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朱马列”(左起第一人)文革期间与马列研究院同事合影)</h3> 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老师,小学中学大学、正式的业余的等等,所教的学识多多数会与你擦肩而过,只有少数能伴你终生。<br> 朱维清是我1970年在陕西山沟工厂里学哲学的老师,相处不长,但受益终生。<div><br> 1972年,听说厂部来了一位北京马列研究院的“高材生”,名叫:朱维清,我急切地去寻他,为什么?因为马列研究院曾位居我少年时代生活的北京沙滩大院,他乡遇近邻,两眼泪汪汪。</div><div><br> 早在抗战时期,我们党在延安就创办了马列研究院,张闻天曾任院长。建国以后,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论战,为了加强马列主义和国际共运的研究,中央决定恢复马列研究院,院长是陈伯达。研究院云集了中国最著名的理论家和大笔杆子,如胡乔木、胡绳、周扬等等,还从各地选调了一批优秀大学生,朱维清就是其中一员。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马列研究院遭遇噩运,宣布解散,少数人留京,大部分人遣散外地,朱维清因此发配到地处三线的陕西汽车制造厂,分配至厂宣传科,人称“朱马列”。<div><br> 好像是在全国开展“评法批儒”运动之时,厂里组织了“工人学理论读书班”,参加者必须是地道的一线工人,我荣幸得以入选。惊讶的是,老师“朱马列”没有照本宣科地讲点指定的读本,而是让我们原原本本地去读恩格斯的一本书:《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面对这样一本名字就如此绕口的厚重经典,我们这些小工人有点不知所措,议论纷纷。“朱马列”不为所动,拿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说事——“皮匠都能成哲学家,你们是从北京来的新一代工人,怎么不行?”</div><div><br> 我们开始硬着头皮读,一页一页看,一字一句抠,一遍不行就两遍,提出了无数幼稚和艰涩的问题,“朱马列”都笑眯眯地从容应对,不厌其烦、海阔天空、条理分明地讲,真是肚子里有水儿。从他滔滔不绝的嘴里,我们知道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知道了唯心、唯物、形而上学、辩证法,并用书上的一句话鼓劲——“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陕汽)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书是没有白读,直到今天,狄慈根的那句名言:“重复是学习之母”还记得清,经常用,屡见效。<div><br> 理论殿堂之下的“朱马列”,生活之树却异常艰辛。结发婆姨是一位地道的陕北农民,两个孩子没有城市户口,无法在厂里安置。婆姨“插队落户”到了山沟里的新庄大队,在黄土坡上分到一块地,住在厂里,劳作田间,犁田锄地挣工分,点苞米收麦子缴公粮,没有晾晒麦子的农家场院,只好把收下的麦子背回到工厂宿舍楼前晾晒。</div><div> 我曾多次见到“朱马列”下班后与婆姨孩子们一起迈着沉重步伐肩扛麦垛往厂区里走……真不知道一个满嘴“形而上”的哲学老师是如何应付柴米油盐匮乏等等“形而下”的生活琐事的。</div><div><br> “朱马列”绝少谈自己黯淡艰辛的生活之树,理论之树却依然郁郁常青,他嘴里的哲学永远是兴致勃勃、有滋有味,怎么这么大的精神头——我不由对“哲学”产生更多的敬畏之心……</div><div><br> 没过几年,一机部老领导招他回京,婆姨、孩子仍留在陕汽,事业与家庭不能两全。突然有一天,“朱马列”离京而去,一个滨海城市以城里人的待遇接收了他全家,但从此我们失去联系。90年代末通过他的一位马列研究院老同学获悉,他已病逝于山东烟台市委党校。</div><div><br> 今天,我在互联网上搜索“朱维清”,只有一条确切信息:1990年,他写的一本书曾获奖,书名是:《哲学学习和应用方法》。</div><div><br> 看到这个结果,我唏嘘不已,泪水夺眶。<br> 哲人已逝,哀思不尽。“朱马列”常说:“自然界是一本不隐藏自己的大书,只要我们去读它,我们就可以认识它。”</div><div><br> 这句话是费尔巴哈讲的。活着的人必须读下去……<br><br></div><div style="text-align: right;">(xjx写于2010年清明之际,2024年9月教师节之际重发)<br></div></div></div>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上世纪70年代初工人学理论的宣传画)</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