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沉淀】我的父母文革之旅

刘洪超

革命圣地延安宝塔山▼

　　

说 明

本人帮助亲友编辑一部往事回忆。

文章作者简介：【杨新新】先生1949年出生于陕北延安，父亲为原中共中央西北局老干部，于1970年到陕北延长县七里村公社张义夫子大队插队，后到陕南汉中012基地工作，现定居北京。

站立的先生为文章作者【杨新新】，拍摄于疫情前夕的2000年元旦后，表妹夫妻陪同小姨母到养老院探望我的妈妈时的留影▼

我的童年我的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家隨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机关离开陕北延安，进入西安，入住西安南梢门西侧的小雁塔。

小雁塔本是唐代著名佛家寺院，战争年代成为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司令部。

当时全国的解放战争并未结束，西安南边的汉中还在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的手中，西安的西边宝鸡以西还是国民党西北军阀胡鸿奎、马步芳的地盘，西府战役，兰州战役正在激烈进行。隨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越来越多的地方被解放。

新解放的各地面临建立新政权，建设新中国的重任，为西北七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河南）培训大批懂政策，懂管理的党政军领导人员，是西北局党校担负的重任。

西北局的领导们会经常来小雁塔党校视察和讲课，我在小雁塔大院就见到过彭德怀，习仲勋，贺龙等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大佬，以及来小雁塔党校作报告和视察的刘少奇等中央领导。

西安解放后，西北局党校入住这里。小雁塔当时地处荒郊野外，又值战争刚刚结束，天下还很不太平，小雁塔周边不时会有枪声。上级派给党校一个武装警卫排（60人左右），小雁塔大门口站着手持刺刀枪的双岗，四周高高的围墙上拉着铁丝网，围墙四角有四个炮楼，里面有警卫部队架着机枪。大院围墙外是一圈又宽又深的壕沟，警卫部队昼夜院内院外武装巡逻。

党校入住小雁塔之时，正是国民党军队仓荒撤离不久，小雁塔院内到处可见国民党军队扔下的军用品，于是党校家属捡回去当生活用品，如捡回步枪上的刺刀当菜刀，捡回士兵的钢盔当水勺，当尿盆。男孩子们捡来大把大把的子弹壳当哨吹。我还曾在小雁塔大院内捡到过一把蒋介石赠与高级军官的“中正剑”，被大孩子给讹走了。

党校还有自己的文工团，话剧，歌剧，眉户剧，什么都能演。到了周末，文工团在小雁塔大操场举办交谊舞会，在汽灯、马灯的照耀下，在文工团乐队伴奏下，党校机关的青年男女们穿着鼓鼓囊囊的灰色制服，在崩嚓嚓的舞曲声中，在曝土扬尘的土操场上就双双起舞了。

西北局党校文工团的成员，很多来自于北京华北大学的大学生，他们朝气篷勃，才华横溢，以他们为主组建的党校文工团，极大的丰富了小雁塔大院的文化生活，他们演话剧，小歌剧，眉户剧，什么都能演。有一次他们演一部外国话剧，跟食堂要了一块发面团安到演员鼻子上假扮外国人的高鼻子，时间一长，面团发酸，演员实在受不了了，在舞台上一把揪掉了面做的假鼻子扔到了地下，逗的台下观众哄堂大笑。

五十年代中期，党校文工团解散，文工团整体转型组建为西安市话剧院离开了党校。后来在描写毛主席转战陕北的电影《巍巍昆仑》中，以逼真扮演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而著名的演员张克瑶，刘法鲁，就都是原来西北局党校文工团的团员。

30年后，西安市话剧院进京首演话剧《巍巍昆仑》，在北京民族宫剧场，在中国避难的越南前领导人黄文欢走上舞台拉住毛主席扮演者张克瑶和周恩来扮演者刘法鲁的手激动的说，当年在延安我和毛主席，周总理经常见面，非常熟悉，你们怎么把他们演的那么像呀。

党校还拥有当时西安唯一的一个网球场。新中国建国初期，苏联派来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帮助建设新中国。住在西安的苏联专家们想周末打网球，可是当时的西安没有一个网球场。西北局决定在小雁塔党校大院内建一座网球场，爸爸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刚从北京分配来西北党校的年青干部刘国柱（小马驹和俭俭他们的爸爸）。刘叔带领一些人自已设计，自己施工，在小雁塔党校大院的大操场上建起了西安第一个网球场。

每到周末，苏联专家们就会络绎不绝到小雁塔党校大院的网球场来打网球，爸爸有时也会和苏联专家一起打网球，我还给他们当过球童呢！（在网球场上跑来跑去捡球）。我记得刚到小雁塔时，住在小雁塔北门内西侧一排一排的平房里，原是国民党军队的士兵营房，土坏墙，蓆瓦顶，下大雨就漏的稀里哗啦的，我半夜就曾被叫醒，床上被褥卷起，放上个盆接漏雨。

后来搬到小雁塔塔身附近一个独立小院，奶奶带着我们几个住北房，一排砖混结构的平房（这时候杨实和铁牛都有了，他们俩出生在西安东郊的陆军医院，即后来的四医大）。爸爸妈妈住南房，一排砖混结构的平房，中间一间是个大会议室，够二三十人开会用，一张长条会议桌，几十把椅子，墙上挂着共产党老祖宗马恩列斯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小院西侧还有一排平房，住着警卫和秘书等工作人员。

儿时记忆中的小雁塔大院，古木参天，鸟雀成群，庙堂神秘。当时的机关生活是军事化管理，机关工作人员无论男女统一发的灰布制服，吃饭时大食堂外地上人们围成一个个大圆圈，中间放着菜盆，汤桶，馒头筐，大家都蹲在地上吃，远看灰鸦鸦一片。党校那时在西安各大机关中应该是最阔气的，有自己的电影放映队，晚上在大操场上支起白色的大幕布，大人孩子全都席地而坐，银幕正反两面都坐满了人。

延安、西安是我终生难忘的故乡！金色的童年时光多么美好，然而又是那么短暂。

【编者按】：曾经有这样一群青少年，他们满怀理想，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他们顺利通过中考，踏上了追求知识的新征程，心中怀揣着报效祖国的壮志豪情。他们在知识的海洋中奋力遨游，渴望汲取更多的智慧，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文革”降临。瞬间，祖国大地陷入了一片混乱与动荡。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书籍被焚烧，老师被批斗。那些曾经充满希望的青少年们，陷入了无尽的迷茫与困惑。他们的理想仿佛在狂风中飘摇，随时都有被摧毁的危险。

祖国这个他们深爱着并渴望为之奉献的地方，进入了灾难时期。

动乱年代延安情怀

文革风暴起苍黄，

革命前辈陷厄殃。

昔日勋功皆被忘，

今朝批斗倍心伤。

走资诬名头上戴，

关押下放路茫茫。

不堪回首当年事，

历史长河永记章。



1966年我读高中一年级，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狂飚突然降临全中国，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全中国所有的党政机关统统被打倒了，全国几乎所有的各级领导都被打倒了。我们的父母也和全国其他老干部一样，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抄家，关押。全国各地都归“造反派”掌权，造反派说：“走资派”的老娘不得留在城里吃闲饭，于是强行勒令将我的奶奶送回山西农村老家。

奶奶跟随我们相依为命共同生活了十几年，老家早已没有直系亲属，让年过七十的孤寡老太太独自回到农村老家可怎么生活？

然而，时代的风暴席卷而来，混乱与狂热充斥着每一个角落。在这股洪流中有些人群逐渐迷失了方向，被一些激进的思想所影响，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响当当所谓的“造反派”，做出了许多违背人心的事情。

1967年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我背起奶奶拾阶而下，这是老人家住到这个楼房七年来第一次下来，也是奶奶可能要永远离开生活了十几年唯一的家。父母在关押中，不许来送行。

亲戚借来一辆崩崩三轮车把我们送到西安火车站，我背着奶奶上了火车，泪别了把我们五个孙儿孙女从小带大，与我们相依为命十几年的奶奶，由山西老家来的两位远房亲戚接回老家。

奶奶回到老家不久，生活上没人照顾，精神上没人慰藉，在痛苦的思念中，孤苦伶仃的去世了。而被关押的父亲连奶奶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1969年被关押了三年的父母终于放出来了，但要连同全家，注销城市户口，发配陕北农村当农民劳动改造。

1969年底，一个寒风刺骨的冬日，全家老小收拾好铺盖等全部家当（没有傢具，傢具都是公家的），爬上一辆送我们去陕北的没蓬大卡车，这辆卡车一共拉了去陕北的四家人，老老小小十几口人和四家的行装，大家爬上卡车上高高的行李堆，在摇摇晃晃中出发了。卡车驶离我们居住了20年的党校大院的家，驶过小寨，驶过雁塔路，驶过大差市，驶过东五路，驶过四医大，....看着一处处我们熟悉的地方，我们在心中黙念道：再见了，西安，再见了，故乡！何时还能再见吗？只有天知道了。

卡车驶过临潼，驶过三原，驶过高陵，驶过铜川，驶过千里沃田的关中平原，驶上北上陕北的黄土高原。车到陕北富县，下车吃饭，吃的一种叫钢絲面（硬如纲丝的高梁面条）和金银卷的花卷（玉米面和高梁面掺和的粗粮主食）。

吃饭时我巧遇来陕北富县省政法系统五七干校探亲的中学老同学王新和王惠（王恵后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主演过新版《渡江傎察记》）。

卡车驶上陕北高原后，在盘山公路上摇摇摆摆的前进。一侧是山崖，一侧是深不见底的深沟。我们这些卡车上的老老少少脚蹬着卡车车帮，双手死死的拽着行李一角，隨着车子在盘山路上的摇晃，我们在行李垛上也左右摇晃着，如果谁没抓牢掉下车去，摔下深沟就是粉身碎骨！望着这转不完的高山深沟，我心说：我的天！当年我的妈妈是如何背着四个月大的我，带着两个幼年的姐姐，仅靠自己的双脚，走出这层层叠叠的大山的？

卡车清晨从西安出发，翻山越岭，走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终于来到了延安。看见了，在电影镜头上见过无数遍的宝塔山，延河桥！这就是延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革命圣地延？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这就是我家在战争年代居住的地方？“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在延安市，那几家人家到站了，人和行李都下去了，卡车上就剩下我们一家了，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延安北边的延长县。我多想在延安好好看看，看看我出生的这个地方。但卡车未在延安停留，夜色之中，向着东北方向驶去。

当晚九点左右，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了：陕西省延安专区延长县七里村公社（乡）张义夫子大队（大村）曹家圪坨生产队（小村），一个名字很长的小山村。

　　我的父母是作为“走资派”发配到这里来劳动改造的，可是村里的乡亲们不管这一套，只说是当年的老红军、老八路回来了！

乡亲们拿来当地招待客人最好的东西“摊黄”（一种玉米面饼）和红枣，围着我们全家嘘寒问暖，问长问短，使文革见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我们感受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延长县和七里村公社的领导也对我家非常照顾，说我父母年纪大了，安排我家住到村子旁边的延长油矿一个条件较便利的家属区。延长油矿是中国最早的油矿之一，尤以能生产航空用油而著名。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是油矿的一个小家属区，一排一排的砖瓦平房不规则的分散在一处小山坡上，坡后背靠土崖，坡下是通往县城的土石公路。公路另一侧，是著名的延水河。河的那边，又是高山。

县里与公社和油矿商妥，让我家住在延长油矿的这个小家属区，给我家拨出2间平房和一间窑洞居住。

我们的邻居都是油矿的工人及其家属，有老工人张师傅，郑师傅，景师傅，电工小王师傅等，都是些非常厚道、热情的工人师傅，很快我们就与这些工人家庭熟识了。老张师傅的女儿“小平”，老郑师傅的小女儿“猴女子”和妹妹成为好朋友，天天带着妹妹教她如何捡柴禾，如何喂鸡，如何烧火做饭。老张师傅的两个小儿子“金刚、金贵”兄弟，则成为弟弟的好朋友。

我负责给家里的水缸挑水，村里的孩子们指引着我，到不远处山崖下的水井挑水，教我如何用扁担的勾子勾住水桶左右一晃轻松打水的技艺。有时打水时会从水井的倒影中看到旁边山崖上站着一只“狗”，村里的小孩往上看了一眼平静的对我说：那是狼！

我的父母本都来自于农村，战争年代又跟隨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延安战斗生活了10多年，他们对陕北熟悉，对农民有感情。尤其刚刚脱离文革屈辱苦难的日子，来到他们曾熟悉的陕北农村，心情非常舒畅。

每日白天，爸爸妈妈就带领我和弟弟一起扛上农具，背上水壶和干粮，跟随张义夫子大队的村民们一起出工劳动，当时正值冬季，农村主要是兴修水利，我们年过半百的父母也和农民们一样在延水河的河道里背石头垒河堰。

夜色降临吃过收工的晚饭后，我的父母又拿上手电筒，摸黑到大队的各个村里去挨家挨户走访老乡，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和乡情，这是他们多年工作中养成的习惯。我父母是作为保留了党籍的“走资派”发配到这里。村里的党支部立马就接纳他们成为村党支部成员。每次村党支部开会，一为方便我父母，二因我家地方较大，支部开会都选在我家。

从不抽烟的爸爸让我到镇上商店买了几条香烟，专门招待来家做客的村民和工人邻居，以及来开会的村干部们。很快，我们全家就和村党支部书记史富贵，民兵排长秋海，团支部书记杨生才等村干部们都熟悉了。

这个大队共有四个生产队，即四个自然村，分布在延水河两岸的几个山沟里。这4个村共有北京来插队的二三十名北京第七中学的知青，很快我们家人就与这些北京知青都熟悉了，如张义夫子大队的屈继平，王建生，王恩光，季平；郑家湾的候卫东，张锁印，李尔惠，李普阳，赤脚医生张小京；还有井窑沟的张万，胡振亚，孙明，吴莉莉......，以及北京知青的带队干部、北京市公安局的老处长谢立志。他们都是我家的常客，去镇上赶集路过咱家，就会过来坐坐聊聊天，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很好的朋友。

农村磨面磨粮食，都是石磨，要么用牛马毛驴拉石磨，要么人工推磨，费时费力效率不高，而陕北农村更是牲口稀缺，推磨就基本靠人工。我父亲听说县城农机公司有卖电磨的，是一种钢磨，省力效率又高。

我父亲自己花钱从县城买回一台电磨送给村里，作为张义夫子大队的资产。

全大队四个村都没有电，于是大队决定把这台电磨设在我家所在的油矿家属区这里有电，父亲说电费由他出，村里哪家来磨面都免费。

大队支书对我说这洋玩艺农民还弄不了，你好歹是个中学生，就你来给咱管上吧。油矿给了一间空房子做电磨房，油矿家属区的老张贤傅和电工小王师傅帮着接电源，安装调试电磨。四里八乡的老乡们听说了，都驮着粮食络绎不绝过来用电磨磨面磨粮，我跟着老张师傅小王师傅学习了简单的电工和机械常识，就开始在这台电磨上为前来磨粮的群众服务了。

　　县里和公社领导照顾我们家生活方便，给了我家一辆自行车票（那个年月买自行车是要凭票），我跑到县城买回一辆适合农村使用的飞鸽牌加重自行车。

我们过去到县城都是要徒步十多里山路往返，这回有了自行车在去县城就跟飞一样了。我也是真没想到，离开大城市，来到大山沟，还能再次骑上自行车！我第一次骑车去县城，回来时还以为我跟往常一样是步行来的，我又步行着往回走，都走出县城了才想起我是骑车来的，赶紧返回县城取回了自行车。听说刘家河公社一位北京知青赶着村里的毛驴去几十里外的县城办事，在县城跟熟人一聊天把驴给忘了，自己徒步翻山越岭往回走，都快走到村里了，突然想起了毛驴，返身赶紧往几十里外的县城跑，跑到县城天都擦黑了，谢天谢地，毛驴还栓在大树旁。

自行车买回来以后，父亲在村里宣布：谁有事需用自行车，只管来拿！自行车在陕北农村是个稀罕物，我们大队四个村没一辆自行车的。从此，大队各村的百姓络绎不绝来借自行车，常常十天半月我也见不到我的自行车，也不知道车在谁手里，邻居家的孩子们更是排着队让我教他们骑自行车。

离我家住的这个小村子二三里地就是七里村镇，也是延长油矿的所在地。我经常去七里村买东西，有时花两分钱到延长油矿的澡堂洗个澡，一来二去，我和油矿一位年轻的机修工小张成为朋友，他带我进县城县刷团他一位哥们那儿玩，我看到他们那儿有把西洋乐队的小号，以前在西安曾跟人学过小号的我不禁拿过来吹了起来。我问具剧团那位朋友可不可以借去玩两天？那位朋友说：行，反正剧团也没人会吹这洋玩意儿。

我把这把小号带回了小山村。吃罢晚饭天已傍晚，我拎着借来的小号，在邻家孩子们的簇拥下来到家附近的延水河畔，坐在河边的大石头上，开始吹奏我熟悉的乐曲，《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俄罗斯的《小苹果》，《天鹅湖》里的拿波里舞曲，...。乐曲声飘荡在延水河上。我心中十分感慨：真没有想到在这偏僻的小山村，居然会有这么浪漫的情景。

自从进入陕北，来到延长这个小山村，我以为很难再和以前西安的老朋友们再见面了。有一天我刚出我家屋门，远远看到有两个人从我家门前的坡道上来，走近了一看，我楞住了，原来是我在西安上学时非常要好的两位同学高苏民和李锦景。高苏民从西安回老家陕北延安瓦窑堡探亲，李锦景从关中来延安到南泥湾西北局五七干校父母那里探亲，两人在延安碰上了，就一起相约着先来延长看看我。万没想到能在这偏僻的陕北小山村见到以前的老同学，老朋友。我们热切的互询学校一别的各自情况，李锦景热情的邀请我们俩随他一道去他要探家的延安南泥湾玩两天。当时父母外出几天不在家，我安顿好弟妹，就跟两给老同学一起，坐上从延长县开往延安市每天一班的长途公交车，前往延安了。

到了延安，这块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土地，我万没想到就跟变魔法似的，一天之内竟让我们遇到了好几位以前西安的老朋友。先是在延安的大街上遇到了以前在西安某技术学校上学的老朋友贾猴（官名忘了），他现分配到延安无线电厂工作。

然后又碰见了原来西安音乐学院学大提琴的老兄“二蛋”（官名忘了），他现分配到延安市歌舞团拉大提琴。

接着在延安市中心的延河大桥上，居然见到了正在给生产队卖西瓜的我们西安中学的同班同学张四海。

他跟我家一样，也是跟着他父亲全家发配陕北延安落户当农民的（他父亲张汉武，原陕西省委统战部长，当年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时，张汉武曾任延安市长）。

高苏民带我们一起去延安大砭沟干休所看望他父亲以前的老首长，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军长张老将军，白须白发白袍白褂拄着拐杖的张老将军给我们说起文革笑话，学生造反游斗老师，早已退休的张老将军看不过去，对学生们说：当年我们造反是因为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你们吃的饱饱的穿的暖暖的造的哪门子反呢？学生们瞪着老将军说：看你这一身打扮，一定是个老地主，打！这位老红军无奈，夹起拐棍落荒而逃。

　　我们隨着李锦景乘上延安开往南泥湾的长途公共汽车，来到了延安以南几十公里的天下闻名南泥湾。这就是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歌中唱的“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的三五九旅大生产的南泥湾！

南泥湾里有个金盆湾，西北局五七干校就设在这里，李锦鉴的父母和一大批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老干部，在文革风暴中被送到陕北金盆湾的西北局五七干校，一边接受审查批斗，一边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改造”，这中间就有文革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

我在金盆湾干校见到不少以前的老邻居，老朋友，都是随同家长来这里生活或探亲的原西北局的子女，如红毛，章小刚，杨六六等。干校为这些孩子们设了男女两间大宿舍，每天晚上这一大帮孩子无论中学的小学的全都挤到木板和稻草铺的大通铺上，海阔天空地吹牛聊天，真有一种久违了的在学校时住集体宿舍的亲切感。

我们去南泥湾镇上去赶集，意外的碰到了我大伯的二女儿，我的堂姐晓玉，原来堂姐所在的农建十四师就在南泥湾。堂姐听说我的爸爸妈妈不在家，我又跑出来了，不放心我家里的弟弟妹妹，于是堂姐请假去家里照顾我的弟妹。

寒来暑往，从1969年到1972年，我家在陕北延长县的小山村里生活了四个年头，与当地老乡和工人邻居们结下了深厚情谊。

后来当我父母要离开延安时，村里许多老乡和左邻右舍到七里村长途汽车站送行，老乡们拉着我父母的手说：老杨啊，你可一定要再回来看看我们啊！

我的父亲没有食言，数年后他再次来到陕北，再次回到延长，父亲向县里借了大汽车，把张义父子全村60岁以上老人全部接到县城，请他们吃了一顿红烧肉，以表达对当年乡亲们深情厚谊的感激之情。

至今我们都清楚的记得我家曾经住过的地址：陕北延安专区延长县七里村公社张义夫子大队曹家圪坨生产队。

【编者按】：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半个多世纪前，那是一段充满波折与苦难的岁月。老干部们无端遭受迫害，从原本的工作岗位上被下放劳动。他们的人生轨迹被突如其来的风暴彻底改变，生活的宁静被打破。

而他们的子女们，也在时代的浪潮中被卷入了插队的洪流。远离家乡，奔赴陌生的农村，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砺自己。那些日子里，他们挥汗如雨，用青春和汗水书写着坚韧与不屈。

后来，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子女们走进了工厂、走进部队、走进机关，他们努力工作了几十年，为那个动荡的社会付出了毕生的心血，终于换来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幸福生活。

如今，他们的父辈或已远行，我们这一代已步入晚年。曾经的苦难与挫折，都已化作岁月的沉淀。

愿我们的后辈不再为生活的困苦而担忧，不再为命运的无常而恐惧。

愿我们在晚年的安宁中，继续书写着人生的篇章，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杨新新

2022.05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