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之：童年故事——“超支”

一羽轻鸿

原朵美供销社主楼门洞

童年旧事——“超支”

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先父在中江、朵美、六合、松桂等地辗转“包工”——承包供销社弹棉花的“活路”。

‍那时，“做工”这词并不常用，头大肚瘪的农民，参加公社或生产队的劳动，那叫“出工”。至于“上班”——哦……那是很高级的词汇，无论何时何地，它身上都闪烁金光，因为它是工人阶级和国家干部的专用词。民间百工，如劁猪匠、宪鸡（阉鸡）匠、小炉匠、剃头匠、磨剪子戗菜刀匠、裁缝、鞋匠、皮匠、木匠、竹匠、石匠、铁匠、五金匠、泥瓦匠、教书匠、豆腐西施、擀面匠、养蜂人、牧羊人、牧马人、赶尸人……做地下“活路”的巫师、神婆、风水先生……还有先父那样的棉花匠，他们干活都叫——“做活路”——那意思大概是：要是不“做活路”，也就断了活的路。

‍当然，先父也算得上“包工头”，但“包工”的是他，“头”自然是他，而“工”也只有他自己——算是自己剥削自己的包工头。

‍中江、六合、朵美都在金沙江边，很热，而先父是怕热的……

从我老家高家登到这些地方，除松桂较近有23km沙土公路外，其他地方路远又山高沟险。如今我开车前往，一路凶险。那时，这些地方没有或少有“班车”。先父每次迁移，都要带着六七十斤的工具，有时全靠脚走肩驮。每次寻访到这些地方，我总会想象先父在烈日炙烤下，在蜿蜒的山路上艰难攀爬的身影，就难忍老泪……

其实，我家算是村里少数几个幸运家庭之一。先父虽难，却能挣钱，每年七八百，有些年份上千，相当于三四位中小学老师的工资。先父每年交给生产队一百多元“超支款”和“承包费”，所剩尚“多”。

我家隶属金墩公社化龙大队第五生产队。五队约有30户，每年，有七八户“分红”，四五户“超支”，其他持平。我家兄弟姊妹5个，或读书，或年幼，母亲除种自留地、菜地外，还须照顾老人——先祖父1976年去世前瘫痪在床7年。所以，全家9口人，几乎没人“出工”，却分得7人的“口粮”，自然是十里八乡最著名、最可耻的“超支”大户。

先父是云南解放后丽江专区首届“师训班”学员，大约是1954年被分配到永胜县永北城关镇小学工作，永胜县算得上是当时丽江专区经济最繁荣的县，他应该是“分配得好”的少数人之一，因为他的那些老乡同学几乎都去了乡村、山区学校。

不过，正应了老子那句老话——福兮，祸之所倚——1957年，先父被校长迫害开除而离开教职，回到鹤庆县城的家后的一个月内，全家6口被政府“下放”（从城市遣送至农村）回原籍高家登。

不久，必须养活全家的先父，带着面饼和烤洋芋，星夜动身，秘密步行前往至今闭塞的中江公社，找到供销社领导，争取到承包供销社弹棉花的活。棉絮、面枕是那个时代农村的大宗商品、结婚必备“三件套”（被褥、柜子、暖水瓶）中的第一大件。所以，供销社要为人民服务，就必备棉絮、棉枕。况且，谁不想为自己、为单位“搞活经济”呢？而先父，何许人也？乃是垄断鹤庆棉花市场四十多年（约1910—1954年）的“同兴号”商铺的长公子。先父主动热忱，口才好，直击对方的需求，哪位供销社主任能拒绝？所以，双方一拍即合。接着，先父又以“气吞万里如虎”之势拿下同样闭塞的六合、朵美、黄坪三个供销社的“项目”。到后来政策“铁幕”稍破，裂出缝隙时，先父就顺路做了地处主干道旁、离家较近的松桂公社供销社的座上宾——只要谈判对手是自己送上门来“熟鸭子”，谈判总是“三下五除二”般简单的。

总之，先父挥动“双赢”“多赢”之剑，很快成了鹤庆最偏远闭塞的5个公社的弹棉花项目负责人和唯一的工人。后来，在中江收了东家儿子杨文科做大徒弟……直接带动东家脱贫致富。

看官可能会问：你爹为啥跑到偏远地区，而不在金墩供销社务工呢？恐怕是技不如人吧？

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后来终于明白了——他是在躲。无论是剥夺了高家薄产的1953年工商业改造，还是迫害先父的恶毒校长，还是驱逐高家回高家登的官，都是与先父处于同一时空的人。在加害者眼皮底下“发财”，实在是罪大恶极而且“报应不爽”的事。更何况，在那几个时代，“包工”，即使不说它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绝对也是“投机”行为的一种，任何手握丁点权力的人，都可以对先父挥起“革命的铁拳”，把先父打入十八层地狱——有老有小的高家是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的。在那个“越穷越光荣”的时代，任何人想挣钱，都得偷偷摸摸地干——对这一点，如今的年轻人，即便借助余承东先生那遥遥领先的人工智能也不可能想明白。

‍我先岳父大人就是靠“投机倒把”养大八个儿女的：他在村里选好几个绝对可靠的人家，趁夜偷偷摸摸挨家挨户借南瓜籽、葵花籽、炒蚕豆、鸡蛋……逐一登记在册，承诺卖了后付钱。偷偷摸摸地准备好货物后，星期天凌晨四五点钟，黑灯瞎火里，他偷偷摸摸地推着载满全家希望的自行车，避开村道上的凸凹，摸到穿村而过的那条214国道上，才骑上车，一路偷偷摸摸地向45公里外的丽江大研镇“蠕动”。当他7点钟达到大研镇四方街时，丽江人都还没起床，先岳父大人在“遇不到熟人”的大研镇四方街“自由市场”上找个好位置，在地上摊开货物开卖，大多卖给本地那些早上来买菜的干部家属。到中午12点，若有剩余货物，则低价甩卖——一则鹤庆到丽江的“正常人们”也快到丽江了，遇上认识的老乡那可不得了。二则“自由市场”也到点清场了……然后先父偷偷摸摸地到大研镇供销社食堂找个角落、背对食堂门，吃顿好饭：一小碗回锅肉、一大碗米饭，然后偷偷摸摸地在丽江供销社买点急用物资，然后再偷偷摸摸地骑自行车回家，到达离家十几公里的“杆孜哨坝坝”（一块长着高大松树的没水渠的山间平地），就躺在隐蔽处的草地上等日落。日落后再偷偷摸摸赶路，天黑后，偷偷摸摸地推着自行车进村回家。每次出动，付了货款，都至少能剩十几元利润，每周三四次，每年也有六七百的“巨款”……而保密的关键，在于与所有供货家庭结成绝对的“利益共同体”——万一谁泄密了，不仅大家都没钱赚了，可能还会有人——当然是先岳父大人——被抓去劳改——所以，每个供货家庭里的“又红又专”的红卫兵、红小兵是最须防范的，因为他们会为了保卫尾大岭绣而大义灭亲举报父母……巨大的泄密代价，是先岳父大人能“投机倒把”二十多年的关键……看官老爷，您觉得这算得上铤而走险吗？

‍这样一梳理，先父去偏僻异乡挣钱的必要性就了然了——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可为什么又说“家贫走他乡”呢？就是要远离那些让你家贫的因素啊。何况，高家自1953年到1957年，四年连遭三劫。先父挣钱，若不远避加害者，不想活啦？！

再者‍，嫉妒毁人。先父遭迫害，除了家庭背景有“剥削阶级”成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遭了嫉妒——富四代，高大帅气（身高超1.80cm，有点像梁家辉）多才多艺（书法、京胡、小提琴、剪纸、读书……）。

‍所以，那些竟敢在家乡“发财”的人，显然是因为还没吃过jieji斗争的亏啊。

‍更何况，先父承包弹棉花，这样的事，本身就是可以无限上纲上线直接就在生产队、人民公社被批斗被打残甚至被某“ge委会判刑劳改的……

先父1957年底开始弹棉花，到1982年全国实行包产到户，不再缴纳超支费，承包费也减少直到不缴。我推测，从1958年到1982年的25年里，金墩公社每年的“超支”耻辱榜，有99%的可能都由我家霸榜。

虽然每年不仅要向生产队缴纳合情合理且必要的“超支费”，还要向生产队缴纳根本不合理的“承包费”——这“不合理”是我的看法，我没听父母说过。但是，对生产队，先父母一直深怀感激，全家都感激别人的超额劳动——或许，他们只是因为个人修养，或者还因为现实危困而必须随时随地卑下谦恭……

为什么感激呢？首先是生产队允许先父外出做工挣钱。其次，生产队从未克扣我家的口粮——或许会有村民说过“不劳动者不得食”之类的话（这的确很恐怖），但应该没克扣过。

我家超支这件可耻事，跟生产队是互惠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生产队要给“分红户”分红，需要钱；生产队要买必要的工具物品，也要钱……钱从哪里来？

在那个农民每年只有七八个节日期间能吃饱的年代，远离市镇的生产队，即便偷偷摸摸养了头猪，也不敢公开出卖，只敢偷偷摸摸屠宰，偷偷摸摸通知各户，偷偷摸摸分肉，偷偷摸摸腌制，日后必须时偷偷摸摸地吃……能有啥收入？几乎所有生产队都没钱。

所以，每个生产队都渴盼超支款！

但超支户大多是病弱或多子或病弱且多子的家庭，有些超支户实在拿不出“超支款”，生产队除了适当克扣他们的口粮，别无他法。所以，我家的超支款和“包费款”就很重要。因为，不仅，这笔钱数额惊人——两项相加，每年都在三位数，而且“旱涝保收”，先父缴纳超支款和包费，不仅及时足额，还很热情。

在高家登，如果发生了哪家撒在桌上的30粒米没被及时收拾而不幸被老鼠吃了的大事，或者哪家新媳妇的手指被刺戳了的小事……三天内，全村必妇孺皆知——连我这每天只关心我的弹弓能不能打到鸟来烤吃的屁孩也会听说过很多趣事。

高师傅回家，那自然是全村很快会家喻户晓的“中事”。

“高师傅”是先父的大号，先父年轻时有个小号，叫“阿ca”，这“ca”是白族话，应该是入声，可能来自先父的名“昌”，它或许是个诨号。但从我记事起，村人喊先父都是“阿ca勾”“阿ca爷”“阿ca衣”（勾、爷、衣是白族话，分别是哥、叔、伯之意），无论在村里哪个场合，先父都是被尊敬的。当然，他对所有人都很热诚、友善……

在我记忆里，先父回家的当晚，黄昏时分，生产队干部必定到我家，一则向先祖父母问安；二则收取包费、超支款（若尚未收取）；三则向先父保证“去年”的超支额有精确的公分记录依据且实际上多算了我娘的公分；四则“研究”明年的包费是不是该涨一点；五则喝酒、吃红糖心的芝麻黄饼或香酥糖；五则推让着接受先父的赠礼——大多是一合红糖、几个黄坪朵美的柑橘或松桂的芝麻梨。

每逢这样的日子，我家总是比难见民中的高三学生还要晚熄灯（22.45）（发现有更晚熄灯的了）……

当然，我至今也很感激当年生产队的干部们。他们是维持乡村平安运转的核心力量，他们的能力和对生产队的付出，绝对“遥遥领先”于他们的所得。如果他们脑子再活泛一点，胆子大一点，道德感弱一点，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出门做点小生意，一定能致富——您瞧，如今那些六七十岁的亿万富翁里的许多人，不就是当年饿着肚子闯出山村摇身一变就衣锦还乡的生产队干部吗？

您的孩子正读高中吗？

还是回到“超支款”和“包费”上来吧——

浸透了先父血汗的超支款和包费，从先父母满是老茧的手里转移到双手同样长满老茧的生产队干部手里，再转移到先前捏了把汗现在可以放心地张开的光荣的分红户户主的长满老茧的手里。

这是生产队里每年都发生的重大事件。

在那些被先父用艰辛的劳动从别的艰辛劳动者手里换来的皱巴巴的纸币和或闪亮或黑暗的硬分币，通过生产队这个“历史名词”转移到别的一年四季艰辛劳动、一辈子艰难度日的劳动者手里的流程中，我家年年大幅超支的耻辱，似乎也就变成光荣了……

至今，我都对当年的分红户们充满深深的敬意——他们是农村的脊梁，没有他们的超额劳动，村民们每年能吃饱的日子必然更少。而他们每户出工四五位强劳力流一整年的汗，除了分得口粮，只能得到三四十元的“分红”——这还是运气超好的。大多数生产队没钱分红，只能给分红户多分几十斤口粮，而分红户们强劳力多，多分几十斤粮仍然不够吃……

话说回来，在高家登，得罪了高师傅，谁也不会好过。高师傅不仅有学问，而且好客，豪爽，急人之困。同时，高师傅性情刚烈，一旦骂起人来，从来不留情面……最关键的，高师傅有钱！跟高师傅客客气气，就可以跟高师傅喝酒；家里女人生孩子了，高师傅会送一两合朵美的红糖；需要借钱，许多人也只能找高师傅——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每村有几家有存款哪？……在那个物资奇缺的年代，搞得到物资，又古道热肠乐善好施的高师傅的确给不少家庭解了急难……

苍天有眼，1982年，50岁的先父沉冤得雪，被永胜政府摘了“帽”，虽未能复职，政府给他办了退养，每月有退养金，逐年增加，虽然不多，也够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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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正乘火车旅行，看祖国崇山峻岭、城市田园，追思先高祖父、先曾祖父、先祖父、先父历尽磨难，读书，谋生，养家之事……百感交集，用手机写下此文，以示怀念，以示不忘先祖们坚韧不屈、实干硬干之精神……我将带着他们遗传给我的硬汉灵魂勇毅前行。

原朵美供销社大楼。先父五六七十年代

帮朵美供销社弹棉花。

朵美老街旁的金沙江，龙开口电站水库。

我用“无主”钓具钓起一条白条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