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情字爱忆“三师”

寓川楚夫

　　从小学到高中，语文课一直是我的喜爱。虽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文字工作者，但因对文字的喜爱，在我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也留下了几处可说可忆的闪光点：

一是1975年夏，高中毕业回乡后不久，即被安排进大队团支部任宣传委员———翌年“五·四”青年节前夕，大队团支部被公社团委评为“先进团支部”，由我撰写的团支部先进材料，并由我亲自到县广播站作录音发言，然后在全县有线广播中几次播放；

二是1976年秋，参加电影放映工作后，由放映员、宣传员（影院美工）做到了公司办公室主任的位置———其间，由我主持撰写的《河影简讯》（两个月一期），得到了市文化局、宣传部领导的称赞；

三是1992年9月，市文化局艺术科时任科长因工作上调，我被市委宣传部分管文化、广播、电视的某副部长，亲自点名调入市文化局艺术科补缺———虽然最终因“体制”的原因调动未果（集体所有制职工改为全民所有制职工，劳动局要“改制费”八千元，当时工资一个月才一百多元，八千元对我来说无疑为天文数字），但也证明了我的文字水平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

四是2017年10月，我办完退休手续后，不再为养家糊口操劳奔波（1994年6月下岗自谋生路，从事摄影摄像、广告宣传二十余年），又重拾“旧爱”，用手指在《美篇》平台上写写回忆文章，学学作诗填词，这样，既消磨了多余的时间，又丰富了退休生活，还对自己的过去作了总结，同时也得到亲朋好友的称赞……

说起对文字的喜爱，追根溯源，自然会想起“十年寒窗”期间，三位语文老师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一、小学语文教师陈保彦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大队（现在的村）上小学，有一位代语文课的陈保彦老师，至今还令我印象深刻。

陈老师身材中上偏高，虽然较瘦，却很精神，时常面带笑容，给人一种亲切、干净而又文艺的感觉。的确，他很有文艺范儿，能奏（好像会拉二胡、吹笛子）能演，在大队宣传队排演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他扮演的鸠山。在那个论成分的年代里，他好像成分偏高，应该是“小土地出租”吧？他文化水平不高（印象中是小学毕业），但教书的水平却非一般。开始是民办教师，后来转正调入贾湖中学任教。

陈保彦老师算是我喜爱文学的第一任启蒙老师。大概是五年级一次上语文课的时候，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对对联的故事：

从前，有一位农夫，在稻场边的树荫下，一边看护着稻场上晾晒的谷子，防止鸡食，一边手摇纺线车纺着棉线。此时，学校的一位教书先生中午放学回家路过稻场，农夫便给教书先生出了一副上联：“鸡饥拾食筒筒打”，让教书先生对下联。上联出的十分巧妙，意思是鸡仔饿了偷食稻场上晾晒的谷物，农夫顺手用筒壳（一种纺线用的竹筒）扔过去驱赶鸡仔。而且，七个字中前四个字两两音同字不同，第五、第六个字用的是叠字，一时难住先生对不出下联。先生一路想一路回到家中，当打开屋门时，一只老鼠在堂屋的横梁上望着他。先生干咳了两声，老鼠才飞快地溜走。见此情景，先生瞬间便想出了下联：“熟鼠凉梁咳咳惊”……

就是这一个对联故事，让我深深体会到中华文字之美妙，也在我心里埋下了喜好文学的种子。尽管过去了快六十年，对这个故事仍记忆犹新。

二、初中语文教师李根保

1971年，我从大队小学毕业后，进入小公社（后叫管理区）贾湖中学上初中。数学老师叫巴发田，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是李根保（以下简称李老师）李老师是贾湖本地人，好像是毕业于襄阳师专，当时应该在三十岁左右；他中等身材，胖瘦适中，脸微微上扬，精神饱满，讲课声音洪亮；他右手不知什么原因，手拿书本或讲义本时，手臂稍微内弯，在黑板上板书时，可能是用力的缘故，头稍微左偏。李老师的粉笔字和钢笔字都写得很棒，每个字都写得大方有力，一丝不苟，而且很有自己的特色。我曾经一度模仿李老师的字体，终因水平不达，半途而废。1973年秋，我进入光化师范高中部就读，曾收到过李老师的一封回信，很是珍惜，除了老师对我的谆谆教诲和鼓励，老师的字体也是我参学的范本。遗憾当时条件所限，此信没有保存下来，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遗落在了什么地方？

当时，小学、初中、高中毕业时间均在冬季，从我们这一届起改为夏季毕业。所以，我们这一届三年的初中只上了两年半。在初中学习阶段，我的综合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尤其是语文更显突出。作文经常得到李老师的表扬，时被作为优秀作文在班上朗读。同时，我和另一位同学合作表演的文艺节目（相声），也在学校组织的国庆文艺汇演中，为班上争得好的名次。因此，李老师十分偏爱于我。

那年代，入团也并非易事，而李老师主动推荐发展我为共青团员（他好像当时分管学校团的工作）。记得那天李老师把我单独叫到他在学校的宿舍里，说要发展我为共青团员，并给了我一份入团申请书作为参考，让我也写一份入团申请。李老师宿舍的后窗外是学校的篮球场，当时正有学生正在进行篮球比赛，我受到吸引，放下笔跑到外面看篮球比赛。中途，李老师回到宿舍发现我不写申请，出去看球赛，还把我批评了一顿……

毕业前夕，正是农村收麦、插秧的农忙季节（时称“双抢”：抢收、抢种）。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在生产队通宵达旦的加班打麦子（用脱粒机脱麦粒，我们十五六岁的孩子负责运送麦个子和脱粒后的麦秆），第二天考试中，我昏昏欲睡……结果考出的分数与平时相差较大，令李老师颇感意外。

其实，考试中除了瞌睡外，我也有应付差事的思想，原因是我不想上高中了。我们一家九口人，只有父母两个劳力，劳力少自然挣的工分就少。我们家多年来一直是生产队的老“超支户”。因此，我打算中学毕业后不再继续读书，在家劳动挣工分，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另外，那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即使上了高中，农村孩子还是照样回家种田。

然而，李老师觉得我不上高中有点可惜，还是力推我进入高中继续学业。当时，还没有普及高中教育，记得我们那一届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规定在百分二十一，另外还有年龄的限制，只要岁数超了规定的岁数，即使成绩再好也不能录取。我虽然年龄没有超限，但考试成绩偏低，为了把我送进高中，李老师还特地在班上给同学们做了一番解释，大意是：这次升学不仅要看毕业考试的分数，还要参考平时的成绩和表现……

家中父母对我们上学的态度是，只要考得上，就勒紧裤腰带尽力支持，考不上回家劳动，多个挣工分的，也巴不得。

就这样，李老师硬是把我“推”进了高中的校门。两年后，我从光华师范高中部毕业（我们那时高中是两年制）的第二年，有幸走出农村，参加电影放映宣传工作，除了其它原因之外，与我具备高中文化程度有直接关系。

李根保老师后来在李楼镇、赵岗乡担任过教管会主任，退休没有好多年就听说病故了，我永远感激他、怀念他！

三、高中语文教师李耀楠

1973年秋，光化县（现老河口市）的李楼、孟楼、光化三个乡镇以及江山机械厂子弟学校的初中应届毕业生，进入光化师范高中部就读。

开学不久，根据自愿进行专科分班，有语文、数学、物理等五个班。我因喜欢语文，自然分在语文班，也是高中一班。

当时，光化师范不仅是光化县的最高学府，也是师资力量最雄厚的。除了部分本校师范毕业生留校任教和管理后勤之外，其他大部分老师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我们高中两年，大部分时间是李耀楠老师担任语文教师兼班主任。

李耀楠老师是一位德才兼备、内外兼修好老师。也是最受学生爱戴和喜欢的。他当时大概不到四十岁的样子，中等以上的身材，胖瘦适中，留着寸发，嘴巴上经常刮的干干净净，给人一种干练而又儒雅的气质。

李耀楠老师教学水平高。印象中，李耀楠老师来自湖北沙市，毕业于湖北师范大学。当时，光化师范的大部分老师来自全国多地，说话、讲课各用各地的语音，唯有李耀楠老师例外，他说话、上课皆说一口标准而好听的普通话。因此，很受学生欢迎。只要有他的课程，我就是身染小恙，也要坚持听课。另外，我还注意到，李耀楠老师上课的讲义是用钢笔书写在16开的信纸上，然后夹在那种硬壳纸的讲义夹里面，看上去认真规范，整洁好看。他的每个字，都是从上至下向右倾斜，就像起跑线上的运动员一样，等待发令枪的响起……

李耀楠老师平易近人。他不以老师自居，对自己的学生不仅有知识上的教育，也有生活上的关心。遇到学生生病，他甚至亲自动手，在自己寝室里做一碗鸡蛋面送到学生床前。我们一个班的学生来自几个乡镇，那年代交通十分不便，毕业前夕，在我和部分班干部的陪同下，李耀楠老师凭两条腿走路，把欢声笑语和对家长的问候，送到了许多学生的家中。李耀楠老师既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朋友。课下，有的学生他不叫学名，而直呼小名，显示的是一种平易与随和。毕业几年后，他升任县市教育局局长，在一次到仙人渡镇检查教育工作时，与我不期而遇（我当时在该镇从事电影放映工作），一句“清娃”，使我倍感亲切……

1975年7月20日，毕业离校的那天，大部分同学带着自己的行李铺盖相互告别后，依依不舍的离开了校园。我和王乐强、徐大红三位要好的同学，当天晚上没有离开。两年的朝夕相处，就此天各一方，心里确实难舍难分。记得那天晚上，月光皎洁，平时热闹的校园内，此时显得格外的清静。我们盘坐在操场上的草地上，谈论着李耀楠老师对学生的好，心里更有一种深深的不舍。我们三人商量决定凑份子，第二天买了一块匾，赠送给李耀楠老师作为纪念。

文革结束后，国家重视知识分子，李耀楠老师很快被提拔为县教育局局长，后又调任襄阳师大任党委书记，直至担任襄阳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亲爱的李耀楠老师，如今你还好吗？

　　明天就是第四十个“教师节”，谨以此文献给我敬爱的三位语文教师！顺祝全国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

　　高中毕业前夕李耀楠老师与语文通讯班班干部合影留念。

2024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