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

清风晨露

休假带妻子回富民老家小住。得知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沈老师病了，急忙携妻去看望。沈老师家住县检察院职工住宅区。见到日夜牵挂的老师，我热切地和他打招呼，并做自我介绍。她听后，爱意满满的拉着我看上看下，进而大声说：“对对对，没错，就是邱”。我把妻子绍给她，她兴奋的把我们让进客厅坐下。老师身体无大碍，摔了一跤，没伤筋动骨。师生十几年没见面，说不完的话，但当她得知我在一家省级媒体当记者时，却惊讶疑惑地说：“记者、记者，不可能，不可能，我教的学生我知道有多大点底子。”进而又急急地转换语气爱怜地说：“一定吃了不少苦吧，祝贺你，祝贺你！”

一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大力倡导公社创办中学，上学不出公社的号召下，富民县勤劳公社党委革委决定以辖区的小学附设初中班为基础，以民办公助的方式，于1973年选址永安村后净园寺，开办了勤劳中学。我难忘的中学时代（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就在这里度过，和我在一起共享青春年华的有来自仓前、黄坡、元山、松林、大小西山、里外麦厂等村的同学。

学校建在一个石窝窝里，很小，一排平房4间教室，一栋二层小楼为教职楼，离校区百米的坟窝里，立着一平房是厨房。学校没有大门，陡峭的山就是围墙，如果夏季环视校区，除了硬硬的石头，还有满眼的绿色，静静站立校园可以嗅到花草的香味，学校主科老师配得还是强的，学生也很努力，但我们基础实在是太差了。记得初一下学期的一天，教数学的刘老师讲完例题后，布置课堂作业。不长时间，多数同学都按时完成了，但一杨姓同学仍在低头计算。刘老师站在他身边，看了很长时间，然后叫这位同学站起来背乘法口诀。令人失望的是，杨同无法把乘法口诀全部背下来。此后，这位同学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班上。这件事在全校议论热度还没有减，另一件同样是教育质量的事又引发了不小的风波。与我同班一张姓同学，其父是我们村大队会计，一天，父亲对放学回家的儿子说，桂文，把你妈妈这个月的工分算一算，看看有多少，儿子点头称是。一天后，父亲问儿子算好了没有，儿子说快了。过几天又问算好了没有，儿子还是回答快了。听说，这样的问话一直持续了两个星。不几天，我看到父亲带着儿子到我们学校来向老师同学告别，那天，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父亲失望与无奈的脸，看到了一个与我同龄、满眼胆怯与害怕可怜的身影。八派与炮派在昆明武斗的消息不时传到学校，但文化

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我们几个活跃分子不时被安排写大字报，写批判文章，搞了批林批孔、又批右倾翻案风，好不热闹。听了校长及政治老师的形势教育课，我们为国家的美好前程激动得浑身发抖热血沸腾。当全校大会把已写上名字刚发的英语课本收走后，我们为“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语，不懂ABC，照当接班人”，远在北京黄帅小将的豪言壮语而感动得齐声叫好。大环境下，极左行为不时发生在我们身边，教语文的沈老师被停课做检查就是一例。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沈老师在上新的课程时，发现有很多生字学生不认识，怎么办呢？经她反复征求我们的意见，最后采用上新课程时，先由学生把生字提出来一一写在黑板上，认完生字后再讲分段，写段落大意等内容。但她实事求是的教学精神，却遭到了校领导责难，学校认为，高中生怎能教生字，这是小学生的教育方法（我们没有学过汉语拼音）。更严重的是，校领导认为她低估了学生的水平，低估了革命小将的阶段觉悟，是对接班人的巨大不信任，是典型的白专道路。沈老师被停了好长时间课，差点被抓起来，要不是临近文革结束，不知命运几何。

二

学校为了落实“不但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

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在教育内容上，着实想了不少办法。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在我们七三届两个班分别开设了机械班和红医班，我所在的二班学的是开东方红拖拉机，那个年代不要说开，就是见到拖拉机也很希罕。宣布我们学习内容后，我们男生高兴坏了，但女生则满脸愁云，她们生怕自己学不好，丢红卫兵的脸。红医班则是女生脸上乐开了花，男生一百个不愿意。我们的课是请公社拖拉机站的师傅来上，师傅只会照本宣科念，一堂课读了大半本，三堂课就读完了。但见到拖拉机时，师傅老师就满眼放光讲个不停。只可昔机械班毕业时，我们只听到过一次拖拉机吼叫，连驾驶室都没有进过，现在只记得东方红拖拉机是四汽缸四行程。那段时间我们非常羡慕红医班的同学，常常想去傍听，但当看到上课老师有一次抱着一个裸体女人来上课时，我们就打消了学医的念头。你想，有一个光屁股女人立在教室里，多难为情啊。红医班比我们机械班强，据说有两个女生学会了往病人屁股上打针。我们最反感学农了，我们都来自农村，从小帮父母干农活都烦了，学校组织的学农又是最简单，丝毫没有科技含量的活计，大家更是反感。那时全国抓生产树了两面旗帜，一面是工业学大庆，一面是农业学大寨。只要形势需要，公社有号召，我们就得停课去劳动。劳动的主战场在

离学校不远的对锅山上，任务是改造梯田。那时年龄尚小，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哪经得起“红卫兵小将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争做革命接班人”的宣传。都是年青人，人人都要求进步，都想急第一。但见劳动场上你追我赶，口号声声，灰尘满天，汗水浸透衣服，手起泡，肩破皮，仍然咬牙坚持，改天换地的精神永不灭。梯田一丘一丘成形了，我们的课程则一节节被耽误了。另一项学农活动是在学校傍的一座无名小山上种南瓜，每人三塘。农事少不了农家肥，学校没有，同学们只能从家里挑。最近是永安本村的同学，最远的里外麦厂、松林、大小西山村，距离3到7公里不等。种瓜时节，每天上学一大早，可看到一队队背着书包，挑着农家肥的男女学生，一批批往学校赶。到学校要穿过永安村子中心，有好几百米全是爬坡，而且是石板路，又光又滑，一不小心摔倒，弄得满身是粪。到学校急急把肥料挑到山上倒到早已挖好的瓜塘里，伴随着上课铃声冲到教室坐下，男生被汗水湿透的的确凉衬衣紧紧贴在后背上，掏书的手还沾着零星的粪。女生满头满脸汗水，流海紧贴在脑门上，红彤彤的脸朝阳般可爱。教室里轻轻飘着，少男少女的汗香和淡淡的农家肥味。这些味道和书香混合在一起，刺激着我们的大脑，激起我们对知识的渴望。教室里老师边讲课边用怜爱的眼神看着我们，好生亲切。我们则思索着老师讲的

每一个问题，沙沙做着笔记。

三

当兵不久我出了一次洋相。那时看电影在放正片前一如继往要放一部新闻短片。当我看到体操皇后马艳红在杆上上下翻飞，身轻如燕优美的表演时，不仅为她为国争光的精神所感动，脱口低声说到：“马艳红的双杠真是太厉害了。”话音刚落，几个战友便转头过来看着我。我正疑惑地看着战友们时，班长悄声对我说：“是高低杠，不是双杠。”我再次详细看看银幕，不服气地在心里说，分明是双杠，怎么会是高低杠呢！我们学校的操场，立在一排4个教室前的一片空地上，长不到100米，宽不过60米，坑坑洼洼，怪石守候。为平整出一块有样子的运动场，学校曾号召学生苦战了几次，但终因石头坚固而放弃。我们班主任姓陈，是地道昆明城里人，对运动无比热爱。没事就爱抱着手在操场上转来转去。一天他找到我们几个男生说：“在这块场地上，足球不敢想，蓝球、排球不奢望，单杠、双杠不可能，我们建一个跳远的运动场地吧。”我们点头称是。陈老师带着我们班的男生，放学后便动起手来。我们先在场地低洼处挖了个坑，算是沙池，但在平整跑道时就遇上了困难。跑道上两尊石头坚硬无比，我们用八磅大錘使尽浑身本事也只能砸破头。一天，陈老师对我们说，咱

们还是用炸药炸吧。不能放炮平整场地，这是学校的规定，再说到哪里去弄炸药雷管？文革期间由于武斗原因，爆炸物品管得极严。每次押犯人游街示众，都少不了这类犯罪案例。但陈老师神通广大，真弄到两个雷管和一点点炸药。为了防止公安追查和校领导发现，我们就如何把爆炸声降到最小商议了很长时间。最后我们每人捐了一床草席，采取铺草席、浇水、压沙土的方法进行爆破。爆炸声很闷很小，爆破过后，我们躲在不远处的草丛里一个多小时，确认没有人发现后，我们才慢慢出来去看炸点。效果不错，接着放了第二炮。这一炮由于炮眼浅，药量有点多，炸声很响，飞石还把高一班教室的窗玻璃砸烂了三块。这件事最终校领导还是知道了，或许也是对运动场地的渴望，最终不了了之。跳远运动项目建成后，给学校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也激发了同学的创造性。几个同学发现教职楼墙上有一个洞，一个同学便从家里扛来椽子，安上去当单杠。有同学把课桌抬出来当安马跳。反正，自从跳远项目建成后，就结束了我们上体育做做广播操、伸伸腿、弯弯腰的历史。我们学校体育不行，参加县里组织的中学生运动会从来没有拿过名次，但我们的文艺队却好生了得。队里有扬琴演奏高手陈昆生老师，二胡演奏名家王从贵老师。同学

中有女高音罗玉芳，王秀芬；男高音王嘉贵；民族舞王嘉兰、毕维芬。还有又能唱又能跳、嘴又得的肖丛金、屠占洪、刘玉珍、苏玉莲等。李先、杨红卫、张兆雄、张新强、刘树等一帮同学没有什么抢眼的手艺，但合唱、集体舞也少不了我们的身影。节目内容大都是文革时期规定的八部样板戏的内容节选，也有反映军民关系及紧跟形势的节目。排练放学后进行。老师先安排我们背台词（唱词），进而教我们唱、跳、走场等等，再后是连排、彩排。那时农业学大寨，农活非常忙，但只要说参加学校里组织的文艺活动，父母都乐意支持。我们演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特别演出：比如庆祝九大召开，打倒“四人帮”等。一种是到公社辖区内的村巡回演出，那时叫为贫下中农送戏。我们第一场演出在公社所在地永安村的小学里。文革期间农村物质匮乏，精神生活也不丰富，听广播是唯一的信息渠道，一个月能看上一场电影也就不错了，文艺演出对农村来说是重要的精神大餐。演出消息一传出，全村男女老少就盼着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演出，我们都十分紧张，怕唱词忘了，怕动作不协调，什么都怕。临近演出，从后台悄悄转到侧边，看看有多少观众，当看到黑压压一片时，吓得缩回去的身子瑟瑟发抖，上下牙直打架。第一个行将上场唱洪湖赤卫

选段“洪湖水，浪打浪”的王秀芬急得哭了起来。看到这一情况，王老师和陈都放下手中的乐器，过去不停地安慰鼓励她。这同学也算争气，当报幕员屠翠珍宣布演出开始，请欣赏第一个节目时，她竟然气定神闲地走向舞台，向观众深深鞠一躬后，亮开嗓子便唱起来。纯朴动听的歌声感动了全场观众，响起一片掌声。第一炮打响，由肖丛金、苏玉莲等表演的“洗衣舞”，由王嘉兰、毕雄芬领舞的大型舞蹈“春城颂”一一登台亮相。第一次成功演出，让我们激动了很长时间。第一次登台演出恐惧心里克服后，还有一种演出也不轻松，即到自己所在村演出。紧张来自两点，一个都是看着你长大的乡亲，你有几斤几两人家都清楚，突然一天化了妆的你面对他们，你会产生巨大的不适应。另一个是怕演砸了，丢了家里人的脸，被村里人议论。宣传队成立一年后，我由群众演员升到二流角色，时不时会有机会演点戏份比较重的角色。记得到我村演出，我表演的节目是“三句半”，是讽刺江青的内容。由我，张照雄、刘兆富、李先四人承担，我说第三句。事情就是怪，当我的上家说：祖国山河红旗飘，我竟然怎么也想不起来“人民生活无限好”。那时演出没有话筒，我脑子空白一秒钟后，突然小嘴一动，动作一比划，我的下家李先更聪明，看我手一抬一收后，小锣一敲，大声结尾说：“好”

这次演出我们得了不少掌声。只是回家后我爸说：“你有一句声音太小了，以后要大点声。”我点头称是。

四

现在我一嗅到青椒炒茄子和刀豆，干椒炒洋芋丝，记忆立马就回到中学时代。四年中学生活，由于离学校远，早饭（我们那里的农村一天只吃早晚两餐饭）只能带到学校吃。四年，近千个早晨，妈妈满怀希望早早地起来为我准备带到学校的饭菜。朦胧中贪睡的我还没有起床，就听到了妈妈洗锅时的涮涮声，闻到了菜的香味。夏季蔬菜多些，炒茄子，炒刀豆是常菜，冬季基本都是炒洋芋丝。当然妈妈也会在我的饭里埋进煎鸡蛋或炒火腿。离家前，妈妈总是将饭盒亲手装到我的书包里，爱怜地对我说：“路上慢点，不要摔了，听老师的话，好好读书”。我总是点头称是。70年代中期，生活普遍比较困难，我和同学带到学校的饭盒里装满了各个村各个家庭日子的真情。吃饭时，我们从学校厨房取回蒸热的饭盒（厨房的唯一作用）。便三三两两到教室里，操场石堆上，长满猫眼睛树的小山上吃起来。饭盒里内容不错的同学边吃边闹，相互之间你给我一勺，我给你一筷，好不开心。饭盒里盛着五谷杂粮的，一个或两人在一起，静静用餐，思考着什么。我们老师都是一个人住在学校上课，但凡我们知道家里来人，总是以

请教作业为借口，趁老师家吃饭时抬着饭盒到老师住处去，这样总能和老师家顺便搭个伙，吃上几口好菜。我们几个同学屡试不爽，洋洋得意。

五

我的母校存在不到十年就被撤除了。一天，当我把眼前一片小凹地告诉妻，这里曾经是我的母校，我的中学时代就在这里度过时，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里曾经书声啷啷。我慢行在母校的土地上，回想着我美好的中学时代，一幕幕如过雨云烟。放眼望云，接纳过几届学生的教学楼不见了，连建造学校的基础—石脚也找不着踪迹。课余时间被我们磨得油亮的石头上生出层层青苔，只有那些生长在石缝里的猫眼晴树，仍然依恋着石缝生长，年复一年。凹地上，一个老人架着一双牛在耕耘，铮亮的犁刀在初升太阳照耀下晃着我的眼。牛不出力，老人又舍不得鞭打，半天才晃一下的犁刀看着让人难受。这人和牛似乎就要这样，慢慢残酷无情地把我对母校、对中学时代残存的记忆抹掉。这太无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