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将领中的江阴女婿

钱一鸣

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大主力部队之一。有数十万革命志士在新四军战斗过、工作过。在数以千计的新四军将领率领下，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有三位新四军名将是江阴女婿。

谭启龙：新四军纵队政委、曾任五省省委书记、两大军区政委

谭启龙

从放牛娃到省委书记

谭启龙1913年1月3日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早年去世，他的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弟弟艰难度日。谭启龙从小就喜欢读书，但是由于家境贫寒，他只在乡村小学读了四年书，就辍学回家放牛。1928年，谭启龙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当地的革命活动。1933年，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参加了红军游击队。他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并在湘赣、苏皖、浙东等地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江南抗日根据地创建工作，开辟和建立了浙东抗日根据地。从1937年12月起，历任新四军一支队驻平江县办事处主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苏皖特委书记，苏皖区党委书记，皖南特委书记，江南区党委书记，闽浙皖赣四省驻沪联络站负责人，1942年6月，奉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命令来到浙东，任新四军浙东纵队政治委员兼中共浙东区党委书记。1945年2月，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1945年11月起，任新四军第一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1949年2月，全军统一整编，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军，谭启龙升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谭启龙先后担任过浙江、山东两省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谭启龙也受到了迫害。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安排下，1970年4月，经过中央批准，谭启龙被调到福建省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1972年4月，他又被调到浙江省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等职。1977年2月，他被调到青海省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等职。1979年12月，他被调到四川省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等职。1982年12月，谭启龙离休。谭启龙在军队最高职务是兵团政委，1955年大授衔时他因在地方工作没有授衔。但他六度在五个省份担任过省委书记（两任浙江省委书记），还兼任过济南、成都两大军区政委职务，是担任过省委书记职务最多的干部。

　　传奇的婚姻

谭启龙与严永洁的婚姻颇有传奇色彩。
　　严永洁，出生于1918年11月6日，江阴河塘人。她的父亲是江阴县的一个大地主兼资本家，在江阴、上海和无锡都有工厂和商号。清秀、端庄的严永洁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一到上学年龄，父亲就把她送进了无锡市最好的学堂。严永洁从无锡县立女中附小毕业后，与表妹上官云珠一起到上海读初中。

少年时期的严永洁（右）与表妹上官云珠

1935年9月严永洁回到无锡就读私立竞志女中高中。上学时，由于经常看一些进步书籍和进步电影、话剧等，深受新思想的影响。暑假期间，通过关系翻印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传单，组织同学广为散发，在无锡产生了不小的 影响。后参加无锡进步组织青年读书会，不久，又发展了七八个同学参加。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积极参加声援上海学生赴京请愿团的游行、募捐活动。1936年8月，参加直接接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无锡学社，深入工厂、农村，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育。1937年“七七事变”后，参加了无锡青年抗敌后援会，进行宣传、募捐、救护等抗日工作。1937年11月，严永洁冲破家庭阻力，参加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踏上了抗日斗争征途，步行千里，到达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不久参加了正在组建的新四军。

　　到达江西后，严永洁被分到了赣东北地区工作，她担任了弋阳县妇女指导员。1939年5月，严永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弋阳县特别支部组织委员。在这期间，她两次到赣东北特委汇报工作，从而认识了时任特委书记的谭启龙。1939年5月，南昌会战失败陷落，谭启龙和严永洁先后撤到皖南岩寺的新四军兵站。1939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经组织批准，谭启龙和严永洁结为夫妻。

谭启龙、严永洁夫妇

新四军中，有几对传奇式的夫妇，如陈毅和张茜、曾山和邓六金等，谭启龙和严永洁也是其中之一。他们最为传奇的故事，当属夫妇二人在上海做秘密工作。
　　1941年2月，刘少奇和陈毅决定派谭启龙去上海，利用严永洁家族的社会关系，在上海建立闽浙皖赣四省联络站，任务是打通华中局与这四个省党组织的联系。谭启龙在秘密交通员的带领下潜入了上海，与已经到达上海的严永洁会合后，便着手建立四省联络站。严永洁在上海的亲戚比较多，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士也不少。如她的叔祖父严重儒，是上海滩上知名的企业家，也是一位开明士绅，与新四军有着密切的联系。严永洁的表妹上官云珠是著名的电影明星。这些亲戚关系经过了党组织的审查后，同意谭启龙夫妇和他们来往，作为掩护。在短短时间内，谭启龙夫妇就恢复了与四省的组织联系，使党中央的指示得以传达。以后，谭启龙又根据上级指示，依托上海的关系，从敌工工作入手，创建和发展了浙东抗日根据地。

　　1942年6月，谭启龙奉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从上海奔赴浙东，开辟抗日根据地。在谭启龙任书记的浙东区党委领导下，依靠浙东抗日武装力量，终于将敌后的浙东建设成了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

严永洁在革命战争年代伴随着谭启龙转战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后，严永洁也随着谭启龙搬迁至山东、浙江、青海、四川等省，并在这些省的宣传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同样，她也作出过突出的业绩，在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期间，对川剧的复兴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最著名的就是她在山东领导了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的创作和演出工作。

谭启龙于2003年1月22日，因病在济南逝世，享年90岁。严永洁于2013年1月4日，在济南与世长辞，享年95岁。

刘飞：开国中将，二十军首任军长，《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原型之一

开国中将刘飞

从赤贫人家子弟到新四军旅长

刘飞（原名刘松清，曾用名刘青），1905年12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八里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3岁丧父，7岁上山放牛。到武汉在茶馆做杂役，当过码头工人，受尽了欺压凌辱。1927年参加了革命，组织农民自卫队。11月，率队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930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班长、排长、连长、营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十一师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长征途中，刘飞历任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红四军独立师政治委员。长征结束后，刘飞被选调抗日军政大学政工干部队学习。1938年初，刘飞结束学业，被调往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后任第六团政治处主任。

1939年5月，叶飞奉陈毅命令，率第六团东征苏南东路地区。在武进戴溪桥与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汇合，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简称“江抗”），刘飞任政治部主任。“江抗”东进，一路征战，捷报频传，一直打到上海近郊，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9月初，“江抗”回师澄锡虞地区，在江阴顾山遭到国民党忠救军袭击。战斗中刘飞胸部中弹，身负重伤，被送往阳澄湖后方医院救治。后在陈毅安排下，秘密转送至上海医院治疗。伤愈后归队，这时，江南抗日义勇军已改名为江南抗日救国军（简称"新江抗”），谭震林任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兼政委。谭震林见刘飞归来，非常高兴，任命他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40年11月，刘飞任“新江抗”第一纵队政治委员。1941年3月起。历任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五十三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一师十八旅旅长兼苏中军区一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二师师长、第一纵队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二十军首任军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皖南军区司令员、安徽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公安军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80年5月，任南京军区顾问。1984年10月24日在南京逝世，享年79岁。

与“老师妻子”喜结良缘

1940年2月，刘飞在上海同仁医院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伤口基本愈合出院。但由于子弹靠近心脏，手术风险大，没有做开胸取子弹的手术。此后，这颗子弹留在他胸腔45年，直到他去世后遗体火化前才取了出来，被苏州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

刘飞出院归队后，4月随谭震林一起奔赴苏南东路地区，协助谭震林做扩大部队与根据地的人事工作。此时，刘飞已是年届35。红军时期充当敢死队，身上留下了五处刀枪之伤。顾山战斗中敌人射入胸腔内的那颗子弹，还时常在体内作祟，在繁重的工作中，还会常常感觉到隐痛。周围的同志都觉得他已35岁，应该成个家了，以便生活上有个人随时照料。刘飞当然也企盼贤妻的体贴与柔情，但他有自己的考虑，他的妻子不光要贤惠，而且要有文化，堪做自已的“老师”。放牛娃出身的他，已深刻体会到了文化对一个领导干部是多么的重要，他想找一个“老师妻子”。不久，他的爱情悄悄的来了。

前不久，他接待了由淞沪特委介绍来的两名姑娘，刘飞要给她们安排工作。其中一个叫朱一，一见面就引起了他的注意。朱一原名朱素娟，江阴夏港人，曾就读于南菁中学和苏州女子高级师范学校。她的叔叔朱杏南是大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受叔叔影响，她在学生时代便积极参加爱国运动。抗战爆发后，她在上海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后由地下党安排，化装越过敌人封锁线，参加了新四军“新江抗”部队。

刘飞对思想进步、又有文化的朱一情有独钟，而朱一听同志们讲过刘飞的许多战斗故事，对于这位英雄人物十分敬慕，两人在阳澄湖畔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刘飞想要对朱一表达爱意，又感觉自己年纪大，是个大老粗，会让朱一下不来台。这一下又拖住了，刘飞还是以首长的身份，关心、照顾着朱一，保持着纯洁的革命友谊。不久后，”新江抗”向西转移到江阴，朱一也接受了新任务，去家乡从事民运工作，两人即将分离。对敌斗争的形势容不得刘飞再犹豫，他不能错过朱一这样一个好对象。于是壮了壮胆，把朱一单独约了出来。两人相视无言，沉默了一会儿，刘飞开了口，说：“谭司令给我介绍了一位女同志，是莫斯科回来的女工人，我感觉不合适。我想要找一位有文化的女同志，既当我的妻子，又当我的老师……朱一，你愿意当我一辈子的老师吗？”朱一听到这番直白的示爱，脸羞地通红，女孩子脸皮薄，又不好直接答应下来，只说：“我看，还是你给我当一辈子首长和老师吧！”听到这句话，刘飞才露出了笑容，说：“好，咱们一辈子互相学习。”在征得朱一同意之后，刘飞兴冲冲地推开谭震林的门，劈头就说：“谭司令，知识分子，我找到了！”谭震林头也不回地说：“是朱一那丫头吧?”原来，他早就知道了他俩的事，当即笑呵呵地批示同意了刘飞的结婚报告。

刘飞中将与夫人朱一

　　此时，刘飞调任“新江抗”第一纵队司令，就在第一纵队的驻地，刘飞和朱一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婚房是借的老乡家的一座柴房，婚床就是稻草铺成的，被子就是一条满是洞的破毯子，这对互相相爱的革命夫妻，就这样结婚了。刘飞那个“又是老师又是妻子”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他一有空就向朱一学文化。新婚后第二天，刘飞就率部赶赴抗日前线，不久朱一调往江阴县，从事民运工作，小夫妻就此分离。在江阴期间，因为朱一民运工作出色，还遭到敌人几次暗杀，都惊险地躲过去了。而刘飞率部南征北战，担任新四军第十八旅旅长时，他统一指挥3个团兵力，于高邮县三垛河畔设伏，一举击毙日军200多人，全歼伪军1个团，取得了三垛河大捷，受到新四军军部通令嘉奖。在淮海战役中创造了以一个纵队歼敌一个整军的辉煌战例，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任第二十军军长。此时的朱一先后担任了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后方留守处保育委员会主任、第一纵队子弟小学校长、三野子弟学校教导主任等工作，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沙家浜》郭建光的原型之一

1959年，上海人民沪剧团准备写一篇反映江南新四军抗日斗争的现代沪剧。他们看到了军旅作家崔左夫写的纪实文学《血染者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斗争纪实》，认为完全可以编个抗日传奇剧，据此剧团团长陈荣兰、编剧文牧很快将稿子改编为剧本《碧水红旗》，呈给时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的刘飞，请他过目、指正。这时，刘飞口述、朱一记录的回忆录《火种》（专门记述刘飞等36名伤病员战斗生活）刚刚完成，他就拿给文牧参考。陈荣兰、文牧根据《火种》一书，又对剧本《碧水红旗》进行了修改，改名《芦荡火种》。沪剧《芦荡火种》于1960年1月由上海市人民沪剧团首在上海共舞台首演，引起轰动。1964年5月至7月，沪剧《芦荡火种》在北京公演，受到毛泽东好评。后北京京剧团移植改编为现代京剧，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定名《沙家浜》。该剧以刘飞、夏光等人为原型，成功地塑造了“郭建光”这一艺术形象。从此，《沙家浜》风靡大江南北，主人公郭建光也广为人知。

一些了解刘飞经历的人，都把他看作“郭建光”，然而，却总被他所制止。当时，在伤病员中，职务最高的是“江抗”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刘飞。但他因胸部受伤，留下不久被转到上海同仁医院治疗。“江抗"第五路参谋长夏光在伤病员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带领伤病员紧紧依靠阳澄湖人民同日伪军进行了斗争。编剧创作时，用了他的“光”字。刘飞将军说过：“郭建光是三十六个伤病员光辉形象的集中体现……我个人绝不是郭建光”。正因为如此，刘飞生前始终没有以“郭建光”人物原型的身份亮相。

1984年10月24日，刘飞将军与世长辞，享年79岁。火化前，在他身体内留存了45年的子弹头，被取了出来。后来家属把它捐献给了苏州革命博物馆，定级为馆藏三级文物，用来教育激励后人。

乔信明：新四军主力团长，从铁窗英豪到开国少将

乔信明少将

一生战斗，百折不挠

乔信明，1909年3月出生于湖北大冶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1927年参加了农民自卫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指导员、大队长、团长。1934年10月，他在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二十师任参谋长。

1935年1月底，方志敏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大部队被包围在江西省玉山县境内的怀玉山区，部队越打越少，敌人的包围圈也越缩越紧。危急时刻，方志敏把部队集合成一个团，任命乔信明为团长，要求他把部队带上怀玉山高峰，尽一切可能隐蔽起来，保存革命力量。这是方志敏生前任命的最后一位红军指挥员。怀玉山突围失败后，部队被打散，方志敏、刘畴西等领导人先后被俘，乔信明也在几天后的战斗中昏迷过去，落入了敌人手中，被反动派判了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在党组织的关怀、徐特立的亲自营救下，乔信明结束了三年多的牢狱羁押，重返革命队伍。1938年起，乔信明先后担任新四军教导总队大队长、新四军第六团参谋长、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参谋长、"江抗"第四路司令员、"江抗"一团团长、新四军挺进纵队一团团长，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一团团长。在郭村战斗和黄桥战役中，乔信明率领一团这支主力部队在这两场著名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取得最后胜利立了大功。

1942年1月，乔信明被任命为苏中军区二分区副司令员。但是，狱中的非人生活和沉重的脚镣，导致乔信明双腿留下了隐患。出狱后频繁紧张的战斗和工作，乔信明劳累过度，双腿不能走路，下肢瘫痪。他一边与病魔作顽强斗争，一边以惊人的毅力继续工作，指挥战斗。他不能走路，就在担架上、马背上工作，坚持了7年之久。被人称为“担架司令”。1945年8月，乔信明被任命为苏中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1947年9月，他又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总留守处处长，担负起华野后方的全部工作。全国解放后，在陈毅司令员的亲自安排下，乔信明到上海治疗双腿，经过开刀治疗，乔信明奇迹般的重新站了起来。1950年3月，乔信明被任命为华东空军后勤部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3年的9月4日，乔信明因病英年早逝，终年54岁。他是新中国解放军军官授衔后最早逝去的开国将军之一。

乔信明、于玲夫妇

匆忙的婚礼

1940年10月黄桥战役结束后，陈毅司令员说，打完黄桥这仗，有几个人可以结婚了，其中就有乔信明。当时，新四军有个内部规定：干部可以结婚的标准是“285团”，即年龄在28岁以上、军龄5年以上、团级干部。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一纵一团团长的乔信明已年届31岁，无疑是符合标准的。但是，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乔信明一直没有时间考虑个人问题的，现在上哪儿去抓一个女同志来结婚呢？他很快想到了在“江抗”认识的于玲。

于玲，原名王韶华，江阴城内大巷人，生于1917年1月25日，1936年毕业于江阴南菁中学高中。1937年七七事变前她就参加读书会的进步活动，动员妇女抗日。她组织抗日宣传队，奔走江阴城乡，进行抗日宣传并为抗日将士募捐。1939年5月12日，参加了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她勇敢地在阵地前向敌人喊话，参加战地收容救护。并不惧艰险，深入敌后侦察敌情，为战斗胜利作出了贡献。6月，于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任“江抗”四路政治部组织干事兼党支部书记。10月“江抗”主力西撤，于玲留在了东路地区。此后，在谭震林领导下参加武装开辟江阴县工作，先后任“新江抗”驻澄办事处副主任、中共江阴县委宣传部长兼祝文区区委书记、区长。这位新老两代“江抗”女战士，被谭震林誉为江南第一个女区长。

乔信明在于玲参加“江抗”后就认识了，因于玲 的出色表现，引起了乔信明的注意。参军不久，乔信明送了于玲一支钢笔和一双鞋。当时于玲的鞋在行军中穿破了，确实需要换鞋，于玲收下了。乔信明不知道在他们北撤后于玲是否有对象，又是否愿意，便请前来支援黄桥决战的“新江抗”老同志戴克林吃了一顿红烧鸡，托他当红娘。戴克林很快帮他了解到，于玲尚无对象，工作又相当出色。乔信明知此情况后，自然欣喜异常，立刻张罗着送点东西表心意。乔信明当时是团长，高级战利品见过不少，但都一律上缴。送给于玲 的定情礼品是军人最喜欢的东西——一支精致的小手枪。于玲对乔信明这个老红军早就充满了敬意，高兴地接受了他的礼品，同时接受了他的求婚请求。

1941年1月上旬，于玲随到苏北向陈毅同志汇报工作的谭震林同志一起到苏北来。刚到张家港就接到一封急电，谭震林立即对于玲说“我不能去了，你和柴副官一道过江吧。”原来此时正值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谭震林急需返回部队驻地。

1月中旬，乔信明和于玲在海安县富安镇结为革命伴侣。他们和叶飞夫妇、张藩夫妇、姬鹏飞夫妇一起，用组织批的十块钱会了个餐，就算举行了婚礼。皖南事变的发生，新四军人人义愤填膺，乔信明和于玲哪能安心度蜜月。于玲只待了12天，便回江南工作了。乔信明则到盐城参加新四军重建军部大会，二人匆匆分手，奔向各自的战斗岗位。

1941年5月，于玲调至华中党校学习。1942年1月起先后任苏中二分区政治部民运科长、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后方留守处妇女大队大队长、华东野战军总留守处直属队协理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人民大学秘书科科长、华东空军后勤部宣教科长、江苏省监察厅处长、江苏省手工业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江苏省中医院革委会副主任、顾问。2010年1月9日因病逝世，享年93岁。

写书记述方志敏狱中最后岁月

《掩不住的阳光》封面

乔信明对与方志敏在一起的最后岁月一直念念不忘。

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起《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活动，乔信明应邀撰写回忆文章。在妻子于玲的协助下，他完成了《回忆方志敏同志》（刊发时更名为《背负着方志敏同志的遗志前进》），该文后来刊登在《解放军文艺》和《星火燎原》上，成为介绍方志敏同志的珍贵文献。这篇文章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受其启发，决定与乔信明夫妇及军旅作家王昊（江阴籍）共同创作一部关于狱中斗争的剧本。经过多次修改和完善，《狱中斗争》剧本诞生，并引起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关注。1959年夏，乔信明夫妇等人根据出版社的建议，将剧本改编为长篇小说，定名为《掩不住的阳光》。然而，因时局变化，小说的出版被搁置。“文革”期间，小说手稿被王昊秘密藏在家中。“文革”结束后，王昊就把手稿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吴早文整理出版。吴早文分管的是“将帅传记”丛书，因体例不合没有编入丛书，他们家就一直精心保存这些手稿达30多年，始终占据了吴家书房一席之地。

直到2009年，在纪念乔信明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中，才被乔家子女重新找回。他们决定出版这部小说，以纪念先辈的革命精神。经过多方努力，长篇纪实小说《掩不住的阳光》终于在2011年1月正式出版，这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作品终于得以面世。这是惟一一本由亲历者回忆方志敏最后岁月英勇斗争的纪实性革命小说。小说以生动的笔触展现了革命者们在狱中的坚韧与斗争，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对信仰的坚守和对自由的渴望。2019年11月，以小说为蓝本的电视剧《掩不住的阳光》在央视播出，将这段革命历史以更加直观的方式呈现给观众。

如今，长篇纪实小说《掩不住的阳光》已成为一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红色经典，它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历史的见证、精神的传承。2011年1月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掩不住的阳光》首发式。2015年9月，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了《掩不住的阳光》的手稿捐赠仪式，这部弥足珍贵的手稿由国家图书馆收藏。

　　三位新四军名将与三位江阴才女在战争年代结为伉俪，他们同舟共济，相濡以沫，携手相伴，共渡风雨人生，成为新四军中的传奇佳话。这三位江阴女婿都在江阴大地战斗过，甚至洒过鲜血，留下了深深的历史足迹。江阴人民永远都会记住他们。

参考资料：

1. 《谭启龙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2. 《追寻先辈的足迹》，中共党史出版社；

3. 《党史博采》2020年第15期，《刘飞：〈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原型》；

4. 《一生战斗 百折不挠——乔信明将军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5. 《两代“江抗”老战士于玲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