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梅荪 | 我与宪法学家蔡定剑的交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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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手书

俞梅荪 | 我与宪法学家蔡定剑的交往（一）

转载

蔡定剑，宪法学家，主要从事宪法、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等研究。十年前（现为十四年前），2010年11月22日凌晨三点半，蔡定剑因肝癌在北京305医院去世。

蔡定剑讲演

出生草根，不屈改变命运

1956年10月9日，蔡定剑生于江西省南昌新建县的农村家庭，祖父是私塾先生，父亲是基层干部。家中子女六人（五男一女），他排行老二。家庭上有祖母共九口人吃饭，生活较为困难。农家子弟出身的蔡定剑，自小就开始劳动。在母亲因手工伤不能做家务后，兄弟几人还要承担家里砍柴、挑水、菜地等体力劳动。正是从小经历这些艰辛的生活，使他深深懂得处于底层广大劳苦大众生活的不易。

蔡定剑最早的坎坷经历来自小学升初中时，他以本乡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上本学区的公办初中。其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实行贫下中农专政。本村贫农委员将自已考入农业中学的儿子顶替他进入全日制中学的名额。蔡定剑只能在当时属于半农半读、每天只上半天课的农业中学学习。虽平白遭此劫，他并不因此而颓废，后来仍以优秀成绩考入大塘中学读书。

高中毕业的蔡定剑虽学习成绩再好也只有回乡务农。对那个年代的农村青年而言，当兵是他们离开农村的出路，因此当兵指标是抢手的。1974年10月，他报名参军，虽初检身体合格，但由于家中已有长兄入伍，且村中民兵连长希望侄子被征召，大队干部不给他参加复检，入伍机会渺茫。蔡定剑不甘心，给接兵部队指导员写信，表决心，终于打动了接兵部队指导员而成功入伍。

入伍后，蔡定剑驻守福建连江海防前线。由于他文化素质较高，文笔又好，成为连队文书，很快成为团里文艺骨干，工作内容包括板报、绘画、文艺节目自编自演。

他很有希望提干，但所在的连队却因为编制调整被裁撤。1979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政策开始准许部队士兵参加高考。蔡定剑已入伍四年，即将退伍，家人劝他返乡务农，但他心有不甘，希望能够搏一搏高考。蔡定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

早年坎坷的经历使蔡定剑明白，一个人因并非自己能够左右的条件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痛苦。比如，他此后走上反歧视的道路并非来自他的阅读，而是对现实的关注。当他看到优秀的年轻人从农村考入大学，成功地通过教师考试，却因为乙肝“小三阳”而不能入职时，他对这种痛苦感同身受。他生命旅途中每迈出一步，都有着重重阻力，因为“破格”才接近目标。这种“破格”不是上天的垂青，而是与他坚毅的性格与勤奋努力分不开。

在全国人大从事立法工作

1979年的北京政法学院里，海防战士蔡定剑成为复校之后的“黄埔一期”。学院路41号，狭小、破败的校园，激荡着一代人独有的书生意气，江平先生曾经称赞蔡定剑属于1979级佼佼者中的佼佼者。

蔡定剑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曾利用暑假去社会调查，写出两篇调查报告，其中一篇《当前大学生思想状况》调查报告获“全国青年社会调查征文”一等奖。

1983年6月，蔡定剑从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担任干事（至1986年10月）。在此期间（1983-1986），蔡定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研究生，师从陈守一先生。

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蔡定剑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从此与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结缘。他的学术志趣更多转为实证研究。不久，他被抽调到中共十三大报告起草组下面的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负责部分中共十三大报告的起草。

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回忆，当时正好是彭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法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比较少，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是想去为人大制度的发展做点事情，很快成了学者型官员，发表了不少文章”。长期在全国人大担任秘书的蔡定剑，不满足于机关工作的办会、办事、办文，他废寝忘食地钻研法学，成为独具风格的体制内少有的思想者。

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和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进行了三次审议，因不少常委和代表提出质疑，彭真委员长专门指示，对该法的可行性和代表们提出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的这项工作交由蔡定剑参加。这部至今依然引起诸多讨论中国民主未来的法律，就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村民自治是中国选举领域一直未跨过去的小岗村，一个最实际的争论，从彼时起到今日依然存在：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如何共存，如何保持农村稳定，要不要给农民自治权，在农村能不能实行民主。彭真要求对该法案进行立法调研，也因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官员为主体组成的全国人大代表强烈反对村民自治和村级民主，这些官员已经习惯于党和政府对农民长期采用的行政强迫命令的领导方法。蔡定剑参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实施的可行性的调研小组。根据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地理分布，选择黑龙江、江苏和四川3个省作为调研点。他从政府实际需求出发，将政府需要完成的各项工作任务进行分类分析，设置的一般调查科目大至办企业、农业税、交提留款、计划生育、土地管理；小到移风易俗、买国债、献血、灭鼠等。在田间地头他来往地奔波着。1987年11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他们的调查报告受到重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终于顺利通过，为中国广袤而荒芜的民主大地上撒下了种子。

俞梅荪说明

以上提到：“调查科目：大至办企业、农业税、交提留款、计划生育、土地管理；小到移风易俗、买国债、献血、灭鼠等。”这个叙述，没说完。我补充：对这些职责的研究分析，应属政府行为，应由政府派人下乡操办，而不是由村民委员会派人操办。村民自治，不承担原本应由政府操办的义务，不能增加村民的负担。这是87岁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张友渔，以老革命和法学家的双重身份，使其意见举足轻重。他不顾正在发高烧的病中，力排众议，坚持必须如此立法，得到彭真委员长的支持。近年，我看到有专家提出，村民委员会要承担政府的全部职责和义务，与当年的立法理念背道而驰。（这段说明经张友渔的王秘书认可）

张友渔（1898-1992)，1927年加入中共，1949年，担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历任法学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等，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法学家。我有幸与张老多有交流，高山仰止。

1998年11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两字被去掉。多年后，蔡定剑深情地回忆到：这意味着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制度，这颗民主的种子开始在乡土中国生根发芽，意味着代表文明发展方向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已经不可逆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2021年4月28日）提出“适时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望能参照张友渔当年的意见办理。

每一步追求都是为了自由

蔡定剑的部分著作

1992年，蔡定剑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借鉴西方代议制思想，著成《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书，提出了很多在今天依然值得关注的见解，比如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实行竞选，逐步扩大直选范围等。本书被再版，在国外也有影响。1999年，蔡定剑系统总结和反思建国后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推出专著《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一书。在书中，蔡定剑提出了要正视司法腐败问题，呼吁进行司法改革。同年，“法制”画上句号，“法治”载入宪法，法律在中国，不再是统治的工具，而是社会公认的规则。从此，民间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的热情一路高涨，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探讨，越来越多进入公共视野，社会规则的变化悄然入夜。

年复一年，蔡定剑在体制内的职位不断上升。2002年底，就在蔡定剑担任副局长之时，他作为课题负责人调查撰写了《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这份报告，扎实有力地回击了有关中国选举的若干流行谬论。这份报告写到，公民的文化素质并不能决定他的政治参与能力，只有利益才是决定选举的动力；民主选举不但没有把社会搞乱，相反很多地方都是通过选举实现了由“乱”到“治”。

2003年，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恶果已经明显，法治的话语替代了市场的话语，成为了社会公共话题的主流；以孙志刚被打死为契机，全民间的参与和官方的互动，废除了横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基层民主大选中，全国范围内大批独立候选人涌现，竞选风起云涌；无论是农村税费还是城市拆迁，用法律维权，民间高涨的维权热潮，让人们给2003年冠以“维权元年”的称号。中国改革日益进入深水区，利益格局呈现错综复杂的生态。比起学院派学者，蔡定剑更能深切体察体制的运行机理和逻辑；比起体制内的官僚，蔡定剑更有一份深切的变革体制的激情。但是，蔡定剑的著述，也存在一份深深的无奈。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官员和学者两种角色，是有不小的冲突的，蔡先生坦承：官职越高，越难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的妻子刘星红说，上世纪末蔡定剑就有到高校去的想法了。正是在2003年，官员和学者两种角色的冲突在蔡定剑心中实在难以弥合，仕途本被看好的他，选择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秘书组副局长一职上离开，前往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

每个人是改革的缔造者

2008年，改革已经30年。三十而立，围绕着“中国经济的奇迹”，反思改革、推进改革，已经没有办法“不争论”了。改革做对了哪些，又做错了什么？如何批改中国30年改革所交的这份独特的“作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早在2006年，学术界已经围绕这些问题开始进行反思。经过激烈的碰撞和交锋，大体上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取得的成就，是坚持“特色”的结果；第二种观点则相反，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就，是不断“普世化”的结果；第三种观点属于骑墙派，改革成就是由“特色”和“普世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蔡定剑认为，如果依然坚持“特色论”和“国情论”，那么丛生的社会矛盾将难以解决，这将难以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改革的成果，则有可能化为乌有。吊诡的现实，使得不少人心存疑惑：既然体制内改革的自动力已经殆尽，改革的后备动力在哪里？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曾经的体制内官员，对于中国的改革，具有理性的乐观。根据全国人大工作期间深入和丰富的社会调查，蔡定剑得出一个判断：中国改革的后续动力，已经从民间产生。

蔡定剑认为，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多元化，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基层民众的维权行动推动着社会变革。摆脱了某种生存困境而有了更加自主独立的条件，一批敢于为公共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从而产生。他们通过言论和行动影响并推动着制度的变革。独立律师的出现和草根NGO的生长正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改变的力量。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也是政改的动力。媒体和公众舆论是改革的重要力量。”

蔡定剑直面社会矛盾，从公民社会培育到透明政府建设，从官员财产申报到城市拆迁之痛，从网络反腐到反就业歧视，他持续地写，反复地谈。同时，他还推动参与四川罗江和雅安、上海闵行区等多处地方政改。作为一名独立学者，蔡定剑不惟史书、不惟法条，更注重来自现实的观察与分析。

蔡定剑是一位走出书斋的宪政专家，他认为中国宪政之路的精髓在于保护公众权利。在他看来，民权是有温度，有表情的，它关乎普通民众的一喜一哀、一粥一饭、一屋一宇。与越来越功利的学者教授相比，与远离政治和现实的知识分子相比，蔡定剑有着更大的担当。他敢言他人不敢言，敢做他人不敢做。为此，蔡定剑被贴上了“特立独行”的标签。

蔡定剑曾说，我的目标可能比较具体，努力地去推动它实现，可能只是一小步，但却要走出非常扎实的，真正能留下历史的印痕。学生朱国锋回忆起蔡定剑的宪法课时称，他和别的教授风格很不同，宪法课理论性很强，研究生们大多热衷于讨论西方政治制度，但蔡老师并不从外国宪政史讲起，他上来就讲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且会结合许多基层的案例。“他很注意研究中国的基层民主事件，并鼓励同学们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当时我们很多农村同学都参与了他的一个关于农村社会法制建设调查的项目。”朱国锋说。

之后，蔡定剑多年理论研究，实地调研和游学世界的积淀充分释放，迎来创作的井喷。2004年一年，蔡定剑在《南方周末》《法制日报》《人大研究》等公共媒体和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关于人大与选举制度的实现、预算审计与监督政府等，事关民主与权利议题的文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