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家的故事 第三集 地方生活∝

子敬爷爷

第三集 目录

一、寻找工作---------------------

（一）转业改复原----------------

（二）结婚----------------------

（三）去镇江市找工作-------------

（四）搬进世媛的哥哥家-----------

（五）住进外贸大楼---------------

（六）智救劳动局长武毅------------

二、重庆无线电二厂-----------------

（一）分配到重庆无线电二厂--------

（二）外贸大楼的遭遇--------------

（三）到武汉电子厂学习

世媛在上海生了小李亚--------

（四）带着新生婴儿回重庆

李亚受到邻居和同事们的宠爱--

（五）给邻居小朋友讲故事----------

（六）向阳院---------------------

（七）小李亚和小张渝同我在一起----

（八）市里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九）来家要我到工厂--------------

（十）二厂的办法-----------------

（十一）世媛和小李亚的一些事------

三、无线电三厂--------------------

（一）基建科采购员---------------

（二）销售科副科长---------------

（三）偶迂军校的姚赛夫政委-------

（四）无线电三厂副厂长-----------

（五）深圳工厂厂长---------------

四、我家的另外一些事--------------

五、退休后的生活------------------

六、对家人的希望------------------

七、备注-------------------------

一、寻找工作

（一）转业改复原

一直以来，部队对干部的转业很负责。都是由部队派自己的人到地方上把转业干部一个一个的安排好，尽量满足转业干部个人的要求，直到落实好哪一个人，那个人才离开部队。没有落实的，就呆在部队里等待。所以，那个时候，每个转业干部都安排得比较满意。

可这两年改变了，是部队把确定的名单交给地方，由各地市一级的组织部门来安排，部队只是把档案寄过去，其他的事就不管了。

1965年底，我转业的通知终于下来了，被分配到南充市。学校用汽车把我送到北京火车站。我乘火车到天津，那时世媛和母亲都在天津四哥家。在天津过完年后，我乘火车到重庆，再乘长途公交到南充市。

离开重庆去南充的途中，看见到处都是“打到李井泉，解放大西南”（李井泉当时是西南局第一书记）之类的标语。我朦胧的感觉到有点政治运动的气氛。但是，还是习惯地以为是李井泉个人出了问题，是上级的布置的。万万想不到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后来李井泉被红卫兵斗得很惨）

到了南充市后，天色已晚，我背着行李到处找旅馆，可家家都客满。最后，我在一个小旅店的小客厅里坐着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到南充市的人事部去报到。传达室的人带我到了一个房间，那个房间的格局很奇怪，房间很大，但是，一间房子从中间分成高矮不一的两个平面，高低差有三、四十公分，高的那一半有四、五个办公桌和一些柜子，低的一半空空的。

我说明来意后，他们搬来一个椅子放在低的那平面的中间，让我坐在那椅子上。高的那一半，平面上摆放的桌子也怪，它们的方向都是垂直于高低地面的分界线的，也就是说，每张桌子都与我垂直的。

我坐在周围空旷，又比别人低一个台阶的椅子上，说话时，必须仰望着他们，他们不仅是俯视着我，而且对着我的是他们的侧面。这种场面一开始就让我感到是在受审一样。更气人的是，他们态度之冷淡和不负责任，我从未见过。

一般地说，来了一个新人，组织上会表示一下（真正的或假假的）欢迎，至少会寒暄几句。然而让我坐下之后，他们却沉默不语。各人低着头做自己的事，或看文件或看报纸或喝茶。

正对我那张桌子坐着的人，显然他是这个部门的头。我问他：对我的工作怎么安排？他用很低的声音、懒洋洋的回答说：现在不好安排。我说：那么请先给我安排一个住处吧。他还是说：现在不好安排。我告诉他，现在外面的旅馆都是客满，我昨天晚上好说歹说，人家才允许坐了一个晚上，你无论如何得找个地方让我睡觉啊。他说：我没有办法。不管我问什么，或提什么最起码的要求。他的回答总是那两句话：“不好安排”和“没有办法”。我说：那我晚上就暂时睡在这个办公室或传达室吧？他说：不行。

我给他讲道理，我说：我作为转业干部，你们作为接收转业干部的组织，有责任安排我的工作和住宿。我已经离开了部队，只有依靠你们，你们怎么可以不管呢？但是，不管我怎么说，他就只有那两句话。

我有些火了，生气的说：你们既然不能安排我，就不要接收我的档案呀！现在你们接收了我的档案，又不安排我，那干脆把档案拿给我退回去吧！没想到这个一直慢吞吞的人，却动作很快地拉开他的抽屉，取出我的档案塞到我的手里，说：“给你”。

当时，我本来是应该说：“请给我退回去”，却口误说成“拿给我退回去”。显然那人是个老油子，我的话刚一出口，他就借机把档案快速的塞给我了，原来档案就在他的抽屉里。我在干部处工作过，懂得档案不能由自己保管。但是，在那种气氛中我根本不可能多想，接过档案起身就离开了那房间。

我拿着自己的档案回到重庆，通过书信把事情经过向部队作了汇报。部队表示很同情和关心，同时建议我把档案交回南充，向他们认个错。我向部队说明我对南充完全没有信心，他们根本没有安排我的意思。最后，部队同意我把档案寄回部队重新安排，但是要想留在重庆，只能作复原安排了。

后来我才知道沿途看到的那些“打到李井泉”的标语，和南充组织部门不能接待和安排我的真正原因：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四川开始了，各级组织已经瘫痪了，红卫兵小将们已经在揪斗走资派了。当官的个个都胆战心惊，哪里还有胆量和能力来安排新来的干部啊。

因为文化大革命，部队改变了对我婚姻的态度。因为文化大革命，南充市无法安排我的工作和住宿，我被复员。看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不知不觉的被卷进去了，成了受害者，并注定了要改变我的人生方向，让我由一个所谓的有发展前途的军官，变成一个社会最底层的没有工作没有自己住房的市民。

（二）结婚

部队跟重庆市有关部门联系后，指示我把档案寄回部队，他们把档案送交重庆市劳动局。

我到重庆市劳动局报到时，一位姓张的局长办公室主任接待了我，叫我等待通知。这时，时间已到了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在重庆已经闹开了，我再次去劳动局时，已找不到能够表态的人。会议室，办公室到处都是各路造反派。我只能渺茫地等待。

这期间，我没有被安排工作，也没有自己的住处，只能住在纯阳洞家里。纯阳洞家是一栋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楼上楼下各有一大一小两间。大间约30多M²，小间约10多M²。

本来想落实了工作和有了自己的住处再接世媛来，现在看来这事遥遥无期了。于是，3月8日，世媛从天津来重庆，我们4月5日办理结婚登记，4月21日举行婚宴。

那时的婚宴很简单，就在纯阳洞家里举行，两张桌子。参加的是自己的家人和近亲们。有李外婆、娘、二姨嬢、大哥、大嫂、四妹、六妹、十二、十三、张世琦、陈维莲、黄维德、冯裕钧，和还是小孩的李小玉、项小鹄、李艳、张继英、黄霞辉。

结婚新房，是李外婆原来住的二楼的大间，她搬到二楼的小间，把大间临时让给我们。

说到结婚，不得不说一个相关的故事。就是部队在婚姻事情上批判我的同时，还有两个同事与我的情况相似，只是他们没有像我这样受重视，更没有像我这样公开对抗，因此没有像我这样受到大会公开点名批评，更没有组织专门的“小组帮助”。组织上对他们采取的态度是：要嘛服从组织，要嘛转业走人，两选其一。但他们的结局也跟我不一样。

其中一个是政治部的干部（少尉），很早就“投降”了，留了下来。

另一个是训练部的孙绵章（中尉），他的未婚妻所在单位，比我们部队更保密，但是我们的政治部左得可爱，非要强调女方的家庭出身不好，宁愿让他走人，就是不批准他结婚。他转业到湖北。本来，女方的单位对男方没有什么反对意见的，可是，现在女方单位见男方转业了，不同意了，女方顶不住压力，两人终究分离了。

也就是说，我们三个同病相连的人，只有我 (当时是上尉) ，是上级想留下的人，最终还是转业了，达到了与相爱的人结合的目的。

　　（三）去镇江市找工作

结婚后，一直在家等待劳动局的通知，时间已到夏天，文革越闹越凶，劳动局方面却了无音信。

在世媛父亲的提议下，我准备到镇江市去见世媛的表嫂的姐姐的愛人曾如清，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

那时曾如清是江苏省军区政委（少将）。其妻吴友廉，是镇江市监委书记。

1966年夏天，我告别世媛，独自乘火车前往镇江。到镇江后，发现那里文化革命闹得比重庆凶。经常有造反派游行。街上还立了一条长长的牌子，供群众张贴大字报。

一天，在半夜里夜深人静的时候，世媛的大姐张克勤蹑手蹑脚地叫世媛的爸爸把她的一些首饰藏在房门外、院墙边的柴火推里。她说怕红卫兵来抄家。因为她的女儿蔡玲读中学，是红卫兵，此前就引红卫兵来抄过她的家，已经抄走了不少的东西。

不过，她的女儿蔡玲也没有因此被认为与家庭划清了界限，后来，高中毕业时，仍不让考大学，分配到一个钢铁厂拉煤炭。

一天，世媛的爸爸引我去医院看望吴友廉。吴没有一点官架子，躺在病床上，很热情的接待我们。谈话中，我感觉到她已经受到文革的影响了，是以有病住院的方式，一来治病，二来躲避文革的冲击。

因此，我只是与她互相寒暄，没有提出请她帮忙寻找工作的事。我想这个时期曾如清也会受到同样的冲击（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就没有再去找他。在镇江呆了大约一个月，我便返回重庆。

（四）搬进世媛的哥哥家

当我还在镇江时，重庆市在枇杷山公园，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抄家成绩的展览。

这个展台上，我家被收缴的物品有古书、古画、磁器、“发报机”和“变天帐”，还有清朝官服、金锭和银绽。

其实那“发报机”，是我转业前在北京买的留声机。那“变天帐”，是我抄写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词的笔记本。而那些官服、金锭和银锭不是我家的。。

我在镇江时就写信告诉世媛叫她给李外婆和娘讲，要清理一下家里有没有“四旧”的东西，并请告诉外婆，她做的三寸金莲穿的绣花鞋，赶快烧掉。否则这些东西也会放到枇杷山公园的“展览会”上了。那大批的绣花鞋，是从娘嫁到我家后，外婆没事就做的，做了好一大批，如果留到现在就有价值了。

回重庆后，第一件事就是搬家。从纯阳洞我的家，搬到八一路（现在的好吃街）世媛哥哥的家。

搬家的原因有二：一是躲开红卫兵的骚扰，他们催着世媛下乡或回镇江。二是李外婆老念叨七娃子要回来了，住哪里哟？

世媛哥哥的家非常狭小，只有9平米，呈长条形，根本放不下两张床。只能用箱子把木板抬到比床高，木板的一端放在箱子上，另一端架到下面的床架上，形成一个错开的两层床。哥哥、嫂嫂和他们的大女张继英睡下面的床，我和世媛睡上面的木板。

她哥哥家的面积，只有 9平方米。5个人就这样挤下来。但是两对年轻人，太不方便了。

为了不过份打挠世媛的哥嫂，那年夏天特热，每晚前半夜，我和世媛都坐在解放碑下的栏杆上，边乘凉边看着身边那些自由自在的、优闲的走动的人们，心里实在难过，我的复员费己快用完，不知何时才有工作，这样坐吃山空，比起那些幸福的人们，自已感觉好可怜！

重庆人喜欢晚上在路上搭个凉席睡着乘凉。我和世媛就这样每晚先在解放碑下的栏杆上坐一阵，再到八一路马路边的人行道上睡上半夜，等到下半夜了，再回到房间里。有时夜深了，街上睡觉的人都回室内了，只剩下我们俩人，会遇到警察，声称为了我们的安全，驱赶我们回屋里去睡觉。

（五）住进外贸大楼

后来，我找解放碑和七星岗的房管所，讲了我是部队转业的，碰到现在文g，在等侍安排工作，请他们帮助我安排住处。他们都很热情，待了一段时间两个房管所都给我安排了住房，我选择了解放碑的住房，放棄了七星岗的住房。

解放碑住房名称叫外贸大楼，居住的多位都是市里的领导干部。现在分派给我的，是市里的经委主任刘廉清的住房，两室一厅，他有两儿一女，都在读初中。我们住进来后，了解到我们搬进的是刘的客厅。

此时，文g已进行到激烈阶段，刘已多次被拉到街上戴上高帽子游街。所以房管所认为他们占用的住房过宽，要求他们腾出一间，于是刘把他的客厅腾了出来。

没多久，我们同一层楼的隔壁也叫腾出了一间房子，也是客厅。那房屋本来是重庆市医药公司的经理兼书记安伯伯住的，他也是几次被拉到街上游街的。他们家除了老两口外，还有三个女儿，都在读初中。

这两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本来住得就不宽敞，现在却要腾出一间，确实不合情理。我们搬进去后，大家处理得很好。

楼下一家公安局的处长，也是1938年参军的张慕良。他家两口子，还有三个女儿和一个有残疾的儿子。我们与这三家老干部及其儿女的关系都非常的好。

　（六）智救劳动局长——武毅

一天，一个人来找我。这人叫李家烈，他也是复员的干部，在部队时他是中尉。他说他在劳动局见到了我的七哥李朝礼（转业前是中尉），还见到了从部队下来在劳动局要求安排工作的复原兵：李乾斌、谢兵、黄桐木、黄忠城.....等等，希望我去劳动局和他们认识。于是，我和这十几人相识了。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邀约一起去劳动局。（七哥是转业，没有参加）每次见到的，除了各个办公室里里外外挤满了各处来的造f派外，找不到劳动局的人。

有一天，听说劳动局长——武毅被XX造f派揪到了正在一个办公室里批斗。李乾斌带着我们说：我们是部队造f派的，正在找武毅，现在请把武毅借给我们，一会送还给你们。说完我们十几人一轰而上，把武毅夹在我们中间离开那个办公室，来到我们所在的办公室。武毅不认识我们，不知我们的用意，有些惊慌。我们叫他坐下来休息一会，然后待人们不注意时，几个人把他送出了劳动局。

此后，武毅来探望刘廉清时，发现我与刘是邻居。于是，每次来看望刘廉清，都要进我家坐坐，顺便聊聊天。

二、重庆无线电二厂

　　（一）分配到重庆无线电二厂

一个周末，我家突然来了三位军人，其中的两人是我在坦克二校时的好友卢奕然和罗明清。还有一位我不认识、四、五十岁的少将军官，显然他是他们的头目。他们都是刚到重庆空压厂（实际是生产坦g）当军代表的。

看到了我的二校老朋友们来家看我，我的心里好温暖，这是我从部队到地方以来最愉快的一件事。

1966年底，大概是因为我们救过市劳动局长武毅的原因，劳动局的办公室张主任，将我们7人安排到重庆市电子公司，而后我和李家烈、丁正央、谢春友、黄忠诚被安排到重庆无线电二厂，李乾斌安排在重庆可变电容器厂，黄桐木安排在重庆无线电一厂。

无线电二厂是才开始组建的，目标是生产晶体三极管。工人从南岸针织厂和南岸棉纺厂陆陆续续抽调而来，我们来工厂时的人数不到200人，后来增加到700多人，厂长兼书记叫阙立华。

那时，我和我厂职工的关系都非常好。运动开始时，造F派只是针对领导干部，没有发生群众间的武斗。每次两派不论那派在市里大游行的时候，我家都很热闹，因为我厂总有十多位年轻人，要来我家的晒台上观看游行。大家都把游行当着平时的热闹来看。

后来文g发屏了，市里各个工厂大都停产了，两派互相争斗。这个时候，无线电二厂本来就没有生产，也被迫停止了组建工厂的工作。

我们工厂也成立了两个造F派。市里的两派十分对立，后来并形成了大的武斗。而我厂的两派从来没有过武斗，也没有互相攻击和漫骂，连广为流行的大字报也没见到，只是互相不往来。我们这一派，仅让厂长一个人在车间里接受了两次文明的批判。另一派也只把厂长拉到本区域的街道游街了两次，也只有一个人打过该厂长。

后来市里两派武斗很兇猛了，再后来听说其中一派要来占领我厂附近的汪山了（抗日时期蒋介石的住处一带），我厂的两派就动员大家各自回家避开。因此，我厂两派的成员，在整个文革的武斗时期，是各自在家里或其他安全的地方。

（二）外贸大楼的遭迂

我家在市中区解放碑附近的外贸大楼上，后面有两栋五层楼的高楼，原都是某派的，不知什么时候其中一栋变成了另一派了。有一天，某派向另一派发起进攻。进攻的方法真的太吓人了。它是用一个普通的、单层的竹楼梯横跨在两个楼的楼顶上，两个楼顶的距离大约有五-六米。进攻的人手拿着钢钎，脚踩着楼梯，一个个的通过。幸好对方的人心软，没有人来推翻楼梯，否则，将会有更多的死伤者了。最后是爬过楼梯的一方胜利了，另一方逃跑了。

几天后，河对岸的工厂用高音喇叭喊道：外贸大楼的居民，你们快点撤离，我们要开炮了。

果然，不久就开炮了，第一炮就打进了我的家，炮弹进入了我家内的门口左边的墙上，反弹回来穿过两道门，落在走道上不停的旋转。人们本来听到工厂的喊话，都躲在走道上的，现在胆小的人更害怕了。

于是，下一次河对面的工厂喊话时，外贸大楼的居民就只有往下跑，从楼外转回到本大楼的地下室去躲藏。地下室本是一楼商店堆放物料的。

我们正在往楼底跑时，听见一楼糖果店里有人在哎呦哎呦的叫，我（住四楼）和五楼的一位中年人马上回过头来，把糖果店的木条门打开，把那个为偷钱而受伤的人救了出来，并把他送到附近的市第五医院。这人是手榜中了一颗炮弹，那炮弹还插在他的手榜上。

几天后，我看见在我们外贸大楼搂底门前的街道上，躺着一个已被枪弹打死的中年男人。这人一直躺了一天，第二天才被人收尸搬走了。

外贸大楼不能再呆下去了，我和世媛两人却找不到居住处。后来，同为二厂职工的韩小兰把我俩接收了，去住在她家。她家本来就有她和她妹子，妈妈和奶奶三代4个女人，现在加上我和世媛共6个人了，每天连吃带住的，而且我一个男人，实在不方便。居住了几天，战火少些了，我俩才又回到外贸大楼，而后我们用了两床厚棉被，把窗户和晒台的门封死，让它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挡住飞来的流星似的枪弹或炮弹。

战火结束后，我数过外贸大楼墙外的三七炮的炮眼有30多个，但都是弹头没有装炸药的。如果弹头打中就爆炸，那惨状就更大了。

　 （三） 到武汉电子厂学习

世媛在上海生了小李亚

1967年冬，工厂准备开工了，由我当头，领导20多位小靑年去武汉的一家同类工厂学习。

世媛也怀孕并己临近生产，她跟着我们先到武汉，然后独自去上海。

到武汉后，每个人都有自已的岗位，只有我一人独立。一天，下班后我正在电镀车间坐在电烘箱的门前洗脚，突然烘箱爆炸了，箱门飞起来把我打倒在3-4米远的地方。原来是该车间的员工用酒精洗了电子元件，没有让它干澡就忙着放入烘箱造成的。幸好前面没有放物件，否则我会被严重碰伤的。

武汉学习结束后，重庆的武斗还没完全停止，我厂又处于停工状态了。

这时，世媛己生育小李亚10多天了，于是我去了上海。见到了李亚的第一面，真的很高兴！而世媛也长得很胖了，她去街上买衣服，上海商店的店员都很客气的笑着说：没有你能穿的哟。

　 （四）带着新生婴儿回重庆

 李亚受到邻居和同事们的宠爱

1968年3月，我到上海两个月后，报纸上登载了中央严格要求各地停止武斗，工厂复工，学校复课闹革命。我即带着世媛和新出生70天的小李亚乘船返回重庆。

从上海到武汉，长江河面宽、水也深，行走的是大船。从武汉到重庆河面窄，那时还没有修筑山峡大坝，只能走小船。所以，到重庆的人必须换船。

我们需要下这艘大船，上另一艘小船。当世媛抱着小李亚上岸时，小李亚流屎了。在这深冬的寒风中，只有在武汉大桥的栏杆旁给他更换尿布。换完尿布后，我让世媛把小李亚抱起，让他露出臉面来看看这个中国的第一座大桥，也是当时长江上唯一的大桥一一武汉长江大桥，并给他在大桥上和上了小船后照了相片留作纪念。

 图：刚出生70天的李亚观望武汉长江大桥

 图：刚出生70天的李亚 在回重庆的小船上离开武汉

　 （五）给邻居小朋友讲故事

那时，工厂还未正式上班，一些手抄的小说在暗中传阅。一本名叫《一双绣花鞋》的小说传到我手中，讲的是反特的故事。我看完后，讲给张莉和张玲，结果三楼和四楼的小朋友每天晚上都要到我家来要求我接着讲。每讲到恐怖处时，小朋友们都显得十分害怕，有的用手遮住双眼，有的双手抱着旁边的人，但仍要听下去。后来《一双绣花鞋》讲完了，又要我讲《福尔摩斯侦探案》，每晚吃过晚饭后，我家就成了三、四楼小朋友聚集的地方，好热闹。这些小朋友除张莉读高中外，其余都是读初中的学生。

 图：李亚半岁了

 图：李亚十个月了

（六）向阳院

后来，时兴在家属区成立“向阳院”，也就是把一个院子的人组织起来互相监督。每晚上要集中起来在主席像前“晚汇报”，实际做法就是大家在主席像前，由一个人领头带动大家背诵几段主席语录。

我们这个“向阳院”由我、世媛和邻居王秀英孃孃带头，加上三楼和四楼的孩子们组成，地点就在我的家里。每天“晚汇报”时，小李亚就站在腾椅上跟着我们一起很高兴的举起小手挥舞。



我们的向阳院，其实还很不错，因为大家平时都很要好，在一起统一朗诵一下语录，既方便又很高兴。除了我、世媛和王孃孃三个大人外，其余都是在一起玩耍的小孩。



（七）小李亚和小张渝同我一起

此后，小李亚和世媛就经常同我一起，住在工厂所在的南岸清水溪山上、工厂的男职工宿舍里，与部分男职工（5人）同一个大房间。那时候工厂是利用解放前外国人的私房，所以房间很大，我们这间的大小，比现在工厂宿舍两个房间还大一些。我们用纹帐把床遮起来。

世媛在宿舍旁边的一个小操场上，拉了一根绳子梆在两棵大树上，用来晒李亚的尿布。

李亚的尿布很多，一部分是买的，是用新布做的尿布；一部分是用旧布仿照其式样由世媛自己做的。那时候，我家有一台用脚踏的缝纫机。

世媛爱清洁，给李亚换尿布很勤，树上随时都有换下来用手洗了、凉晒的一长排尿布，就像军艦上掛的旗子一样。二厂的同事就给李亚取了一个好听又灰谐的混名一一小艦长。

世媛的嫂嫂，是建筑单位的工程师，晚上不能回家，睡在工地处的帐篷里。一次，我和世媛的哥哥一起去她的工地见了她。所以，我把她的小女儿张渝接到工厂来，把这个单人床用木板加宽，晚上，两个小孩就和我睡一个床。（她的大女儿在托儿所）

我们每天都可以在山上采摘各种各样的木耳，还养了很多小鸭子。这段时间（我进学习班之前），是我来无线电二厂后，渡过得最愉快和自由的日子。

（八）市里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71年夏天，市里决定由军队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召集全市各工厂两派的头目到这里来集中学习。

我们工厂在我们完全不知情的条件下，指定我这一派的我和两位骨干参加。我个人估计，这是从市里电子局新调来的厂长顾毅安排的。

说明一下：新来的这位厂长願毅，从他来我厂到他被调回电子局，大半年的时间，没有和我单独见一面。直到几年后，我己调入三厂，到电子局办事，偶然碰见了他，双方客气地打了一次招呼。

再说明一下：一、我当上本派的领导，不是我自已愿意的，是被迫选上的。二、我也不愿意当革委会的成员，在两派联合后，全厂人员选举革委会时，我得的票数最多，是我自己谢绝了。

我们去了学习班后，才知道我己被安排为副班长。但学习班几百人中，其他的正副班长全是军人，说明学习班的领导可能看过我的档案，认为我可以信任。

学习班的地址开始在重庆建工学院，后来搬到重庆大学。学习和生活都在一个大搂里，但是不准出该楼房的大门，门口站有揹着枪的警卫。

到重庆大学后，学员们提意见，才取消了警卫，学员可以到挨着本大楼的操场上游玩，但不能回家，家属也不准来看望亲人。后来更放开了，少数学员可以在周末因事请假回家了。

世媛也曾带着小李亚来看过我。有一次同学们还腾出了一间房间，让我们住了一晚。

图：世媛带着李亚来学习班看我

我这个班10个人，由三个单位的派头目和骨干组成。包括我厂、重庆烟厂和一个机械厂。重庆烟厂是两派都来了人。全班双方各占一半。

我们的班长在军内的职务是排长，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对我也非常信任，他把整个班都交给我管，由我来组织大家学习和讨論，他只管纪律。

所有的班都是两派的人组成，都会有不同的观点，很难统一。但是，我能把双方控制住不让争吵继续下去，由此全班很尊敬我，凡有激烈的争论发生，当达到一定程度后，我叫停，全班的人就停了下来。茶叶厂的那位，后来当了重庆市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他本来是我的对立面），在我退休后，也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常在一起聚聚。

我认为学习班的领导及中队长也很有能力。我是这样判断的：来学习班的人，都是各工厂当权派的领导指定的，也就是领导不喜欢的人，但现在来到学习班后，每个班是两派人坐在一起，却没有闹出什么大事来。

学习班开办了大约两个多月，突然叫停（我至今未弄清什么原因要叫停）。而且不是正常结束，因为很多工厂派人来，要帶他们工厂的人回厂挨批斗。

我班的一位在机械厂工作的同志，他的单位来人要他回厂。他急了，跟我们说他是被误解的，因为他听到室外的锣鼓声时，说了句是哪里死人啦？现在要他回厂交待。

我向学习班的领导汇报了此事，领导叫我们赶快出一期大字报，显示此人己在学习班交待过这个问题，并已得到了批评而且他本人也认错了。

于是我发动全班每人都写文章，并出版在学习班的墙报上。第二天，那个工厂来的人，看都不看一下墙报，立即把那人帶走了。

学习班被结束了，我回到工厂，发现我的工厂也有要搞我的种种表现。我立即到学习班找领导，请他们出个主意。此时，我看到那些领导们都在整理自己的东西，准备打包回自己的单位。只有学习班里位置最高的一位领导，很被动的跟我说：我们也没有力量啦！

但我们的班长（那位部队的排长）不服气，他生气的对我说：怕啥呀，我到你们厂里去说。我回到厂后，看到他真的来了。我只有把他劝住，让他自已回单位去了。

　　 （九）来家要我到工厂

二厂的民兵第一次来市中心的外贸大楼我的家抓我时，隔壁的市经委主任刘廉清在家，他连忙叫我去他的那个房间躲避。结果我厂的两个揹着步枪的民兵，没有找到我。

第二次来时，刘不在家，我也不想再躲避，于是手上拿着主席的像，跟着他们两个民兵走了。

路过解放碑时，看见碑的身上也贴有“打倒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一一李朝杰”的标语。显然这是我们二厂的人贴上去的。

我的双手拿着主席的像，好好的走在他们俩的前面，他们不敢侮辱我或让我很难堪。就这样走到河边，上了船，走上山，来到了我们的工厂。

然后把我关进我厂还没安装生产没备的、新修建的一座两层楼房的一楼的一个房间里。关押就从此开始了。

　　 （十）二厂的办法

然后，每天有二、三十个人来到我住的这栋楼的一个大房间批斗我。我始终不发言，他们只有喊口号或推拉我。

来斗我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主要是新来的大学毕业生，和几个复员军人。

见我不发言，就决定在当时我厂最大的房间，工厂的饭厅里召开全厂的大会批斗，我还是不发言。他们上台发言的人也没有一个人讲我犯了什么错，只是上来就用大帽子压我和呼口号。如此返复多次，大概用了3个多小时，大会结束，我被押回关押之处。

但批斗大会上，我仍没有见到我厂的新厂长顾毅。

此后，我开始发言了。但内容总是自已有错，对不起主席之类。开始他们高兴了，但久了，就发现我总是没有具体内容，又开始发脾气了。

这样搞了很多次之后，他们不来人了，要我写文字交给他们。因为我写的文章大同小异，开始是两三天交一次，后来时间越拖越长，最后就没人要了。

但我仍被关押，民兵们总是把我视为“犯人”。只有吃饭时去饭堂，才可在民兵的押送下走出关我的房间，但在来回的路上，碰见的职工都有意躲开我，害怕接近我。这种只有自己一个人被长期受孤立，其难受的姿味，未经过的人恐怕是想不到的。我甚至想以了断自已生命来表示抗议，但我有妻子和一个小小的儿子，他们又怎么办？

而且对我的监控非常严格，这个房间，白天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晚上来睡觉的却是4个人。且同睡一张用木板临时铺出的通铺。我睡中间，一边睡的是工厂革命委员会姓钟的委员，另一边睡的是两个交换睡觉的持枪民兵。

一次，我去厕所大便（民兵在厕所外等我）那时，都是用公用厕所。似乎正巧，我的朋友李家烈也在厕所里，他告诉我，要我明天这个时间再来厕所。

第二天，我按时去到厕所，见到李家烈已先到了，当我蹬下后，他就举手从隔墙上丢给我一个大纸卷，我检起纸卷藏在衣服里。回到房间偷偷打开那纸卷，它告诉我电子局派来了工作组，并告诉我外面大字报的内容。

看完了那纸卷，但如何处理那个纸卷成了问题，一旦被发现，肯定要追问谁给的。没有办法，我不得不学习电影上的革命者，用自己的嘴巴来解决。这纸有好几张，我只有分次用喝水的办法来稍稍吞食，到夜晚之前终于解决完毕。这是我一生唯有的一次把纸张当饭吃。这事，此前我不给人讲，但我却永远不会忘记。

在一次由民兵揹着步枪押着我去饭堂吃饭时，看见一位估计是工作组的成员，我等他吃完饭走出饭堂时，连忙甩开揹枪的民兵，往前跑到他的眼前，跟他说了我要向工作组的同志汇报，并简单跟他说了我的情况。

几天后，工作组的丁睛清大姐和刘同志到关闭我的“监狱”找我，我向他们谈了详细的情况。

过了一段时间，我感觉情况有变化了，工厂开了一个批斗大会，被斗的人居然不是我，而是一个姓邓的老工人。虽然没让我参加这次大会，但我认为被批斗的人，没有文化，只是爱说怪话，而且他只对自己那个小圈子里的五、六个人说。我开始怀疑，这是不是顾毅厂长为了要放我，而转移目标的。但我认为随意的批斗一个老工人，也是极其错误的。但我不仅没有发言权，连参加该会议的权力也没有，我现在还是他们的“犯人”。

其实，关押我，斗争我，我心里知道是局里派来的新厂长顾毅决定的，他的目的可能是想用这种办法，在文g这种环境里，啟动一个当时电子局的重点工厂。

搞运动，必须要有对立面。他就把目标对准我这个派的头目，而且我还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子孙”。于是把我当敌人，缴灭了我，他们胜利了，工厂的工作也自然能顺利开展了。（我估计他的这个关闭我、斗争我的计划，是经过电子局批准的。）

我们这派，被关押的三个人中，其中第一个，是他们用破坏军婚罪打倒的。另一个，复员前是军官，其脾气特别大，容易犯错误，被他们搞了几个月，也拿下了。

只有我一个人，小会拿不下，开大会批斗，也没拿下。

最后，局里派来了工作组，我主动向工作组汇报了，工作组也找我谈过话了。也许工作组与顾毅交换意见时，相互有了矛盾，但最终电子局确认，顾毅被迫承认了我没有错。

但我非要顾毅在大会上，公开承认自己错误，并把我调离二厂。可能我的这个要求，把顾毅厂长难到了，他不好意思在大会上承认错误，也没有权力调动我离开二厂。此后，对我既未再受批判，也未通知解除关押，民兵仍然站岗，只是晚上我的“牢房”里，革委会的委员和民兵不再来睡觉了。而且，再过一段时间，站岗的民兵也见不到了。

所以，直到春节快到了，我一个人却仍然住在那棟大楼里，没有被通知解除关押，也没通知可以自已出来。

双方一直拖着，直到过春节，我主动向他们请假回家过节。过完节后我回厂向他们报告，然后，我又主动一个人仍住进我那个“牢房”。

最后，电子局把顾毅调回局里，阙立华依旧当回他的厂长兼书记，并代表工厂当众向我公开认了错，並且，经过几次找我谈话后，同意适当的时候把我调出无线电二厂（这表明我要求调出无线二厂的事，重庆电子局同意了）。于是在次年（1972年）的春节后，我在阙立华厂长的陪同下，走出了重无二厂专门用来关押我的“监狱”。

（后来我在深圳工厂当厂长时，阙立华的儿子阙小涛还来深圳工厂当小车司机。那时，当小车司机是很紧俏的。）

后来，局里的丁大姐等人，同我和我派的骨干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了。我们曾几次去她家里玩。有一天，她说她要回上海老家看病，我告诉她我的八哥是学医的，原来也是军官，现在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你可以找他帮你找医生。她回来后，笑着跟我说：她见到我八哥了，你们两人完全不像一家人？你的哥哥很文雅，而你一身军人的样子。

此后，我想：在各项运动中，非要弄出3%-5%的坏人来，会冤枉多少好人啊？

像我在装甲兵第二担克学校的那位年轻教员，因为与朋友说了一句：苏联的赫努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把皮鞋脱下来在桌子上敲打，太不像话了。就被打成右派，送到内蒙古拉板板车，最后人被弄疯了，怎么也回不到原来的他了。

在文g中，整我最励害的两人：顾毅厂长和一个女大学生汪冦莉（大家叫她“烂苹果”）。他俩在我退休前，先后因病去世了。我本来不相信迷信，但我的同事却说：这是老天安排的。

那时，我们（整个社会）接受的教育，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一颗螺丝钉。所以，凡是来自上面的引导，都不会去思考是否正确，只会思考如何执行。文g时两派这么对立，甚至武斗，杀人，实质上就是每一派都认为自已才是正确的，是代表了那个高尚的人的真正的心意。而后的青年学生下乡受苦多年，直到现在仍有人认为那也是正确的，而且是光荣的。

我从来没有特别恨过什么人，包括上面整我最关键的那两个人，我虽然对他们非常不满，但也恨不起来。就是因为我认为最上头的政策才是最关键的。

（十一）世媛和小李亚的一些事

当儿子李亚两、三岁时，也就是我去重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之前后，世媛是在街道的地段上，用我家自有的缝纫机打鞋垫子，每打一双收工费2分钱。每天要打100双，才能收入2塊钱。

在我被重庆无线电二厂的民兵抓捕后，木桐（地名）地区修建制造潜水艇的工厂，要招收临时工来平地基。世媛报名去当了挑泥巴的临时工。

那时，当临时工的机会也不多，都是街道上统一安排。第一你住的地区要有临工指标，第二该指标要分配到你家的居民委员会，第三要居民代表能安排你。所以，当时的临时工不象现在这样可以随意参加或退出，而且必须跟正式工一样遵守纪律。

这时，小李亚在解放碑的幼儿园，而世媛不知道周末她们临时工不放假，所以，周末我家没有人去接小李亚。很多周末都是外贸大楼的邻居杭世建见到李亚没有回家，主动去接到他自己的家，周一再送回到幼儿园。（那时，我的亲友们都害怕接管小李亚）后来，世媛把小李亚交给重无一厂的黄桐木和可变电容器厂的李乾斌，请他们代管。他们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单身，而且，那时这两个工厂还没有正常上班。

到冬天了，世媛给我送香烟、衣服，被子，也都是在难得有的假日送来，而且见不到我，只能把东西交给站在门口、揹着步枪的民兵转交给我。

我从二厂的“牢房”出来后，一次带着小李亚给他妈妈打电话。那时，家里没有座机（手机尚未出现），要到解放碑邮局去打长途电话。我们吃了晚饭就去邮局登了记，一直等到夜里11点多钟，邮局才拨通，通知我接电话时，小李亚早己睡着了。

记得一次我去她们工地见世媛。乘坐公交车到木桐站。她们的工地在江边，下车后还要走很远，中间有一段没有路，是一片土地，天上下了几天的雨，地上的泥土已经被挑泥巴的临时工们踩成稀泥巴了。我穿的是军用的高帮皮鞋，把脚板拔出来了，皮鞋几次都陷在稀泥巴里拔不出来。想到世媛就在这种环境里工作一一挑泥巴。心里真是很难过。

后来，世媛哥哥的单位，沙坪坝区房管所的领导张汝根（1938年参军的老干部）被调到沙坪坝区汽车修理厂当书记，在她哥哥的活动下，世嫒才被安排在该厂当喷漆工，一直干了10 年。直到我从二厂调到三厂后，她才调到三厂来。开始仍当喷漆工，后来调入劳工科。

不过，她的优点是不管在那个工作岗位，干哪样工作，都能安心下来把工作做得很好，都得到过多次奖状。

尤其是三厂建立彩色电视机生产线时，整个生产线的喷漆，只允许她一个人做，其他的喷漆工都达不到要求。



（本文是讲我在二厂时，世媛和小李亚的事。但最后的三个小段中，写了一点世媛在三厂当喷漆工的事。）





　　 三、无线电三厂

（一）基建科采购员

1973年，市里决定无线电三厂由原来生产电阻器的集体工厂，升为全民所有制工厂，由生产电阻器升级为生产电视机，并决定在江北区修建新的厂房，包括车间，办公楼和职工的家属宿舍。

这年的5月，电子局把我调入了无线电三厂在江北区办公的基建科，担任基建材料的采购员。

脱离了二厂，心情轻松多了。但是我们三厂的建筑没有拿纳入国家计划，钢材、水泥和木材等计划指标的分配都没有我厂的份。

我就利用我会修理收音机的特点，与重庆市钢铁公司的大多数计划分配员建立了个人关系，他们会利用空隙，分配给我指标，所以我厂的钢铁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我每个晚上基本上在帮他们修理收音机，那时个人用的收音机，不是后来看到的商店卖的那种，基本上都是个人自已组装的。

木材是市木材公司是把木材指标分配到我们的电子公司，电子公司再通知我，叫我们派人到阿坝自治州的山上去拉。就是由我们厂派人拿着指标，去当地守着，等砍伐满我们厂的指标的数量后，由当地派汽车拉回厂来。

我厂派了两个小伙子，去阿坝州的马尔康市拉木材，去的人来信说其中一人病了己住进了当地医院。于是厂里派我前去探望。

我立即乘长途公共汽车前往马尔康，那时没有现在的公路，只有走老路，有很多的山峰，上了山再下山，而后再上山又下山。那时己是严冬，山顶上积雪很深，汽车上到山顶后要我们乘车的人员下车步行，等司机在汽车的轮胎上挷了铁链条，空着车慢慢的开过山顶后再上车。

途中我看到一辆公交汽车，因为下雨路滑，被滑倒在高山的下面，车被摔扁了，状态很惨。当时正在抢救中不准我们逗留，所以没有看到死伤的人员，但从车辆己摔扁了，估计伤亡数绝不会太小。



　　　（二）销售科副科长



后来，我当了销售科副科长。说明一下：为什么是“副”，因为我不是中共党员，但工作需要，所以，全厂只有我一个非党员的副科长，本科从无正科长。而别的科只有正科长，绝无副科长。

后来我当副厂长，推荐一位干部接替我时，又是当副科长，我当场很生气的说：人家是党员啊！厂委会才不得不改变销售科“不可以”有正科长的观点。

（我的入党，是后来装甲兵技术大学的政委姚赛夫，派了政治部的处长来厂为我落实政策之后。）

在电视机刚从本市的交电公司统一收购，变成由工厂自己出卖的时期，工厂生产的电视机（当时是黑白机）大量积压。我便与在我厂的银行信贷员商量用分期付款方式。结果电视机的销售顺利了。

后来，机器是卖出了，但是大量资金到期收不回来。于是我又与银行的信货员商量，用当地的单位担保。但这必须得到当地的银行赞同，于是我市的银行与上级联系得到了同意。

然后，我和银行的信贷员跑到四川省各地去，一处一处的办理了每台未付款的电视机用户，与当地政府的电子机构双方的签字手续。最终全部收回了资金。

然后，到全国的大城市建立我厂的销售网点。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逐步建立起了全国的网点。

后来，生产彩电时，各个工厂的黑白电视机开始积压。而我厂的黑白电视机却没有积压。

黑白电视机的分期付款方式，我在银行的文件上，看到全国是从我厂开始的。

　　（三）偶遇军校姚赛夫政委

记得在1983年9月我去北京电子部，送交我厂将与日本三洋公司合作生产彩色电视机的材料时，工厂派我的夫人给我送来補充材料，并给我儿子李亚（当时读初中）买了火车票让他跟着一起来北京。

我在办完公事后，带着夫人和儿子一起去坦克二校探望老朋友时，碰见姚赛夫政委。他先看到我并叫我。此时他己从装甲兵司令部的副参谋长，调回装甲兵技术大学当政委了。他问我怎么离开部队的，我告诉了他，他立即把老二校的干部都叫来批评，并叫教务处的干部给我办了大学毕业的证明，然后请我们三人去大学的小灶食堂吃午饭。并叫政治部的一位处长到重庆无线电三厂查看我的档案给我落实政策。

后来，我当了三厂的副厂长，我估计除了我个人的工作能力外，也跟姚赛夫政委派装甲兵技术大学的干部处处长，来三厂查看我的档案并给厂领导的交谈有关。

此事，我在前面的第二集己有讲述，在此不多说了，仅在此表示该事件是这段时间发生的。

　　（四）无线电三厂副厂长

1985年1月，我已是重庆无线电三厂的副厂了。这时我厂在日本三洋公司的帮助下，已经开始生产18时彩色电视机。开始时，我们用批发彩电同时带动黑白电视机的销售。这样，黑白电视机也能快速的销售了。

由于销售工作顺利，想当销售科长的人就多起来了。来要彩色电视机的人也越来越多，销售科开始骄傲起来，对批发商不够尊敬了。后来，批发商们互相商议，决定都不再收我厂的电视机了。没多久，我厂的电视机，尤其是黑白电视机又开始积压起来。于是厂里把销售科科长的职务又交给我管理。工作很快又开展起来，此后的工作一切都比较顺利。

　 （五）深圳工厂厂长



深圳工厂其实在我去之前，就有我厂的党委副书记在搞，搞了一年多没有进展。最后他提出不愿搞了，要求换人。

1985年3月，在厂务会上，陈宗禄厂长提问谁愿意去，没有人回答。很久了会上无声，我便说了一句：那我去吧！于是陈厂长说，只要你能兼顾到总厂的副厂长和产品的销售工作，他就同意了。

我选了几个人，几天后就出发去到深圳。在那里，我厂只有一个空空的车间。于是我们开始修建生产需要的流水线和其他生产需要的设备。并寻找和购买办公室、库房、干部宿舍和工人宿舍。库房在二楼没有通道下到地面，又决定由我厂的两位电工修建了装货的电梯。

这时，我还是三厂分管销售和维修的副厂长，我就叫深圳一家公司买三厂的彩色电视机的钱，支付在深圳工厂的财务帐上。

工厂的修建几十天就完成了，一开始是有英国老板的100台彩色电视机要我工厂代为生产，此后这老板再不来了。其实我知道这批电视机装配的质量，像我们在重庆老厂一样并不是太好的，所以人家不满意。

后来我为工厂没有定单很着急。一段时间工厂没有产品生产。

于是我和我厂的总工程师陈光文到处找外商，后来找到了香港的苏宣老板，他是要生产显示器（当时都是黑白的，后来才生产彩色的），我们不是深圳的工厂，是重庆的工厂，深圳的银行不给贷款，陈厂长找了重庆的银行负责人和重庆市的经委主任来深圳谈判，没有成功。所以只有让香港老板自筹显示器的元件，给我们工厂加工，做成以后他付加工费给我厂。

于是我们接受了前100台彩电的经验，认真的生产，仔细的检查。每批显示器都有很高质量。因此货物越做越多。工人们加班，除了有正常情况的加工费，加班期间生产的，每台还有加班费。所以工人们白天晚上都很积极的干活。我们是按计件发工资，所以工人的工资比我们在办公室的人员工资高许多。

我们深圳分厂的产量，有时甚至接近重庆的主厂，除了星期天休息外，每天的产量都很保满。我们分厂的人员150人，而重庆主厂的人员大约1500人。所以，主厂的陈宗禄厂长曾经要求分厂派人回主厂指导生产。

我在深圳期间，二哥也在中国电子部深圳蛇口的工厂当厂长。他常来我厂，还请我厂的干部一起去歺厅吃饭。几次都是他请客，我没有拿过钱，因我知道他的性格，怕他怀疑我会有贪腐。

我是不到50岁去深圳工厂的，60岁正常退休。退休时，重庆总厂曾要我担任工厂外，其他产业的负责人，我没同意。

正因为我退休后没有再参加工作。我的孙子李子敬出生后，我才有力量和家人们一起照看和教育他，为他的出国学习，尽了应尽的责任。

　　 四、我家另外的一些事

1976年夏天，我的儿子李亚8岁，为放风筝，从重庆大学后门的山上摔到山下去了（约有4-5层楼房高），他当时己昏迷不知人事，头部肿胀得圆圆的像个圆皮球，眼睛和鼻子己经陷入脸面以内了。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因为已是晚上，只剩下一个正在脱白大掛的医生，他连忙又穿上白大掛前来給李亚治疗。

几天后（我现在已记不起昏迷了几天了），小李亚醒了给我说：爸爸，我死了你就把我埋在家里的床下面吧。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要能够看到你们。我心理非常的难过和感动，口里却只有回答：你不会死的。

李亚出院后，医院要求休息一年。正好这时我的妈妈要回重庆，她先去成都二姐家住几天。

世嫒和李亚去接我的妈妈时，楼下的张莉和她妹妹张玲也跟着一起去成都。在成都住了几天，就跟我的妈妈一起回到重庆。

此时，四妹淑明已离婚，她有一儿一女。母亲建议由我们管一个女儿。于是四妹的女儿李燕就到了我的家。这时李燕12岁，刚读完初小，准备上初中。此后，李燕一直在我家到长大，最后参加了工作。李燕对我们夫妇很孝顺，对她的弟弟也很关爱。

我们此时的住房是在解放碑的外贸大楼，仅14平方米，住了5个人，虽然很挤，但仍感快乐，因为此时文g已结束，我们一家人很合睦，与邻居们相处也非常快乐。（我特别选了“快乐”两字来表述我们和邻居的关系）

奶奶来了我家后，有一年的夏天，都江堰闹地震（不是汶川地震那次），二姐和二姐夫还有光佳和光玲都来住在我家。我这个小家庭住了九个人，好热闹！记得二姐两口子住在晒台上，我住在门口的地板上。

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好的印象，是我家当时最愉快的事情，也是我家逐渐转好的现象。

五、退休后的生活

我于1995年从深圳退休，因为参加工作时间早，又是在深圳退休，所以退休待遇比当时的重庆高了许多。也因为我的退休金比较高，加上世媛的退休金，和深圳住房的租金，足够维持这个家庭的费用。就此点而言，我比较满足了。

退休后头几年，把主要的精力都用于家庭小孩子的教育和管理，以便其他的大人们能更安心于自己的工作。

子敬在幼儿园中班上台表演独唱：小燕子

在教育和管理小孩子方面，我最看重的是小孩子自已的兴趣和特点，要为他未来的发展寻找有利的机会。于是我便让子敬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各种自己爱好的课外学习和课外活动，但我不加压力，顺其本身的特点和爱好，自然地发展。

子敬4岁在幼儿园的中班时，主动上台为全院幼儿和家长表演独唱小燕子，使我发现他爱唱歌和爱表演，于是就到少年宫给他找了老师教他唱歌。他在幼儿园大班时，五一劳动节，市里在劳动宫组织表演，我们给他报了名，让他向大众公开表演独唱，使他在面向大众时的胆量和兴趣从小受到训练。

子敬在幼儿园大班时，在市劳动宫表演独唱

此后，在市电视台的表演班、唱歌班、绘画班和跳舞班学习，並继续跟文化宫的王老师、后来跟江北区的祝老师学独唱，同时，参加王氏英语班学习英语。

读重庆人民小学一年级时，他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由于他自已的努力，长期担任了学校和班级的小主持人。

他从三年级开始担任重庆电视台少几频道“小眼看世界”栏目的小主播和小演员。同时在重庆电视台时尚频道的成人电视剧中担任小演员。培养他了解其他小朋友和大人们的世界，学会与陌生的小朋友和众多的大人们交往。

“全国优秀少先队员夏令营”晚会上，与中央电视台的倪萍姐姐一起，担当小主持人

子敬在幼儿园和人民小学参加的市内活动有200多次。其中有100多次被录制成視频放在网上了，保留在《优酷视频》栏目里，随时可以播放。

在《优酷视频》里，搜索“李子敬视频”，就会出现子敬的视频100多个。同时，其上部还会出现两个小长方塊，右边的一个方塊有“全部”两个字，点击它，就会出现子敬的全部视频分“专辑”的组合，包括微笑中队的8个视频，世界杯合唱比赛的四个视频和全国优秀少先队员表演的视频等，但是，这时也会有一些其他人的视频。

担任重庆电视台少儿频道的小主播

担任重庆电视台时尚频道的小演员

在网上的“个人图书馆”中的“chaojie书馆”里，还有关于“李子敬的报导”18篇可以查看。

以上两个网，每年各需交费100多元才能维持下来，请我的家人们记着交费。当然，也可保存在U盘里，但我认为U盘的视频只为保存，不便于观看。

李子敬的弟弟李子瑜出生后，是他的父母自已带的，他也很聪明，很能干，学习成绩很优秀，现在刚上初中一年级。

子敬的弟弟，子瑜读小学的照片

现在我的年龄已经进入90岁，我每天只能在小区内走走而不能远出了。买菜、煮饭、做清洁，都是我的妻子一人做，我们老两口不争不吵，儿子孝顺，孙子各有前途，我每天剩余的时间就看看微信。

近来，我夫人的几个侄女及女婿都退休了，他们常常来看望我们。我的亲兄弟姐妹及其子女，包括住在省外的，我们去看望过他们，他们也来看望过我们，所以我的这辈子，尤其是晚年，是比较顺利，也是很高兴的。

我小的时候，妈妈每次过大年时，亲自做小葱烧豆腐送上桌，并亲口说：“这个菜叫清白传家，吃这个菜，要好好的记住，要清清白白的做人，明明白白的做事！” 我这一生快走到终点了，我可向她说：“妈妈：我做到了你对我们的要求了，我的这一生是清清白白的，从未有过任何贪腐。”只遗憾对社会我没有大的贡献。

我希望我的子孙们，也要淸清白白做人，明明白白做事，不能有任何贪腐。可以赚钱，也可当富翁。但要行善，越有钱，越多行善。更希望你们能为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进步有贡献！

既使你不富裕，也要做到再穷也要有骨气，只要自已努力，最后也能摆脱贫困。

六、对家人的希望



我的人生离终点不远了，总结我的这一生，最大优点是：与人为善，广交朋友，不轻易与人为仇，所以每次倒下了，终可再爬起来。我的不足，是在后半生回到地方工作、被冤枉挨整后，耽心全家的安全而过于保守，失去了一些可发展的机会。

在现在社会中，我认为注意安全是重要的，你个人的安全，会对全家有重大的影响。所以，我只希望你们在科学和社会这两方面能做出贡献，那怕贡献不大，甚至很小，而不希望你们太靠近“政治”，尤其是对一部份人有利，对另一部分人不利的“政治”，更不希望做不利于全人类的事。

这是在目前这个复杂的社会里，作为老人，对你们的希望。也希望你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注意劳逸结合，不要过于劳累，家庭生活十分美滿幸福！

人民小学开大会，我在摄影

七、 备注

前面的文章，是2020年写的，现在已经是2024年，不久前我己过了89岁生日，进入90岁了。

后面的文章，笫二集的最后两章和第三集的第二章之后，是我现在写的。

你看此文章时，会发现后面的文字和章节不太顺，而且很多文字与本文章标题不符，还有的文字仅是我个人的希望。我也不想再去改动了，就让它保持现状吧。



说明：我妈回重庆后，先后在重庆的三个家庭居住过，即大哥家，淑明家和我家。本文只讲了她在我家的一些事情。

儿子和两位孙子

我和夫人送大孙子上飞机

（全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