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青岁月后续》忆刘金安同学

冯志

半个多世纪前一起在渭北山区插队的同学，四个人中已有两个早早就去世了。每每回忆起在那贫瘠山村相处时的情景，就让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我和刘金安同学先后离开农村后，他远在贵州黔西大山中的工厂里，我在部队和地方辗转多地却从未断了联系。

到了这把年纪了，还有许多事情都搞不太明白。我和刘金安同学性格迥异天差地别的，不知是什么样的原因就能成为挚友了。从青葱稚嫩的学生时代到白发苍苍的古稀之年，维系了一辈子的同学和兄弟的情分。

我这个人属于不安分，性格张扬爱逞口舌之快的一类。这种性格并不讨人喜欢，一生得罪的人多了去了。而刘金安却少言寡语，性格沉稳甚至有点内向。往往几个同学一起高谈阔论时，他总是在一旁默不作声。听到有趣之事时，也是嘿嘿一笑了之。

刚上中学时虽是同班，但似乎并没有觉得他的存在。只是文革开始了，他居然和我在宋宜昌组织的战斗队相熟了起来。战斗队的名字记不清了，只记得韩少林同学组织的战斗队叫“刺刀见红”，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吓人。还问过刘金安为啥不去他哪里，他支吾了半天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我们在一起的活动维系了很久，在狂热后的岁月里还到草滩农场去劳动。那时候的人本质并不坏，只是每个人有多少毛病的程度不同而已。他父亲是庆安公司的老人，和我一样典型的工厂子弟。知道他和李迎安都是河南人，斗嘴的时候老爱骂他俩一对“河南蛋”。文革后期我们几乎天天厮混在一起，我从东郊纺织城到西郊庆安公司的次数多的记不清了。

在那个轰轰烈烈要求上山下乡的年代，他没有一点犹豫就跟随着我报了名。插队后他依然是那么沉稳，并没有显得特别沮丧反而坦然自若。我和冯刚都是性情中人小资情调挺浓，情绪往往随环境氛围而波动。他和小胖则和我们不同，我们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之时，他在一旁咿呀咿呀的还哼起豫剧来，“亲家母您坐下，咱俩拉拉知心话”。他虽然不如小胖敦实，但干起农活来也特别能吃苦。村民们同样也喜欢他，只有我和冯刚被村民看作“另类”。

刘金安和小胖也是胆小本分之人，记得从村里回西安时，不敢没票坐火车来回。几个人去扒拉煤的货车，弄得满身灰头土脸像“盲流”一般。直到后来脸皮厚了起来，没票也敢混迹于火车上。当人们处于社会最底层，颜面自尊又算得了什么！再胆小懦弱之人，也被逼的上了“梁山”！

不到半年时间他就走了，离开了这个贫瘠的小山村。随着庆安公司部分要搬迁到三线去，有了可以携带子女同去的政策。他父母为了让孩子早日离开农村，也只能全家迁徙到贵州黔西的大山深处。以后的日子里断断续续和他保持着联系，我在上海及回西安期间又见过几面。

很快他就随父母到了贵州黔西县，工厂自然是隐蔽在深山老林之中。和许多到了三线工厂的人一样，建厂初期的艰难困苦是难以想象的。住在竹子搭建的简易工棚里面冬天冷风嗖嗖，夏天除了湿热就是蚊虫的叮咬。开山劈石打地基盖房子，每天从早到晚累得精疲力尽。他又担当起青工的临时队长，更是要处处带头去拼命。整整两年时间才勉强进了车间，各自分配到车钳铆焊的岗位上。那个年代人们吃大苦流大汗的日子，想起来都不知道是咋熬过来的。每当说起来他都是唏嘘不已，真是离了半山进深山，一山更比一山险哪。比起在“疙瘩村”要累上几倍呀！好在进了工厂拿了工资，有了工人的身份也算是一种安慰。

凡是重点中学的学生，总有一种奋进的品质。通过努力几年后他就成为中层干部，负责厂里的设备管理和物资采购工作。由于是国防大厂，自然是国家计划安排为主，工厂自行补充为辅。他也经常外出参加各种会议，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在厂子里认识了自己的爱人，听说也是厂子弟。两人感情很好有一个儿子，之后又当了爷爷奶奶。

青春期的过度劳累，摧残了许多人的身体。不知什么原因，他得了放射性引起的血液病。在当地和北京都看过，都说没有什么办法能治愈，只能药物控制病情发展。北京医院的医生告诉他，不要到处跑了。哪个地方都治不了这种病，后来他还买过印度仿制的药品。曾经问过他是不是管理过的设备和物资有放射源，他说并不存在着这种可能。思来想去还是年轻时的过度劳累，使他透支了自己的健康。疾病折磨了他数年，直至免疫力崩溃。记得他病逝前十天还在微信中和我聊天，告诉我说感觉很不好。没想到不久就接到噩耗，让人悲伤的不能自抑。

随着改革开放他们厂子也迁到贵阳， 刘金安多次邀我去贵州见面。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始终未能成行，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人在世上能有几个知己是很难的，一个人一生的知己更是难得。刘金安同学就是我最好的同学与知己朋友，我永远缅怀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