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结婚，惊天动地！

谢谢

毛主席与江青的浪漫“惊天动地”

江青曾“骄傲”地说过：“主席看上了我的艺术才能”。

但毛主席身后，江青被捕，又有人说：当年在延安时，每逢毛泽东演讲，江青总会坐在第一排，故意歪着头，扑闪着大眼睛，不停地向毛泽东“放电”，然后，又以请教问题为由，有事没事地老往毛泽东在凤凰山的驻地跑，一来二去总算达到了目的。

你说，你说说看，哪个谁，在谈恋爱时，哪个没有一来二往？没有技巧？没有一来二往，没有技巧，还有谈恋爱吗？

真是的！自己不会谈恋爱，还七嘴八舌，人后八卦阵...

事实上，谈恋爱，毛主席和江青，总会有一方比较主动，甚至采取一些“手段”技巧，否则还谈什么恋爱？！

但是，如果没有基于更多的共同的革命理想基础上的两情相悦，相互欣赏，是走不到一起的。

先不论江青晚年怎么样，早年却是实实在的进步青年。1932年，在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时候，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七七日本全面侵华”后，放弃在上海或重庆当“明星”，放弃养尊处优生活的机会，义无反顾地跑到贫瘠落后的延安参加革命参加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又是党中央在陕北转战之中唯一的女性！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党中央是多么伟大的了不起！

1937年8月，江青在老朋友、地下党员徐明清的介绍下，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并受到了危拱之和邓颖超的热情接待，最后经过博古的亲自面试核查，才获准进入延安。

8月25日傍晚，江青搭乘一辆红军运粮的大卡车来到洛川。这一天也是“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当时，一起前往延安的还有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的夫人朱仲芷等人。

江青此时在演艺界有些名气，属于延安“重点引进”人才之一。那时的人际关系简单，没形式仪式，没什么讲究。当领导们从肖劲光口中得知“蓝苹”来了后，便顺便一起过来看望。几十年后，江青对记者说：一路颠簸到洛川后，骨头就像散了架一样，连站都站不稳了。但是，当听说中央领导人要来后，还是硬撑着和领导们见了面握了握手。

这是江青与毛泽东的初次见面，双方都只是礼节性地握了握手，寒暄了一番，并没有闲暇多谈，更没有深谈。

第二天一早，朱仲芷邀请江青一起改乘运送参会人员的卡车回延安。此时的她并不知道，毛泽东也在这辆车上。只不过，他坐在驾驶室里，而江青和其它人坐在车厢里罢了。或许，这是冥冥之中的暗示：江青和毛泽东将走上共同的人生道路。果然，他们的轨迹日后相交了。

朱仲芷是长沙人，其父朱剑凡倾向革命，早年曾资助毛主席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此后一直与毛主席保持着深厚情谊。到延安的第二天，朱仲芷捎上父亲托她带的辣椒酱，准备给毛主席送去。因为从西安到延安一路作伴，当天正好江青也是闲来无事，便和朱仲芷一起去了。朱仲芷后来回忆说：“那次，江青和我见到了毛主席。可那天毛主席刚和别人谈完话，正在院子里踱步想问题，就只和我们谈了几句话，没有请我和江青进窑洞里坐。我不敢多打扰，就和江青回来了。”这次拜访很短暂，也很匆忙，江青却给朱仲芷留下非常深刻的好印象：“好精干”。

到延安后，江青因为没有携带组织关系，而且还有过被捕经历，所以不能恢复党籍和分配单位工作，同时还必须接受审查。在被审查期间，江青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巡视团，主要是对延安各学校教育情况进行考察调研。当时交通、卫生条件很差，工作十分辛苦，全靠双腿爬山涉水，走乡过村。当时的黄土高坡水贵如油，不但洗脸洗脚水不能保证，有时甚至饮用水也不能保证：只能直接饮用浑浊的泥浆水……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和同志们一样，没有任劳任怨，一丝不苟地开展工作，受到带队领导陈正人的表扬。

不久，江青的入党介绍人黄敬到五台山工作，同时，她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时的“直接领导”徐明清也到了延安。在他们的证明下，江青两个月后便恢复了党籍，并于1937年11月进入中央党校第12班学习。

党校学习期间，江青和毛泽东联系很少很少，几乎没有什么关联之处。因为，毛泽东每次到党校演讲，都是好几百人坐在操场上的大课，各班所在的位置都是预先安排好的。首先，当时不可能把“以出狱人员为主”的第12班安排在第一排，自然也就不可能有某些人在毛主席身后所说的“江青坐在第一排，扑闪着大眼睛对毛主席‘放电’的现象”。当然，如果江青有心的话，是能找到机会在课间和毛泽东互动的。不过，中央党校学员中人才济济，品貌、学识、口才远胜江青的大有人在，让毛泽东拿出宝贵的时间与一个还不太了解的人进行交流似乎也很困难。江青虽然是演员出身，性格开朗大方，可大庭广众之下，如果肚子里没有点“干货”，过分“出风头”，恐怕只会贻笑大方，让毛主席反感。事实上，江青在党校期间虽然很活跃，但是一直很低调。在学习讨论会上，很少发言，偶尔开口，态度也较诚恳谦虚：“我不大明白，请诸位指教。”

毛主席逝世后，有人装模作样地说（其实，这种装模作样的人就是弱智就是幻听者），江青为了“套近乎”常常找一些问题跑到毛泽东驻地去请教。在叶子龙就毛泽东与江青的交往所做的回忆中没有任何提及。想来也是，领导人的驻地，办公和生活的地方，是你想来就

就能来的吗？你以为那里是你家的小卖部，还是自由的农贸市场啊？！还是你幻想你超级牛逼厉害，你想找哪个领导谈就找哪个领导，而且哪个领导就得和你谈啊？！

江青和毛主席的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在党校结业后。

江青在党校学习了半年，于1938年4月被调到鲁迅艺术学院担任戏剧系导演兼女生生活指导员，同时还是学校教务会议和训育会议的参加人员。应该说，从此时起，江青对我党文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了联系。

江青到鲁艺不久，就做了个“大事情”，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为庆祝建党17周年和全面抗战一周年，江青在延安搞了个“抗战戏剧节”，组织排练了京剧《松花江》、话剧《流寇队长》、歌剧《农村曲》等，而且都获得极大成功。同时，江青还参加了演出，不仅在《流寇队长》中饰演一个绰号“大红鞋”的农村暗娼，还在《松花江》里扮演女主角肖桂英。这两个剧里的人物角色跨度很大，江青在同一时间、同一舞台上演绎得惟妙惟肖，反映了她的艺术功底深厚，而不是浪得虚名。

《松花江》是根据传统京剧《打渔杀家》唱腔改编而成的一出现代新戏，描述了松花江上一对渔民父女奋起抗日的故事。剧中扮演老父亲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阿甲评论说：“穿着渔民、农民当时通常的服装来表现抗战生活，故事的结构和唱腔板式则套用《打渔杀家》的，内容和人物塑造及其身段动作，尽可能求其比较合乎现实生活，而又保持京剧的特点。演出时，戏中所表现的群众遭受惨祸的情景以及人民的抗日情绪，把旧形式和新内容的矛盾冲淡了，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想不到在'五四'时期被否定了的京戏，竟在抗战的革命圣地延安复兴起来。”这是延安上演的第一出现代新戏，也是“革命现代京剧”的萌芽之作。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京剧、特别是此后的京剧与江青有很大的关系。

7月7日下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观看了抗战周年纪念文艺演出。其压轴节目就是《松花江》。

正是因为《松花江》这出戏，引起了毛主席对江青的注意。

江青唱念俱佳，舞台形象好，她用传统的艺术形式反映现实生活。江青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提供了艺术样本。那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从毛主席1942年给延安评剧院题词“推陈出新”到1951年给中国戏剧研究院题写“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再到支持江青搞“戏剧革命”……足见毛主席把“用传统形式反映现实生活”的要求提得很高。我们先不论“样板戏”的功过是非，这至少反映了毛主席与江青在艺术思想上的共鸣。自古“知音难觅”。此时的毛主席可能已经开始对江青有所注意。

演出完毕后，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到后台接见演员，自然也对“编剧”、“编导”兼“主演”的江青有所表扬鼓励。江青见过大世面，有问有答，从容得体，又为自己在毛主席面前加分不少。

此后，毛主席才逐渐和江青有了小范围的交流。毛主席有个很大的特点，凡事总要从思想上进行分析、解决，所以他特别注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而文化艺术又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重要部分。所以，每有新观点，或者新作品时，毛泽东也想听一听作为“行家”的江青的意见。有时，毛主席到外演讲时，还会让人送票给江青，让江青听后提出自己的见解，而江青有时也送票给毛主席，邀请他来观看自己的演出……英雄、美女，在这样的琴瑟和鸣中，如果没有一点涟漪，那才真是匪夷所思了。

1938年8月，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军委办公室任秘书，可以说是来到了毛主席身边工作。据叶子龙的回忆，后来江青就和毛主席生活在一起了。

同居，并不违背当时的道德标准。那个时代的中国，那一代共产党人受“五四”思想影响颇深，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个性的自由。毛泽东1919年曾在《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打破父母代办政策》中写到：“性欲的表现，大体言之，就是恋爱。……原来夫妇关系，完全是要以恋爱为中心，余事种种都系附属”。“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这是“五四”后，很多青年人都认可的观点。显然，这与“滥性”有着本质区别。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五四”后的“名人”们为什么很多都有多段感情，但又都反对一夫多妻制，反对“脚踏两只船”的现象。“跟着感觉走”，感情是唯一标准，有感情就在一起，没感情就一拍两散。这就是“五四青年”们的思想。江青就是一个例子，虽然她有过多次恋爱史，但在每一段感情持续期间，她却是专一的。

只有说明了这个问题，才能明白毛主席为什么敢于在民风闭塞的延安与江青公开同居。须知，毛主席此时还只是我党事实上的领袖，“名正言顺”的总负责人是张闻天。而此时的王明已于1937年底从苏联回来，正企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用教条主义取代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此时，毛主席稍有不慎，都会惹来大麻烦。由此也可反证，毛主席和贺子珍分手后，接着和江青交往，乃至“同居”，在当时都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当年，毛主席向中央提出要和江青结婚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主要还是因为江青的身份，还有大家对贺子珍的感情很深。

不知什么原因，毛主席对某些反对意见，态度却有着天壤之别，甚至有点“因人而异”。刘少奇的前妻谢飞写信给毛主席说，“毛主席，我们希望你不要和江青结婚。贺子珍身体又不好，你们又生过五六个孩子，老夫老妻了，江青这个人在这里影响不好，男女都骂她是妖精。”这些话是很重的，但毛主席一笑置之，根本没有当回事；接到井冈山老战士陈伯钧的反对信后，毛主席稍稍重视了一些，回信说：“亲爱的伯钧同志，谢谢你对我私人生活的关心，天塌不下来……”虽然“绵里藏针”，但还算客气；但当新四军项英来电表示反对时，毛主席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用军用电台给项英回了五个字：“我学孙中山”。这明显有些动怒了。后来江青解释说，项英反对的理由之一是毛主席和江青的年龄悬殊过大，所以毛主席用孙中山与宋庆䶖的结合这一事例“回怼”；但是，当毛主席得知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找江青谈话，说毛主席有老婆，并未离婚，要江青注意后，毛主席的火气似乎更大了一些，直接给陈云打电话，一通埋怨：“你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更加让毛主席强烈反应的是张闻天。接到张闻天的“反对信”后，毛主席十分生气，当着送信的战士把信撕得粉粹：“回去告诉总负责，我明天就结婚，看谁管得着！”

毛主席说到做到，第二天果然让秘书在驻地摆了两桌酒席。

这样一来，事情就有些不好办了。毕竟，按当时的政策和习惯，要结婚，就得组织先批准，然后才是召集亲朋好友吃顿饭，或者是吃点大瓜花生瓜子，向大家宣布，大家认可。可现在，组织上还没有批准呢，毛主席却“请客”昭告天下了。那么，毛主席和江青的这个婚姻究竟合不合情理、合法不合法呢？又该怎么对待、怎么处理呢？

还是周总理有办法。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说：“主席，请你回避一下，我们要研究一个问题。”毛主席知道他们可能要研究自己的婚姻问题，便到旁边的窑洞里看报纸。会上，大家对毛主席的婚姻分歧很大，虽然两大“巨头”周恩来、张闻天都持反对意见，但支持毛主席的人也不少。双方争论不休，只好付诸表决。结果，支持毛主席的占了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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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20日，毛主席与江青正式结为了夫妻。

在此之前，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应大伙儿的要求，毛主席就吩咐叶子龙在机关合作社办了两桌饭菜，请了“闹得凶”的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贺龙、王若飞等人。11月20日，叶子龙再次替毛主席承办了几桌饭菜，请了上次未请的张闻天、李富春、滕代远等人。这次宴席上，毛主席正式宣布和江青成婚，江青也第一次以女主人身份招待客人。

有意思的是，这一天，日本人也来凑热闹，对延安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于是，民间不久就传出了这种说法：

“主席结婚，惊天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