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搬迁

苏仲辉

移民搬迁

刘震云写过一本《温故一九四二》的书，冯小刚将其拍成电影《一九四二》，影片中逃荒队伍的场景给人的印象深刻，时时都会激起我回想当年从古田旧城搬迁到新城时的情景。那时我已经五岁了。古田旧城的移民们卷着被褥挑着锅盖，拖儿带女，有的还抬着老人，疲惫地走在高头岭泥土公路上的状况就有如电影中众灾民逃难的镜头，所不同的是，影片中逃难的难民在路途中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不幸，而古田移民搬迁的不幸大都发生在一年多之后。

那时的人受“三面红旗”的鼓舞，思想进步，移民搬迁时，有工作单位的人都先搬公家的东西，父亲在供销社工作，也去搬供销社店铺的货物去了；舅舅刚顶上外公在电力公司工作，忙着在新城牵电线，我们两家的移民搬迁还是外公在引领。

外婆小脚，没有轿子坐，得自己走；我的表弟与我的弟弟比我小二三岁，他俩是坐在同一个竹篓里由外公挑出着走；我大一点得自己走，走累了也吵着要坐竹篓，就被骂。那时我大哥去广西水电站工作没在家，11岁的二哥和9岁的三哥，不仅自己走，还得挑行李，母亲是全劳力，更是要负重前行。

我们两家被临时安置在罗华村的一家农户内，这是一家典型的古田古民居的农户，两进三开间带天井，天井不大，两层楼，只住一户3口人家。一位老太太，年纪与我外婆相当，人很和蔼，也很同情我们移民人，非常乐意将自家的生活用具借给我们使用，还经常给我们送青菜。老太太的儿子在南洋，一个十几岁的孙子与她在一起，还有一位孙女，年纪更大一点，人长得苗条清秀漂亮，在外地读书，很少回家。她回家时，经常嘴里哼着“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的歌曲，歌声非常清脆好听，她歌唱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这也是我学会唱的第一首歌。

燕子，玄鸟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每到春天，就有燕子在这栋房子的屋檐下筑巢。古田移民人都应学习燕子的智慧，顺应天地之变化，四海为家，随遇而安，无论身处何方，皆能扎根生长，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燕子精神，就是古田移民人的精神。

这栋房子就在现在的新华路与解放路交接处的坡下，当时孤零零的一栋，周边都是田地。住在这里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就是上厕所有点恐惧。厕所是搭建在边侧小门的外墙边，有近2米高，有一木梯供上下，木梯有点摇晃，架在“屎篁”上的平台不是木板，而是稀疏几根圆木，如厕时只怕人会掉下去；围挡是竹席，破破烂烂，人蹲着还可看到外面，但有配备竹签，这竹签就相当于现在的纸巾。

大跃进年代建设速度很快，新华路、建设路、解放路都形成了，沿路两边的房子也建起来了。没多久，我们就搬到了位于县医院西侧的新华路4号新房子居住。

这新房子的格局不是民宅结构，可能是从哪个工地临时搭建的职工宿舍的套图。一栋房子分隔两个相同的部分，每部分大门进去都有一个公共厅堂，一楼有7个房间，木楼梯，楼上南北两侧有9个房间，两侧房间中有一过道。厨房是在房子的背后另外再盖一排。喝水，是大门前的一口水井。我们这半栋16间房子住有6大户人家，每户的人口都很多。我家7人只分配到2间房子1间厨房。

我家在此房子住了将近5年。有一次下大暴雨，而且连续下了几天。母亲对父亲说，这么大的暴雨，如在旧城，我们家肯定又被淹了。父亲反驳道，如果城墙没有被拆，暴雨下的再大，把城门一关，水还能进的来吗？我们家（52年）会被淹吗？历史上什么时候听说旧城有被淹过？都是败家子干的事，只懂的破坏，把城墙拆了，把“下峰塔”（也叫六保塔，比搬迁到新城的“吉祥塔”还要大，空心八角砖木结构，塔高达30米，游人可登临塔顶观望全城）炸了，现在连旧城都淹了。父亲对旧城被淹，一直愤愤不平，一有挑事就发牢骚。

这牢骚还没发完，屋外就传来敲锣的声音，紧接着街道通信员高喊，居民们注意了，风雨太大，在厝里内有危险，赶紧撤离。这位通信员是个五保户，个子矮小，在旧城有游神时，都在队伍前面扛大灯笼。文化大革命中，文兴街街长被打倒，就有人推荐他当街长，他以没文化拒绝了。但他很乐意帮人，人缘很好，所以他的声音人们都特别重视。

这不是新房子吗？怎么就经不起风雨了？怎么就成了危房了？原来，这房子除了几根木柱子外，外墙都是用竹片编织的，再糊上泥巴，安全确实没有任何保障。在惊慌之下，父母率我们跑了出去。在新华路上的坡上，已经有好多人站着，在暴风骤雨中还可听到小孩的哭声。不知这风雨啥时才会停，不能在马路上任凭风雨浇灌，父母亲又带我们跑回家了。

当年负责旧城移民工作的一位负责人后来回忆说，为了确保古田溪水电站建设，体现“大跃进”的成功，整个电站的建设速度和古田县城搬迁、移民的进度一再加快，上级要求原定三年完成的移民任务一年内就完成，最有效的贯彻执行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方针。在建房上，充分使用移民拆迁房屋的旧料，因陋就简，大量建造土木结构的楼房。这也就使得许多移民安置点的新建房屋不但面积小、质量低而且缺少配套设施，导致许多移民搬迁后住房条件极差；一些新盖房，一使用就是危房。

据说，当年朱德委员长视察古田水库与地下电站见到一排排的“平房”，赞道你们的猪舍盖的真整齐。那时，肯定没有哪位古田的父母官跟朱德委员长说这就是新城万余移民的新建居住房的实情。

住的拥挤，住的不舒服，住的不方便，住的不安宁，这是肯定的。但对于我这小孩子来说，只要晚上有一个睡觉的地方就满足了，感到痛苦的是饥寒交迫。

记忆里，有一段时间大人都练铁去了，在小学读书的我二哥与三哥也经常被学校组织去洗铁砂，学校操场上堆的都是一堆堆的黑铁砂。那时家里没煮饭，是吃食堂。每次从食堂买回来的饭分成几块，小孩子分最小的一块，总是不够吃。有一次父亲回来晚了，再去买饭时，食堂已经关了门。大人可强忍，我们几个小孩就不行了，哭闹不止。后来，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棵芥菜煮了吃。

后来，买饭就由哥哥负责了，我也经常跟着去。食堂是办在“圆圆圈”到西大桥中段的一个商铺里，食堂开饭时总是人山人海，人们总生怕食堂饭卖光了，因为确实发生过饭售罄的窘况，迟了就得饿肚子。有一次，我见到一位买饭的，当饭从柜台拿出来时，被人一挤，打到了地上，这人马上扑下去，双手围住饭，张开嘴就吃了起来，其状就如“狗吃屎”。

再后来，物质越来越匮乏，公共食堂也办不下去了。我们经常到山上去挖“狗骨头”（狼牙刺的树头）来磨粉，与米糠，地瓜米粉混合制成糕点来吃，吃了这“混合体”的糕，大便往往拉不出，极不舒服；还有就是去剥“扁材树”（古田本地的一种树）的树皮，与地瓜米饭一起蒸了吃，蒸出来的饭是红色的，吃起来很涩。不久，父亲得了水肿病，有时走路都困难；我的肚子特别的大，但肚皮却薄，可以看到条条的青血管。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最怕的是冬天。那时的冬天特别的冷，也特别的长。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小火笼，时时刻刻抱着，有时上学也带去，这小火笼就是小棉袄。

添新衣是不可能的，都是穿哥哥退下来的旧衣。那时买布是要布票，一个人一年只发三尺的票证，两个人的票证凑起来才够缝一条裤子，但有的布，买三尺只要一尺的票。父亲那时在棉布店站柜台，最早知道有否这样的布到。这样“权利”可大了，只要有这样的布到货的信息，他就可以首先通知亲朋好友与熟人。这样经常到他的柜台探消息的人就多，聚在柜台谈天说地的人也就多，柜台成了“攀讲台”（“攀讲”即谈天），有事没事人们都会聚集在这里，这样四面八方的消息也就多了。那个年代，好消息不多，坏消息又使人无法接受。我记忆中的“攀讲”：

“前天我村子里那个小孩死了，他家里人不是把他埋了，而是把他煮了吃了”；

“这不可能，人肉很酸，是不能吃的，就是能吃，你看看现在的小孩都瘦成这样子，哪里还有肉？”说话的这个人指了指我的生理骨骼挂图；

“吃人肉是不可能的，但卖小孩就很多了，听说西洋张姓移民户为救活人命把他家4个孩子都卖掉了”；

“我隔壁村的一位姓包的移民户，也把他的孩子卖了，换来了30斤大米”。

当世界上再无什么可吃的时候，人就会像狗一样会去吃人。但古田移民搬迁还没有到这地步，就是有吃人，也是去吃死去的人。但这时人的同情心、家属关系、习俗和道德都已荡然无存了，人们唯一的想法是要吃饭，饥饿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

“我们旧城移民人什么都被水淹没了，这才苦，才没饭吃，你们农村人田没少一份，地没缺一块，又没旱没涝的，为什么会没饭吃？”；

“你不知道，‘皇粮’任务增加了好几倍，剩下的口粮不够吃半年”；

“你村去年亩产是报3000斤吧，政府按你们自己报的产量征粮没有错”。

亩产万斤的卫星是领导放的，现在这沉重的后果却要群众来承担。我们读初高中时，经常下乡帮干农活，这时，都会邀请一二位苦大仇深的农民“忆苦思甜”控诉万恶的旧社会。这些农民一般都啥没文化，讲着讲着就跑题了，把新社会的“这几年”讲成了是过去的“旧社会”来控诉。

“都不是这原因，主要是把寺庙都被淹了，现在没地方拜了，神灵都不保佑我们了”；

“是这样的，民国15年大旱，我们全村人都去烧香，神灵就保佑了我们，那么大的灾也没饿几天肚子”这是一位年纪比父亲年纪还大很多，留着长发的一位移民老者说的；

“罗华境内有座‘倪公殿’也很灵，你们也可以去拜拜”说这话的是位原住民；

“我们那些寺庙祖祖辈辈都拜了一千多年了，才有灵气，也有了感情，突然间改换门庭，谁理你，而且罗华的事也够多的，‘倪公神’也顾不过来”。还是这位移民老者在说。

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古田的老百姓，在遇到问题时，常常会前往寺庙、道观求神拜佛，祈求平安与顺利。即便问题无法得到实际解决，这样的行为也能为他们的心灵带来一丝慰藉。然而，如今的移民人群，连这样的求神拜佛之路也没有了，他们痛苦的心灵无处安放，特别的迷茫与无助。

“昨晚土产的大胖子跳井了，听说是偷喝了土产仓库的酒”。这位大汉我们小孩都有印象，他有时也在卖青菜的店铺站台，我们几个小孩去捡菜叶时他总会仍几根菜叶给我们，然后再赶我们；

“是二保街的哪位姓宋的大汉？他怎么会去跳井？他这人一辈子爱开玩笑，爱讲笑话，天塌下来他都不愁的人”

“偷喝点酒就去自杀，这不可能，肯定还有更大的贪污”；

“这年头死了也好，早死早托生，再出生时也许就是福州人了”。

“早死早托生”。这句话或许在佛祖面临生死时也是会这样说的。看来，移民人群中信仰佛教的不在少数，他们对于生死已经看得很淡，都超脱了。

“半坑亭水电站不是发电了吗？怎么电灯还是这样一闪一闪的？”，

“电都送到福州上海北京去了，我们这里哪里还有电！”

“没电，这不是大问题，大问题在于今晚的饭在哪里吃？”

“攀讲”还在继续。这时，天黑了下来。

“----------”。

能建水电站的地方都是山旮旯的山区，山高皇帝远，这些牢骚肯定不会传到北京，也传不到福州，就是传到福州，也起不了任何涟漪。据后来披露的资料：当年根椐华东勘测设计院的测算，平均移民一个人需要朴偿1500元左右，但由于国家缺钱，压到了350元；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向国务院报告，拟采取农村移民购买旧房装修，新城房屋利用旧料修建，以节省国家投资，每人补偿平均再降低60元，此报告获得批准。

当年，福建省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急国家所急，克扣了移民人的拆迁补偿费用，获得国务院批准，起草报告的人可能会由此获得嘉奖或提升，但无疑又使得古田移民人雪上加霜。

资料还披露：古田水库淹没了良田4万余亩，粮食减产2600多万斤，而上头却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减少古田的粮食征购任务。如安置区西洋村，增加移民525人，征购不减，反增15万斤干谷；非安置区黄田村，分摊淹没区产量24万斤，净增80％。 有些数字更是惨不忍睹：凤都、双珠大队两年就非正常死亡51人，占移民人口8.6%，其中有3户人家绝户；沂洋后靠一座房子，10户死了10人；际面曾姓移民户一家5口人，移民后死了3人，出卖1人，只留下一个老母亲；达才周姓移民户一家13人，死亡2人，离婚3人，出卖2人，逃走1人，现在只剩5人；-------。

古田移民户，那两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都超过10%了，比《温故一九四二》书中描述的当年河南三千多万人，死了三百万人的比例还高。

还有资料披露：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古田溪水库移民的严重问题、上访的移民成群结队，他们当中有孤儿寡母、有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他们甚至拦车递呈。横洋大队有400多移民围攻到该村检查工作的省领导，矛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这又让我想起《温故一九四二》书中记载的一个历史事件。一九四三年，日本军队开始进攻河南，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使得三个星期内，日军就占领了他们的全部目标，通往南方的铁路也落入日军之手，三十万中国军队被歼灭。在那时，日本人向灾民发放了军粮，依靠了民众。而民众就有：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的问题。许多民众选择了后者，缴了自己军队的枪，帮了日本人，当了汉奸。

古田移民人的觉悟要比当年的那些河南人高，除了围攻省领导以外，没有其它过激的行为。这与古田移民人相信党，看到希望有关，这希望就是古田县委、县政府对移民人十分同情和焦虑，虽然无能为力，但尽力地向上反映，祈求解决问题。

我家后来搬到了建设路紧邻前坂村的“广东厝”居住。“广东厝”一排8单元，我家是在第4单元，条件比之前好多了。我父亲经常跟我们孩子念叨，住在第1单元的那个老婆婆的女婿是当大官的，是个大好人。我当时就想，这婆婆的丈夫不是现行反革命被抓去关监狱了吗？他女婿是当大官的，不会把他放出来？

这位当大官的女婿就是当时古田县的县委书记靳苏贤，他是山西黎城县人，心里确实装着移民人。从现在公开的资料可以查到：当年，他多次以古田县委的名义向中共南平地委、福建省委反映古田移民的问题无果后，还利用到北京开“七千人大会”期间，向周总理反映古田移民问题，得到答复是：当前，全国各地都面临许多困难，等国家经济有所好转后，会逐步解决古田移民问题。

问题在于，国家经济什么时候好转？这逐步的时间是多长？要知道移民户一天三餐，就是两餐或一餐也还得要吃，吃饭问题是不能等的啊！

靳苏贤书记敢于讲真话，以各种形式继续上访，终于得到了上级的重视，上级将克扣古田库区移民补偿“结余”款1700万拨还给了古田移民，重新制定了“六二补偿方案”（即多房多补、少房少补、无房不补），移民在原有补偿的基础上，增加了2.4倍的补偿款，大大缓解了“人祸”造成的灾害。也才有了二次移民，许多移民人被重新安置到建阳、建瓯、顺昌、武夷、邵武等闽北更地。

在古田旧城建有名宦祠，祀奉历代县令、县丞、县尉中遗爱于民的20多位名宦。在城外的北台山上，还有一座灵应庙，专祀北宋时的古田县令李堪，因为他在任上爱民惠士，建学立社，举乡饮，毁淫祠，黜异教，建学校，化礼俗，课农桑，奠定了古田社会文明之基。而靳苏贤书记殚精竭虑，救移民百姓于水火之中，旧城移民人也一定会建庙修祠纪念他。但令人想不到的是，有些古田人不但没有感恩戴德，而是在“四清”与文化大革命中，以靳苏贤书记为移民人上访的材料作为“证据”，揭发他“叛国”等罪名，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批斗，使得这位为民请命的清官，蒙受不白之冤达17年之久。

古田人愧对靳苏贤书记啊！

我曾在写的《那年我参加高考》一文中说过，当我的脑袋最需要营养的时候，遇到了移民搬迁，大多数人都饿的半死；当我开始长身体的时候，又被繁重的体力活压的直不起腰来。如果不是饥饿，如果不是过劳，我绝对会比现在聪明，绝对会比现在长得高、长得帅。当然也未必。

我在讲移民搬迁的故事时，我的老同学就说：您写的古田旧城搬迁的文章，我看了好几遍，很真实又感人，我看着看着恍惚又回到了儿时那说不出滋味的时代。还有一位未曾谋面的后生飞鹰（估计是笔名）也给我留言：感谢你老人家讲旧城移民的事，我父亲应该比你老人家还大那么两三岁，50年的，他很少跟我们讲旧城移民的事，感觉那一段回忆很痛苦，讲最多的是旧城的房子多大多大，曾祖如何如何有本事，移民搬迁时候把旧城房子的门，门窗，木料，瓦片全拆了搬走。还有朋友留言说：移民搬迁使得千年古城的千年积累荡然无存，改变了旧城人每个家族的命运，影响了我们几代人的生活，是旧城人历史的悲哀。

往事确实不堪回首。

当然，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一叶知秋，瞎子摸象，让巴掌山挡住了双眼。那个时候欢乐的事也不少。比如，我就特别喜欢过生日与过年。我的生日是祭灶日，比其他兄弟过生日只吃一个蛋，至少还可加一碗面。过年吃的东西更多，经常在灶台边等着蒸出来的用米糠做的“肉丸子”，还经常用几把凳子垫着去偷吃父母亲放在很高的厨子顶上的肉和鱼等奢侈菜肴。那种期待与快乐的心情，远无法用文字来描述的。

在幼儿园与小学读书不仅快乐而且幸福，我幼儿园与小学都在古田第二小学读的。那时虽然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但我当班长、当孩子的“头”，可号令“全班”，经常组织一些同学一起上山砍柴，下河捞虾抓泥鳅抓鱼，去田里挖农民未挖干净的地瓜就地烧火烤了吃。晚上还经常组织小孩翻墙逃票看电影。那时，真的是无忧无虑，快乐无比。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能在66年复课闹革命时，立即成立“古田县第二小学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并自封司令的基础和原因。

不过在读书时最尴尬事就是被老师追讨学杂费。那时每学期没人的学杂费是3元到3.5元，而我家有5个兄弟在校读书，父亲一个月工资30元，母亲绣花按劳取酬，一个月也有15元左右的收入，但生活还是拮据，学杂费就经常赊账。到了期末实在说不过去了，我就去跟母亲闹着要钱，但没两天，母亲就会像变戏法一样把几位兄弟的学杂费都交齐了。后来，才知道，这是母亲偷偷去卖血的钱。

那时候旧城移民人的精神面貌还是很阳光的。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看篮球赛。古田，这个历史上的体育强县，尤其是男女篮球，曾打遍全省无敌手。移民搬迁后，体育设施基本荡然无存，但工人文化宫的那个球场还是一直开放着，经常举办篮球比赛。每次比赛，观众都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我个子小，经常爬到围墙上看，跟着人群欢呼、呐喊，此起彼伏，那氛围，真是太兴奋、太愉悦了！

2024年9月8日 苏仲辉 于厦门

古田新城新华路4号房子

两张网络下载的旧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