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卷多情似故人

老顾

　　（本文首发于《春城晚报》副刊，曾获云南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我的读书故事》征文比赛一等奖）

　　明代诗人于谦的《石灰吟》脍炙人口，他的另一首写读书心得的诗也意味深长。“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在诗人笔下，书卷似乎有了灵气和人性，读书恰似与相知多年的挚友倾心交谈。无论清晨黄昏，心境好坏，只要打开书卷，心灵便得到慰藉和净化。飞快读过几千字后，尘世的喧嚣愁烦皆置诸脑后。这种读书的境界令人称羡。

吾生也晚，而追慕先贤之心亦然。记得学生时代，读自己爱读的书，自觉是人生之至乐。彼时书籍虽然廉价，但买一册书仍需花去部分生活费，不免在“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中做出两难抉择。尽管如此，通过日积月累和节衣缩食，我还是拥有了几十册藏书，锁在一个旧木箱的底层，视为至宝。我的大姐知我爱书，不时从邮局寄书给我。记得英国女作家伏尼契所著《牛虻》，三联书局出版的直排本，即是大姐所赠。

　　进大学不久，文革开始，第一场风暴便是“扫四旧”。我不免有些惶然，便将装书的旧木箱藏在床底，換上一把牢靠的铁锁，心始稍安。彼时学校停课，图书馆无人管理，几位胆大的同窗趁月黑风高之际翻墙入室，偷了几本“禁书”传阅，还自我宽慰曰“窃书不算偷”。偷来的书中，有冯梦龙编撰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喻世明言》，以及当时很罕见的“二拍”，即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看到这些书，我真有些“天上掉馅饼”的感觉。于是如饥似渴地读，熬更守夜地读，读得废寝忘食，读得不知东方之既白。

彼时许多典藏书籍被人视为敝屐，或一火焚之，或当作废品称斤论两出售。这倒为我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只须花极少费用，甚至不用花钱，便可得到昔日梦寐以求的珍本。于是我的藏书日渐丰富起来。

那段时间，我读到瞿秋白先生临终前的作品《多余的话》，这篇文章留给我极深的印象。据说秋白先生就义前，坐在福建长汀中山公园的八角亭内，谈笑自若地自斟自饮“断头酒”，并从容言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言毕缓步走出亭外，找块草地盘足坐下，回头对行刑者说：“此地甚好。”尔后从容就义。

　　《多余的话》开宗明义写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正文坦陈作者一生的心路历程，真诚平和，毫无掩饰。结尾说：“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最末一句是：“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读毕，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随后，立马风风火火四处寻找秋白先生推荐的几部书。除了高尔基的《四十年》未见外，其余均已收入藏书之中。

大学毕业时，我的藏书已有满满一箱。彼时学校尚未开始招生，旧人散尽，新人未来，校园中格外冷清。一天，我外出归来，只见宿舍门洞开，杳无人迹。急匆匆冲进室内一看，天哪，我的宝贝书箱不见了！那一刻的感受，用“五雷轰顶”、“痛彻心脾”之类的词形容也不过份。我呆坐床上，仿佛一下失去一群老朋友，欲哭无泪。

此后几十年中，我补齐了当年遗失的所有书籍。藏书虽不能说 “汗牛充栋”，却也堆满了几个大书柜。遗憾的是，当年我读过的秋白先生《多余的话》版本，再也无法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