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行的父亲真地走远了吗

柳叶

你静静地离去，

一步一步孤独的背影；

多想伴着你，

告诉你我心里多么地爱你……

三十年前的9月9日13点09分，我失去了最亲爱的父亲。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父亲会离开我们，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情。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无法接受此时父亲离开了我们，我再也见不到我亲爱的父亲了。当时那种心痛、那种痛苦，无法用语言形容。父亲是天，是顶梁柱，那一刻，天塌了，顶梁柱倒了。

再有20多天，父亲才满68岁，现在看看，68岁是多么地年青，还没有好好地享受生活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1926年10月2日，父亲出生在bj郊区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上面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八个孩子靠爷爷、奶奶养活自然是不行的，爷爷的两个弟弟没有结婚，在外面扛长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给别人打工），帮助爷爷、奶奶扶养这八个孩子。两个姑姑及大伯、二伯没有读过书，三伯去世得早，不知道读过书没有。父亲只读过3年书，比起他的哥哥姐姐们就算幸运的了。爷爷能让父亲读3年书已经很好了，因为孩子多，大伯、二伯十几岁的时候就扛长活去了。

父亲十几岁的时候也去学徒了，当时在霍县，学的是红案，但父亲的白案做得也很好。

姐姐是在老家出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只身一人进入bj工作，父亲在电影院做放映工作。大概1954年左右，母亲带着姐姐投奔父亲，从此一家人在bj落户。

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哥哥、我、弟弟先后出生，由于双方老人都帮不了父母带孩子，因此，母亲只能在家带我们几个孩子，但靠父亲一人的工资抚养我们一家人是相当艰难的，这样母亲从街道揽点手工活，起早贪黑地加工做小鞋，（就是商场里卖的布娃娃穿的小鞋）那时我虽然小，但印象很深。

1962年夏天，弟弟出生了，记得母亲是坐的那种人力蹬着的带蓬子的车回来的。那时我家住在一栋老式的楼房里，楼房的四层是一个大平台，平台上大概住着6、7家儿，有住一间房的，有住两间房的。说是楼房是因为它有四层，说是平房，它是在大平台上住着好几户人家，跟大杂院儿没什么区别，而且没有卫生间，上个厕所下楼不说，还得过条马路，去街上的公共厕所，很不方便。但那会儿能租到这样的房子也是相当不错了。弟弟出生没多久，我家就搬到一处平房院儿去住了。1963年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四合院儿去住了。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身体一直不好，长期地积劳成疾，使母亲在1963年彻底病倒了。当时弟弟不到1岁。母亲住院了，父亲既要上班，又要照顾我们几个孩子，还得去医院看我母亲。那时姐姐上小学，我家离学校挺远的，父亲送不了她，只能跟邻居的小姑娘结伴儿去上学。哥哥还没有上学，在家看着我，父亲真是忙了这头儿，又顾不了那头儿，关键是不到1岁的弟弟谁来看？没办法，只能把弟弟托付给一个没有孩子的远房姑姑那里。

1963年夏天，一场多年未遇的大雨持续不断地下了20多天，10平米左右的房子漏得稀里哗啦，屋里能用的盆儿和碗儿都用来接雨水了，屋里几乎没有一块干爽的地方，床上更都是湿的。父亲上班去了，母亲住在医院，不到5岁的我和7岁的哥哥在家，只能找个不漏雨的地方缩在床上，那种无助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没有办法，我们搬到附近的小学校暂时住了下来。当时还有另外一家儿也搬到小学校暂住。一间挺大的平房教室用桌椅分成两半儿，一家儿住一半儿。旁边那家儿还养个大公鸡，天刚亮，鸡就叫了，想多睡会儿都不行。当时正值暑假，白天可以在操场上疯玩儿，那时学校好像还有滑梯，可劲儿玩儿呗，晚上两把椅子一对，就睡觉了。那时家里生活相当艰难，即使这样，父亲每天下班回来都给我们买一个西瓜回来吃，我们最盼望的就是父亲下班抱着一个西瓜回来。两周以后，房子修好了，我们就搬回去住了。

母亲在医院住了一年，那时医疗水平差，母亲得的是“甲亢”，听母亲说，医院按“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治的，差点没要了母亲的命。

弟弟托付在姑姑家，父亲每周六晚上带着我去接弟弟回家过周末，当时弟弟还不到1岁，父亲骑着自行车，左手抱着弟弟，右手扶着车把，车后面带着我，需要骑7、8站地才能到家。有一次，父亲带着我去接弟弟，父亲已经骑到胡同口了，我从车后座上掉了下来，当时还真没受伤。父亲一只脚踩着胡同的高台儿，另一只脚踏着脚蹬子，等我爬上车后座，父亲继续往家骑……

弟弟那时小，接回来挺新鲜，院儿里的孩子大人都围过来逗他玩儿，但晚上就不行了，整宿地哭，父亲抱着弟弟整宿地在床下来回地走，哄着弟弟，想想那时的日子是多么地艰难。

母亲在医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治好病，听病友说，某中医医院有个大夫扎针灸能治母亲的病，母亲出院就到那里去治了。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母亲痊愈了。再去接弟弟，发现已经接不回来了。有一次，姑姑因为有事，得回老家去办事，把弟弟送回来住了20多天，姑姑回来后，直接来到我家，一见到弟弟，两个人抱头痛哭，这一幕我记得太清楚了。父母心肠软，忍痛让姑姑把弟弟抱回去了。姑姑在父母最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们，此时也不好拒绝姑姑把弟弟抱走，从此，弟弟和姑姑一起生活了。

（大概是在五十年代，父亲在楼房的平台上拍的照片）

弟弟和姑姑一起生活后，父母会时常去看他，开始每月给姑姑10元作为弟弟的生活费，可能从弟弟迁走户口后，就不再给生活费了。姑姑倒是不瞒着弟弟，亲妈亲爸还是叫妈、叫爸。但弟弟长大后，父母可能也没跟他解释过这件事。不管怎么解释，也无法重新选择了。但当时是要回弟弟还是留在姑姑那里，怎么决定都会伤到一个人，都会留下遗憾。

弟弟留在姑姑那里生活后，我成了家中最小的孩子了，姐仨中父亲比较偏爱我，上小学前，父亲每天早晨给我1毛钱，让我自己去买早点，我会花8分钱买一两动物饼干，剩下2分钱，第二天父亲再给我1毛钱时，我就把攒下的2分钱，拿出1分钱，花1毛1买一两奶油饼干了，当时能吃上这种饼干也算挺“奢侈”的了。那时饼干也没几种，所以，至今吃的各种饼干都吃不出来这种味道，可能这就是所谓的“童年味道”吧。长大一点后，我又喜欢上吃脆枣了，就是那种烤出来的脆枣，咬到嘴里酥酥脆脆的那种。父亲每天下班回来给我买一袋儿脆枣，长大后脆枣的品种也翻了不少花样儿，有枣里夹花生的，有枣里夹核桃的，但都没有小时候吃的脆枣好吃，感觉比较皮，没有那时那么脆，是现在的工艺不行了，还是品种不行了？那就让它留在记忆里吧。

小时候经常跟父亲一起去上班，这也是我最高兴的事情。自行车的横梁是我的专座，父亲把我往自行车横梁上一抱，蹬上自行车我就跟父亲上班去了，那会儿大马路上虽然车不多，但我们基本上是穿胡同而行，遇到人多的时候，我就摇摇车玲，至于路上和父亲聊不聊天，我已经没有印象了，但肯定不会一句话都不说。父亲是放映员，跟父亲上班可以看电影。父亲经常把我放在电影院里的最后一排，然后就去工作去了。我一个人就坐在那里看电影，赶上父亲上晚班的时候，电影要放映到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散场前父亲去接我，我坐在椅子上早就睡着了。那时看了不少电影，由于年龄小，大部分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于蓝主演的《革命家庭》，特别喜欢看里面石小满演得那个小孩儿，还喜欢看《小铃铛》、《小兵张嘎》、《鸡毛信》、《南征北战》、《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最经典的一句台词还记得：就是说解放军八连八班长赵大大“黑不溜秋地一边站着去”，还有一点印象的是《柳堡的故事》、《李双双》、《今天我休息》、《一江春水向东流》、《野火春风斗古城》、《不夜城》、《金沙江畔》、《地下尖兵》、《永不消失的电波》、《平原游击队》、《青年一代》、《地道战》、《51号兵站》、《渡江侦查记》、《家》、《秘密图纸》、《铁道卫士》、《马路天使》、《冰山上的来客》、《苦菜花》等，还有的电影记住了剧情，但想不起来片名了。文革期间，《革命家庭》一度被批判为“毒草”，那时还在上映，但不让小孩儿看，即使跟父亲上班，父亲也不让我进场再看这部影片。后来这部影片解禁了，为此，我特意又看了一遍这部影片。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单位隶属的西城区文化局开始招家属，成立了一个美术工厂，那时母亲虽然身体仍然不太好，但已经痊愈了，于是就到这个工厂去上班了，我们几个孩子也长大一些了，家里的房子明显地拥挤了，于是我跟着父亲在胡同里挨门挨户地看有没有空房子，正好走到一个院门口，有一家儿往外搬家，（那时出身不好的家庭、特别是有私房的人家儿怕抄家，纷纷把私房交给房管局管理）我和父亲就进去了，房子又高又大，3间正房，当时有一家儿已经住进去了，占了正房西面那间，中间这间的门是两家必走的门，正房东面这间住户正在搬家，我和父亲一下就看上了这房子。那时也不懂不能错过机会，反正我们当时就赶快找街道主任打声招呼，街道主任当时就口头答应了，第二天我们就搬新家了。没多长时间，房管局就把中间那间房打了个隔断，一家儿一半儿，这一间半房子20平米，加上里面还有一间8平米的耳房，一共28平米，比原来宽敞多了。私房好贵呀，每月7.08元，六十年代这个房价，不是一般地高了，拿我九十年代合住的两间楼房还有门厅、厨房、阳台共30多米，才4.8元相比，是不是非常贵了？父母两个人的工资也就几十元，即使房租这么高，父亲也从没嫌房租贵而放弃这套房子。八十年代中期，国家落实私房政策，我们院儿里的邻居们都退租私房，调到楼房里去了，虽然住得远了，但面积比原来多多了。不得不说，父亲的眼光是很有前瞻性的，没有前面坚持20年付出的高价房租，也不会有后面住房得到极大改善的运气。

（1978年夏天父亲在四合院儿拍的照片）

父亲的手特别得巧，炒得一手好菜，特别是过年的时候，腊月二十三之前就开始准备过年的食材了，扣肉、米粉肉、四喜丸子、灌肠、酱牛肉等等。父亲做的鱼和排骨也特别得好吃。所以，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物质生活那么匮乏的年代，父亲也是变着花样地给我们做吃的，尤其是冬天，那会儿除了大白菜、土豆，几乎没有什么菜，即使炒咸菜，父亲也能让咸菜变成餐桌上的一道美食。咸菜里的食材是丰富的，比如：里面放上豆腐干、黄豆、肉末、宽粉条等等，记得炒木须肉是家里餐桌上经常见到的菜，耳濡目染这道菜也是我最早会炒的菜。父亲腌的雪里蕻特别翠绿、发的绿豆芽根茎又长又白，一点烂根都没有。父亲做的年糕、驴打滚、灌肠、扣肉、米粉肉等等，都是过年时的必备佳肴。父亲蒸的馒头、花卷、肉龙又白又大。那会儿米、面、油都是按比例供应的。记得比例是：40%的棒子面、30%白面、30%大米，那时候最不爱吃的就是蒸窝头，父亲就买细棒子面给我们蒸豆沙包，院儿里南墙有块地儿，父亲在那里垒个柴锅，给我们做贴饼子、烙饼吃，最喜欢父亲用柴锅猪肉顿粉条，里面再放上扁豆、土豆等菜，然后沿着铁锅边儿上贴一圈死面儿花卷，将花卷拉长一些，盖上锅盖一闷，灶台下面一般都烧劈柴，但有时候也烧向日葵杆儿。出锅的时候，炖的肉和菜都熟了、花卷也熟了，贴在锅边儿上的那一面花卷有一层焦硌着，特别得好吃。每年冬天父亲都会给我们做一种凉菜，印象是将白萝卜攃成丝，芥菜嘎哒切成条发酵，还有什么食材忘了，将几种菜放在一个大瓷盆里，密封好放在外面的窗台上。吃的时候用筷子夹出一盘，然后炸点花椒油，往菜上一浇，放点醋，再放点盐，吃到嘴里还带着冰碴儿的凉菜。哦，太爽口了，可惜那个时候不懂，没有向父亲请教，都有几种食材也想不起来了。那时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到年底的时候，父亲给我们炸油饼吃，那时，每人一个月才半斤油票，我家一个月是2.5斤油，平时得多省吃俭用才能省出来油，到年底炸油饼吃。当然，也要给院儿里的邻居们每家儿送几个油饼。油饼炸得好吃，关键是面得和的好，面与明矾的比例要放得合适，邻居看我家油饼炸得好，就请教父亲，父亲是有求必应的。父亲特别会买东西，那会儿大白菜分一、二、三级，一级菜贵，二级菜便宜棵头小点，三级菜叶子少。每次父亲买回来的二级菜，别人不问还以为是一级菜那，因此，院儿里的街坊每次都等我父亲买回菜，他们问好了在哪里买的，赶快去买。家里吃得用的都是父亲自己做，就连黄酱都自己做。父亲会背着剩馒头、黄豆不辞辛苦地骑车去挺远的地方找有碾子的地方，把馒头、黄豆碾碎，回来做黄酱。有一年父亲做了两大缸黄酱，黄酱要放在阳光下晒，给我的任务就是过一会儿，要用一根挺粗的棍子不停地搅动黄酱。那时也正值暑假，做在屋门口看着呗，两大缸黄酱做好了，分给邻居们尝尝。每年家里还要腌一缸芥菜疙瘩，父亲买的芥菜疙瘩特别的大，腌出来的咸菜，比买得还好，我们爱吃咸菜应该跟家里的饮食习惯有关。父亲的手巧不只在做饭上，泥瓦工的活儿做得也很好。那会儿我家养过一段时间兔子，为了给兔子一个安身的地方，父亲在我家窗户下面给兔子盖了两个小房子，有窗户有门，窗户是用粗一点的小铁棍，一根根地插在小门上，公兔、母兔分别住在两个小房子里面，我隔着小铁棍的缝，用菜叶子喂小兔子，后来把公兔、母兔放在一起，还生出了一只小兔子，特别可爱。不幸的是小兔子夜里被黄鼠狼吃了，可把我父母心疼坏了，后来就不养了。

（1978年夏本人与父亲在四合院合影）

1969年，备战备荒，街道要求每户捐砖坯，父亲摔出的砖坯特别规范，长方形，薄厚均匀，毫不吹嘘，邻居们摔得砖坯真没我父亲摔得好。

父亲的审美还是不错的，我们穿的衣服、家里用的东西都是父亲去买。记得有一年夏天，天下着小雨，父亲下早班回来，买了两块布头，其中一块是白底粉点的布头，给我姐做了一件短袖衬衫，另一个是浅淡蓝色底儿白色双圈的布头，给我做了一件长袖衬衫，这件衬衫穿到学校，喜欢打扮的美女班主任问我在哪里买的衬衫，我告诉老师，“我爸买的布料，外面做的”，班主任说，你爸真会买东西。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就给我和姐姐买了毛线，准备给我们俩织毛衣。父亲买了一个玫瑰紫的，买了一个大红的，这两种颜色都很好看，玫瑰紫亮丽，大红色的纯正，不是那种耀眼的红。母亲不会织毛衣，我就利用暑假时间，到父亲单位找一位阿姨学织毛衣。第一件毛衣是给自己织的，从没织过毛衣的我，直接就上手了，那时我不到11岁，尽管第一件毛衣织的不太好，都是平针，但这是我自己的劳动成果，给姐姐织的毛衣就比给自己织的那件毛衣好多了，针码匀称了许多，而且还能织出点花样。那时班里能穿上毛衣的同学不多，所以我特别珍惜父亲给我买的毛线织成的毛衣，那时也不懂毛衣可以整着洗，一般都是穿了一、二年就拆了，洗完毛线再重新织。我女儿小的时候我把这件毛衣拆了，织成小外套给女儿穿了几年。后来我又拆了外套织成毛裤。尽管生活越来越好，又搬了几次家，后来也不穿毛裤了，但我始终不淘汰这条毛裤，5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保留着父亲给我买的毛线织成的衣物，这是我的念想，是在那种经济匮乏的年代，能那么早地让我们姐俩穿上毛衣，见证了父亲对女儿的爱。父母都是那种宁愿苦了自己，也不能苦了孩子的那种吃苦型的父母。

（1986年6月老叔来北京与家人一起合影，右一是父亲、右四是老叔）

那时我家住的四合院儿是两个院儿走一个门，两个院儿7户人家，共30多口人。我们这边的院儿4户20多口人。两个院儿的邻居都跟我家关系不错，邻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父亲都会伸手帮忙。院儿里有两户邻居的孩子结婚都是请父亲去做的饭，一户是嫁女儿，另一户是娶儿媳妇。

那会儿院儿里的邻居之间也有闹不团结的，两个院儿都有，但两个院儿的邻居都跟我家关系挺好，大妈、大婶们都到我家来串门儿。

记得有一年夏天，房东大伯本来就有高血压，腿还不好，一瘸一拐地拎着一小桶水泥准备抹他家的外墙。我们那个院儿挺大的，南北距离得有四、五十米。因为天热，家里门都是开着的，正好父亲站在门口，看见大伯靠着他家最南边那间房子的外墙往下出溜，父亲三步并作两步赶快跑过去扶住了大伯，父亲把大伯扶到他家门口，这时大伯昏迷了，他老伴儿跑出来不知所措，着急地让我父亲把大伯放倒，我父亲说，不行，赶快把沙发搬出来，让大伯坐在沙发上，院儿里的邻居也都跑过来一起喊他，过了几分钟大伯醒了，他很奇怪怎么这么多人围着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事情，问他当时有什么感觉，大伯说他感觉困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没想到父亲还知道这个救人的常识，父亲的这个举动，使大伯多活了10年。

（1986年10月，父亲过60岁生日、父亲、母亲与大伯、大妈一起合影）

我们小的时候，大多数家庭生活都过得紧紧巴巴的。因此，家里孩子、大人都穿自家动手做的鞋。父亲的业余时间就是给全家人纳鞋底。父亲往床边一坐，两腿往鞋架子上一搭，开始纳鞋底。一般情况下，都是母亲起好头，父亲接着纳。麻绳在父亲手里噌噌噌地来回拽着，最后一针用锥子将麻绳一卷一勒，这一针就算完成了。一只鞋底子抽空纳，起码得3～4天、纳一双鞋底子差不多得一周左右的时间。母亲做鞋帮，最后上鞋这道工序，要拿到外面去加工，好像加工一双鞋5毛钱。

过去是有钱的人家儿穿买的鞋，没钱的人家儿穿做的鞋，现在正相反。经济的崛起，手工制作越来越值钱了。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的脾气是相当地好，从没看到他跟我母亲发过脾气，母亲下夜班，父亲会骑上自行车去接母亲。1976年大地震期间，父亲去接母亲下夜班，因为公交车还没有到运营时间，父亲骑车带着母亲，经过警察岗楼的时候，没有下来，可能想着路上没公交车也没行人，就没下来，结果警察从岗楼里出来，把父亲叫住了，一通教育后才放我父母走。这件事还是从我母亲同事那里听到的，从而父亲也成为了母亲单位同事眼里羡慕的模范丈夫。

从七十年代初，父亲、大伯、老叔三人共同出钱抚养老家的爷爷。二伯一家六口与爷爷一起生活，父亲每年要回老家看望爷爷，每年还要分别去看望大姑、二姑，那时的路没有现在这么好走。父亲早晨从家里出发，要骑6、7个小时的自行车才能到老家或姑姑家，一般都是头天去第二天回来，往往回来的时候总是赶上刮大风，逆风骑行，回来的时间更长，眼睛都吹肿了。

父亲的人缘特别得好，院儿里的孩子大人都很尊重父亲，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呼父亲“yang叔”，父亲同龄人称呼父亲“老yang”。父亲在单位的人缘也特别得好，不管是与同龄人还是年轻人关系都处得特别得好。那会儿，我家准备在院儿里盖间小房子，父亲单位的年轻人就过来帮忙了。

父亲一点也不“重男轻女”，我们长大后，家务活儿每人都要干一些，我和哥哥每人负责半天刷碗，我中午，哥哥晚上。那时因为住平房，刷个碗挺不方便的，我和哥哥轮班儿，该谁刷的时候谁就自觉地刷。五叔到我家来看我父亲，看到我哥刷碗，为此，跟我父亲说了好几次，“哪有男孩子干家务的”，其实五叔家里家外的活儿都是五叔干，到孩子这辈儿，就不让男孩子做家务了，但我父亲没有这样的想法，在我们家里男孩儿女孩儿都得干家务。

再长大一些，家里的一些家务活儿，我也会帮父亲分担一些。那会儿到了冬季会买许多大白菜，怕冻了，父亲会把大白菜放在家里的耳房里，天儿好的时候，会把这些大白菜搬到院儿里晒一晒，整理一下，不好的菜帮、菜叶要择下来，每次都能择下好多不好的帮子和叶子，然后再把择好的菜搬回去，来回一倒腾，也用不少时间。家里有时有土木之工的活儿时，我会和父亲一起抬来抬去，一根扁担挑一大筐土或砖头，父亲把我这边的扁担，留得长长的，重量几乎都放在他这边。父亲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从来没听到他喊过累。

父亲虽然只读过3年书，没什么文化，但父亲还是积极要求进步的。那时我已经上了中学，正在积极申请加入共青团组织，特别希望在我加入团组织的时候，填表父亲政治面貌那一项里，写上父亲是中共党员。1974年3月，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我也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八十年代初，父亲曾作为西城区的党代表参加过西城区的党代会，具体是第几届我忘了，当时参会的代表每人发了一个人造革的拉链包，上面印着西城区第几次党代会的字。父亲回来后谈到参会后的体会，父亲深感与会代表们的文化水平都很高，小组讨论的时候，虽然父亲感到与其他委员文化水平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但父亲也积极地发了言。

八十年代初，姐姐的女儿出生了，家里有了第三代，全家人都很高兴，多年没见到这么小的孩子，全家人都非常喜欢。那时父亲还没有退休，母亲刚好退休。半年以后，姐姐上班了，外甥女由我母亲来带，全家人看这一个孩子。孩子很得宠，父亲更是喜欢，那会儿孩子不好好吃饭，特别地瘦，父亲变着花样地给孩子做好吃的。孩子在我们家待惯了，不愿意回自己家，经常是周末的时候我和母亲把孩子送回姐姐家，前脚刚到家，后脚她爸又给她送回来了。

孩子在我们家渡过了愉快的童年，上小学以后就回到她的爸妈那里了。这个孩子是我们这一辈儿的第一个孩子，我父母就看了这一个孩子，所以，孩子回到自己父母那里，父亲可能挺失落地，所以，隔段时间父亲会骑着自行车到姐姐家去看孩子。有一年夏天，晚饭后父亲去看孩子，进门后外甥女从冰箱里给父亲拿了一瓶汽水，父亲特别高兴，后来我回家时父亲跟我说，真没白疼Lr，还给我拿瓶汽水。老人都是这样，为孩子付出再多也不求回报，你对他好一点，就特别得知足。

八十年代末，我的女儿也出生了，我的孩子是由爷爷奶奶带的，孩子2岁的时候我们搬到单位分的房子去住了。那会儿工资都很低，30元一辆的儿童车也舍不得给孩子买，我可能跟父亲说过这个事，父亲就走心了。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后，接完孩子回来也就一会儿，父亲拎着小车和母亲到我这里来了，父母专门买了小车来看孩子。那会儿父母两个人的退休金也没多少钱，30元钱在当时也算不少的破费了。

1986年10月的一天，母亲无意中发现右侧乳房上有个疙瘩，第二天，我陪母亲到某医院去看大夫，由于床位紧张，大夫开了一个门诊手术的单子，一周以后的下午，我和父亲陪母亲去做了门诊手术。术后对瘤体进行了活检。等了一周，我和父亲带母亲再次看大夫，我先去取报告。当我拿到报告后，被上面的文字惊住了，只见报告单上，赫然写着“单纯癌”。那时，人们谈癌色变，得癌的人不是太多，我想，这么倒霉的事情怎么会落到母亲身上那。我拿着报告去找母亲，父亲怕检查结果有问题，就迎着我走过来，看到父亲，我一下就哭了，“我妈得的是癌症”，父亲听到这话，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是这个结果。但父亲马上嘱咐我，“待会儿见到你妈，别让她看出你哭了”，我赶快擦干眼泪，见到母亲后装作若无其事，我告诉她没大事，母亲听到后，放心了。我拿着单子去找大夫问能不能赶快住院做手术，大夫说，床位紧张，如果排队等，估计得等三个月，让我们赶快去其他医院看看。几天后，哥哥托人让母亲住进了某医院。各项检查后、母亲很快就做了手术，术后瘤体化验癌细胞没有扩散。

父亲是个坚强的人，听我母亲说，一辈子没看到过我父亲掉过一滴眼泪，有什么难事、不高兴的事从来不发泄。其实父亲是一位特别心重的人。年轻的时候抗压能力很强，但老了，孩子们都成家立业离开了他们，扛压能力明显地不行了，母亲的生病对他打击很大，也许那个时候就作下了病。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且习惯了两点一线的生活方式，退休后没事干挺难受，于是拉着我母亲在早市上做点小买卖。这个活儿相当累，进货、搬到家里、装货，再拉到早市卖货，尤其是冬天那么冷还要去卖货，且一上午也卖不了多少钱，当时我也劝过他们，不让他们干，但不听劝，父亲觉得有事干了高兴，我也就没极力反对。

父亲的身体很棒，在我的印象里，很少生病，感冒都很少得。只记得八十年代初生过一次病，住了几天医院，后来没在得过病。

1991年5月，我带母亲随单位去长岛休假，回来后，听父亲说，他腿根上有个肿瘤在某医院做了个门诊手术，化验血项发现白细胞指标高，随后做了骨穿刺检查，当我去取结果时，告知机器坏了，没有结果，父亲白受了这个罪。当时医生怀疑是白血病，让我赶快带父亲去其他医院看看，医生说，估计能维持3-5年。后来我又带父亲去肿瘤医院看，因为挂不上号，又去了另外一家儿有名的三甲医院。那会儿这个医院的号还不是特别难挂，到那里都上午10点多了，但也挂上了号。随后安排过几天抽骨髓。几天后，我陪父亲在这家医院又抽了骨髓。一周后确诊为：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在这个医院大概治了有半年，听别人说某3甲医院特长治白血病。我又带着父亲到这家儿医院看。过去各个医院都不承认其他医院的诊断结果，父亲在这家又做了一次抽骨髓检查。我们找了这家儿医院治白血病最权威的大夫治疗。这个病最大的特点就是白细胞高，吃了一段时间降白的药，但白细胞降得并不理想，大夫告诉我父亲shh有一种降白效果不错的药，我哥赶快托他在shh的朋友找这种药。还好，朋友很快就把药给我们寄过来了。吃了这种药，降白效果还是不错的。有个病人听大夫说，我们这里搞到了治白血病的药，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我单位的地址，找到我想从我们这里买药，我把这个事情跟父亲说了，父亲说，把药匀出一部分送给那个病人吧，转天我把药交给了那个病人，病人非常感谢我们。朋友帮助了我们，我们再帮助别人，举手之劳嘛。

这个药虽然降白效果不错，但在降白的同时，血小板也降的厉害，血小板太低也不行，父亲吃了一段时间的药以后就不吃了。

1993年下半年，母亲的乳腺癌在平稳渡过7年后复发了。我陪母亲在医院化疗了一周以后，母亲回家了。休息几天后再住院化疗。母亲住院期间，父亲每隔一天去看一次母亲，那时父亲让白血病折磨地身体很弱了。

1994年三.八妇女节这天下午，单位给我们放了半天假。尽管那天刮着5、6级大风，我不放心父母，就骑车回家了。刚进家门，母亲跟我说：“你赶快去医院看看你爸去吧，他又发烧了，在医院输液那”。白血病最忌讳的就是发烧，本来平时白细胞就高，一发烧，白细胞就更高了。我顾不上喝口水，赶快就去医院急诊室找我父亲。找到急诊室，父亲一个人躺在那里输液，脸色特别得不好。当时母亲做完化疗出院没几天，平时家里就他们俩个人，那时除了姐姐家孩子大一点，其他人家里孩子都小，平时上班，只能休息日过去看看他们。平时看病都是我陪着。科室同事看我家里父母都生病，孩子又小，都理解我的难处，所以父母每次看病都是我全程陪着。我在父亲床前陪着他输液，输完液我再陪着父亲回家。家门来不及进，马上顶着5、6级大风，骑了2个小时的自行车赶到幼儿园去接孩子。那时年轻且小家的家务都是先生顶着，不然即使再年轻又上班、又带孩子、又时常得带父母去看病，身体也是吃不消的。

1994年大概5月份，听说中山公园举办一个癌症患者抗癌活动，我当时写了一份介绍父母抗癌的经过，在这份介绍里，我也把自己对父母的爱写在了里面，封上口交给父亲，让父亲带着我母亲去参加那个活动，到了现场父亲把我写的介绍交给了工作人员，还真有记者采访了父亲，父亲回来后跟我说，有记者采访了他俩，没想到几个月以后，父亲一下就病倒了，最让我后悔的是我写的那份介绍里有我对父母深深地爱以及对他们抗癌的勇气和毅力的赞美，我当时没好意思让父亲看，这是我最遗憾的事情。我应该让他们知道我是如此地爱他们，没想到父亲走得是如此地迅速，再也没有机会让我表达对他们的爱了。

1994年9月3日，正好是周六，正准备回家，接到我母亲的电话，说我父亲又发烧住院了，我赶忙赶往医院，父亲已经被姐姐、姐夫办好了手续住进了病房。白血病最怕的就是发烧，此时父亲的体温已经很高了，之后我们进行了排班，白天我和姐姐轮流，晚上我姐夫和我先生值班。那会儿我女儿刚入小学第三天，我带着孩子在我单位附近的小学校上学。当时是一边跑医院看护父亲，一边还不能耽误孩子上学。父亲的病眼瞧着急转直下，还没来得急转到父亲经常去的那家医院，在住院的第七天中午父亲去世了。父亲一定还有太多的牵挂，最不放心的是我的母亲，那时乳腺癌复发病情一直在加重，所以父亲是睁着眼睛走的。我因为去给父亲买寿衣，没有看到父亲走时的最后一刻，是姐姐帮助父亲合上了双眼。辛劳一辈子的父亲在最应该享福的年纪离开了我们。给父亲穿好衣服，我们几个子女把父亲亲自送到太平间，几十米的路，仿佛很遥远，多想让父亲慢点走，从此阴阳两隔，再也见不到父亲了。

听母亲说，父亲走的前几天，家里该买的东西都买了，比如，米、面、油，熬粥用的红小豆，还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父亲可能知道自己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所以把该准备的生活用品都替母亲准备好了。父亲这一辈子吃苦耐劳，总是先顾及别人，把方便让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

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父亲走了30年，我也想了父亲30年。每每想到父亲，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30年里，我只有一次梦到了父亲。那是一个中午，我在家里的门厅长椅上小憩，不知不觉迷糊了，梦到父亲拄着拐杖爬五楼来看我，我赶快起来说，爸，您怎么还来看我？我一下就醒了，坐起来忽然想起：快到父亲的忌日了，该看父亲去了……

听人说，思念故去的亲人，亲人是能感受得到的。虽然30年里父亲只有一次来到我的梦里，难道父亲真得越走越远吗？有人说，故去的亲人不来你的梦里，是因为他对你很放心，怕打扰你，但我要大声地告诉远行的父亲：爸，您要是想我了，就来我的梦里吧。我知道，始终放不下对您的思念，其实对您所去的那个磁场并不好，值此，在您已经离开我们30年的特殊日子里，让我再一次地想您……

文字：柳叶

制作：柳叶

完成于：2024.09.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