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花淘尽英雄：庄则栋 上

张东光



庄则栋外传

作者：渔樵

编辑整理：张东光

1. 哈同的外孙

庄则栋的外祖父，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犹太大亨，哈同。

哈同，1851年出生于中东巴格达（今属伊拉克），1856年随父母逃难到印度孟买，并加入了英国籍。当时的“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版图比现在要大得多，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基本涵盖了整个南亚。

1873年仲夏的某天，哈同对着世界地图看了半晌，于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几天后，他告别爹娘，怀揣六块银元，乘船在海上颠簸了一个月，经香港中转，来到了开埠刚满三十年的上海，开始了他那童话一般的“冒险家之旅”。

哈同就职于“沙逊洋行”，在地产部当了一名白领职员。

▲沙逊大厦和平饭店北楼建于二十年代末，由犹太商人沙逊出资建造，故又名“沙逊大厦”

沙逊家族，起源于中世纪，后从西班牙逃难到中东巴格达，是一个国际知名的犹太家族。有“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之称。

老沙逊，即沙逊·本·塞利，是巴格达首席财政官。

1828年，新上任巴格达行政长官，推行迫害犹太人的政策，老沙逊便带领全家避难到波斯湾港口城市布什尔，两年后，就是1830年，老沙逊去世了。

1832年，他的大儿子大卫·沙逊，又带领全家逃到印度孟买。这段经历与哈同家基本相似，都是因为避难来到印度。在孟买，大卫·沙逊成立了沙逊洋行，经营国际贸易（包括走私鸦片）。他把他的家族成员安置在印度、缅甸、马来亚和中国的各个分支机构。

他在上海外滩南京路口建造的沙逊大厦（今天的和平饭店），成为上海著名的地标。

▲坐落在南京路上的地标建筑沙逊银行

大卫·沙逊有8个儿子，有的经商，有的从政，其中3个成为英国的政界显要，与王室成员关系密切，都是威尔士亲王，就是后来的爱德华七世的好友。哈同投奔沙逊洋行，也算他乡遇故知，老乡见老乡。

庄则栋的外祖母罗迦陵，生于1864年，中法混血儿。罗迦陵的父亲路易·罗诗是一名法国水手，母亲姓沈，原籍福建，是个“咸水妹”（“咸水妹”，是当时的上海人，对专门以接待外国海员为职业的风尘女子的称呼）。

罗迦陵出生后不久，父亲撒手回国，罗迦陵六七岁时母亲因病去世了，她由母亲在上海的亲戚抚养长大。她没上几年学，虽然识字不多，但自幼聪明伶俐，喜欢接受新鲜事物。为生活所逼迫，她曾经做过几家外侨的帮佣，期间学会了说英语和法语。后来有许多书籍报刊说她在虹口也做过“咸水妹”，其实并无确凿实据。

不过，罗迦陵确实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就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足智多谋，又落落大方。

某一天，哈同去一位英国朋友家做客，结识了他家的女佣罗迦陵。二人一见钟情。罗迦陵自幼信奉佛教，虽然收入不多，却好善乐施，平日里肯接济穷人。

订婚前，哈同曾偷偷拿了罗的生辰八字找人算命（犹太人也迷信），答案是此女虽“大撒把”，但颇有“旺夫运”，谁娶了日后必定财源滚滚，子孙发达。

1886年9月24日，哈同和罗迦陵在闸北青云里用犹太教仪式举行了婚礼。

三年后，哈同升职为“沙逊洋行”的副总经理。罗迦陵命里旺夫这倒不假，遗憾的是结婚都十年了，肚子却一直没有动静。

由于常年吃素的缘故，平日又注重保养，瑜伽从未间断，腰围非但没有变粗，反倒有越来越苗条之趋势。闲暇之时，已过了不惑之年的哈同心里自然有些郁闷：累死累活的，挣这么多钱，将来留给谁花？

罗迦陵早就猜透了枕边人的那点心思。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实话告诉你吧，我去过医院了，检查过几回了，医生都说我不能生育。既然你这么喜欢孩子，不如咱收养一个得了”。

哈同恍然大悟，遗憾之余又有一种莫名的释然，还好，原来生不出孩子不是自己的原因。既然太太说了，那就收养一个吧。于是，心动不如行动。

礼拜天，夫妇俩就去了霞飞路（今淮海路）一家由法国教会开办的孤儿院。把所有的孩子全都考察了一遍。看看这个舍不得，抱抱那个也放不下，索性一下子领回来俩，权当咱生了龙凤胎。儿子取名“乔治·哈同”，随父亲姓；女儿取名“弗罗拉·诺拉·哈同”，中文名“罗馥贞”，跟娘姓。

20年后，哈同家的这位大小姐，嫁给了庄则栋的父亲庄惕深。从此，家中不再清冷寂寞，哈同夫妇尽享天伦之乐。

此后数十年，夫妇俩跟抽鸦片的，“捡”孩子捡上了瘾，断断续续总共收养了二十几个子女。有中国血统的，有外国血统的，还有混血儿；白、黄、黑，各种肤色的都有。好像在家里开了一所“玩过幼稚园”。

哈同夫妇对这些孩子视如己出，非常宠爱，个个娇生惯养。

1901年，50岁的哈同跳槽离开“沙逊”，自立门户，创办了“哈同洋行”，主要经营房地产，干自己熟悉的老本行。此时，正好赶上上海开埠以来房地产第一拨高潮。目光敏锐的哈同抓住这百年一遇的机会，开发创建了中国近现代最繁华的商业街——上海南京路。

当时南京路的商铺，凡是以“慈”字命名的都是他的产业，占整个南京路全部房地产的百分之四十四。

“哈同洋行”的资产梦幻似地增长，到了民国初年，世界富豪排行榜进入前十，一跃成为远东地区的首富！

1903年，哈同出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首席主管。1908年，罗迦陵被宣统的养母，隆裕皇太后封为大清国正一品夫人。在这之前，罗迦陵认了隆裕的母亲、也就是光绪的岳母、做了干妈。

1910年，建造历时六年的“哈同花园”竣工。“哈同花园”位于静安寺路（即南京西路）、占地300亩、是上海最大最豪华的私人花园别墅，名称叫“爱俪园”，可见哈同爱妻情深。

园内亭台楼阁、假山湖沼，典型的中国式园林，据称是模仿了《红楼梦》中大观园的设计风格，因而又号称“海上大观园”。但老百姓都叫它“哈同花园”。

▲海上大观园，老百姓都叫它“哈同花园”

辛亥革命前夕，哈同曾拿出十万大洋，资助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中山先生。到了晚年，哈同夫妇更是热衷于慈善事业。还在自家创办了一所慈善学校——仓颉中学。

庄则栋的祖籍浙江杭州，书香门第。后迁徙到江苏扬州。他的祖父在县衙做文笔书吏，相当于首长的秘书。1917年祖父失业了，赋闲在家，家境日益艰难。庄则栋的父亲庄惕深这一年刚满20岁，为了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于是离开扬州，去上海滩讨生活。

应聘面试时，哈同、罗馥贞见庄惕深眉清目秀，文质彬彬的，写得一手好字，国学功底深厚，便留下他担任国文教师。

庄惕深每天黎明即起，洒扫庭院，然后在院里练一段“八段锦”。每天上完课，就回到屋里练书法,学习英文。每个月领了薪水，便寄回给母亲养家(父亲在他来上海后不久去世了)。

庄惕生性格内向，平日言辞不多，因衣着寒酸，故外籍及沪籍的同事大多都瞧不起他，说他是个“土包子”。只有一位美术教师，徐悲鸿，与他关系还不错。

某天他去邮局汇款，在路旁捡了一张彩票，仔细一看，原来是上海跑马厅（即今天的人民广场）的赛马票。他也没当回事，没想到第二天开奖却中了头奖。

一向迷信的罗迦陵闻听此事，认为这小庄老师像是有福之人，将来所生之子或有“状元”之命，加上平日印象不错，遂与老公商议，决定将长女罗馥贞许配给他。庄惕生当然求之不得，便欣然从命。

1923年，庄惕深从身份低微的教员，成为远东首富的乘龙快婿。

罗馥贞是一个摩登女性，打心底看不上这个来自扬州的“乡巴佬”，但父母对自己恩重如山，纵然心里委屈，也不能违抗，便答应了。

庄惕深、罗馥贞结婚时，财大气粗的老丈人“随便拔了根汗毛”，从太监小德张手里购置了一套前清王朝某王府的旧宅，大大小小共计330余间，人称“北京哈同花园”，作为嫁妆。



▲庄则栋在北京的住宅

“陪嫁之说”出自庄则栋，2010年之前，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他都如是说。

还有另一个版本：庄惕深作为哈同家的大姑爷兼财务总监（账房先生），平日做事过于实诚古板，丁是丁卯是卯的。

大舅子乔治，以及小舅子们都嫌他碍手碍脚挡了财路，遂兄弟联手，轮番在老爷子跟前说三道四。

人老了耳根子软，十句之中难免会听进去一句两句，时间长了，积少成多，渐渐对大女婿就有了些许看法，于是将他打发到北京去管理新购买的房产，远离了权力中心。——“看房子之说”也出自庄则栋，2011年4在接受《东方卫视》曹可凡采访时，他又这么说。

庄惕深在北京办过几个企业,但因为不善于经营管理，均倒闭了。庄惕深决定自学中医，不久成为周边小有名气的内科针灸中医，开始挂牌行医。

庄、罗婚后生了六个孩子，夭折了两个，长大成人的有两女两男。

因不适应北方干燥的气候，加上夫妻感情一般，时常为一些琐事吵架，罗馥贞带着孩子回上海娘家，一住就是几个月，或者大半年。

庄惕深落单了，漫漫长夜，寂寞难挨。终究是个老实人，不纳妾室（有心无胆），也不狎妓（洁身自好），没办法，只能尝尝窝边草。

几年后，他终于“红杏出墙”了，与家中一位名叫雷仲如的年轻丫鬟暗通款曲。不久，雷氏有了身孕，遂瞒着远在上海的丈母娘和发妻，将雷氏送回扬州安胎。

家主婆不在身边，男人百无聊赖，于是与小保姆日久生情，偏偏老婆的娘家有钱有势又惹不起，虽然老丈杆子殁了（哈同已于1931年6月19日在上海去世），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于是悄悄转移，金屋藏娇，得过且过，能瞒一时算一时，反正船到桥头总会直，如今电视剧里常见的桥段。

1940年5月31日，雷仲如在扬州诞下一子，这位“庶出”的三公子就是日后叱咤乒坛的一代球王庄则栋。

几年后，雷氏又生了一个女儿。

庄则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出生后和母亲（雷仲如）一直住在扬州，而父亲在北京，牵肠挂肚地惦念着我们母子”。岳母罗迦陵去世后，庄惕深才将“出轨”之事告诉罗馥贞。

抗战胜利后那年，庄则栋兄妹，连同生母的名分才正式被嫡母承认。于是，派人将他们母子接到北平家中。

这罗馥贞大概终于想开了，即使永远不承认，自欺欺人，权当没这回事，可事情还是在那儿明摆着，干脆就接受现实吧。

2011年4月，病中的庄则栋在家中接受曹可凡采访时说：“在共同生活的这段日子里，‘大妈’对我们母子三人挺好的，兄弟姐妹相处也和睦”。

1948年，庄惕深与罗敷贞结束了他们30年的婚姻。罗馥贞带着自己亲生的四个子女回到上海，庄则栋与父母妹妹则留在了北平。

岁月悠悠，许多细节已经不得而知。但有两点可以确定：

一，罗馥贞由他长子庄则敬的夫人茅君瑶，为她老人家养老送终。

二，长大成人后的庄则栋曾经去上海探望过罗馥贞。

据庄则栋在《闯与创》一书中回忆：195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在上海举办）期间，他受爸妈之委托，专程去看望了“娘”和哥哥姐姐。

晚年的庄则栋一直引以为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通常作为开场白的“姥爷”哈同，其实和他并没有血缘或拟定血缘关系。当然，也不能说没有关系，他的父亲毕竟是哈同名正言顺的女婿，他的哥哥姐姐毕竟是哈同名正言顺的外孙。

每当庄则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津津乐道地提到哈同，渔樵就会想起《红楼梦》里那位只认王夫人为母、王子腾为舅的贾探春。同样是自尊与虚荣参半，投错了娘胎的三姑娘内心更多的是痛苦、纠结与无奈，而庄则栋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为了锦上添花，给他本来就轰轰烈烈、非同寻常的传奇人生再增加一个抢眼的“亮点”。

人生如戏: 庄老先生希望自己的人生大戏一开幕就精彩纷呈，引人入胜，这亦是人之常情。

2. 辉煌三连冠

社会变迁，沧海桑田。

到了1950年。昔日号称“北京哈同花园”的王府，已经“沦落”成为七十二家房客居住的大杂院。庄家保留了三间堂屋。四口人，相比之下还算宽敞。好在庄则栋的生母雷仲如，原本就出身寒微，没有太高的奢望。她随遇而安，很快就适应了这种“草根”生活。过日子精打细算，量入而出，三间老屋，粗茶淡饭，一家人倒也过得其乐融融。

父亲庄惕深重操旧业，当了某中学的语文老师。受家庭环境熏陶，庄惕深从小与笔墨纸砚为伴，与《四书》《五经》为伴，国学底蕴深厚，写得一手好字，还懂中医。他43岁那年有了庄则栋，因为种种原故自己事无所成，于是把振兴家族的希望放在了最钟爱的三儿身上。

他在堂屋挂了“忠厚传家久，读书继世昌”的训条，每天教儿子认字，学书法，背诵唐诗宋词。

庄则栋小时候瘦骨嶙峋，六岁多了体重还不到40斤。父亲便他让拜师习武，学练六合派的拳脚功夫和刀枪剑戟的各种招数。星期日，他带庄则栋去游泳、爬山，锻炼儿子的体魄和意志。庄则栋对习武很感兴趣，时间长了，他的体质日渐好转。

这种文武兼修的锻炼方式，为他日后从事乒坛职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他的启蒙老师就是自己的父亲。倘若他早生十几年，托生在大妈罗敷贞的肚子里，在上海“哈同花园”里锦衣玉食，养尊处优，当孙少爷，做“宅男”，或许，就不会有日后那么大的辉煌成就。

庄则栋入读北京22中学那天，父亲叮嘱他说：“爸爸我无所作为，成为我一生的痛楚。只希望你能够继承我的夙愿，做个有志男儿，民族要挺立，国家要振兴，首先个人要有所作为……”

父亲的谆谆教诲，一直是庄则栋激励自己在人生道路上不断攀登前行的原动力。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创办于1924年，首任校长蔡元培

庄则栋10岁那年，开始练习乒乓球，14岁那年，进了北京市少年宫业余体校乒乓球队。

他进步神速，一方面是拜上天所赐，悟性极好有天赋；另一方面是他训练刻苦，肯下功夫。

1957年，庄则栋加盟北京队，1958年，又入选国家青年队。

1959年年底，斯堪的纳维亚国际乒乓球锦标赛。庄则栋首次代表国家队远征北欧。他一鸣惊人，夺得男子单打冠军；并且，和小他2岁的李富荣合作，夺得男子团体、男子双打冠军。

两员中国白袍小将，威震欧洲。这一年，庄则栋19岁。

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世界大赛。

近期表现不俗的庄则栋被委以重任，与容国团、王传耀、徐寅生、李富荣一起入选团体阵容。中国队一路闯关拔寨，大部分场次庄则栋都第一个出场，担任先锋的角色。

▲徐寅生和庄则栋,两种人生轨迹,同写乒坛佳话

男团决赛，在中国队和卫冕冠军日本队之间展开。经过将近五个小时的激战，中国队以5比3战胜日本队，首次捧得斯韦思林杯。

具体战况：容国团胜星野展弥，负于荻村伊智朗、木村兴治，得1分丢2分；徐寅生胜了荻村、星野，输给木村，得2分丢1分；庄则栋先后打败了星野、荻村，独得2分，为中国队男团登鼎立下头功。

男单第二轮，庄则栋遭遇团体中未曾交手的木村，经过4局苦战，庄则栋以3比1将这位世界头号“弧圈高手”淘汰出局。四分之一决赛，庄则栋3比0横扫前世界单打冠军荻村，为中国队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两大障碍。凭借天时地利与人和，中国选手一路高歌猛进，最终包揽了男单前四名。

半决赛，庄则栋胜徐寅生，李富荣胜张燮林。

决赛，庄则栋战胜李富荣，继容国团两年前（1959年）多特蒙德男单夺冠后，中国人再捧圣勃莱德杯。

1963年4月，布拉格第27届世乒赛。中国队以5比1大胜日本队，再获男子团队冠军。

男子单打，中国队依然势不可挡。庄则栋、张燮林、王志良、李富荣，包揽了前四名。半决赛，庄则栋胜张燮林，李富荣胜王志良。决赛，庄则栋再次战胜李富荣，蝉联冠军。

男子双打决赛，张燮林/王志良，战胜庄则栋/徐寅生，中国哥们分享了男双冠亚军。

1964年底，功勋卓著的庄则栋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5年4月，卢布尔雅那第28届世乒赛。中国队以5比2战胜日本队，第三次夺得男子团体冠军。

男单八进四，庄则栋遭遇有着“庄则栋克星”之称的高桥浩。

1964年访日比赛，庄则栋曾两次输给了高桥，五天前的男团决赛，庄则栋又一次“栽”在他手里。此番两人再度相逢，日本队对高桥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再接再厉，淘汰庄则栋，最终男单登顶。

“两强相逢勇者胜”。

面对曾经三次打败过自己的高桥，庄则栋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

一上场就利用发球和接发球抢攻，打在对手的前面，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庄则栋以21:18拿下了首局。

第二局，庄则栋更为积极主动，又拉又扣，左右开弓，很快以21：8的悬殊比分再下一城。第三局，高桥“疯狂”反扑，2平、5平、8平、11平，比分一直呈胶着状态。

打到12:13，庄则栋还落后1分，庄则栋连扣八大板，拿下了这关键的1分。高桥浩终于扛不住了，情绪低落，一泻千里，庄则栋乘胜追击，不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以21：15结束战斗。一雪前耻，改写了世界冠军遇到高桥就输球的尴尬记录。

全场掌声雷动。

庄则栋挥舞双拳，一声怒吼。

渔樵认为，这是庄则栋职业生涯中外战打得最牛、最漂亮的一场球。很给力，很提气，也很过瘾，霸气十足，彰显了王者本色。

半决赛，对阵西德名将绍勒尔。绍勒尔被誉为“切削机器”，八进四，刚刚淘汰了中国第一削球高手张燮林。庄则栋长抽短吊，前后左右，牢牢掌握了场上的主动权，21：15、21：15、21：10，一马平川，连下三城，突破了绍勒尔固若金汤的防线，昂首闯进决赛

男单决赛，庄则栋和李富荣经过五局鏖战，21：18、14：21、23：21、19：21、21：15，庄则栋险胜，至此，完成了“三连冠”伟业。

庄则栋与徐寅生合作，还获得了男双冠军。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那是一个物质匮乏，讲究精神、追求理想、崇尚英雄的年代。庄则栋的辉煌战绩，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小老虎”精神，鼓舞了整整一代的中国人，成为那个年代人们心中的楷模。

一时间，中华大地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乒乓”热。一本由鲁光老师撰写的介绍各位国乒名将的《乒乓群英》，发行了上百万册，成为1965年中国最畅销书。

工矿企业，机关学校，部队，乡镇，到处都是“乒乒乓乓”的打球声。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人人谈论乒乓球，而谈球必谈庄则栋。

庄则栋的名字，家喻户晓。他大红大紫，成了中国第一男神，全民偶像。

3. 华山论剑背后的故事

由于连续三届世乒赛的男单决赛，都是在庄则栋、李富荣之间进行，庄则栋又是三连胜，过于巧合，而李富荣来自这位上海的帅哥也是实力超群，绝非等闲之辈，于是，这是领导幕后安排“让球”、有意成就庄则栋三连冠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但凡那个时代的球迷都有所耳闻。

云里雾里，真相究竟如何？

事还得从1961年的26届世乒赛说起。

26届世乒赛是中国举办的首个世界大赛，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十分重视，国家体委从各省市抽调108名运动员来北京集训，最后挑选出66人参赛（男女单打各32人，还有2人只参加双打）。

108，66，都是很吉利的数字。

我们是东道主，国际乒联给了足够的名额。66人创历届世乒赛参赛人数之最。

因为采用了“人海战术”，加上中国队整体水平比50年代提高了，这样，五个单项我们自己人碰面的机会大大增多。

为了“一致对外”，尽可能争取好成绩，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制定了一条原则：凡是队友相遇，必须让下一轮获胜把握相对较大的选手过关。

还一再强调，这件事队员、教练不得私下议论，必须严格保密。

男子单打经过预赛和前两轮比赛，进入前32名选手中，中国队占16人：容国团、胡道本、李富荣、薛伟初、苏国熙、王传耀、杨瑞华、曹自强、区盛联、张燮林、朱人龙、庄则栋、吴小明、徐寅生、王家声、谭卓林。

女子单打经过前两轮比赛，剩下的32名选手，中国占17人：王健、王秀兰、胡克明、狄蔷华、陈应美、丘钟惠、刘美英、张秀英、戴龙珠、胡淑芬、韩玉珍、邵兰芳、黄玉环、孙梅英、石桂明、杨素芬、梁丽珍。

到了第三轮，中国“德比”开始陆续上演。

决赛，邱钟惠3：2战胜匈牙利选手高基安，夺冠。

女单，共计有7场“让球”。

男双第四轮：

容国团/杨瑞华胜朱人龙/马金豹（朱、马弃权）

决赛，日本组合星野/木村3：1胜匈牙利组合别尔切克/西多夺冠。

五个单项中，当时中国队男双最弱，就打了一次“德比”，所以只有1场“让球”。

女双第三轮：

马光泓/狄蔷华3：0胜邵兰芳/董树英

女双第四轮（四分之一决赛）：

丘钟惠/孙梅英3：0胜张秀英/杨巧来

韩玉珍/梁丽珍3：0胜马光泓/狄蔷华

以只有1场“让球”。

女双第三轮：

马光泓/狄蔷华3：0胜邵兰芳/董树英

女双第四轮（四分之一决赛）：

丘钟惠/孙梅英3：0胜张秀英/杨巧来

韩玉珍/梁丽珍3：0胜马光泓/狄蔷华

女双半决赛：

丘钟惠/孙梅英3：0胜韩玉珍/梁丽珍

决赛，丘钟惠/孙梅英2：3负于罗马尼亚组合亚历山德鲁/皮蒂卡，收获亚军。

女双，共计4场“让球”。

混双第四轮：

王传耀/孙梅英胜苏国熙/叶佩琼（苏、叶弃权）

胡道本/张秀英胜周兰荪/马光泓（周、马弃权）

混双第五轮（四分之一决赛）：

王传耀/孙梅英胜胡道本/张秀英（胡、张弃权）

李富荣/韩玉珍3:0胜谭卓林/梁丽珍

混双半决赛：

李富荣/韩玉珍3：0胜王传耀/孙梅英

原本这场球是安排老将王传耀/孙梅英获胜，但孙梅英认为韩玉珍女单、女双都让了，对她太不公平，应该给年轻队员一个机会，于是拉着搭档、上海老乡王传耀一起找领导，主动要求让李富荣韩玉珍打决赛。

到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夕，性格耿直、一向对“让球”深恶痛绝的孙梅英（时任中国乒协副主席）出面力挺何智丽，有其历史渊源，绝非偶然。

决赛，李富荣/韩玉珍1：3负于日本组合荻村/松崎，未能如愿以偿。

混双，共计5场“让球”。

五个单项加在一起，中国队共奉献了29场假球。

为了“节省体力”，或3：0敷衍了事，或一方托病“弃权”。对此，国外同行心知肚明嗤之以鼻；现场观众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26届世乒赛的造假运动，可谓登峰造极。

诚然，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以前发生的事情。

为了祖国荣誉，升国旗，奏国歌，安排队员让球（虽然违背了体育道德），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似乎还情有可原。但是，如果已经提前锁定了金牌再安排让球，就让人难以理解了。

譬如（1961年）4月13日，男单四分之一决赛打完后，闯进半决赛的都是中国选手：庄则栋对徐寅生，张燮林对李富荣，这块金牌的归属按说教练组完全可以顺其自然，谁拿冠军都一样。

贺龙却连夜（已经11点了）召集有关人员在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北京饭店开会，研究由谁来当冠军。

他开门见山说，“我看小庄当冠军比较合适。理由嘛，第一，团体赛他立了大功；第二，他是北京的，代表首都形象”。

当然，还有一个理由他没有在台面上说：就是他认为毛泽东主席最喜欢庄则栋。

据庄则栋2014年在接受曹可凡采访时透露：26届世乒赛期间，贺龙曾亲自向他转达了主席对他的夸奖，说他男团决赛打得很漂亮，看到紧要关头，老人家还情不自禁地对着电视机喊道 “我的小祖宗，你赶快给我拿下了吧！”

早在2002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张玉凤也曾告诉庄则栋，1961年4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家中观看26届中日男团决赛电视直播时，赞了他一句“小祖宗”。

从这两段话中，隐隐约约可以厘清当初的真相。

4月9日，世乒赛休会一天（10日至14日比五个单项）。

身为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去了中南海，向主席汇报中国队（团体赛）战况。老人家对昨晚在中日决战中立了头功庄则栋印象深刻，闲谈时多夸奖几句在所难免。

也许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老人家不过随口一说，但贺龙却铭记在心，看来主席最喜欢庄则栋。于是第二天（或者第三天），贺龙在场馆（或饭店）遇见庄则栋时，就把主席为他点赞的事告诉了他。

或许，第三个理由最重要。如果庄则栋状元及第捧得金杯，老人家岂不是更加“龙颜大悦”？！

古往今来，但凡做“臣子”的都喜欢揣摩“君主”的心理，凡事都会想方设法投其所好，这亦是人之常情。纵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例外。

李富荣的粉丝也拿出了一组数据：李富荣比庄则栋先拿全国冠军（1961年全锦赛男团、男单、男双、混双四项冠军）；三届世乒赛李富荣外战全胜，而庄则栋前后输了三场团体赛（26届西多、27届木村、28届高桥，一届输一场）。

如果不是奉命让球，至少可以拿一届世界冠军吧。

凭心而论，他俩实力伯仲之间，一时瑜亮，难分高下。

李富荣极具爆发力，有冲劲儿；庄则栋心理素质更佳，有一颗大心脏。如果真打，庄则栋未必会输，但连拿三届恐怕也有些难度，于是乎又绕了回去。这个类似数学界一加一的顶端方程，注定永远无解。

“让球”的事，纷纷扰扰，谈论了几十年，这多多少少也影响了庄则栋的心情。

晚年的庄则栋，曾写过这样一副条幅：“胜之不武，让者有功”。

真情流露？有意调侃？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不得而知。

历史，终究无法推倒重来。这桩离奇的历史公案，终究也不会有人来买单。

庄先生在天之灵应该释然：这件事他没有一丝一毫的错，他不欠任何人的！

既然贺龙主任一锤定音，教练组当然不敢怠慢，赶紧分头找人谈话，做工作，找了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把这项紧急任务给布置了下去。当时，所有的当事人，只有庄则栋一人被蒙在鼓里。

于是，结果众所周知，庄则栋拿了冠军。

皆大欢喜。

至于后来（上世纪90年代），当事人之一的徐寅生说：贺龙此举是因为庄则栋年轻，将来有可能实现三连冠，是从长计议。因为国际乒联有规定，连续三届或有间隔的四届获得单打冠军者，可以得到一座复制的奖杯。徐寅生的解释未免牵强，且自相矛盾。

李富荣实力与庄则栋不相上下，而且还比庄则栋小两岁。

当时连夜召集开会的贺龙，匆匆忙忙，光想着赶紧把任务布置下去了，“即兴发挥”的成分较大。

至于两年以后的事（27届世乒赛），四年以后的事（28届世乒赛），暂时还顾不上。赛场风云，瞬息万变。以后的事谁也说不清楚，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到了1963年27届世乒赛，庄则栋与张燮林、王志良与李富荣包揽了男单半决赛，应该说这时候，贺龙才有了让庄则栋实现三连冠这个想法。

到了1965年28届世乒赛，庄则栋、李富荣第三次会师决赛，自然是水到渠成，天助我也。

那么华山论剑，乒坛双雄，庄则栋，李富荣，究竟谁更强？

庄则栋的粉丝握有三张王牌：庄则栋是世乒赛（26、27、28三届）、全国赛（64年全锦赛、65年全运会、66年全锦赛）、队内选拔赛（63年、65年、71年）的三连冠。一代球王，实至名归。

▲上排从左至右依次为：周兰荪、梁友能、庄则栋、李富荣。下排从左至右依次为：李富荣妻子张予懿、徐寅生妻子陈丽汶、梁友能妻子黄镜涵、周兰荪妻子朱章静、庄则栋妻子鲍蕙荞、徐寅生

4. 血战名古屋

因“WG”动荡，中国乒乓球队放弃了1967年、1969年两届世乒赛。

少了最强劲的对手，日本队29届世乒赛获得六项冠军（瑞典队获男双冠军），30届世乒赛获得四项冠军（苏联队获得女团、女双冠军，瑞典选手蝉联了男双冠军），成了江湖老大。

进入七十年代初，国内形势渐趋稳定。1970年12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刚恢复系统训练不久的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了有着“小世乒赛”之称的斯堪的纳维亚公开赛（日本、苏联两家缺席），获得女团、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项冠军，引起了国际乒联及有关人士的高度关注。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定于1971年3月28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

1971年元旦前后，中国乒协曾几次收到国际乒联的邀请函，但迟迟未作回应。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亚洲乒联主席、日本乒协会长后藤钾二一向对中国十分友好，希望中国队能去日本参赛。

老先生认为，没有中国队参加的世乒赛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赛。他不顾国内右翼分子的反对，于1971年1月26日亲赴北京，见了周恩来这里和有关部门（国家体委。外交部）负责人，当面邀情中国参赛。经过商谈，基本达成了参赛意向，但因中方坚持将一些政治条件写进正文，这使得后藤甲二颇感为难，所以书面协议未能正式签署。

此时，设立在北京的柬埔寨流亡政府偏偏节外生枝，伙同越南、朝鲜等国的乒协，向国际乒联提出申诉，坚决反对朗诺集团统治下的柬埔寨和南越（即“越南共和国”）参加世乒赛，明知国际乒联不可能答应却故意搅浑水，唯恐事不够大。

西哈努克亲王甚至当面向周恩来总理建议，中国队最好别参赛。

2月份，在东京新宿街头发生了日本右翼分子焚烧中国国旗和毛的画像的极端事件，一时气氛异常紧张。

中国乒乓球队内部，对是否参加名古屋世乒赛也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有人说，该去，还要多拿冠军，不叫他们活；也有人说，不能去，咱不给小鬼子捧场。

有关部门（国家体委和外交部）本来就不敢拿主意，这下正中下怀，于是矛盾上交，将这个难题（皮球）交（踢）给了毛主席，让老人家亲自定夺。

直到3月16日，毛泽东才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名呈送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我队应该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死几个人”。

3月18日，周恩来总理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制定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八字方针。

为了照顾“盟友”的情绪，周恩来作了具体指示：团体赛中国队该怎么打怎么打；单项比赛中，如果遇到（伪）柬埔寨、南越和以色列选手，我们必须弃权。

于是，中、朝（北朝鲜）、越（北越）结成统一战线，三家拉勾，不得反悔，若需要弃权大家都弃权。有关部门还电话联系了罗马尼亚乒协，罗方回应说：我们的选手该咋打还咋打吧，打败他们（伪柬埔寨、南越、以色列选手）也是对你们的支持。言之有理，拉罗马尼亚“入伙”之事只得作罢。

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来到了名古屋。在机场，受到旅日华侨和日本乒协的热烈欢迎。

3月28日，团体赛揭幕。

中国队男子团体阵容：庄则栋、李富荣，李景光、郗恩庭、梁戈亮，两老带三新。

小组赛顺利出现后，复赛中国队被抽入“死亡之组”——B组。

复赛第一场，对阵法国队，便打得难分难解。两位首次参加世界大赛的年轻队员表现一般，郗恩庭丢2分得1分，梁戈亮得1分丢1分。队长庄则栋老当益壮，力挽狂澜，一人独得3分，帮助中国队以5比3涉险过关。

一场足球比赛某个球员连中三元，被称着“帽子戏法”。谈起乒乓球的“帽子戏法”，球迷一般都会想到四天后的李景光，十年后（1981年）的谢赛克。其实，庄则栋才是国乒史上上演“帽子戏法”的第一人。

第二场对阵朝鲜队，中国队以5比1获胜。庄则栋、梁戈亮各得2分，李景光得1分丢1分。

剃“盟友”光头好像太不够意思，所以李景光丢的这1分似有“放水”之嫌疑。

第三场对阵匈牙利（4个月前的斯堪的纳维亚公开赛半决赛，中国队就输给了匈牙利），双方势均力敌，比分交替上升，打满了整整九盘，历时5个半小时，中国队方以5比4艰难胜出。李景光、梁戈亮分别得2分丢1分，庄则栋得1分丢2分。

第四场对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队5比0完胜。庄则栋、李景光各贡献2分，梁戈亮贡献1分。

复赛最后一役对阵瑞典队，又是一场恶仗。纠缠了4个多小时，中国队以5比3获胜。庄则栋得1分丢2分，李景光得2分丢1分，梁戈亮得2分。

复赛阶段，中国队虽然五战全胜，但途中险象环生，步步惊心，可谓如履薄冰（后来周恩来总结31届世乒赛时就说，“这回我们是从冰面上走过来的”。

▲李景光是国乒著名的“三剑客”之一

决赛的对手是东道主日本队。

主场观众的助威声山呼海啸，中国队的小伙子们顶住压力，放手一搏，最终以5比2击败日本队，时隔六年，重出江湖，再捧斯韦思林杯！

此役，庄则栋、梁戈亮各得1分丢1分，一号主力李景光发挥神勇，豪取3分（这是中国队在世乒赛历史上第二个“帽子戏法”），尤其是第七盘，打得对方主将、上届世乒赛单打冠军伊藤繁雄完全没了脾气，21：2，21：6，全场观众郁闷郁闷的，鸦雀无声。

比赛结束后，《读卖新闻》记者故意请教后藤甲二，问对此作何感想？老先生回答，“邀请中国队参赛我不后悔。我再重申一遍，没有中国队参加的世乒赛不是真正的世界大赛。输给这样的对手我无话可说。”

征战名古屋时，庄则栋31岁了，已经结婚生子，他的体重比1966年增加了20多斤，移动步伐慢了，状态已远不如六十年代巅峰期。

整个团体赛，他前后共输了五场（另外两位主力，梁戈亮输了三场，李景光也输了三场，其实是输两场，以为让了一场）。但庄则栋丰富的临场经验，超强的心理素质，以及对不同的对手及时分析与总结，很好地帮助带动了李景光、梁戈亮这两位年轻的队友，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在名古屋，庄则栋和他的战友们浴血奋战，捍卫了国球荣耀。

六十年代初的“国乒五虎”：容国团、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此时只有庄则栋一人仍在担纲一线主力（李富荣虽然本届也入选了团体赛，但没有出场）。

61年、63年、65年、71年，中国队四度登顶，唯有庄则栋26、27、28、31四届世乒赛都出现在决赛场上，并且均有所斩获。容国团参加了26届一次男团决赛，徐寅生参加了26、27届两次男团决赛，张燮林参加了27、28届两次男团决赛，李富荣参加了28届一次男团决赛。这一数据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庄则栋作为中国乒坛第一人并非浪得虚名。

男单比赛，庄则栋中了“头彩”，第二轮偏偏就遇上了代表朗诺集团的柬埔寨选手柯武，根据周恩来与西哈努克的事先约定，于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弃权”。

有意思的是：仅过了大半年，柯武“弃暗投明”去了红色高棉解放区，又代表“民主柬埔寨”来北京参加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革命不分先后”，他在首都机场受到了热烈欢迎。令人唏嘘的是，柯武这位柬埔寨乒坛一哥不得善终，1976年被穷凶极恶的布尔布特政权无辜杀害。

与庄则栋同时宣布“弃权”的还有林美群，女单第二轮她遇上了南越选手陈淑贞，她也只能放弃比赛。

所幸的是，与中国女队头号主力林慧卿抽签在同一区域的南越选手首轮即被淘汰，未能与林慧卿在女单第二轮相逢，所以林慧卿侥幸地躲过了“弃权门”之灾。

男双比赛，庄则栋与比他小了10岁的梁戈亮合作，连闯五关，决赛1比3负于匈牙利“双子星”组合克兰帕尔/约尼尔，屈居亚军。

这场稍有遗憾的男双决赛，是一代球王庄则栋乒坛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登台亮相”。

名古屋最耀眼的明星当属林慧卿。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已年过30的她宝刀不老，先后获得混双（与张燮林）、女双（与郑敏之）、女单三项冠军。中国队在名古屋有四座金杯入账，林慧卿一人独揽其三，成了爱知县体育馆内最大的赢家。

那么，赛场外最大的赢家是谁呢？

待续

点击链接：

浪花淘尽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