上海宝山县白扬人。他自幼习武，喜欢舞枪弄棍。后进入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过“拿摩温”(小工头)。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他参与并领导了烟厂的罢工斗争。因表现勇敢，被调到上海总工会工作。就在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翌年9月，党组织派他和陈赓等人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群众武装暴动经验。1927年2月回国以后，正好赶上周恩来等筹备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遂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队长。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反革命政变以后，他奉命转往武汉，担任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负责人，并一度兼任武汉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卫士长。

在是年紧急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他因是工人出身，被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6月至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上，他虽然未去开会，但由于当时党内片面注重领导人的工人成分，当过钳工的他不仅继续当选中央委员，而且被理所当然地选进了中央政治局，当上了候补委员。

1929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顾顺章和向忠发、周恩来等三人被选为委员，并成为中央特科的实际领导人。实事求是地说，顾顺章只是一个流氓无产者，并没有经过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训练，只是因为当时特定的机缘(“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之所以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根源在于知识分子的所谓“动摇性"，因此，片面强调要在中共领导层中增强工人成分)，他才被历史的大潮推上了中共的高层领导岗位。

也正是因为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权力欲的不断膨胀，他的个人野心日渐暴露，其性格中的桀骜不驯、冒险蛮干、飞扬跋扈、胡作非为等弱点得到了畸形发展。他的工作方式一直像他以往搞工人纠察队时一样，聚众而来，呼啸而去，大打出手，打它个稀里哗啦。为了突出个人的政治作用，顾顺章经常无视党的秘密工作纪律，工作重点不是放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等方面，而是企图以单纯的恐怖活动代替严肃的政治斗争。

有一次，顾顺章弄了几大皮箱炸药、定时炸弹，策划爆炸一品香饭店，以炸死租房开会的十余名租界包探。这些炸药是他通过特情关系从日本兵营弄到手的。当时，国民党改组派在上海很活跃，同日本人也有联系。日本人支持他们武装反蒋，凡是长江沿岸兵舰能够航行的地方，只要改组派需要军火，日本海军都可以运送。顾顺章还曾天真地提出组织力量，抢劫私运鸦片的外国货轮，以制造声势。

幸而，这些极具轰动效应却毫无政治目的的蛮干行动，被周恩来、聂荣臻、陈赓等人及时制止了。

由于陈赓擅长军事，经常协助行动科活动。刚愎自用的顾顺章便幻想陈赓能做他的“忠实助手”，完全照他的“榜样”行事，将严肃的政治斗争化为单纯的恐怖行为。但陈赓坚持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行事，对他的那一套毫无兴趣。

按照规定，顾顺章的家只有特科各科负责人陈赓、洪扬生、谭余保、李强等几名同志能去联络工作，其他任何党的负责人都不允许随意登门造访。陈赓先后去了“顾公馆”两趟。第一次是1930年5月上旬的一天，因请示布置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场及安全方面的事情，陈赓首次“拜谒”了“顾公馆”。乍一进得客堂，陈赓即被客堂的富丽堂皇唬住了。只见地坪是清一色的白色大理石，光可鉴人。内墙上是黑麻色大理石镶金色马赛克，平顶则用石膏拓花，那花是西洋的曲线，显得雍容华贵。平顶下垂吊着一盏枝形吊灯。正中摆放着杞梓木八仙桌，桌面漆的是传统的枣红色，油光锃亮；两旁各自摆有一对镶着文石镂花的太师椅。在太师椅之间的杞梓木茶几上摆有时鲜果品和骆驼牌香烟。里侧墙壁正中有一石膏镶拼的壁柜，正中供着一尊细瓷观音像。壁柜上面则挂着一面西洋大摆钟。

陈赓看得目瞪口呆，坐在太师椅上如坐针毡。于是，他征询地问:“这些摆设是不是太铺张了些?”“哈哈，哪里哪里，这算得上什么！上海住得起石库门房子的差不多都是这种摆设。很平常！很平常！”“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与你的身份不相配！”“这倒是大实话！”顾顺章接着大言不惭地说,“不瞒你讲,早一晌我找了个星相家看相算命，他们说我一脸福相，能逢凶化吉，将来说不定还可以做皇帝。他还说，我现在时运未到，所以暂时只有住这贫民窟，他日一旦飞黄腾达，就要住龙宫喽!”

陈赓见话不投机，匆匆商议了几句工作方面的事，即起身告辞了。不久,陈赓又去了一趟“顾公馆”。这次，他发现顾顺章不仅抽大烟，还乱搞男女关系，个人生活极不检点。对此，陈赓感到非常气愤，他曾对柯麟讲:“我们两人如果不死的话，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

五

1930年9月上旬的一天，连德生开着道奇牌轿车，驶到劳合路泰亨源水电行，找到当天值班的刘鼎报告了一件大事。原来，徐恩曾昨天突然急电杨登瀛，要杨迅速赶到南京接受一项重大机密任务。杨登瀛不敢怠慢，乘坐宁沪特别快车于当晚赶到了南京。在“正元实业社”里，徐恩曾交给杨登瀛一封信。杨登瀛一瞥信封，上书“蒋公介石校长亲阅”，打开信封，阅读完信里的内容，心不由“格登”了一下。此密信是一名叫黄第洪的人写给蒋介石的。信上说他在共产党内不得志，希望能同蒋面谈，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此事。在信中，他将周恩来准备同他会面的时间、地点以及他本人的联络地址公开了出来。

徐恩曾接着给杨登瀛介绍了一些黄第洪的情况。他说:“据查,黄第洪系江苏扬州人。早年，进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在军校，他不仅结识了周恩来，而且加入了中共组织。1927年他被中共派往莫斯科学习。今年4月，他回到了上海，碰巧周恩来到莫斯科去了。本来，中共已打算派他潜往朱毛匪区工作，但他一心想留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故工作之事一拖再拖。

周恩来8月回到上海后，忙于处理党内路线斗争，至今仍将他晾在一边。他写给委座的信，照例被立夫首先看到。立夫拿给委座看，委座说他对这个人还有印象，并指名要你办理这件事。所以，我今天特地把你从上海叫到南京来。”杨登瀛便问如何与黄第洪碰头。徐恩曾说:“三天后，在南京路永安公司旁的邮局门前碰头。到时，你和他手里都拿皮包和报纸。”

刘鼎听完连德生的叙述后，不由心急火燎。他当初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时，曾听说过黄第洪这个人。他匆忙地走出水电行，叫了辆面包车，径直驶往恒泰汽车出租公司，找到在那里上班的陈赓，向他汇报了这一重大情况。刘鼎，四川南溪县人。1926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任东大学中国支部书记。1928年夏回国，被陈赓要到情报科工作。

眼下，陈赓将与杨登瀛联系的工作交给了他。陈赓听完刘鼎汇报以后，也不由大吃一惊。原来，黄第洪与他是黄埔军校一期同学。这年5月下旬，黄第洪还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当时，陈赓从黄第洪嘴中获悉，他将被派往江苏与山东交界处发动群众，利用新军阀忙于中原大战的机会建立苏维埃根据地。那以后，就再未见过他，绝未想到他已擅自潜回到上海，并且给蒋介石写信，决心改换门庭，还要出卖恩师周恩来。

是晚，陈赓找到周恩来，神情严峻地告诉他，黄第洪准备叛变。周恩来听罢，不由怔住了，自言自语道:“这可能吗?”良久，他才沉吟地说:“此事关系到黄第洪的政治生命，希望你一定设法让杨登瀛查个水落石出。另外，从安全角度出发，要立即切断与黄第洪有关联的所有关系，要防止党的中枢机关遭到破坏。”

“是!”陈赓告别周恩来后，思索着如何查实黄第洪的底细。走着走着，他蓦地想起了一个人。此人名叫焦鼎铠，原是洪帮头子杨庆三(杨当时任国民党武汉行营侦辑处长)的徒弟。焦当时公开的社会职业是律师帮办。他曾在租界的饭馆、茶楼、浴室等社会底层招收了一大批徒弟，颇有些势力。此人是费国禧律师介绍给陈赓认识的。费国禧是上海滩较有名气的律师，其住处是同孚路的一条弄堂，弄堂里的一座石库子房子的底楼厢房就是中央特科行动科“红队”的中心活动基地。

陈赓心想：此人豪侠仗义，何不请他手下的徒弟帮忙打听黄第洪潜回上海以后的情况。主意已定。他遂与洪扬生联系，弄到一张黄第洪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的头像单照，到三民照相馆放大了几张。翌日，陈赓找到焦鼎铠，把黄第洪的照片交给他，说此人是他夫人的远房亲戚，目前下落不明，希望焦能找到此人，并查实此人这几个月的行踪。

焦鼎铠一听，就心知肚明陈赓的本意，当即拍胸脯说包在他身上。陈赓给了焦鼎铠一百块大洋，说是辛苦费。焦也不推辞。

再说到了约定的第三天上午，杨登瀛按照徐恩曾的吩咐，如期赶到了南京路永安公司旁的邮局大门前，左手挟一皮包，右手拿了份当天的报纸，一心等待着黄第洪的出现。但不知黄第洪心怀什么鬼胎，直等得杨登瀛口干舌燥、心烦意乱，也未见他露出一点儿鬼影。杨登瀛不死心，次日上午继续去等，但黄第洪又始终未露面。这天下午，杨登瀛只得赶到南京，向徐恩曾复命。徐恩曾也闹不清黄第洪这家伙的闷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指示杨登瀛继续到老地方去等。

杨登瀛以方便办案为由，顺便从徐恩曾手里要走了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

这天，焦鼎铠手下的徒弟打听清楚了黄第洪的情况，原来，黄第洪下到江苏与山东交界处的农村不到一个月，由于惧怕战争，不愿过艰苦的乡村生活，又悄悄地溜回了上海，住在静安寺路姨妈家。他姨妈有一女，名叫曹玉香，正值妙龄。无所事事的黄第洪便整日带着表妹泡茶馆、看电影、逛舞厅。日久生情。两人居然产生了恋情，做出了一些不轨的勾当，不久，奸情败露。他姨妈嫌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将他逐出了家门。他被姨妈赶出家门时，曾说过一句气话:“哼！你嫌弃我。我告诉你，我可是蒋介石的堂堂正牌学生，我已写信给他，他马上就会给我大官做。到时，你可不要后悔！”

当晚，杨登瀛通过连德生将黄第洪的亲笔信转交到了陈赓手里。陈赓马上交给了周恩来，并将焦鼎铠探听到的有关黄第洪回到上海后的情况一起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看完黄第洪的亲笔信后，脸色骤变，他黯然喟叹道:“黄第洪这是自毁前程，咎由自取。”而是因自身意志薄弱，不愿到艰苦的环境中去接受锻炼，同时抵挡不住大上海花花世界的诱惑，逐步走向革命的反面的。

六

1930年夏，李克农被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任命为电务股股长。陈赓此后安排大汉同志与他保持联络。大汉同志同时兼任江苏省委地下交通站站长。为了迷惑敌人，便于开展工作，李克农当时外出时穿着讲究，或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手还戴着金戒指，给人一副十足傲慢而冷漠的绅士派头。

8月底的一天，大汉同志转告他，中央领导柏山(即李立三)要他利用公开身份，护送一名高级干部从上海到南京，再由南京设法进入中央苏区。

到了约定的那天，天下着绵绵细雨。李克农按时赶到了接头地点，外滩公园。这天，他穿着一件蓝色绸缎长袍，头戴一顶礼帽，手撑着一把雨伞。在公园里的黄埔江边，李克农倚在圆亭栏杆边，一边吸烟，一边用眼角余光瞟着公园入口处。天下着细雨，此刻进出公园的人较为稀疏，周围一片寂寥。

不久，公园的入口处走进了两个人。此时，细雨已歇。李克农收起伞，慢慢朝那两人踱过去。快到跟前时，李克农停下了脚步，只见他摘下眼镜，哈哈气，又掏出一块洁白的手帕擦拭了一下，擦拭完，复又戴上。这是预先约定的暗号，表示身后没有“尾巴”。如果摘下礼帽掸灰，则表明身后跟有“尾巴”，接头应中止。

李克农用眼神与两人当中的熟人柏山(即李立三)打了个招呼，即走出了公园。出了公园，他坐进了停在公园外的一辆美国黑色雪佛莱轿车里。他已预先知道了该车牌照号码。过了一会儿，李立三与同伴在公园稍事逗留，也折身出来，坐进了轿车。

轿车启动后，李立三即给李克农和他的同伴分别作了介绍。原来，他的同伴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军事专家刘伯承。刘伯承，四川开县人。1927年参加并领导了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南昌起义。1928年夏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参加了党的六大。眼下他刚回到上海，即被党中央派往中央苏区工作。

轿车驶到上海火车北站停下。李立三把李克农、刘伯承送到进站口。李立三低声地对李克农说:“我就送到这里。泽田同志，希望你把伯承同志好好地送到南京！最后，祝你们一路平安！”刘伯承、李克农与李立三握手告别。

很快，刘伯承、李克农乘坐宁沪特别快车，驶离了上海。在头等车厢，两人相对而座，边喝茶边聊“生意经”。中途有人查票，李克农掏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派司”轻易遮挡了过去。

是晚，车抵南京后，李克农将刘伯承交给了前来接应的地下交通员。之后，李克农赶到中央饭店四楼开了间房，并打电话到中央饭店隔壁的“正元实业社”，将钱壮飞喊进房间。两人愉快地叙谈了一夜。

翌日，李克农返回上海。这年10月间，李克农突然收到了钱壮飞托女婿刘杞夫(时任“民智通讯社”译电员)送来的一份绝密情报。一看，竟是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战略意图，他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钱壮飞在收到的发给徐恩曾亲阅的“绝密”电报中，偶然发现了蒋介石于10月间主持召开的“江西剿共会议”的核心内容：蒋介石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南昌行营主任，命张辉瓒率领十万余人的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在三至六个月内，一举消灭江西红军。

钱壮飞当机立断，私下抄录一份，立即打发女婿刘杞夫搭乘宁沪特别快车赶到上海，将这一绝密情报交到了李克农的手上。

周恩来接此情报后，当即指示陈赓，要他派出一名可靠的同志，把有关蒋介石进剿中央苏区的绝密情报火速送往江西苏区，当面交给朱德和毛泽东同志，以便他们尽早做好反“围剿”的战略准备。陈赓临走前，周恩来还特别吩咐道：“请你设法转告钱壮飞同志，我代表党中央、代表中央苏区的全体军民真挚地感谢他。希望他在今后的工作中，务必密切关注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动态，注意搜集有关'围剿’方面的情报，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再立新功！”

这时，一批从莫斯科学成归国的报务人员连同张沈川在上海培训的报务人员已陆续被派往各苏区，由于时间仓促，物资条件匮乏，尚未与上海中央建立起无线电通讯联络。由此，周恩来认为必须尽快地同中央苏区建立起一条畅通的交通线，以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严密封锁和即将开始的军事“围剿”。

因为，作为一名军事战略家，他极为清楚情报对于瞬息万变的战场的重要性，更知道往往因情报传递线路不畅，而导致贻误战机，影响到战争的胜算。

于是，10月下旬，在周恩来的倡仪下，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等组成交通委员会，把原来的中央军委交通总站和中央秘书处外交科合并成立交通局，由吴德峰同志任局长，直辖于中央政治局。

不久，交通局开辟了一条中央交通线，即由上海——香港——汕头(潮州)——大埔(茶阳)——埔北(青溪)——永定(陶杭)，进入苏区。这条中央交通线蜿蜒曲折长达数千里。许多人担任轮船水手、茶房、火车司机、乘务员或小商贩，在这条中央交通线上默默无闻地工作，担负着输送党的干部和中央苏区急需的军械、医药等战略物资的任务。

为向世人表“御驾亲征”，蒋介石于12月9日亲自赶到南昌督率“剿共”，并于两日后召开“剿匪”会议，颁布《剿匪悬赏令》，悬赏五万元缉拿红军统帅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等。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红一方面军只有四万人)和湘敌强、赣敌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即红军主力主动向根据地中部退却，寻找战机，待敌军疲惫后，再在运动中加以歼灭。

12月30日下午，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和两个旅进入龙冈地区的狭窄山路，突然遭到埋伏的红军猛烈袭击。经过一天时间的激战，红军歼敌近万人，缴获各种武器近九千件、子弹一百多万发、电台一部，并活捉了张辉瓒本人。这样，蒋介石的首次“围剿”发起不到一个月，即被我英勇的红军粉碎了。

这里顺便交代一件有关的史实：张辉瓒被俘后，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并未准备杀他，还考虑把他放到即将开办的红军学校当教员，其妻子朱性芳也从武汉赶到南昌行营，催促鲁涤平赶快想办法。同时，又连连向张辉瓒的老朋友，国民党要人程潜、唐生智等求助。后来，朱性芳在程潜等人提醒下，赶往上海，与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员龚饮冰(长沙人)接上了头，并通过龚有意将赎张的想法报告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周恩来等同志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如借此提出一些放回张的条件，对于改变中央苏区极为困难的环境，对于扩大共产党的宣传都是有利的。

于是决定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李翔梧为军委代表，以中央特科的涂作潮为中共代表，赶往南昌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周恩来还通过地下交通线致信朱德、毛泽东，示意他们做好放张的准备。

岂料1931年1月28日，江西吉安东固区苏维埃政府召开公审大会，张辉瓒头戴高帽、五花大绑地从龙冈押回东固，被拖到一大群农民、乡镇贫民、手执红缨枪的年轻赤卫队员和身披征尘的愤怒的红军战士面前。毛泽东本不想让张辉瓒去东固，但张辉瓒在距龙冈30华里的东固大搞“三光”政策，民愤太大，不让批斗群众不答应。张辉瓒做的坏事实在是太多了。1929年他任南昌卫戍司令时，曾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000余人，人称“张屠夫”。

一个月前，在“进剿”东固的时候，张辉瓒命令部下，东固已匪化，石头要过刀，板凳要火烧。40里内，凡10岁以上的男女老少，格杀勿论。不论民房公房，草屋土屋，在部队撤退前,一律烧光！凡可携带之物资、食物，全部带走！

虽说毛泽东已经安排红八军军长何长工跟着去东固做群众的说服工作，可到了公审批斗会场，局面失去控制，根据地人民群情激愤，一片“剥皮”、“抽筋”的喊杀声。激愤的群众硬是从红军的手里抢走了张辉瓒，将其拖到会场不远处的田头后立即处死，随后又将其头砍下，装进了一只竹笼，扔到江里任其漂流，后被国民党兵发现捞起。

这时朱性芳将与中共接触的情况报告给鲁涤平，鲁涤平报告到了蒋介石那里。蒋权衡再三，同意赎张辉瓒。得到了南京政府的许可后，鲁涤平委托江西省府秘书长的政务秘书王信一为全权代表，带着优厚的多件：向红军捐送20万元现洋，20担医药，释放由南昌所属监狱关押的100多名共产党政治犯，提供装备5000余人的枪械弹药等，赶往上海与中共谈判。

王信一赶往上海后，在龚饮冰的安排下，与中共代表李翔梧和涂作潮在一家饭店里进行了谈判。初次谈判进展较为顺利，双方约定共赴江西。2月7日上午，王信一与两名中共代表到达了南昌。

王将李翔梧、涂作潮安排进一家旅馆，便先回家了，说好中午回来陪他俩一块吃饭。李、涂送走王后，在房间里洗了把脸，便上街转悠。出街不远买到了一份当天的《江西国民日报》，上面刊登有张辉瓒已被红军处死的报道，大吃一惊，两人赶紧返回旅馆，涂问李:“怎么办?”李说:“逃呀，张辉瓒都人头落地了，还有什么可谈的? 我们身在异地，落到人家手里，他们怎么报复都有可能。”

李、涂二人遂向东逃脱，在乡间疾走了三十余里。夜幕降临了，他们摸进城岗乡魏村时，遇见一个名叫魏朝鹏的好人，就留下暂避风头。李、涂二人在此躲了20多天，过春节、过元宵，于3月中旬由魏护送回到上海。到沪后，李的妻子向魏跪谢相救之恩，中央特科还宴请了魏，并向魏赠送皮袍、丝绸和一笔路费。

张辉瓒被杀后，国民党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将囚禁在南昌下沙窝监狱的100多名共产党政治犯，用电击昏装进麻袋丢进了赣江。据说当时关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林彪堂兄林育南及何孟雄、李求实等24人被迅速处死也与此有关。

朱德多年后回忆这件事时，曾经痛心地说:“按说真不该杀张辉瓒。如果当时留着他，不但可以解决根据地的不少困难，还可以用他做人质，换回许多狱中的同志。可是把他杀掉之后，蒋介石为了报复，立刻处决了我们许多被捕的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几次起义失败后被俘的军官。”

七

党的“六大”以后，不仅工农红军队伍不断扩大，建立了一批革命根据地，而且白区的党组织也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我党各级组织完全处于被敌人封锁、分割的状态。党中央迫切需要冲破敌人的封锁阻挠，加强对各地党组织和工农红军的领导与联系。

为此，在中央分管组织、特委、军事工作的周恩来认为，必须尽快地把最先进的通讯手段——无线电台建立起来。为此，

周恩来约见了在中央军委担任机要工作的李强同志。他说:“李强同志,中央决定让你改行，从事一项全新的技术工作……”李强本是学土木工程的，没有学过无线电技术。周恩来强调:“李强同志，中央决定把建立无线电台的重大任务交给你，说明中央是对你充满信心的，希望你树立信心，把握自己，坚决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李强清楚，从此他将面临着一种从零开始的困难局面。但李强毕竟是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了，对党的事业矢志不渝，党叫干啥就干啥。接受任务之后，他就以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的身份，主动同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商人交朋友，并从他们那里购买所需的零件、工具以及制造收发报机的线路图样。然后，李强又同刚从苏联学习无线电归来的涂作潮同志合作，试制收发报机。

当时，他俩住在蔡叔厚开设的霓虹灯厂的楼上。蔡叔厚，天津人，曾赴日本电机专门学校学习电机专业，回国后在上海东有恒路1号开办了一家“绍敦电器公司”，后迁到福煦路，专门制作供霓虹灯用的变压器。他本人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同情革命，思想进步。

李强和涂作潮藏在蔡叔厚的工厂里，翻阅美国出版的无线电杂志，找出新式实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图样，用市场上买来的零件，试着组装,先学组装收报机，然后再试装发报机……

这年11月，周恩来在三马路惠中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又约了张沈川同志谈话，要他设法学习报务业务。张沈川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当时任上海法南区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要一个学文科的人，去学技术工作，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张沈川二话没说，就愉快地接受了党组织的决定。“

可到哪里去学呢?”张沈川踟蹰在上海的街道上，不断地问自己。那天，正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逛街的张沈川，蓦然发现了一张“上海无线电学校”的招生广告，张沈川即刻找到了那所学校。一打听，原来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之第六军用电台的台长和几名报务员，为捞取外快，利用机关房屋，私自开办的冒牌学校。

张沈川顾不上犹豫，以张燕铭的假名报了名。经考试合格入学后，他发疯般地学习报务知识。学业期满后，学校允许他留在那里实习。在实习期间，他不仅主动提出不要薪水，而且非常认真负责地工作。张沈川利用几个深夜代班的机会，抄下了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并把它交给了党组织。

张沈川离开军用电台后，先后帮助黄尚英、伍云甫、曾三、王子纲等同志学习报务业务。这样，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开始起步了。而李强和张沈川也由此获得了中共无线电通讯事业“母机”的称誉。

1929年冬天，李强、涂作潮在租住的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的石库门房里，成功地组装了一部电台。这部电台虽然笨重，灵敏度不高，功率只有50瓦，但它昭示着我党历史上第一座秘密无线电台诞生了！当时，首位在这个台上负责报务工作的就是张沈川同志。

周恩来闻此喜讯，立即指示顾顺章组建特科无线电通讯联络科，决定由李强任科长。在残酷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要使一座秘密电台长期隐蔽下来，是很不容易的。当时，国民党当局和租界巡捕房为破坏地下电台，将定向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兜马路，巡回侦察秘密电台的方位。

蒋冯阎战争期间，冯玉祥和阎锡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均先后被侦破。鉴此，李强为无线电通讯科制订了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报务员深居简出，基本断绝与社会各方的联系，通报时间尽量在左邻右舍入睡以后的深夜，通报时动作要轻。

为了确保安全，必要时电台还要搬家。1930年3月至4月间，他们将电台转移到了静安寺路赫德路福德坊32号一幢两层楼房内。9月，伍云甫接手报务工作。不久，秘密电台又迁往幕尔鸣路兴庆里17号的石库门房子里，工作人员增加了毛齐华(刚从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无线电专业毕业回国)、曾三等同志，并着手筹建国际电台。

同时，他们又分别在长阳路友邦里东一弄61号、长阳路乾信坊等处设立了秘密电台和收发报机装配车间。1929年12月，党中央派李强和黄尚英到香港九龙帮助南方局建立电台。他们将收发报机藏在行李中。船抵香港时,他们将每件行李加付两元小费，顺利地通过了关卡。

次年1月初，党中央和南方局首次经由香港路(今常德港中转，进行了成功的通报。这是我们党自己制造的第一个通报台。

这年(1930年)冬天，设在香的电台被敌人破坏，邱德等人捕，从此再未建台。电台遭到破的第二天，英国人曾试图利用这电台同上海的秘密电台通报，但发现发报手法改变了，并听对方英文讲“要找你们的领导人”等话因此当即被李强识破。

1930年秋。张沈川租借巨籁路四成里12号的石库门房子，门挂上“福利电器公司”的招牌，作给各苏区和红军培训报务人员秘密基地。参加训练班的每期有二十余人,分别是广东湖南、上海、河南等地党组织选派来的。

12月17日，培训班被敌人破获，张沈川、方仲如、陈坦、苏刚达等二十人被捕。毛齐华同志1981年曾回忆了这次训练班被破坏的经过:1930年12月17日上午，李强、方廷桢、沈侃夫、李杰、曾三、宋濂和我在“福利公司”楼下讨论制作变压问题，张沈川照常在楼上上课。11点多钟，李强和曾三、宋濂到我家吃饭后，我和李强、曾三闲聊。宋濂四成里取信纸。不久宋濂慌慌张张地回来报告：“出事了，我们训练班的前楼的窗帘信号变了。”

我们赶紧出去侦察，走到巨籁达路口，那个看弄堂的人已在等着，见我们说：“不要进去了你们工厂20个人刚才已全部上了一辆警车被捉了。"

李强马上到四马路振华馆通知吴克坚，幸亏吴还在等候中央送钱来的同志。当时涂作潮(他和宋濂在苏联学无线电技术一同回国的)险些儿也被捕。他穿了工作服去买油漆，等回训练班敲前门时，法国巡捕守候在那里。巡捕开门一看，见他像个油漆工人，把他赶走了。

事故发生后，李强赶到张沈川的住所，把党的文件全部处理，住地也转移。我到方廷桢、李元杰的住处，将他们的东西全部搬出。再就是把四成里训练班的重要设备运出。行动前，中央特科派人去侦察，发现守候在那里的巡捕早已撤走，门上贴了封条。

过了几天，我们派人去那里揭下封条，把电器设备、小型发电机和其它物资运上汽车，然后把封条照样贴上，并给看弄堂的那位老人5块银元，以感谢他的帮助。

几天后，组织上在福建路一家旅馆里租了一套房间开会。那天，搞无线电通讯工作没有被捕的几乎全部到会了，总结这次事件的经验教训。会上，大家指出领导上有轻敌思想，过高估计自己“情报万能”，在敌人统治下，集中这么多人搞训练，是违背秘密工作原则的。会上，还批评宋濂，他第一个知道训练班遭到破坏，又知道涂作潮的住址，而没有及时通知他。

不久，麦建平、陈宝礼、张庆福和谢小康四位同志，因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百般折磨，病重不治，先后在狱中牺牲。

1930年10月，一批从苏联学成回国的报务人员与上海培训的报务人员伍云甫、曾三等人会合，陆续奔赴中央、鄂豫皖、湘赣西等苏区，利用红军反“围剿”斗争中缴获的敌人电台，筹备组建电台，同中央进行无线电讯联络。

周恩来亲自编制我党第一本密码，称为“豪密”，于1931年3月由任弼时带到江西苏区，用于苏区中央局和上海党中央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