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说董世德——慈善之举与谣传之谜 文/万有裕

万有裕

（奉天同善堂）

一、慈善之举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我们都能看到一个共同的现象：那些在各自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人，往往会选择以慈善和公益行为来回报社会。这种跨越国界和时代的现象，深刻体现了人类共同的善良本质。董世德，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便毫不犹豫地播撒出了自己的爱心。

董世德的慈善之路与众不同，他的脚步并未在财富的积累后才起步。早在他的财富大厦初露端倪之时，他就已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社会的回馈。起初，他的关怀温柔地洒向那些信赖他的老乡，他商业帝国中的合作伙伴，以及那些在工作中辛勤付出的女性同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爱心如涟漪般扩散，波及到了社会中的每一个阶层，尤其是那些急需帮助的穷人。

（左宝贵画像）

早期向奉天的“同善堂”捐款——

在清朝光绪年间，刑部提督左宝贵伴随刑部尚书踏足东北边疆，深感人间的苦难与疫病的肆虐。目睹了这一切，他决意留在奉天，以行动抵御瘟疫的侵袭，于是他创办了同善牛豆局——一个充满爱心的慈善机构，专门保护婴儿免受天花病毒的威胁，并在当地首次推广了接种疫苗的做法。1881年，这个牛痘局的成立，为预防奉天地区的天花疫情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然而，左宝贵的慈善之路并没有止步于此。他相继创建了养老院、育婴堂、栖流所、济良所、习艺所等多元化的慈善机构，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了温暖的庇护。

到了1896年，奉天的官民间共同意识到，必须将左宝贵所创办的这些慈善事业进行集中管理，于是奉天同善堂应运而生。这个名字，承载着对左宝贵慈善精神的敬仰，选址于奉天大西关高台庙西侧，意味着慈善之光的照耀将更加广泛。奉天同善堂规模宏大，分支众多，每一个机构都是对左宝贵慈善理念的传承和扩展。同善栖流所给予灾民慰藉，同善实业女校点亮了贫困女生的未来，同善医院带来了生命的希望，同善济良所助妓女重获新生，同善孤儿院呵护孤儿成长，贫民习艺所教授技艺，吗啡疗养院则是失足者的救赎之地。

奉天同善堂在帮助弱势群体和改善社会不良行为上成效显著。在1917年至1919年间，牛痘局为数千名儿童带来了生命的保障，栖留所给予灾民温暖的家园，济良局让众多妇女找到了新的生活，习艺所的学子们年年有合格的毕业生。

（上三图为育婴堂）

奉天同善堂，这座慈善的灯塔，下设众多部门，每年需要大量资金来维持运作。尽管有部分的政府补贴，但主要的资金来源还是依靠自筹。这份坚持和努力，得到了社会各界善士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他们有的捐出巨资，有的提供房屋，有的赠予土地，一时之间，慈善的风气盛行。

为了表达对社会各界资助的感激之情，同善堂制定了《经收捐助善款章程》。无论捐赠的多寡，都会立即进行登记注册，并发放收据。所有捐赠者的信息都被详细记录，根据捐赠的额度，他们也会得到不同的待遇。这样的做法，极大地倡导和鼓励了更多的善行，使得做善事、捐款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

在1917年至1919年间，同善堂共接收了12635件衣物捐赠，而孤儿院一项就募集到了5132元的小洋捐款。这些数字背后，不仅仅是物质的支持，更是无数颗善良的心的汇聚。

奉天市民董世德深受此慈善风尚影响，与同善堂来往密切，时常捐助。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实行的经济政策鼓励商民发展，因此，闯关东来的人群中涌现出大批买卖人，董世德便是其中之一。网上有言，“旧中国的大宅门（指成功商民）挺牛”。正是这一大批安分守己、秉持传统道义、乐善好施的买卖人和忠心耿耿的伙计，共同促成了东北地区的经济繁荣。他们一贯的行善积德，也为自己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相反，那些欺男霸女、强抢豪夺、作恶多端的人则难以长久。董世德的事业有成，正是他信奉并践行这一道理的结果。

（养老院）

二十年代办“道德会”——

上世纪20年代初，董世德洞察时局，把握机遇，购置了一块位于平康里（青叶町）十字路口东南角，面积达1800平米的地皮，并逐步在那里建造起了自己的房产。他在北面临街的位置建造了一栋两层的楼房，开设了名为百花香馆的妓院，其占地约为600平米，并在楼房一侧开辟了一条过道，使得南面形成了一个宽敞的大院落，被称作后院。

在后院，董世德不遗余力地建设了工友住房和道德会，总面积约为1200平米。其中，道德会的大厅面积达到了460平米，虽然略小于百花香馆，但其宏大和独特的设计令人印象深刻。道德大厅四周与百花香馆的工友住房相连，与东、西、南的院落以及北面的单间和二楼共同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

道德会的设立，体现了董世德深思熟虑的规划。它不仅为女子提供了学习道德经的平台，也与百花香馆同时期建造，显示了董世德的双重意图：一方面，他希望开设妓院，为女性提供谋生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也致力于教育她们懂得礼教，成为有道德、有才艺、善于交际、心灵手巧的女性。

董世德邀请各界的先生们前来道德会，为女子们传授知识。他特别强调，百花香馆中的女孩子们必须接受教育，学习礼仪，掌握交际技巧。其中，“淮扬小班”的成员还有机会深入学习琴棋书画等艺术。道德会向周边的妇女们开放，无论年龄、地位，无论内外，都免费提供课程。

道德会大厅的空间宽敞，配备了舞台和讲台，因此，“淮扬小班”的排练和演出经常在这里进行。有时，董世德还会邀请一些收费不高的艺人来演出，邀请朋友们相聚，这里成为了他与朋友联络感情的重要场所。

然而，道德会的存在并没有持续太久。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在该地区肆虐，妇女们不敢轻易外出，来上课的人逐渐减少，最终，道德会不得不停办。

（伊光中学）

三十年代办“江苏会馆”——

上世纪三十年代，沈阳城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城市边缘，除了东面的方城（现今的中街）、西面的南站一带，以及张作霖开发的南市场、北市场商埠地之外，其他区域尚未完全开发。在这样的背景下，京剧名角马连良（回民）通过义演筹集资金，投资建造了一所名为伊光中学的学校，这所学校专门为回民孩子提供教育，体现了他对回民社区教育的贡献。

在伊光中学附近，董世德购置了一处房产，用来建立江苏会馆。江苏会馆虽然房子不大，但拥有一个宽敞的院子。作为扬州人，董世德吸引了不少老乡前来投奔，有的老乡甚至将家中的父母也接到了奉天。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老乡及其家人在异乡逝世，按照当时的习俗，他们通常希望将遗体运回老家安葬。但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无法立即运送遗体回乡，因此需要一个临时停放尸体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就被称为“厝”。

江苏会馆的院子就此发挥了“厝”的作用。老家人可以免费在这里停放尸体，只要通知董世德或看房子的人，就可以得到方便。这种善举不仅方便了老家人，也体现了董世德乐善好施的性格和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马路湾新华书店）

四十年代办“正德堂”——

据董世德的侄孙子董祥万回忆，他的爷爷在中华路马路湾路北的地方（大约就是后来的新华书店附近）开设了一处名为正德堂的慈善机构。这是董世德独自投资建造的房子，拥有一个宽敞的院子。沈阳文史馆的历史研究员吴学贤老先生在他的书中也确认了这一点，提到董世德确实开办过正德堂。

正德堂是一个类似小庙宇的地方，它劝告人们戒烟、戒酒、戒嫖、戒赌博，同时提供施粥、施棺材等服务，购买义地，埋葬穷人。董世德通过这些善举，赢得了慈善家的美誉。他以这些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以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

正德堂内供奉着一座观音像，还有董世德亲笔书写的牌子，教导年轻人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博，要有礼仪，念五字真言。对于那些死后没钱买棺材的人，董世德会赠送他们或他们的家人一副棺材，并出钱为他们购买坟地。

董世德聘请了一位60岁的老头来管理正德堂。每月初一、十五，善男信女们会来此烧香拜佛，而香火钱则全数交给看堂子的老人。董世德在家中有小孩子过生日时，会带他们来正德堂，让他们感受慈悲、勤勉、善良的品质，并教导后人要积德行善。每年在菩萨、佛爷成仙得道的日子，正德堂会举办大典，邀请百花香馆的上海大厨带着徒弟来做饭，摆上十桌斋饭供善男信女们免费用餐。所有这些的开销都是由董世德一个人承担。

董祥万表示，他和他的弟弟，以及他的老叔都去过正德堂多次。这些回忆和描述为我们提供了董世德生活中另一面的画面，一个致力于慈善事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善举来影响和帮助他人的形象。

董世德的成长经历显然对他的性格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襁褓中便失去父母，由嫂子抚养长大，这样的经历可能让他更加懂得感恩和珍惜那些在困难中给予帮助的人。这种感恩之情可能促使他在有能力之后，积极回馈社会，尤其是对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

此外，奉天当时的社会风气也对他产生了影响。在那个时代，慈善事业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它不仅能够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能够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声誉。董世德可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受到了启发，开始了自己的慈善事业。

他不仅经营买卖，还积极学习同善堂的济良所、习艺所等机构的模式，并先后开办了道德会、江苏会馆、正德堂等慈善机构。这些机构的目的各不相同，但都体现了他对社会的贡献和对人性的关怀。他还安置了投奔而来的老乡，接济了穷人，这些行为都显示了他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和帮助。

董世德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对老乡的善待。这一点在他的各种善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通过江苏会馆为老乡提供了一个聚集的地方，还是在其他方面给予他们帮助，都显示了他对老乡的深情厚意。

（汇芳园平面图）

为工友建造家属住房——

董世德在闯关东成功后，对于所有投奔而来的老乡，无一拒绝。他根据每个人的才能，将他们安排在自家的买卖中，并提供食宿。但这不是“白吃白住”，他要求他们靠自己的本事，赚取顾客给予的小费。董世德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开办所有买卖的同时，他都会盖建工友住房，首先解决工友的吃住问题。通常情况下，这些住房是免费提供给工友居住的。即使在生意萧条的时候，他有过收取租金的情形，但对于家境很困难的人家，他还是会免收租金。

建家宅时留出老乡临时住房——

董世德在构建自己的宅邸时，心中充满了对家的眷恋和对亲人的关怀。他的理念是，无论是血浓于水的同宗同族，还是那些通过曲折途径找到他的外姓人，都不应该在茫茫人海中流离失所。所以，他的宅邸并不是追求奢华的高档住所，而仅仅是朴实无华的平房。两处宅院，都是遵循着那个时代普通百姓的住房标准而建，留出了充足的空房，随时准备迎接那些远道而来的亲人。

这样的安排，是董世德的一片苦心，家人自然明白，也乐意遵循。于是，在董家的大西边门宅院内，常年都有着来自各地的亲戚朋友，甚至那些辗转而来的外姓人。他们中，大部分人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辛勤劳作，将这里视为暂时的港湾，积极地寻找着自己的出路。然而，也不乏那些好逸恶劳，只想依赖他人的懒汉，甚至还有那些喜欢挑起事端的人。董世德对待这些人，总是以宽容的心态去感化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自食其力，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这正是董世德的人格魅力所在，他的宅邸，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更是一个汇聚了各种人生百态的微缩社会，充满了温暖与情感的交织。

（网络上流传的董世德画像）

二、董世德的谣传之谜

人们常说“谣言止于智者”，然而在社会上关于董世德的谣言却是言之凿凿，广泛传播，这似乎说明智者寥寥，而容易被谣言所蒙蔽的人却比比皆是。在笔者的调查中，并没有找到市井之中广泛流传的“市府大楼、浑河大桥都是董家的”这一说法，也没有找到那些市侩们乐此不疲传播的“北市场妓院都是董六开的”这样的传闻，反而都是“这些事纯属子虚乌有”的说法。

那么，为何这些根本不存在的事情会被谣传得如此广泛又持久呢？是谁在制造这些谣言？为何在明知是谣言后，人们还喜欢继续传播？甚至为何明明已被证实是谣传，至今仍有人希望这是真的？这些问题引人深思。

在这个探寻真相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拨开迷雾，深入挖掘，以期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董世德的一生，他的善举与成就，应当被客观公正地记录和传颂，而不是被无端的谣言所玷污。让我们以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探寻那些被岁月掩埋的真实故事，还历史以其应有的清晰和公正。

（市府大楼）

董世德与市府大楼——

作为权力象征的原沈阳市府大楼，其传奇故事中也有着董世德的名字。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即日伪统治时期，这座大楼是奉天市政公署的办公地点，由日本人建造。市井之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市府大楼是董世德花钱购置的。这个谣传经历了七八十年，充满了传奇色彩，却始终未曾动摇事实的真相。

历史资料为我们揭示了更多细节。1907年，徐世昌担任东三省总督时，在今沈阳市政府大楼所在地建起了奉天公园，并修筑了一个牌坊。牌坊两侧各有四个字，右侧写着“奉天公园”，左侧写着“随便游览”，上面悬挂着“陪都奉天花园”的字样。这表明市府大楼的前身实际上是一个位于城外郊区的公园，与董世德并无关联。

随后的1923年5月3日，奉天省设立了奉天市政公所筹备处，同年8月4日，奉天市政公所正式成立，办公地点位于大西门里，也被称为“西门脸”。1929年4月12日，张学良易帜后，将奉天市政公所改为沈阳市政公所，办公地点并未改变。然而，1931年9月20日，即9.18事变后，日本人土肥原贤二在大西门内的市政公所就职，并将其名称改回奉天市政公署。同年10月20日，土肥原贤二被免去市长职务，改任顾问，由赵欣伯接任市长，但仍受关东军操纵，办公地点仍在大西门里。

1937年12月，日本当局决定对小西门外的奉天公园进行改建，以适应其市政管理的需要。最初，他们考虑过通过商民的捐助来完成这一项目，但经过商会的一系列交涉后，这一计划并未成行，最终决定由日本国直接出资，并委托满洲大仓土木株式会社来负责这座建筑的建造工作。这座建筑地下一层，地上三层，采用了天井型的结构设计，左右对称，整个建筑面积达到了15500平方米。其外墙采用了褐色建材，外形简约而不失巍然之姿，稳重而庄重。自1938年起，伪满洲国的政府便开始在这座大楼内办公。

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48年11月2日，沈阳迎来了解放。紧接着的11月3日，陈云主持了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会议，宣布了朱其文为市长，焦若愚为副市长，并决定将办公地点设在那座原伪市政公署大楼内。从此，这座建筑成为了新中国沈阳市政府的所在地。

《沈阳掌故》一书的作者苗潘在《董世德其人》一文中对董世德的传闻进行了澄清。他指出，关于董世德的一些传闻，如他献纳飞机，实际上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在侵华战争中采取的一种强制性征收手段，即通过所谓的献纳方式搜刮民财，向民族资本家按财产比例摊派数额。董世德也未能幸免，这并非他自愿的行为。

同时，苗潘还否定了其他一些关于董世德的传闻，如所谓的奉天市政公署（即市府大楼）和西塔、南关大桥都拍卖给了董世德等说法，这些都被证实是子虚乌有的谣言。也就是说，那个流传了几十年的谣言——“市府大楼是董世德的”，实际上并非事实。无论董世德当年是否出过钱，市府大楼的产权都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苗潘的论述为董世德的形象正名，揭示了他被误会的真相。这也提醒我们，历史中的谣言和误解并非罕见，我们需要通过深入研究和查阅可靠的史料，来辨别真相，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右侧为浑河老桥）

董世德与浑河大桥——

解放前，沈阳的浑河大桥确实只有两座，它们的建设和资金来源各有不同。老浑河大桥（现位于青年大街南端）是在日本人控制下建造的，始建于1942年，当时的市长是郑禹。这座桥的全长为664米，宽度为9米，采用双悬臂式结构，桥墩为三柱结构，共有30个孔，其中28个孔的跨度为22米，两侧各15米。2003年12月19日，这座桥被爆破拆除，只保留了第17和18孔作为纪念。

另一座桥位于南阳桥和胜利桥之间的铁路桥，是由日本人修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疏通南满铁路与抚顺之间的煤炭、矿物等物资运输。

至于市民中广为流传的关于董世德与浑河大桥的谣言，具体指哪一座桥并不明确。不过，重要的是修建桥梁的“人”和“资金来源”。从以往日寇修桥集资摊派的情况来看，浑河大桥的修建曾要求商户出资。但是，关于董世德是否对浑河大桥的修建出资，并无确凿的证据。即使他出了钱，也只是作为被迫摊派的费用，因为那座大桥并不属于董世德，他也并未拥有任何产权。因此，关于董世德拥有浑河大桥的说法，应被视为一则不准确的谣言。

在中国广大的民间，流传着一句话：“修桥补路，积阴德”。这不仅仅是一种传统观念，它承载着人们对善良和仁爱的共鸣。这句话告诉我们，那些有能力资助修建桥梁和道路的人，他们的行为无疑为社会带来了福祉，为普通百姓创造了便利。资金的来源，无论是自愿捐赠还是政府的号召，对于建设者而言，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支持，它并不决定桥梁和道路的所有权。

回顾历史，关于“浑河大桥属于董世德”的传言，与市政府大楼的谣言一样，不过是民众口耳相传的闲谈。时至今日，我们无需纠结于董世德是否真的出资，因为那已经是历史的一页。然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样的传言无疑给董世德的家族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和误解。

（北市场）

董世德与北市场妓院——

在沈阳北市场的历史传闻中，有关董世德经营妓院的谣言一度流传。然而，相较于关于市府大楼和浑河大桥的谣言，这个传闻的传播范围较小。一些研究老沈阳北市场的文人，在撰写相关文章时，对妓院行业是否真的与董世德有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迫切地希望能找到确凿的证据来验证这一说法。

但据几位已经年过九旬、曾与董世德有过一定接触和了解的老人所述，董世德在北市场并没有任何产业。他们的陈述与解放初期北市场派出所副所长吕兴权老人的记忆相吻合。吕兴权老人回忆说：“我熟悉董六这个人，他并没有在北市场开设妓院。北市场的妓院多为三四等，而董六财力雄厚，他并不会经营低等的妓院。我们派出所的旧警察都在北市场工作了十多年，他们都知道董六，都表示北市场并没有董六的产业。市公安局的档案中也没有关于处理董世德的记录，没有给他定罪为汉奸，也没有没收他的财产。我在1953年调到北道口派出所，后来又转到十二线的厚生派出所，再后来回到北站派出所，最后调到市公安局九处。九处负责政治犯的预审，我们审讯了许多潜伏的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汉奸等，进行了政治攻心，宽大处理了许多人，但董世德从未被我们处理过。”

这些老人的陈述和吕兴权老人的回忆，共同揭示了关于董世德在北市场经营妓院的谣言并非事实。这段历史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更真实的视角，帮助我们纠正了过去的误解。

董世德“献纳”飞机——

在探讨董世德飞机捐赠事件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环境。捐赠的对象和背景对人们的看法和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捐赠给国民政府被视为一种贡献，而直接捐赠给日本人，即使是出于自愿，也可能被视为一种罪恶。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积极参与抗日斗争。然而，根据历史资料，国民党政府的军力远远落后于日军，而日军在1937年已经拥有战斗机2100架，而中国仅有305架。这种军力对比凸显了当时中国面临的困境。

沈阳政局当时由于芷山主持的“治安部”负责捐献运动，这是国民政府向商界摊派的一项任务。董世德被迫参加献机仪式，并由他的侄孙女董秀娥献花。董秀娥当时年仅15岁，她在大会上献花后与治安部大臣于芷山合影留念。尽管飞机是捐给了“治安部”，但具体最终捐给了谁，现存的老人们并不清楚，他们只知道是政府强迫的。

董世德捐献飞机是国民政府“治安部”的要求，事后的一切举动都是由于芷山安排的，并在报纸上大肆宣扬，声称董世德是自愿“献纳”。然而，实际上这是伪治安部强行摊派的结果。董世德没有飞机，也没有能力购买飞机，他甚至可能从未见过飞机。当时的沈阳乃至全中国都没有能力制造飞机，这让董世德如何献纳呢？

日伪政府的卑劣行为让董世德有口难辩，他被迫缴纳飞机捐款，实际上是变卖了所有房产来凑齐这笔巨款。献纳的飞机是教练机，据董秀娥回忆，她当时摸到的是木制飞机和布蓬。

综上所述，董世德的飞机捐赠事件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他的行为被国民政府利用，并被错误地宣传为自愿献纳。董世德本人并没有飞机，也没有能力购买飞机，他被迫缴纳捐款，实际上是受到了政府的压迫和摊派。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下的无奈和困境，也揭示了国民政府对商界人士的利用和压迫。

董世德被定为汉奸——

有少数居心叵测的人造谣说，董世德因为向日本人献纳飞机，被共产党定为汉奸资本家，财产全被没收了。这话实属无稽之谈。

实际上，董世德是被国民党特务组织头目齐觉生定为汉奸的。1946年1月2日，以齐觉生为首的国民党特务组织铁血锄奸团，为索要钱财，向董世德开枪，致其死亡。第二天，他们在亚洲电影院逼着放映员播出几个大字：“汉奸董世德被枪杀”，落款为铁血锄奸团。也就是说，董世德先是被国民党特务枪杀，接着又被诬陷为汉奸，而所谓的理由就是他向日本人献纳了飞机。

董世德的财产被共产党没收——

解放后，董世德的商业帝国已衰败得仅余几家澡堂。在家族分割产业之后，这些澡堂被分配给了同族中名字以“吉”字开头的人。不幸的是，这些人并不擅长经营。有的将澡堂无偿献给了国家，有的则送给了他人。只有新新园浴池和会兰亭浴池得以保留，并参与了公私合营。

这些关于董世德的谣言对他的后人造成了巨大影响，用现代网络语言来形容就是“躺枪”。以他的孙女董秀薇为例，作为董家的后代，她不敢对这些“谣言”产生怀疑，认为无风不起浪，宁愿相信这些谣言为真，也不敢背负对组织不忠诚的恶名。因此，当她努力进步，争取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时，她不断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提升自己的认识。直到1978年三中全会后，组织上通知将她的家庭出身更正为“职员”，她的思想才真正得到解放。

然而，那些关于董家的谣言，就像顽强的杂草，在历史的土壤中迟迟未能根除。她的几个在解放后出生的弟弟妹妹，也经常被人议论纷纷，这在他们的学习、升学、入团入党等方面产生了严重影响。

今天，是时候拂去历史的尘埃，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让董家的故事得到公正的叙述。让我们终结这些无端的谣言，以真实的笔触描绘历史，以公正的心拥抱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