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路漫漫 漫漫亦灿灿（四）

狮子鲲鹏

　　我是1960年2月11日出生在吉林省延吉市，作为60后的排头兵可为兄长了，在60后里对那场大革命《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所发起的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搞大串联，不要文斗要武斗，镇压反革命分子，每到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我们红小兵随着大哥哥大姐姐们走家串户背诵宣传，上街游行，等待。特别是当权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斗争颇为激烈，我的父亲进牛棚办学习班，挨批挨斗，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身处其境，在幼小的心灵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我学龄前深受爷爷的宠爱，给我讲故事，教我识字，看小人书，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用毛巾缝合抽成书包，里面有铁的铅笔盒，几支铅笔，一个小刀，一块橡皮，算数书，语文书，作业本，还有用红布做成的毛主席语录兜，可谓是红色少年。上学是在二米村小学，记得吃住在校的夫妻王老师严老师，尤其是严老师气管不好父亲常给她看病，也许是这个缘故，王老师严老师对我和姐姐关心照顾可好了，牛鬼蛇神的孩子不受欺负。上学没多久严老师就把毛泽东思想红小兵的标示牌别在了我的胸前，我高兴极了，下学一路小跑到了家渲染一番，把喜讯告诉母亲，母亲应声，好啊，更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严格要求自己啊。理应是母亲为我很高兴的事，确是那么严肃认真的样子。我“高烧100度，顿时降到了冰点”，也许是母亲一天低头上班，一家人一日三餐，进家门望着院里墙外丑画的大字报五颜六色封贴的风打不透，水泄不通，可谓引人注目独立风骚场景，也许是牵挂父亲的身体经受折磨怕出意外。也许的内在原因只有母亲知道。因为是夫妻，要支撑这个家。

艰苦的生活，蹉跎的岁月，使我懂得了军人的家庭一种严肃，认真，父子，母子之间的平易近人，观点公开，对错分明，犯了错误惩戒严厉。一次，因晚上下着大雨停电，哥哥和我提前睡觉，只有姐姐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父亲晚上冒雨出诊回来，见状训斥了我们，为什么不写作业，因我们躺在被窝无反应，父亲火冒三丈不分青红皂白用鸡毛毯子打我和哥哥，爬起后，裸着身子赤着脚被赶出家门，到路灯底下罚站，大雨从头到脚冲刷着，我望着灯杆上的灯在幌，影射的雨水瓢泼闪光，一阵狂风吹过，是雨打的，还是风拍的，身上一一阵阵的发麻凉凉的，老天不讲一点情面，雨下个不停，直到姐姐写完作业父亲检查合格才让我们进家，吃饭小桌放在炕上中间是煤油灯我和哥哥坐在对面写起作业来，母亲在炕边纳鞋底子就像没发生什么事情一样。如此的情况作业检查不合格，不是挨骂就是筷子打，每次饭桌上，父亲总是严厉的训斥，时而母亲插话，吃饭不要唠叨孩子们，反而父亲更加生气，视以为常也就习惯了，我由于严老师的严格要求，加大超前语文算数的作业量，我二年级的学程基本三年级学业也学完了，在新学年升学时，老师建议我跳班到四年级，父亲因我7岁上学感觉年纪小没有同意，同班的芮女孩比我年岁大就跳班了。我成了一帮一结对红了。毛泽东思想红小兵的容易卷边红绒布牌也换成了塑料皮压膜的防水牌了

　　我只是一个顽皮，一些事似懂非懂，看人行事，看脸色行事，由于父亲是走资派，牛鬼蛇神，我们作为后代受到了不公的待遇，被人歧视，一些大人怕受牵连，有的人来我家是鬼鬼祟祟的，天黑来，天黑走，就连一起玩的小朋友也要被家长叫走，我不知趣的去小朋友家找伙伴玩也被家长推辞轰走，一来二去的我发现这里一定有猫腻，就和母亲说，母亲毫不客气地说，长点志气，自己玩。是无能还是委屈，到处是孤独冷眼。记得有一个叫朱恩来的老知青，他单身朴实身体不好，父亲为他看病，常吃药，他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毛主席语录，毛选四卷，老三篇，学习笔记摆放的整整齐齐。是二队菜园的主要负责人，他不怕脏，不怕累，每天掏厕所挑大粪，喂猪等，他坚持原则，立场坚定，工作认真，他知道父亲种草药喜欢花植物，趁着队里种桃树给母亲弄了两棵苗，母亲把它种在了后院地里，后来还接了桃。母亲有趣的说，种的是资本主义苗，接的是社会主义的果。直到我家从二米搬到里自沽农场，租房住在八道沽村，两棵桃树依然长势茂盛，再后来，母亲病危住在宝坻中医医院，巧遇同病房的一位女士知晓母亲工作情况，当提起两棵桃树时，她不打奔的说，两棵桃树冠粗枝繁叶茂，长势很好，被保护起来了。是啊，已是60年的树龄了，有时间一定亲自看看母亲亲手种植的“老人”啊。

　　提到朱恩来老知青，在一次救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女知青大料二料是亲姐俩，妹妹因恋爱关系出了问题，服了农药“敌敌畏”口吐白沫，被人发现后送到卫生院，父亲全力抢救，这时，朱恩来弄来了狗屎用喝水缸子搅合后，抱住二料的头就往嘴里灌，然后把人倒背过来，拍背往外控，嘴向下流的农药味道好浓，父亲用碱水冲洗，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总算救活了一条人命，已经哭的泣不成声姐姐大料，总算放松了一口气，回来要把二料托付给朱恩来，也被婉言谢绝了。

我家一排家属宿舍的后院到南边马路足有40米长好大一片地，对着自己家的方向就是自家的后院自留地，我家后院有羊圈，草秸垛，余下的地钟棉花，父亲提前把棉花籽发芽，然后组织家里人挖坑浇水点种，出苗后，间苗，掐尖，每当开花，五颜六色一片可好看了，下霜冷了棉花逐渐成熟随时摘棉花，晾晒，然后把籽棉弹成棉花，到了冬季给我们做棉衣棉被子，大孩总是穿新一点的衣服，我就是捡着穿哥姐剔下来的衣服，母亲再徐徐棉花，缝缝补补，别看衣服旧，但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母亲纳的布底子棉鞋，最怕冬天滑冰玩，只要是让母亲发现必揍无疑。

　　七月的一天，骄阳四射，我们小学组织去大钟开会，会场是一个好大的空地，能容纳几千人，用木板搭成的主席台一人高，台前台后用苇席隔开，几个大喇叭布置于会场四角，桌上放着红布包裹地话筒，坐在远处的我看到一大卡车拉来了五六个走资派，批斗大会开始，高呼打到宋德荣及其一切走狗！系列口号，在大喇叭的叫嚣下，从后台把带牌子人撅着压上前台，两人掘压一人，分官职大小依次排列，地板咚咚作响，口号一浪压过一浪，会场下，也有反呼声，反标语，一排土飞机人接受批斗，我顿感有不测风云，觉得里面一个很像父亲，果不其然，几个带红袖标的人分别揪住头发抬起走资派的头，看看他们的嘴脸时，我看清楚了，那个就是父亲，更可气的是揪我父亲的人正反打父亲的脸，眼镜打落在地，还用脚踹腿部。我看在眼里，顿时火冒三丈要冲上台被老师捂住嘴强拉抱住，我记住了打父亲的那个人是机务队的，我的脑海里已不是参会了，只想拼命救出父亲，散会后才知姐姐跑到荷花池岸边嚎啕大哭，我则是坐在小石桥上伺机报复。

后来二米农场来了部队，每天几十辆大解放汽车排列的整整齐齐，解放军和知情门同学习，同种地，记得大面积种密制种植半人高的多穗高粱，还有黑皮打瓜，成熟的打瓜拉回厂区，苇薄席铺在地上，大家随便开吃，只要把瓜子留下，就是为了产籽。自从部队来了以后，两派和解，恢复工作，知情到食堂吃饭不在用背诵毛主席语录了，打饭也要对白“要斗私批修”“为人民服务”了------我家的大字报不翼而飞了，也不再偷偷地打宣传队演出台上的灯泡了，更不用焼拖拉机站的大字报了。

那时，农场宋德荣（称：宋叔）和邹祥是两大派别，大革命开始邹祥是造反派，后来部队支左宋派得以扶正，宋家也搬到了里自沽农场和我家一样租住八道沽村，他家好像是7个孩子，彼此距离不远，因为宋叔长期受到迫害，得了肝硬化开始在家养病，记得宋叔黑黑的脸色，大大的肚子，常坐在门口休息，家计比我家还要困难，父亲总是积攒点粮票，地瓜面送给他家，记得没改造引潮白河前的青龙湾河汛期，河水淹没了种植在河床的玉米地，两岸水急暗流，哥哥和宋家的宝军哥强渡近一公里宽的河面，去农场为宋叔取药。后来宋叔住进了天津人民医院，最后在医院含冤去世。再后来，宋叔冤案得以平反，父亲告知宋家老二宝玉去参加县里组织的平反大会，他很不情愿去，父亲还打了他嘴巴。

父亲调到了里自沽农场卫生院工作，那时我以9岁了，一次和哥哥去农场地域打草卖钱，中午去父亲卫生院时，正好看到那个批斗大会上打父亲的坏蛋在卫生院看病，我当场质问他，他皮笑肉不笑的和我打官腔，试图摸我哄骗我，被我一口咬住了大拇指，鬼叫一般，顿时鲜血直流，父亲阻拦不成，踹了我一脚，我撒腿就跑。从此，我心中的一口气出来了，心头的仇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