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埭立人中学（转发）

沁兰

胡埭立人中学

陈景新

1947年1月22日的大年夜里，荣毅仁先生（前国家副主席，1916-2005）捐资4000银元，成为创办胡埭立人中学的启动资金。

第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荣毅仁先生不在无锡城里办中学，却要到穷乡僻壤的胡埭（当时的直湖港上还没有大桥）办学，而且还是一个中学？

第二个为什么：为什么荣毅仁先生要挑选在大年夜捐资？

第三个为什么：为什么荣毅仁先生的捐资是银元，不是法币？

首先要从我们胡埭陈家与荣家的关系说起。

我父亲陈浩培与荣毅仁先生是童年时代的同学。荣毅仁先生童年时期在梅园豁然洞读书的时候，荣德生先生请吴稚晖先生物色陪读书童，吴稚晖先生与我的太公是挚友，所以，他也是我爷爷、父亲的启蒙老师。我的父亲是他当时最得意的启蒙学生。他力荐我父亲与荣毅仁先生一起读书。我父亲比荣毅仁先生小四岁，荣毅仁先生一直都把我父亲视为学弟。

我父亲17岁的时候，于1937年2月28日进上海怡大铁行当学徒，老板是荣氏家族的荣翰泉先生。当时，我叔公陈耀康（别名少康，1902-1939）在荣氏集团的申新四厂工作。少康公200银元的月薪，都是在怡大铁行入股周转，并且由怡大铁行的周道振经手，另立账册记账的。少康公为了搬迁宝鸡的申新四厂能早日生产出抗日前线继续的军用物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贡献了自己的生命。申新四厂的厂长尤廷坤，就是荣德生先生的女婿。因为少康公的英年早逝，荣家对我们胡埭陈家有一点愧疚感，一直想找机会报答。

最重要的是我爷爷怡安公与荣德生先生之间的资金链纠葛。荣德生先生自号乐农，每年除夕，都会在梅园的楠木厅《诵豳堂》里诵读《豳风 七月》。以此来表达他以工助农的心愿。荣毅仁与我父亲成为同学之后，荣德生先生就找到了怡安公，提出了他的以工助农的具体方案。那就是参考王安石变法的青苗法，借助怡安公的《陈大昌地货行》，腾出荣氏集团的一部分工业利润，用于资助胡埭农村的春耕生产。《地货行》的特点是垫资经营：四面八方的农副产品在胡埭陈大昌地货行一手交货，一手取钱后，立马就开船走人，然后再由地货行负责销售。从收货到出货的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家族的风险投资。荣公德生说：王安石变法的春苗法并没有错，错的是北宋政府那些直接向农民收债的执法者。如果改成由我祖父作为债权人来面对农民收债，就不会发生农民因为还不起债而上吊自杀的悲惨结果。所以，每一年的除夕之前，怡安公都会糊一只空纸盒，去荣家的钱庄贷一笔款。贷款后购买种子、农具、苗猪等，在春天赊欠给胡埭乡亲们投入春耕生产。秋天收账后，再与荣氏集团结清当年的借贷。除夕前再开始明年的借贷。这样的借贷，不知不觉就成了乐农先生的助农惯例。

最关键的问题是：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一直到11月26日日寇侵占无锡，怡安公始终无法与荣家结算，抗战之前1936年的借贷，就这样成了悬挂了八年之久的呆账。

1945年抗战胜利后，荣德生先生回到无锡，却宣布：抗战是特殊时期，抗战前的债务，作为不可抗力而一笔勾销。这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乡的开明士绅的风气。据我父亲说，台湾马英九先生的父亲马鹤凌抗战胜利回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焚毁抗战前乡亲们欠下的的所有债券。

这一笔债务，如果发生在遭受日寇蹂躏的地区，比如说马山、闾江、张舍等，那就确实属于不可抗力，是完全应该免除债务的。但是，胡埭因为交通不便，却是抗战时期的世外桃源：那些逃难到胡埭的城里人，都是带着财富来胡埭消费的。

我们胡埭陈家请求结账，荣氏集团却说这一笔债务已经一笔勾销。于是，就有了荣毅仁先生在除夕夜捐资4000银元办学的义举。除夕夜，是因为结账必须在年前结清。4000银元，是因为那一笔债务的数字大约4000银元。

为什么用办学的方式来结账？我有一个挚友陶琪先生，他是民国时期无锡教育局长陶达三先生的长子。陶琪说，抗战胜利后，四面八方的办学申请雪片一样飞到了他父亲那里，绝大部分办学申请，都是来自城里的名门望族，或者工商界的大佬。胡埭中学的办学申请显得非常特殊。

胡埭中学的办学申请人是从重庆回乡的几个胡埭青年：虞伯舜、马廉泉等。他们是北师大学生，在重庆就组织了弘扬教育救国的“友光社”立志在抗战胜利后办学。因为是胡埭人，所以就申请在胡埭办学。

他们的办学申请，被吴稚晖先生在偶然中发现。于是，吴稚晖先生邀请钱基厚先生一起作为中间人，撮成陈家与荣家结清了十年悬账：荣家以捐资办学的方式，把这一笔4000银元的债务，化为办学的启动资金，然后，交由陈家具体经办胡埭中学办学的全过程。

为什么是银元，不是法币？因为法币贬值！1936年1法币兑换一块银元，汇率是0.23美元，或者0.0583英镑。100元法币可以购买两头更牛。1947年除夕，100元法币折算为0.1克大米（1两50克）。1936年国民党政府用国家暴力强制推行法币：用银元是违法的。当时的契约，是不允许用银元，也是用法币的（当时的法币与银元事一比一刚性兑换的。只有外国洋行可以用600块银元兑换1000法币。）。为了强推法币，国民党政府是杀了不少人的。这就是说：1936年我祖父从荣氏集团的借款价值是4000元法币的话，1947年除夕夜结账的时候，4000元法币只能购买8两大米，还不满1斤！我爷爷觉得按契约还法币是无赖，必须是归还荣家4000银元。这也是抗战胜利后焚毁法币债券的原因之一：1936年法币强势推行，1936年的借贷凭据上都是法币。如果公平结算，唯一的办法就是银元：抗战之前的1936年，1法币就是1块大洋。

4000块银元，我父亲是如何操作的呢？荣毅仁先生给出的办法是：以荣氏集团的棉纱为绑定物日结日清：每一天需要多少建材，就有同等价值的棉纱出库，去购买砖头、水泥、黄沙等建材。每一天多余下来的资金（包括每一天胡埭募集到的助学捐资），也在当天晚上变成棉纱入库结清。总而言之，法币的绑定物是纸质的美元和国民党政府的信誉，父亲经手的是银质的银元。银元的绑定物是实物：大米和棉纱。那些日子里，最辛苦的人是陈伯宽，几乎每一天都要在无锡与胡埭之间往返一次，甚至三次。那时候的丞相往返没有汽车，只能乘轮船，我父亲虽然没有路途的劳累，但是，每一天棉纱在账目上的进进出出，也是非常辛苦的。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锤炼，我父亲摸透摸熟了棉纱在纺织厂里成本计算的核心地位。不久后，就成为纺织行业成本核算的翘楚，成了一名出色的成本会计。我父亲的这一套成本控制方法，又借助在纺织工业部工作的思勋伯伯，被推广到全国所有的纺织企业，

胡埭中学办学期间，是我父亲一生中的巅峰时期。首先是胡埭中学的兴建，在资金上避开了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办学资金绑定了棉纱后，让资金有了足够的腾挪时间和增值空间。我们家的资产，也借机搭上了顺风车。1956年我们家在东大街建造的几百平方米私宅的资金，就来自于胡埭中学建校的金融机遇。

当然，两个舅舅的闲置资金也搭上了这一列顺风车，1948年，舅家在胡埭南岸上建造了两层楼的新屋，解决了10个表兄弟的婚房。

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欧美等金本位国家黄金暴涨，银价暴跌，银本位的中国受益匪浅：白银贬值让出口猛增，白银大量输入中国。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从军阀割据，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1927年共产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所有的地方政府（包括共产党的红色政权），都不得不依靠银本位保持相互之间的商品流通。1934年8月美国罗斯福政府出台《白银法案》，白银暴涨让中国白银被抽离实体经济而大量输出。蒋介石政府于1635年11月宣布：中国告别实行了2千多年的银本位，推出了绑定美元、英镑等外汇货币的花纸头钱币：《法币》。法币一路飞涨，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

荣毅仁先生给胡埭中学取名立人，并且请吴稚晖先生挥毫题写了“立人中学”的校牌，“立人”出自《论语·雍也》中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培养人才的意思。我父亲说，荣德生先生的办学初衷，胡埭中学是为荣氏集团培养出高级技工的。

北师大学生虞伯舜、马廉泉、陈恂如、陆逵等组建的“友光社”，是重庆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所以，他们在胡埭的办校初衷，是为新中国培养参加革命的人才，

于是，1949年7月，胡埭中学的第一批毕业生分成了两个部分：三叔叔陈浩云，带着昌伯伯、二姑二姑夫、思勋伯伯、兰娣伯伯、兰君伯伯及其他26个同学，一起参加了革命队伍，留下来的学生，后来基本上都成了无锡市纺织行业的技术骨干，比如：秦秉钤娘舅、祥攸伯伯是纺织工程师，明伯伯是纺织检验等。胡埭中学的第一批毕业生虽然兵分两路，事实上却是殊途同归。比如说：兰君伯伯是共产党员、离休干部；她的嫡亲姐姐明伯伯在纺织局也加入了共产党，光荣退休。

1947年（法币尚能买到三分之一盒火柴）春节刚过，胡埭中学就招收到了120名新生，借用陈祠堂、胡埭小学的教室等设施，正式开始办学。新的学校也热火朝天地开始兴建。三个月就建成了二十几间平房：六、七个教室（其中四间作礼堂或餐厅）、三间办公室、两间库房、一个厨房。5月份学生走进了新校园，开始在新教室上课，老师有了办公室。全校师生无不喜形于色。

1947年，无锡地区的教育资源严重稀缺，雪堰桥、陆区桥、武进周桥、南宅、运村、走马塘等附近乡镇的孩子们蜂拥而进了胡埭中学，因此就增加了不少当日无法往返的寄宿生。虽然我们家族腾出了陈祠堂作为学生的临时宿舍，但还是杯水车薪。校董马廉泉说服妻子张月贞，拿出家中的全部积蓄五六十担稻谷作为增值建造学生宿舍，1948年夏完成了五间二层宿舍楼的建设。秋季开学后，寄宿生终于住进了新宿舍。

办学是有规则的，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省市鉴于部门对建校的审核接踵而来。凡是市一级的，都能够靠钱基厚先生、陶达三先生的帮助下通融一下。省级审核却是迟早发生的事情。由于学校的面积不够中学标准，我祖父怡安公出面协调了几十亩地划拨给了胡埭中学，总算完成了胡埭中学立案的物质基础。胡埭中学立案工作的软件部分，是由校长王天行（兼任英语、数学老师）含辛茹苦完成的。他要制作许多文件报表，详细计算并说明办学的复杂情况。他又是算、又是写，又是刻钢板油印。星期天从不休息，就这样忙了几个月，一直到了1948年冬，江苏省教育厅批准了胡埭立人中学的建校，颁发了证书和校铃，

立人中学的初创非常艰苦，三年就换了王天行、刘绍高、虞伯舜等四任校长。潘一新（教导主任）、曹更生（语文老师）、程一萍（数学老师）、顾映维（物理老师）、蒋九霄（地理老师）等十五、六哥教职员工。王天行、刘绍高不当校长之后，仍然留下来任教。强大的师资力量，让胡埭这个穷乡僻壤的草窝里，培养出了高质量的学生，飞向新中国的五湖四海，为国争光。

胡埭中学的学生生源的种子来自于1918年的少康公，他在进入厚生纱厂后，师承了提倡新学的穆藕初先生。每次从上海返回胡埭，胡埭祖宅里的十几个孩子就会翻他的包包寻找新书。少康公的包包里，从来没有糖果糕点，只有宣传科学、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后来我的父亲、二伯伯浩铭去上海后，每次回家，带的也是新书：宣传新思想的进步书籍。1946年状元浜上建造了一批新屋，其中之一就是我们陈家的“下岸上”的二楼。“下岸上”二楼，被三叔叔浩云变成了图书馆：胡埭的青少年、娃娃们，都在“下岸上”二楼上尽情地吹拉弹唱，如饥似渴地读书。为了确保书籍在出借后的归还，二伯伯浩铭在上海雕刻了一个椭圆形的《恭俭堂藏书章》，给每一本书都盖章确定身份。这一批书籍，让胡埭不少青少年因此而走上了革命道路。恭俭堂18世的阿末头陈默君离开无锡的时候，把这一批书都捐赠给了胡埭中学。1975年到1978年我住在胡埭三年多，几次散发到胡埭中学图书馆寻找这一批书籍的影踪，很可惜：一无所获！可能被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们给彻底消灭了。

——李绅的惠山寺、范仲淹的醴泉寺、蒋重珍的雪浪庵.....等等，都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个有书可读的地方。有书可读的地方，都为每一个普通人摆好了一个天梯。1946-1949年，我们家的“下岸上二楼”，就是这样一个有书可读的地方，同样也读出了许多人才。如今，这个“有书可读的地方”，地方还在，书籍与读书人却已经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