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绿心：运河之舟

北京老许

早听说北京通州区有一个“城市绿心森林公园”，2020年9月29日就开园了。公园占地面积11.2平方公里，相当于3.8个颐和园，通过雨水花园、景观湖、运河故道、植草沟方式完成雨水传输和汇集，可保证50年一遇的雨水不外排，是建设海绵城市的示范。那里原来有一个东方化工厂，污染环境，现在变成了集自然美景、休闲娱乐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城市绿洲。‌听说最近那里正在举办三星堆文物展，今天特意跑到那里转转。

“城市绿心”的西北部有一座“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9.97万平方米，由共享大厅、展陈大楼和休闲水街共同组成。大运河博物馆被誉为“运河之舟”，设计理念源于古运河图景中的船、帆、水三个元素，以运河为线索，将历史文化融入建筑之中。共享大厅的屋顶造型取自“船”，坚实厚重。展陈大楼屋顶造型取自“帆”，高高扬起。三星堆文物展就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里举办。

将车停在P12停车场，停车免费。走车停车场，见路边停着无人驾驶公交车，没有乘坐。走到半路才发现城市绿心确实大，博物馆距离停车场足有一公里，回来是一定要乘坐无人驾驶公交车或317路公交车，反正都是免费。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又称“首都博物馆东馆”。其共享大厅与展陈大楼之间为休闲水街，空中有一条走廊连接两栋建筑。从外面可看到一条水系通向两座建筑之间，上面建有一座“大运河船闸”雕塑。

博物馆的入口在共享大厅外面，距离门口几十米开外立着这个大标语。今天既不是节假日，也不是周末，但前来参观的人依然络绎不绝。这里是排队进入博物馆的队尾，等待期间拍了这张照片。

这里凭身份证即可免费参观，没带身份证，凭电子身份证、驾照等也可进入。进入博物馆要经过安检，带包的人要把包放在安检机上，然后将包寄存。

共享大厅是一个多功能空间、高大宽敞，其中有礼仪大堂、阶梯活动区、社教培训区、儿童教育区及相关配套公共服务设施。二层有一个称为“码头小叙”的咖啡店。

共享大厅通往地下一层的扶梯下面立着一座缩小版的燃灯佛塔，塔顶露出一层的地面。地下一层有“运河食舫”、“运河小铺”，还设有《石刻园林展示区》、《博物馆防震科普展》，并正在举办《奇遇三星堆——VR沉浸探索展》。

今天的主要任务是看三星堆文物展，准备完成任务后再在共享大厅流连。

穿过共享大厅的一层礼仪大厅就是休闲水街。首先看到的是街上停着一艘用铜打造的古代货船，船上站着四个铜人。

这艘船叫“遮洋船模型”，与真船的比例为1:1.5， 长19米、宽4.45米。此船造型取自明代郑若曾《筹海图编》。 元代至明初，漕粮海运主要使用遮洋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乘坐。船底尖如刀，利于破浪。甲板宽大，船艏高昂利于托浪。船艉楼设有三层：最下一层底部用石头压舱，上面放置重货，增加稳定性；第二层主要用于存放货物；最上层用于船员住宿和放置较轻的船货。船上设有三桅三帆。

遮洋船的船艏上部绘制“狴犴”，狴犴是神话传说中一种主持正义、消灾解难的民间守护神。船艏托浪板下绘制“大海托日”，寓意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船头两侧有“龙目”，寓意船只能辨别方向。船腿两侧有“鳅鱼极”，象征托起船只永不沉没。船艉部设有鹰板，绘制鹢鸟图案，寓意无惧风暴、能过急流、震慑水神，是船员的海上守护神。鹰板下面有船名牌、八仙牌、船腰带、和合二仙图案等，有美好寓意的民俗装饰。船艉楼设置妈祖神像。船上的铜人是清朝打扮，似乎正在对船上的物品进行登记和检查。

大铜船的前面还有一艘铜船，船上有三个铜人，一位手持折扇的文人立于船首，身后站着一名小童，后面有一位撑船而行的船工。此船称“漕舫船模型”，与真船的比例为1:1.5 ，长15米、宽3.2米。此船造型取自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 漕舫船是明代对专运漕粮的官方用船的统称。 明永乐十三年，南北运河渐通，漕粮由海运改为河运。平江伯陈瑄建造改良平底漕运浅船，这就是漕舫船的初始船型。平底漕舫船设船楼，船楼上面设置阴阳竹瓦防水，船头设有将军柱和伏狮木，船头托浪板上有狴犴犴，船艉艉封板上绘有虎鹰，下面设有船艉舵。 清代漕舫船船身加大尺寸，大者可载粮食五千石，中者可载千石。漕舫船也搭乘客，多是官员及家属乘坐，较为华丽。

水街的路面用天然石料铺砌，石料的天然花纹就像波纹。两艘大船如同行驶在运河的水面之上，观众也如同站在波涛上面。恍惚间令人搞不清是站在水中还是站在街上。

透过水街两侧的玻璃幕墙，可看到博物馆内部，不入馆也能感受博物馆的魅力。水街在夜间也对公众开放，形成“永不落幕的展览”。

展陈大楼坐南朝北，跨过休闲水街即进入展陈大楼一层。走廊中间是博物馆的第1、2号展厅；东端是宽阔的公众区，称“运河风物”，是一个文创空间；西端也是宽阔的公众区，称“运河书屋”，是一个阅读空间；其余空间是公共服务设施和办公区域。

刚进入博物馆的人都是先去参观三星堆文物展，我们也不例外，跟着大家排队。

展览的名称叫《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占用了展陈大楼一层的第1、2号展厅。

展厅的入口处摆着一尊青铜雕塑的吉祥物，欢迎观众的到来。

展厅内部的观众摩肩接踵。

商代“陶盉”，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左侧为新石器时代的“陶圈足罐”，四川成都新津宝墩遗址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宝墩文化的陶器制作以泥条盘筑法为主，加以慢轮修整， 圈足和器底均为二次黏接。此器外壁饰有绳纹，乃在陶坯制成后用印模拍打器表而成。与纹饰发达的宝墩文化陶器不同，后期的三星堆陶器以素面为主，显示了制陶业的重大变化。

右侧为新石器时代“喇叭口高领罐”，四川成都新津宝墩遗址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左边的是商代“兽面纹青铜罍”，湖南岳阳县荣家湾镇农科村鲂鱼山出土，岳阳市博物馆藏。

右边的商代“铜罍”，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方唇，窄沿，直口，直颈，斜肩微弧，直腹，近底处弧形内收，平底，圈足稍外撇，颈部有三周凸弦纹，肩部、腹部和圈足上各有四扉棱，上下对应，将纹饰四等分。肩外缘及器壁上补铸四个卷角羊头。肩、腹及圈足纹饰均以云雷纹为地。肩部饰象鼻龙纹。腹部上沿纹饰同肩部；中部主纹为卷角夔龙组成的兽面纹，兽面正中有一浅凸棱，主纹两侧又有以扉棱为中轴倒置的兽面纹；下部有目云纹饰带。 圈足上部有四个方形镂孔与扉棱成一线，下沿有八个小镂孔。圈足饰双列式目纹。

左边的商代“兽面纹青铜尊，湖南岳阳县费家河出土，湖南博物院藏。

右边的商代“铜尊”，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尊均为高领大口，口径略大于肩径，折肩，圈足较高，为殷墟二期前后青铜尊的特征。纹饰以雷纹衬地， 兽面纹有连体和分解兽面纹，身多曲折，多扉棱装饰，也是殷墟二期前后青铜器的纹饰特征。

商代“石璧”，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大学博物馆藏。

1927年春，燕道诚与他的儿子们，到离家不远的林盘地沟挖坑，准备安装水车，灌溉稻田，偶然于此发现大量玉石器。燕家将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藏在猪圈里挖的坑内，其他的就堆放在院子角落里。燕道诚的孙子还在石璧上刻了“燕三泰”“燕三太”。三星堆挖到宝的消息传开后， 燕家将保留的、未出售的文物上交。

左边是晚商至西周的“石跪人像”，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金沙遗址共出土石跪人像10件。均为跪坐人像。 头顶发式中分，四角高翘，脑后有辫发两束。发束并为一股，直垂于后背的双手之间。裸体，赤足，双膝屈跪， 双手被绳索反缚。

右边是晚商至西周的“石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金沙遗址共出土8件石虎。均为卧姿，直颈昂首， 头及颈较身大，口大张，管钻而成，眼睛、耳、须均为阴刻，口、眼睛、耳、须上均涂有朱砂。虎臀部有一圆形小孔，推测用来插虎尾。

夏代的“玉钺”，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藏。

三星堆遗址中目前仅发现一件玉钺（戚），为1976年广汉高骈出土。在金沙遗址内出土4件玉钺，均制作精细，凸显出使用者的地位与等级。 其中一件大孔似璧，刃部呈圆弧的钺（戚）与二里头三期75VIKM3和75VIIlKM5中出土的两件璧也非常相似，尤其是两边棱细而略上翘的扉牙饰，四段连弧形刃口的磨制方式如出一辙。商周时期这类器物形态渐向瘦长发展，制作也变得较为简单，连弧形四段式刃的做法在商代后期就已消失。此件玉器的制作年代很可能早至夏代，或许是二里头文化的制品流传至金沙地区。

晚商至西周的“四节玉琮”，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透闪石玉，质地温润，灰白色，半透明。整体呈方柱体，外方内圆，中空， 柱体四面外壁中间开出竖槽，将每面一分为二，使四角形呈方形凸面。 凸面开横槽分节，共有四节，每节凸面刻划九道平行直线纹，三道一组， 线纹平直规整。中孔两面对钻而成，孔壁光洁，平整、光滑。制作规整， 打磨光洁，圆润光滑。该器是目前所见商周时期玉琮的精品和体形最大的一件，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研究商周时期成都地区古蜀先民玉器加工工艺、青铜文明的重要实物资料。

“玉琮”最早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中发现，距今约5000年。专家认为玉琮先扩散到中原地区，再由中原地区向外扩散。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曾出土过11件玉琮，其形状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琮非常相似。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琮很有可能来自中原地区的商王朝。金沙遗址的年代晚于三星堆遗址，现已出土了27件玉琮，是目前国内除良渚文化以外区域出土玉琮最多的一处，说明玉琮在金沙礼制系统中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该器应为金沙本地仿良渚式玉琮。

1、商代“玉戈”，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这件玉戈宽援呈三角形，两面正中阴刻长方形纹饰；下方的扉牙与柄部之间有圆孔。器物整体线条流畅，制作精美。

2、商代“玉斧”，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这件玉斧刃沿厚且钝，不具备实用功能，应该是礼器，象征权力与社会地位。同一坑内出土的玉斧和石斧共有十二件，平均长度为二十二厘米，形状大体上呈梯形，有些近乎长方形。玉斧当由石斧衍生而来， 正如玉锛和玉凿等也从实用的石锛、石凿发展而来。

3、商代“玉锛”，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这件玉锛呈梯形，单面刃，通体磨光，未见任何使用痕迹。因出土于祭坑中，其功能应该与祭祀礼仪有关，或象征权力和财富。三星堆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玉礼器种类较多。

4、商代“玉斤”，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这件玉斤为黑色透闪石制作，呈长方形， 局部有灰白色花斑，器物中段略窄，顶部一角有破损，其中一面有三条平行阴线。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共出土六件玉斤，当中三件有火烧的痕迹。此玉斤未有被火烧的迹象。

5、商代“玉凿”，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士，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此玉凿器身光滑，制作精细。三星堆文化的玉凿与玉斧、玉锛相类似，是从实用工具演化而来，代表权力和财富而用作礼器，仅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就出土了三十五件之多。

6、商代“玉珠串”，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士，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7、8均为商代“玉舌形器”，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9、10均为商代“玉璧”，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11、商代“玉环”，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左边为“牙璋”，1931年燕家院子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中间为商代“斜首玉璋”，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右边为商代“玉璋”，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三星堆的玉器制做技术很精湛。二十年前在三星堆看到一块出土的巨大玉石，上面有一道整齐、宽深的割痕，宛如用现代切割机形成的痕迹，令人赞叹不已。

晚商至西周的“玉戈”，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以青绿色玉石制成，援较长，在援本部的两面正中有阴刻的长方形几何纹。柄部有一大一小两个小孔，可能为固定的作用。戈为古代兵器，与本器同时出土的器物中有青铜戈。玉戈没有使用痕迹，应该为礼器。此器援较细长，与三星堆出土的长援玉戈相似，体现了南方的特征。

青铜罍，四川雅安荥经同心村M21出土，雅安市博物馆藏。

这件罍于1986年出土，在器表有一副图画：一座祭坛，右边为一树木状，左边为一玉璋，中间有太阳与鸟。这一场景与三星堆发现有一定契合度，或为祭祀场景的再现。

商代“铜神树”，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全器被砸击、火烧，树座被砸破变形，一面残缺，一面跪坐人像变形，跪坐人像手臂均残断，树干上有两处明显的砸击凹痕。树干及树枝残断， 出土器件不全，无法拼接复原。器物分树座和树干两部分，树座三等份分铸后拼合，并用铆钉固定，与座圈衔接处用铜液铆焊。树座圆形座圈上三足在三个方向呈拱形，如同树枝，似窃曲纹，足尖向上勾卷。座圈三面正中各起一方台，方台上各有一高19.0厘米的跪坐人像。人像头顶中空， 头戴頍，大眼、直鼻、大耳，身穿对襟半袖长衣，衣饰勾云纹，腰束带，前裙及膝，后裙压于股下，两臂平抬呈持握状，跣足。每面正中呈尖塔状镂空。 树座与树干分铸，用铜液铆焊结合，铆焊处有一断茬，可能原来安有附件。树干上端残断，断口处露出一断面呈方形和另一断面呈半圆形的铸件， 半圆形铸件上并有一圆形铆突，可能是连接上、下段树干铸件之间的榫卯。树干现存二层树枝均有三枝分别向三个方向伸出，与树座三足一致。 第一层树枝靠近根部，大部残断无存；第二层树枝仅一枝保存完好，另二枝大部残断无存。树枝从中段分枝。一分枝向上展出，至枝端开一花朵， 花托套有圆环，花朵有一较小桃形果实及二花瓣。一瓣向下勾卷，较短；一瓣向上弯曲，较长，上立一鸟。鸟头顶中空，作鹰喙状钩喙，尾上翘，展翅。 另一分枝向下至枝端开一花朵，有一较小桃形果实及二花瓣，长瓣向下，短瓣向上，花托套有圆环。树枝下多有一环钮。

这颗青铜神树的功能应与大神树类似。

商代“虎头龙身青铜像”，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这座虎头龙身像是三星堆遗址目前所见最高等级的动物造型青铜器之一，应该是当年三星堆人的重宝。虎头龙的头顶上有两个夸张的犄角，圆眼外凸，鼻子微微隆起向上，鼻孔清晰可辨，脑后两侧还立着圆尖形的耳，微张的口中上下各有两颗一对獠牙、四颗门齿，虎口内衔着一条青铜的带状物。虎头龙的身体下方，有一块用铜丝缠绕在龙身上的青铜片。虎头龙只有两只五趾龙爪，抓着一件造型独特的器物。该器物立在三叉型基座中心。基座正前方分支的前端铸接一只鸭蹼脚青铜鸟。

专家学者们推测，这件虎头龙身像可能具有祭祀和象征着权力与地位的重要器物，它或许还有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意义。我看其面部很像刚才在水街上看到的铜船头上的形象，应该是古代神话中的凶兽之一。

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年）的“铜蛇（头、身、尾）”，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铜蛇残为三段，头残长29.9厘米、宽11厘米、高9.9厘米，身残长34.5。蛇头部宽大，头上有耳，长眼， 眼球呈圆形凸起，左颈下有一环钮。蛇身饰菱形云纹， 两侧腹部各有一排鳞甲。蛇尾上翘并向前内卷。蛇的造型颇具写实风格，蛇颈下和腹部有环钮，估计是挂在某种物体上。

“祭器模型”复制品。

此件为祭器模型。该器原件因在当初埋入举行仪式时曾经火焚，一半已被烧熔，剩下的一半也变形解体。经过拼对研究性复原，大体可以观察到全器造型原貌。神坛由下层的兽形座、 中层的立人座与山形座、上层的方形顶由四部分组成。其原件本身可能是摆在宗庙里的一件神器， 也可能是巨大神坛的缩微模型。

商代“铜爬龙柱形器”，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器物主体为一空心圆柱。顶蹲踞一龙，龙口大张， 露齿，龙头上有镰刀形大耳一对，耳内侧有上卷的犄角。两前爪紧扣柱顶，下半身垂于柱侧，两后爪攀附于柱两侧，尾梢上卷。与其他龙形饰不同，该龙下颌须较长。与龙身相对的柱壁上，有一简化的头向下的夔形饰。此器可能是某种器物上的附属构件。

商代“铜盘龙形器”，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此器物上一盘龙，立齿、犄角，长折耳。龙身饰几何纹。推测此物谓器盖。

商代“青铜祭坛零件（铜龙形器）”，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三星堆埋藏坑出土了数件由神兽、人像、容器铸接组合起来的铜器。根据研究性复原祭坛来看，这件组合青铜器当为“铜方座四人跪抬单兽双人顶托四联觚”器的附件。

左边是商代的“跪坐人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右边是商代的“鸟足人身像”，2022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这个展柜内均为晚商至西周的器物，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1、铜龙首。金沙遗址共出土7件龙形器，龙形器均残。圆眼，中部镂空，边缘凸起。张口露齿， 下颚平直，上颚共三齿，其中前面两齿呈弧形，粗壮，后面一齿未端呈开花状，分别向两侧歧出上翘。鼻孔呈圆形，为双阴线造型，以显出鼻孔的肥大，未镂空。龙须从嘴上吻部向后翻卷形呈羽翅。龙头后部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顶有对称的犄角相对向下勾卷，下有一裂口；下部为双线条形式勾勒出的上下勾卷的云纹装饰。

2、铜牛首。

3、铜鸟，首高昂，鸟嘴上翘，圆眼突出，双翅收束上翘，尾羽折而下垂。鸟头、颈、身上饰翅羽纹及点状鳞片纹，鸟腹及双翅上饰卷云纹。腹下有一残断的柱形器，可能是用来支撑铜乌或是铜鸟与某一铜器的连接部分，推测此器应是立于大型铜器上的附件。金沙遗址出土不少鸟形器，表现出与三星堆在鸟崇拜上的一脉相承。

4、铜鸟。

展览中有很多很小的青铜器物，可能都是某种器物上的附属构件。最小的构建须用放大镜放可看清，做工非常细腻。

商代青铜眼形器一组，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三星堆遗址出土有菱形铜眼形器。分成三种，一种为完整的菱形。眼形器整器四周为直边，呈斜坡形。中部眼球呈圆形凸起，周围下凹。一种是沿长轴方向剖开的二分之一，呈钝角三角形。两器一组可以拼合。一种为菱形眼形器沿纵、横轴对剖后的四分之一，略呈直角三角形。四件一组可以拼合。布列于眼形器四角的小圆孔或为安装固定之用。这种眼形器在象征意义或功能上有何差别，难作结论。

商代“铜太阳形器”，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器”全部被砸碎并经火焚烧。从残件中能识别出六件，经修复复原两件，构型完全一致。

器物为圆形，正中阳部凸起，周围五芒的布列形式呈放射状，芒条与外围晕圈相连接。阳部中心圆孔、晕圈上等距分布的五个圆孔均用于安装固定的。 器物采用二次铸造法制成。先将晕圈和五道芒条铸成，再用嵌铸法将太阳嵌铸在芒条上，然后在与晕圈衔接处两面钻孔，最后用铆铸法在孔中灌注铜液将芒条铆接牢固。

这种形制的器物从未见于以往的出土文物。其与同坑出土的铜神坛上的“太阳芒纹”形式相似，整体图像也与四川珙县僰人悬棺墓岩画及我国南方地区出土铜鼓的太阳符号颇为相像，因之发掘者将其定名为“太阳形器”。推测它是常设在古蜀国神庙中的神器，或用于祭祀仪式，钉挂在某种物体之上，作为太阳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也有研究者认为此器的形式构成井不是太阳的象征，而是车轮：中心部分是轮毂，放射形条状物是轮辐，外圈是轮圈。还有观点认为既非太阳，亦非车轮，而是用于军事作战的盾牌上的盾饰。

商代“铜神兽”，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整件器物呈昂首挺胸、四肢蹲伏于地的走兽形象， 后肢缺失，双耳、尾部等处残损。神兽头顶有一角，倒卧形“臣”字眼，扁长圆形阔口，短颈，躯干修长，挺胸，塌腰，四肢外张，蹄足，尾部上翘后弯，体表有云雷纹条带装饰，整体形态健壮有力。青铜神善的文化内涵、与铜兽首冠人像的关系等尚待深入研究。

商代“铜神兽”，2022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神兽昂首站立，大尾微翘。其貌为"臣"字眼、扁方形大嘴、弧形叶状耳；腰身细瘦，四足粗壮；身上满饰云纹、火纹、鳞纹等，胸口饰有一棵神树纹样。神兽头顶宽扁，其上有一人站立于山形基座，形象与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相似，基座底部前方还有一跪坐小人，后方亦有神树纹。

此神兽是三星堆迄今发现的最大青铜神兽。其腰、背部的焊接痕迹表明这件神兽应当是器物基座。经过三维扫描和模型技术手段进行拼对，神兽上部承载的器物是出土于三号坑的一件大型顶尊跪坐人像。

1. 晚商至西周的“铜眼形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整体呈菱形，中部略外弧。 眼睛、眼角、眼眶以墨绘的方式表现， 表面局部呈黄铜色。

2. 晚商至西周的“铜眼形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此眼形器整体呈薄片状，器身中部宽、两端渐窄。一端（眼头处）向内勾卷，另一端（眼尾处）向上弯曲；中间眼珠直径约3.2 至3.4厘米。在眼珠斜下方有一小弧形凸点，眼珠和眼形器的外围一周等部分涂有黑色颜料。该件铜眼形器造型与三星堆二号坑中出土青铜大立人像座腿上的一组眼睛形纹接近。

3. 晚商至西周的“镂空铜眼形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4. 晚商至西周的“铜圆形眼泡”，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这件立体眼睛，接近圆形，残存黑彩，底部有穿孔，内空。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上也有多件器物采用了墨绘的方式， 说明这是成都平原先秦时期青铜器上流行的一种装饰手法。 从三星堆到金沙，对于表现眼睛的热情未减。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作为附件，均显示出眼睛崇拜文化特征。

5. 晚商至西周“铜圆形眼泡”，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此器形体瘦高，呈圆柱状，内空，器顶凸起，上有彩绘。器身残留的青铜附着物或为有领璧残片。 此器应非单独使用，可能与同出的眼珠处镂空的铜眼形器共同使用。三星堆遗址曾出土数件眼球呈圆筒状并向前凸出的青铜面具，以及几十余件青铜眼泡。相较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眼泡， 金沙遗址出土的此件青铜眼泡形体较高，数量较少，但其造型风格同三星堆一脉相承，体现出文明的延续与发展。

商代“金箔虎形饰”，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虎形饰系用金箔捶拓成形，虎头昂起，张口作咆哮状，眼部镂空，前足伸，后足蹲，尾上卷，呈奔跑状，遍体压印“目”字形的虎斑纹。金虎呈半圆形，可能原来是粘贴于其他器物上的饰件。

“黄金权杖”，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是已出土夏商时期金器中最大的一件，以锻打的方式包裹在木杖外部，年代大约在3600年前到4000年前，里面的木杖已碳化。

20年前我在三星堆即见过这只权杖。当时有人说：中国古代不使用权杖；古埃及使用权杖，还出土过类似蜀锦的丝织品；三星堆不仅发现了权杖，还又出土了几吨非洲象牙；说明三星堆人与古埃及人存在联系；由此推断，当年是外星人使用先进的交通工具将两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在殷墟妇好墓、云南大甸山墓地均出土过代表王权的权杖。

黄金权杖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有对称的鱼、鸟、箭图形两组，以及头戴五行山王冠的国王或祭司形象。现在有人根据这些图形和史料记载推断，这只权杖上的图案很可能与蜀王鱼凫有关。而三皇五帝只有“颛顼执权”，且“颛顼戴午”。“午”对应农历五月，有突出的意思，很可能是一种五角型王冠。因此蜀王可能就是颛顼或其后裔。

商代“铜扭身跪坐人像”，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四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2021年在三星堆四号祭祀坑出土了三件大小造型基本一致的青铜扭头跪坐人像。这件为保存较好、现存束发最高的一件。人像头微颔并扭向右侧，身体略前倾、双手半合十，手掌和两片盘发的内侧均磨平，曾为卡槽。 人物双手、小腿和盘发上均饰有云雷纹、燕尾纹、羽冠纹等。铜像人物线条流畅，刻画生动，各部位包含的铸造信息极丰富。据发掘者推测，三件扭头脆坐人像或共同托举一件更大的复合型器物。

商代“高发冠青铜人头像”，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仅存头部，整体器形不明。国字脸，粗眉，三角斜眼，高鼻，大口，方颌， 长方耳，耳垂处有小圆孔，头后有“U”形轮廓，故其发式为“立发”。头戴高冠， 冠梁较宽，绕头一圈，前额两侧向外伸出，呈“几”字形，冠身较高且向后下方弯折，表面有多道沟垄，与后世的“纶巾”较相似。颌下接一长柱，似表现人头像的颈部，末端呈尖锥状，原应套接其他器物，头后往下斜伸出一圆柱与头像相连。此高冠人像与石家河文化中的高冠人像高度类似。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的“竖披发青铜人”，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竖披发青铜人像的竖披发分为三股，一部分在头顶上卷，另一部分向后尾端上翘。另有两侧竖发直接上翘至脑后，尾端向上勾卷。脑后有五组竖发，尾端向后凸出。浓眉大眼，鼻梁高挺，鼻孔呈“M”形，嘴角向下，大耳左右皆有圆孔，脖子修长。左臂握拳上举，大拇指上翘、小拇指向外呈兰花指状，右臂从肘部残缺。穿无袖及膝长裙，右衽，腰部束带。臀部后翘，膝盖弯曲，呈半蹲状。膝盖和小腿外侧有装饰，颇似纹身。赤足立于方座之上，方座上部饰云纹。

有专家认为它可能是一件大型器物的顶端部分，塑造的是大力神的形象，应该是古蜀国力量的象征。也有学者认为他可能是一位巫师，其身上的纹身和独特的手势是在举行巫术活动。

商代“辫发青铜人头像”，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商代“青铜人头像”，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大体分四种，面貌基本一致：长方脸，凸眼，眼梢上挑，颧骨部山脊状线凸起，宽鼻翼，薄唇阔口，大耳。人头像的颈部塑造为V字状。 头像中空。通过头像的发样、顶部处理，可以分不同类，但其文化内涵无法确知。

第二尊人头像叫“青铜笄发人头像”。我二十年前去三星堆，看到一尊1986年吃土的同类铜像，带有金面具。当时很喜欢其造型，便买了一个复制品，至今还摆在我的桌子上。

这种“青铜笄发人头像”为圆头顶，阔眉，杏叶大眼，眼角吊起。 大鼻，薄唇，下颌突出一道直达耳后。耳斜直。发向后梳，且有蝴蝶状发饰。颈部铸造为V形。

这些也是商代“青铜面具”，均为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这个展柜内也是商代“青铜人头像”，均为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这展柜内都是商代“青铜面具”，均为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这些青铜面具上原来应该都有金面罩，埋藏时已经剥落。

商代“金面罩”，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三星堆遗址目前已出土10件金面罩，分别出士于一号、二号祭祀坑，以及近年来新发现的三号、五号和八号坑。金面罩眉眼镂空，两耳轮廓圆润，鼻梁高挺， 嘴形大而微张，造型威严神圣，是目前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完整的一件金面罩。

金面罩宽28.5厘米、高17.4厘米、净重97克。2021年9月，考古人员在金面罩鼻腔内发现一颗金珠，直径不到2毫米。

晚商至西周的“金面具（复制品）”，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金沙祭祀区出土的这件金面具与三星堆金面具同属一类器物，差别只是在大小尺寸上。 比较而言，金沙与三星堆在金器方面有相同也有不同。在数量上，三星堆出土金器数量明显多于金沙祭祀区。在尺寸上， 三星堆金器的尺寸远大于金沙祭祀区金器。2007年2月12日，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金面具，形体较大，宽19.5厘米，高11厘米，厚0.04厘米，重46克。单独出土的金面罩应均为从青铜面罩上剥落下来。

商代“青铜大面具”，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大面具宽131cm、高71cm、深66cm、重131斤，宽颐广额，面庞夸张，眉、眼、鼻、唇、 耳等线条流畅，棱角分明，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形制最为完整、体量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 关于三星堆青铜面具文化内涵的研究有待深入。

商代“戴冠纵目青铜面具”，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目前所知的纵目面具共3件，均出土于二号坑。此面具双眼斜长、 眼球凸出，两只大而尖的耳朵向外伸展，额上有高约七十厘米的卷云形饰。出土时均有眉眼描黑、口涂朱砂的痕迹，面具侧面及眼、耳等部位为嵌铸而成。 纵目面具夸张奇异的眼、耳造型，可与后世文献中记载的古蜀王蚕丛或神人烛龙相联系。

“青铜大立人”的复制品，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青铜立人像高180厘米、通高260.8厘米、重约180公斤，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双手手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制作之精美细腻，迄今为止在夏商周考古史上绝无仅有，也是世界迄今为止发现的同时代文物群中最早、最大、最奇特、最神秘、最为宏伟壮观的青铜立人雕像，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

二十年前我在三星堆曾见过青铜立人像的原件，当时没带照相机，手机的像素低，拍的照片效果较差。

人们认为这尊人像是集神、巫、王于一身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人物，是神权与王权的最高权力象征。他双手极为夸张，引发很多人的猜想。当时听解说员讲，人们认为青铜人像手中握有一件神器，但做过多种试验，仍不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神器，留下了千古之谜。就像维纳斯塑像的断臂一样，谁也不知道应该呈现什么状态。

现在有人说，他的真手藏在衣袖内，双手握有两只环状法器，以致铸造者以为是手，把他做法时的情景铸成青铜人像记录下来。也有人说他手中并未握有东西，而是特意将手握成圆形，像玉琮中的圆孔一样，作为与天沟通的通道。还有人说把双手所握的空心管道，体现道教“圆“和”“虚空”的宇宙观。我认为这些说法太过玄虚，他手中应该是握着什么东西。

参观完陈展大楼的一层，必须回到共享大厅，再乘电梯到达共享大厅的二层，从“码头小叙”咖啡店旁的廊桥上穿过水街上空，进入陈展大楼的二层。从廊桥上向下俯瞰，休闲水街约270米、宽约20米。

休闲水街的地面很像水，街边还有一条真正的水系。水街两侧的街巷路口、篷架、门楼等造型与水系相结合，形成一处类似运河驳岸码头的场景。铜船的影子映在共享大厅的玻璃幕墙上，仿佛河的两岸都停靠着船。

穿过廊桥即进入陈展大楼的二层，迎面是一座三孔古石桥，桥两侧的地面变成了上坡。大理石地面光亮如水面，桥洞内的画面恍若野外。站在此处，感觉就像站在大运河中行船的船头，即将穿过古石桥中间的桥洞。桥上是一幅巨型画作，描绘的是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全貌。

展陈大楼二层共有五个展厅，分别是第3、4、5、6、7号展厅，其中第3、4、5、6号展厅内是大运河博物馆的“基本陈列”。

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组成，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流经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古代运河。2014年，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基本陈列按照大运河的发展脉络，以时间为轴分为八个部分，年代跨度从史前至当代。通过1000多件文物、艺术品，勾勒出大运河发展演变史，反映大运河与北京的密切关系，展现运河沿线人文历史内涵。

在走廊东端的第3号展厅门前，有一座金光闪闪的船型雕塑，上面写着基本陈列的名称：《京华通惠，运河永济——北京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陈列》。基本陈列用八个单元展现从人类起源到国之首都，北京与水密切相关，人与自然，人与城市，相依相伴、共同生长。

第一单元为“江河道渠，水运初兴”，约70万年前至公元581年，史前至南北朝。第二单元叫“渠通幽州，多元融合”，公元581年至960年，隋唐五代。第三单元是“辽金建都，漕运通济”，公元907年至1279年，辽宋金时期。第四单元为“大都既定，一脉贯通”，公元1271年至1368年，元代。第五单元是“京师繁会，帆樯络绎”，公元1368年至1911年，明清两朝。第六单元称“漕运转型，曲折探索”，公元1912年至1949年。第七单元为“运河新生，造福京城”，公元1949年至2012年。第八单元是“城河共生，交相辉映”，公元2012年至2023年。

大业三年（616年），隋炀帝第三次下江都时，挽舟的民夫悲愤地唱了一首《挽舟者歌》：“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阻隋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安得义男儿，焚此无主尸。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

唐代（618-907年）“鎏金铜佛像”，北京市密云区十里堡镇岭东村出土。

五代（907-960年） “灰陶堆塑花卉器盖”，北京市丰台区洋桥村赵德钧墓出士。

五代（907-960年）“灰陶刻花鱼藻盆”。

唐三彩马。

隋代大规模开凿运河，形成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达明州（今宁波）的大运河体系。隋炀帝为经营北方，开凿南起黄河、北至今北京地区的永济渠，此后永济渠成为隋唐帝国向幽州运送兵员与物资的主要渠道之一。

隋唐大运河将当时的北京地区同中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紧密联结起来，为北京跃升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创造了条件。

唐代的陶瓷茶具。左起第一件是白釉渣斗，用于盛载茶渣。第三件是白釉盏托，北京昌平县旧县村出土。

第四件，即最高的那件为唐代（618-907年）“黄道窑黄釉蓝斑席纹执壶”，高22.1、口径10.1、腹径15.0、底径11.3厘米，撇口卷沿，短颈，丰肩，圆腹，饼形足。肩部饰带状曲柄和短直流，另两侧有对称双系。通体施黄釉，施釉不及底。器身刻有跳刀席纹，并在肩部点缀蓝斑。胎质细密，呈灰白色。釉面有细碎开片。唐代黄釉蓝彩器主要产于河南郏县黑虎涧窑和黄道窑，除黄釉外，还有黑釉，茶叶末釉，系上饰天蓝色或月白色斑。

金代“铜坐龙”，2002年3月出土于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内的“明星”。昂首闭口，口衔铜珠，弓身而坐，双股尾盘绕上翘，集龙、虎、狮、麟等多种动物以及人的形象特征于一体，表现出与中原龙不同的审美趣味。四条腿的膝关节与人的四肢结构相似，与动物的结构相反。两条前腿直立，左前腿稍微抬起，颇具动感。

房山区金陵是北京地区发现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埋葬了金朝的全部十位帝王。完颜亮是金朝的第四位皇帝，天德五年（1153年）将首都从上京迁到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从而加速了女真的封建化及与汉族的融合。1155年，完颜亮把金朝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金陵迁到北京。

“坐龙”一词出现于宋金时期的文献中，后演变为“蹲龙”，是踞坐状龙的统称。目前已经发现的金代铜坐龙，均出土于金代的都城、皇陵或皇家行宫，应为皇家专属类器物。完颜亮在攻打南宋首都时，其堂弟完颜雍自立为帝。随后完颜亮被部下杀死，完颜雍将他贬为海陵王，后又被贬为海陵庶人，故史称“海陵王”。所以这尊铜坐龙见证了海陵王完颜亮迁都北京的历史。

元代郭守敬开凿通惠河，将大运河延伸到北京城里的积水潭，一路上修了24道闸。大运河博物馆复原了其中一个闸口。

复原的闸口内还原了积水潭码头，依稀可见当年帆樯林立、舳舻蔽日的漕运盛景。展厅中央有一艘漕船，是按2010年出土于山东菏泽的元代木船缩小比例复制。方首方尾平底，便于在水量较少的地方被岸上的纤夫拖行。桅杆可以根据桥洞高度上下调节，船舵可以根据水位上下调节。历史上，内河船的船板用对接方式拼接，海船用搭接方式拼接，而这艘船则兼而有之。

木船旁陈列着当年大运河漕运带来的珍宝。右侧展柜内是出土于北京丰台塔基的元代“景德镇窑釉里红花卉纹玉壶春瓶”，高31.4厘米、口径8.4厘米，胎白质坚，胎体厚重，瓶颈和下腹有两道弦纹，弦纹之间为缠枝花卉纹。釉里红是指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是以铜红料在胎上刻画纹饰后，罩以透明釉，于高温中烧成，制作工艺与青花相似，是元代景德镇瓷艺工匠的创新品种。

左侧展柜内是出土于北京西城区鼓楼中学元大都遗址的元代“磁州窑白地黑花赭彩凤纹罐”，高44.5厘米、口径27.3厘米、腹径49厘米、底径18厘米，直口，短颈，丰肩，下腹内收，隐圈足，砂底无釉。周身施化妆土，用白地黑花赭彩绘画，肩部为开光花卉，腹部绘开光凤纹，凤舞双翅。磁州窑的中心窑场主要分布在河北省邯郸市磁县。

澄泥长方砚，元 (1271-1368年）。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南头城墙出土。

红白玛瑙围棋子，元（1271-1368年）。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后英房遗址出土。在1011年，苏轼从海南回家，向好兄弟米芾借了“元章凤字紫金石砚”。不料，苏轼并未打算归还，甚至想让这件宝贝成为自己的陪葬品。然而，米芾却有一计妙招，不远万里前去讨回砚台。米芾的行为被记录在《紫金研帖》中，这份字帖如今收藏在台湾省故宫博物馆。

《紫金研帖》中写到：“苏子瞻携吾紫金研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

苏州府吴江县万历十三年（1585)年）五十两金花银铭文银锭，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靶坊李伟墓出土。

金花银，本意是带着金光的上好的足色白银。随着明代中期的赋税改革，逐步演绎成田赋折银，征收的范围最初是在江南诸省产粮区，金花银征解直接入藏皇室内库，主要供后宫使用和赏赐。据《大明会典》记载，每年多达一百零一万两千七百二十九两金花银经由大运河进京。李伟是明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的父亲，李伟夫妇墓出土了4枚五十两金花铭文银锭。其中这两枚银锭的铭文分别为“吴江县十三年分京库五十两金花知县江钟廉吏冯应祥银匠金仙”“苏州府吴江县万历十三年京库金花银五十两正解知县江钟廉吏冯应祥银匠利德”，标识银锭来源和用途。

元代（1271-1368)年）赵孟頫书《大乘妙法莲华经卷五》（仿制品）。

赵孟頫（1254年1322年），元代著名书画家。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工湖州）人。能诗善文，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他出仕元朝，先后任济南路总管府事、江浙儒学提举、翰林学士，辗转于南北， 促进了大都和杭州两个文化圈之间的碰撞、交流，对元代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妙法莲华经》是一部佛教典籍，简称《法华经》。此件书法为赵孟頫62岁时为其佛门之师中峰明本书，是目前存世赵孟頫小楷作品中文字最多者。

《鲜于枢草书卷》，元代（1271-1368年），纵49.1厘米、横795.5厘米。

鲜于枢（1246年-1302年），元代书法家、诗人。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直案老人，自署渔阳（今北京）人，寓居扬州、杭州。官至太常寺典簿。精诗文，工书法，尤擅行草书。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前后，在杭州任职于两浙都转运司。

这件鲜于枢行草书韩愈《进学解》卷，是鲜于枢行草书作品中的代表之作。此卷自开篇始至第20行，以行云流水般的草书为主，节奏明快轻盈；第20行起开始出现墨色浓重、体量较大的行书单字；至卷末，则进入草书状态，结尾处几个字又采取了反常的姿态。此卷章法奇伟，节奏顿挫多变，挥洒激越，气势恢宏。

第7号展厅内是专题展览，陈列着一幅《北京大运河揽胜图卷》。该画卷全长27.4米，由北京画院的七位艺术家历时2年8个月，联袂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精心创作，浓缩了从北京白浮泉到天津入海口274公里的运河美景，城市副中心的三大文化建筑、环球主题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张家湾古城等标志性景点如颗颗明珠，跃然纸上。是一幅集历史风貌与文化艺术于一体的大运河实景长卷，堪称现代版《清明上河图》。

展厅里还展出了创作草图、写生稿等，并结合多媒体手段展现艺术家的创作历程，让观众深入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感受大运河文化的深厚底蕴。

从第7号展厅出来，是展陈大楼二层走廊的最西端。这里是休息区，观众们可以坐下来欣赏很多精美的雕刻艺术品。

休息区还有一个漂亮漆器花盆架和一个螺钿柜子，令人赏心悦目。

展陈大楼三层共有五个展厅，分别是第8、9、10、11、12号展厅。

展陈大楼三层的第8号展厅内是《五光十色——故宫博物院藏古代彩色釉瓷器展》。其《前言》写道：

颜色釉瓷是指主要以釉的质地和呈色作为装饰的瓷器，其烧造历史可上溯至夏、商之际的原始瓷。至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以青、红、黄、白、黑五大色釉为主的颜色釉瓷体系。而此“五色’亦是自春秋以来，中国人对于色彩的基本认识与概括，通常视之为正色，为基本之色，并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本展览从故宫博物院藏品中遴选出112件中国古代颜色釉瓷器精品，包括按五大色釉体系分为十种釉色。愿您通过此展，领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精神标识与中华美学天人合一、中正平和的审美风范。

展陈大楼三层的第9号展厅内是《沧海撷珠——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珍藏文物展》，其《前言》写道：

为全面落实“保护第一、加強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更好发挥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服务社会大众的职能，特此举办“沧海撷珠--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珍藏文物展”。此次展览是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成立60余年以来首次举办的珍藏文物展，依据文物类别共遵选展品161 件(套)。大部分展品为首次面向观众展示，希望观众从中感受到中华文明丰犀的历史积淀，厚植家国情怀， 坚定文化自信，增強民族自豪感。

展览按瓷器、玉器、铜器、书画类别分为《青花雅韵》《璞琢生烟》《吉金流彩》《京津丹青》《薪火相传》五个单元，从红山文化的远古图腾，到近现代艺术的不朽之作，邀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明的千年积淀与辉煌。

《青花雅韵》单元：

清代龚轼在《陶歌》 中的诗句：“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青花瓷，本身就像一首流动的古老诗句，讲述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艺术的故事。代表着中国人纯粹、淡泊、通透、富有水墨意味的东方审美。青花瓷，是历代烧瓷技艺和心得感悟的结晶，也是多元文化和谐交融、开放包容的典范。

中国古代工匠把他们的智慧、巧思与匠心付诸于青花瓷上，在造型、釉色、装饰、烧造技艺上不断探索精进，青花瓷中融入的山川河流，池塘野趣、花鸟走兽、生活写照等一系列生动图景，无一不体现着中国人与自然、天地和谐共生的理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热爱。

《青花雅韵》单元内陈列着数十件精美的古代宫廷青花瓷器物。以一件清乾隆青花缠枝莲纹天球瓶“镇场”，这是一种“赏瓶”，也叫“玉堂春瓶”，是清代传统青花瓷器造型之一，初创于雍正，其作品存世罕少，乾隆时期大量烧造。纹饰多以青花缠枝莲为饰，取其“清廉”谐音，意在鼓励被赏赐者“为政清廉”。因此类瓷瓶前后相袭，每朝必备，每岁必制，旧档称“岁例供瓷”。其中一个展柜内，五件青花缠枝莲纹赏瓶“同框”亮相。这五件赏瓶器型、纹饰相同，却产自清乾隆、道光、同治、光绪、宣统五个朝代，反映了清代历朝青花瓷器的水平变化，观众可以化身文物鉴赏专家，比较各个年代的瓷器特点，品味细微变化中的时代风格。

《京津丹青》单元：

20世纪前期是中国美术史上绚丽多姿的时代，多元化的画家群体与绘画流派相映生辉，成为这一时期画坛的主流。

这一时期的北京，吸引了众多书画名家聚集于此生活创作，可谓是一番蓬勃发展的景象，以“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为中心形成的京津地区画家群体，他们来自祖国各地，画风不尽相同，但都是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广泛吸收其他绘画流派的精华，在艺术上兼收并蓄，強调传统笔墨功力，同时借鉴西方绘画的色彩和写生技法，在北京、天津地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后来京津地区的绘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京津丹青》单元展出数十幅中国历代著名艺术家的书画作品。

《璞琢生烟》单元有几十件古代玉雕作品，包括玉兔、玉象、玉麒麟、玉凤、玉狮、玉鸳鸯等玉兽。一个独立展台上陈列着一枚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玉猪龙，是文物交流中心从一位收藏家手中收购而来，岫岩软玉质地，雕工细腻，憨态可掬。红山文化玉猪龙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出土非常稀少，这件的器型较大。另一个独立展台上陈列一件清代白玉如意，用整块玉料雕琢而成，玉质精美、洁白无瑕、色泽莹润。该如意是为乾隆大庆而造，纹饰线条流畅，雕工精湛，保存完好，非常难得。

青铜器古称“金”或“吉金”。《吉金流彩》单元共展出30件3000年前的青铜器，主要以食器、酒器、水器、日常生活用器等为主，大多为首秀，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一辈文物工作者们冒着酷暑严寒，骑着三轮车到废品收购站、炼钢厂等地抢救回来的珍贵文物。

最后一个单元《薪火相传》，以活泼的形式再现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原北京市文物商店、北京市文物公司）历经六十余载，为文物保护工作做出的突出贡献。老一辈文物工作者在艰苦条件下，不畏艰辛，冒酷暑、斗严寒，下农村、进场站，拣选抢救了大量文物，也为相关研究机构提供了重要藏品和学术研究资料。

除了欣赏展柜里的文物，观众还可以动手“拼”瓷器，从墙面里拉出画轴来细读，在互动桌面上挥毫泼墨。让观众亲近展览，感受文物的可爱。

青花圣主得贤臣颂笔筒，清康熙（1662-1722年）。笔筒上是西汉时期王褒创作的骈文《圣主得贤臣颂》：

夫荷旃被毳者，难与道纯绵之丽密；羹藜含糗者，不足与论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于穷巷之中，长于蓬茨之下，无有游观广览之知，顾有至愚极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应明指。虽然，敢不略陈愚而抒情素！记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故工人之用钝器也，劳筋苦骨，终日矻矻。及至巧冶铸干将之璞，清水淬其锋，越砥歛其锷，水断蛟龙，陆剸犀革，忽若篲氾画涂。如此则使离娄督绳，公输削墨，虽崇台五层，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驽马，亦伤吻弊筴而不进於行，胸喘肤汗，人极马倦。及至驾啮膝，骖乘旦，王良执靶，韩哀附舆，纵骋驰骛，忽如影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周流八极，万里一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郁燠；袭狐貉之煖者，不忧至寒之凄怆。何则?有其具者易其备。贤人君子，亦圣王之所以易海内也。是以呕喻受之，开宽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贤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树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劳，故有圄空之隆；齐桓设庭燎之礼，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观之，君人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人臣亦然。昔贤者之未遭遇也，图事揆策，则君不用其谋；陈见悃诚，则上不然非信；进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百里自鬻，宁子饭牛，离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圣主也，运筹合上意，谏诤即见听，进退得关其忠，任职得行其术，剖符锡壤而光祖考。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离蔬释蹻而享膏粱,剖符锡壤,而光祖考,传之子孙,以资说士。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故虎啸而风冽，龙兴而致云，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阴。《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诗》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故世平主圣，俊乂(yì)将自至；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会神，相得益章，虽伯牙操遞钟，逢门子弯乌号，犹未足以喻其意也。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千载壹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其得意若此，则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无穷。是以圣主不遍窥望而视已明，不殚倾耳而听已聪，太平之责塞，优游之望得，休征自至，寿考无疆，雍容垂拱，永永万年，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嘘呼吸如侨、松，眇然绝俗离世哉！《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盖信乎其宁也！

第10号展厅内是《不止运河——沉浸式体验展》，依托目前国内博物馆规模最大的三维衍射系统装置，以“波沿南北-泽被千秋”、“集萃中国-流光溢彩”、“舟楫千里-惠济天下”为叙事结构，以全域沉浸CAVE体验系统、核心区三维衍射系统、衍生区超智能数字点云系统打造沉浸式数字体验空间，让观众成为展览的一部分，体验一场古今融合的奇妙文化之旅：从漕运鼎盛时期的通州出发，游遍运河沿岸天津、沧州、临清、聊城、洛阳、无锡、扬州、杭州等10余个城市，最后回到北京城市副中心。

该展览国内博物馆常设展中首次尝试如此规模的三维衍射系统装置。在实现视觉震撼的同时，借鉴舞台艺术设计，让装置、灯光、影像分而有序、合而成势，艺术与科技共生，奉上一场耳目一新的视觉盛宴。展览没有实物，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整内容，让“不止运河”有无限可能，也让展览常看常新，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受。

第11、12号展厅内是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河北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燕赵乘春复此行——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展》。其《前言》曰：

“山脉如镰，河流如扇，平原如毯，海洋如盘”，京津冀是中国地貌类型最齐全的地区。独特的山川地理，孕育了京津冀区域文化特征，也塑造了燕赵儿女慷慨、朴实、勤奋的性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互相融合、协同发展。”

北京是京津冀区域中心城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随着北京城市功能的演进，燕赵大地上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城市格局。从周边城市拱卫京师、服务首都，到协同发展，今天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伟大创举。今天的京津冀正在朝着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阔步前进。

展览的名称取自明代谢榛《送杨侍御按真定》诗中句，通过追溯京津冀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展开历史人文联系，还特别强调了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对京津冀地区之间联系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展览分为《古代京津冀“首都圈”的形成》《近代京津冀城市群的形成》《当代京津冀协同发展足迹》三个单元，选取珍贵文物、历史档案等展品398件（组），展示京津冀地区城市关系的历史变迁以及以北京为核心的城市群发展历程，再现京畿地区特有的城市关系与城市功能。

展厅内陈列着包括距今200万年的石核、商代的绳纹敞口罐、战国时期的“郾（燕）王职”戈等各个历史时期的重点文物。这些文物均来自京津冀地区，通过一件件历史文物的发现，展示了京津冀地区城市关系的历史变迁和城市群布局的发展过程。

伴着火车汽笛声，一台硕大的火车头从隧道出口驶入展厅。“龙号”机车模型“驶”入展厅，揭开时间轴上的多个“第一”。1881年，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的“唐胥铁路”建成，中国第一座铁路工厂“胥各庄修车厂”成立，生产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中国火箭号”，因为当时的工匠在车头两侧水箱上雕刻了两条金属龙而得名“龙号”。

这台“龙号”机车是复制品，真品已在战争年代遗失。“龙号”机车长约5.7米，只有3对动轮，牵引力仅有100多吨，速度比马车快不了多少，但它宣告了铁路和火车这个新生事物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也正式拉开了当时京津冀地区铁路发展的大幕。

这台矿山救护车令我印象深刻，1976年7月底，这辆车在我家楼下停了很多天，实际车型与这个模型略有差异。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发生大地震。开滦煤矿的一名党支部副书记兼矿工会副主席李玉林，顾不上满身的创伤和身旁的妻子孩子，首先想到的是还在矿井里干活的矿工。他匆忙向矿上跑，地上的碎石头划破了脚。然而此时唐山已经变成废墟，矿上一个人也找不到。他想给省委打电话，但通信全断。此时他想，只有党中央、毛主席能救唐山。恰巧矿上的同事开着一辆矿山救护车赶来，几个人决定去北京把灾情报告给中央。地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这辆矿山救护车风驰电掣地驶向北京，一路上经历了艰难的路程和阻碍，没发现能用的电话。早上七点多，终于看见一个还算完整的工厂门口挂着一部电话，才知道已经到了通县。电话打不通，李玉林让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中南海的新华门前。警卫员看到李玉林只穿着个裤衩、光着脚，浑身是血，还超速开车，顿时端起了枪。李玉林说：“唐山地震啦，我们赶来给毛主席汇报灾情！”

实际上地震刚发生时，唐山空军就用无线电给中央发了求救信号，然后马上派飞机去北京做了报告。但由于唐山受灾的具体情况不明，中央一时很为难，不停地开会研究。警卫战士立刻带着他们去紫光阁，把第一手信息带给了在这里焦急等待的领导们。李玉林想都没想就给出了三个建议：派更多的解放军部队去赈灾；马上让全国各处的矿山救援队去唐山救援被埋在井下的两三万矿工；马上从其他省份调派医护人员。由于李玉林等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和给出的建议，党中央又快又准又狠地派出救援部队，以惊人的速度救了 12245 名唐山灾民的命。李玉林家包括孩子、父母在内的 14 口人遇难。李玉林于2014 年在唐山病故，终年 79 岁。

当时我家对面的医院里也住进了大批唐山的伤员，我每天都给他们送一些生活用品。

展览的最后是一个时光走廊，展柜内是新中国成立后历年报导京津冀变迁新闻的《北京日报》。屋顶上的灯箱标注着这些变迁的节点。观众可以点击电子互动屏，查看《北京日报》电子报，感受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时。布展人员还设计了手动拉开的“抽屉式”档案柜，每一个“抽屉”的上面还标注了档案名称、日期以及大致内容，不仅节省空间，还增加了展览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感。

从第12号展厅出来，是展陈大楼三层走廊的最西端。透过玻璃幕墙，可以看到楼下的休闲水街。一条水系从水街的尽头，经过那座铜制的水闸模型，向北方蜿蜒。北面的那座建筑是“北京城市图书馆”。

休闲水街的弯曲处也有一艘铜船，船上有四名铜制的船工。此船叫“驳船模型”，与真船的比例为1:1.5，长12米、宽2.4米。此船造型取自清代江萱《潞河督运图》。 驳船又称为剥船，起源于清初，船体较漕船小，船头方，船底平，舱口大，吃水浅，船面平，适宜于航行在河道狭窄以及水量较小之处。清代各省漕船抵达北运河，需用吃水较浅的驳船转运漕粮入京。驳船除驳运漕米、铜铅、 麦豆外，空闲时可载运商货。

水街上的三艘铜船和那座铜水闸，均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高级定制”，由中国船史研究会副主任委员廖军令复原指导，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领衔制作。此前朱炳仁已将“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纪念标”捐赠给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这枚纪念标由他亲自设计制作，名曰《龙印与桨——运河之典》，是中国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历程的重要物证。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内有一家不错的餐馆，中午营业到14点。计划中午去那里吃饭，没想到展览内容太多，不知不觉，已经过了13点，便决定先去吃饭，回来再仔细看展陈大楼一层的“运河风物”和“运河书屋”，然后再把共享大厅及其地下一层参观一遍。

那艘“驳船模型”就放在共享大厅出口对面，站在船首的船工正在喊“运河号子”。元明清三代，两万余艘漕运船只络绎不绝地穿行京杭大运河，船工数量庞大。大运河贯通南北，号子是南腔北调。通州一带的运河上日夜运输漕粮，号子声更响彻昼夜，被称为“十万八千嚎天鬼”。从1987年起，通州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常富尧就骑上自行车、带着录音器，走遍北运河边的大小村庄，搜集了30余首运河号子。如今常富尧与他的老伙伴们经常排练由运河号子改编而成的节目，已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