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 祭 文

西北汉

　　今天是2024年8月19日，即农历七月十六日，是我敬爱的老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半月前的8月4日，也是我父亲去世二十七周年的纪念日。

在这个使我浸陷于无尽伤感的8月份，我已连续失眠好几天了。记忆的闸门大开，脑海里魂牵梦绕的尽显过去的往事。父亲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对儿女们的养育之恩，关爱之情，一处处，一事事地生动情节画面，象幻影一样在我脑子里来回的播放，使我自不由衷的沉浸在无尽的思念和回忆之中。

缅怀父亲仅73年的人生经历，念想父亲为养儿育女受苦受难，操心劳累一辈子的岁月痕迹，我心中悲伤难过，沉痛难忍，不禁潸然泪下。……[流泪]、[流泪]、[流泪]……🙏🙏🙏……。

感恩之情无处报，遗憾后悔时己晚。故此，在父亲百年诞辰之时，我撰此文以作祭文，纪念、祭奠我敬爱的老父亲，愿他在天之灵安康、幸福。

逝者己逝矣，生者常追思，纸短情意长，笔拙思念远。

　　有哲人说：人生的死亡共有三次。第一次是生理意义上的死亡（就是心跳停止时）；第二次是孝仪意义上的死亡（三年孝滿后）；而最后一次，是当所有人都未曾面见过的时候，那么你也就彻底地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人生的终点不是死亡，而是遗忘。于是，就有人说：如果你的后辈能通过文字记载或遗像遗物，能让后辈知道你还来到过这个世界一趟，也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人生出处。那么，在追忆和挚爱的记忆消失前，你的人生还是有生命的。

百年追忆，斯人未远。我意以此文作为对父亲生命的再延续。

父亲艰难困苦的童年生活

我的父亲常玉山，出生于1924年（属相鼠）。他三岁时失去了他的父亲，六岁时又失去了他的母亲。兄弟姐妹六人中他最小，上有三个兄长，两个姐姐。为此，他的小名叫岁山。

父亲在世时很少谈起自己悲惨而痛苦的童年生涯。只言说他能活下来全依赖于两位长兄（老大和老三）。能有幸度过两个年馑（荒年）存活下来，是他的命大。他从小就忍饥挨饿，吃的苦多，受的罪多，干的活多，挨的打多。在饥肠刮肚和恐惶中度日，在兄弟之间的夹缝中生存，把苦受尽了，把力出扎了。因而身体瘦小，身单力薄。他对我说：“你婆去世的时候正遭受年馑（1930年），饥饿的人们把树皮和草根都吃光了，挖着吃崖上的观音土。村子里家家都有饿死的人，有点力气的就离乡背井逃命他乡，你岁爷（我爷爷的胞弟）逃命去了甘肃灵台就再也没有回来了”。他还说：他从六，七岁起就要干家务活，井上搅水自已奔不着辘轳把就在脚底下垫上砖头。要不是大伯父抚养和照护着他，他早就不在人世了。

在父亲的人生中，大伯父（1902年生人，属相虎，大名常虎）是他的恩人，从小就关爱和抚养着他。三伯父（常青山）给了他无私的帮助和呵护。真正的长兄为父啊……在父亲的眼里，有大哥和三哥才有了他后来的人生。所以，后来伯父家的事情他都很操心，就是自家的活路不干，也要把伯父家的活路干完。当我们兄弟伙长大能干活的时候，他就使唤我们去磨面，拉土，送肥，务庄稼。先要干完伯父家的活路，才能再干自家的活路，以回报伯父的抚养之恩。

　　父亲在回顾自己悲惨的孩童时很伤感地对我说过：那时候的家庭全靠大伯父支撑经管，他为人和善，疏财仗义，人缘好，朋友多，创业立家有本事，是家中的擎天之柱。他起初赶一条毛驴与朋友结伴跑脚户（驮送食盐，粮食等货物），驴驮一百八，他自背八十斤。奔波于甘肃灵台，固原，庆阳及三边地区。后来又增添了一匹骡子跑“脚户”，担惊受怕，吃苦受累，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庭。

二伯父（常耀）生性暴躁，身染恶习，因其妻赵氏只生育一女后因病去世，自思自己没有儿子，干也白干，心生嫉妒，在家中胡作非为。有一次，他自己提出让他跑一趟华亭，结果他出去后把骡子卖了，钱他花了。回来说骡子和本钱被土匪抢了。气得大伯父七窍生烟，大病一场。自家兄弟，拿他也没有办法，大伯父只好再置家业，重跑江湖。

父亲回顾最艰难的时候是他在十三、四岁时，（大约是1937年左右），生性残暴的二伯父用镰刀搂伤了大伯母邰氏的头部，由于伤势过重，不到半年大伯母就去世了。邰氏家兄（麻子舅）骑马追杀二伯父，他无奈出逃落脚于虢镇。同时期，三伯父因年轻气盛，招惹了南小里村的恶人邰三，被迫逃往北山躲避，其后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西府游击队。当时，家中没有做饭的女人了，却还有两个小孩子，一个是大伯母生的堂兄，一个是二伯母生的堂姐。大伯父为全家生计还要外出跑生意，只留他在家照管两个年幼的孩子。他只有扒锅弄灶，也只会做些简单的稀食，他们每天都处在忍饥挨饿之中。这一时期，多亏了大伯父的好朋友唐福荣（武长之父）一家人鼎力帮助。除雨雪天气外，父亲几乎每天带领两个孩子翻过一条沟到东场的唐家吃上一顿饭，再带上唐伯母蒸的馍馍回家。大伯父外出跑“脚户”，十天半月才能回家一趟。在大约快要回来的日子里，父亲总是牵着他的侄子侄女，站在王家沟边的崖坢上，翘首聁望着大伯父的归来，好给他们带回来些吃的东西。有时他们会等候到夜幕降临以后，才无望的回家继续忍饥挨饿。

后来，大伯父续弦娶妻薛氏伯母来到家中，就有人能做饭了。父亲也十七、八岁了，为了躲避被抓壮丁，摆脱家庭的困境，就自谋生路，去了陇县城里的一家杂货铺子里当徒工（管吃住无薪酬的打杂工）。在那里呆了近两年时间，其间才学习认识了简单的几百个汉字。

据官方资料记载：民国18年和21年（1929年—1931年）的两次大荒年，陕西省有200多万人活活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在旱灾发生的同时，又有风灾、雹灾、虫灾、瘟灾、兵匪之灾一起袭来，使全省尽成灾区。赤野千里，尸横遍野，惨绝尘寰。饥饿和瘟疫（虎烈拉黑水泻）是人口死亡十之五六。

我爷我婆，还有他们的几个堂表兄弟就是在那时的年馑里没有挺过来而离开人世的。但年幼的我们的老父亲能在饥寒交迫的荒年中生存了下来，实在是命运鸿大，实在是太不容易。

　　大约在1941年左右，大伯父他们的“脚户”队伍里就有了共产党人。在他们的指引下，这支运输队伍来往于红区和白区之间搞货物运输。他们把边区的盐，烟叶驮运到虢镇，把国统区的布匹，粮食和棉花（也有枪支）驮运到麟游，永寿，甘泉，马兰等地。由于有地下党组织的保护，被土匪抢劫的机遇少了，货运量多了，生意也好做了。再加上我们村里有祖传的制作门神，灶爷和木板年画的手艺。每年初冬就得购买纸張和色料，开始套印制作年画，腊月初就要驮运至甘肃宁夏等地批发销售（也有贩子来村里取货的）。家里人手实在不够，于是，大伯父就求请常明德（陕西二軍里的一位长官）出面说情，并送大烟土给邰三，才摆平了南小里的二家恩怨。二伯父，三伯父才回到家中。其后，我父亲也被从陇县招回。家中人手多了，跑生意的跑生意，种地的种地。在大伯父的苦心经营下，家庭处境逐渐变好。再后来，二伯父续弦娶妻康氏进门，三伯父迎娶田家庄李氏为妻，家里又添了几个孩子，家大人多了，人多力量大。大伯父是当家人，创家立业心切，带领全家人起早贪黑，苦心劳作，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他们又置买了牲口和土地，还拴了一辆当时最时兴的拉拉车，我们家的生活才逐步地富裕起来。二伯母康氏来后未曾生育，为安其心，大伯父将他的三子启科（蒒氏伯母所生）过继给了二伯父为子。

父辈们都经历过兵荒马乱的岁月，遭遇过饥寒交迫，吃糠咽菜的年馑，忍受过离乡背井，逃命他乡的苦难。在小农经济思想意识支配下，认为土地，只有土地才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小偷偷不走，土匪抢不去，是农村唯一值钱的东西。于是，从1946年至1949年解放前，我们家就置买有土地78亩，骡马四匹，胶輪大车一辆，农用器具基本齐全。就是在解放后的1950年，还购买了田家庄的10亩田地。

这些置业家产，在1953年农村搞合作化时，全部被没收充公，成为了合作社的生产资料。我们家因为没有使用过长工和短工，没有剥削行为，一切都是凭自己劳动所得。所以按政策规定，被划定为上中农成分。

就是这个老上中农的阶级成分，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1967~69年，我三年验兵身体均合格，也当不上一个兵。60年“低标准，瓜莱代”没有饭吃的岁月里，也吃不上救济返销粮。在那个年代，只要有一点好处，都是贫下中农占优先，上中农成分靠边站。

在伯父母的关照操办下，1948年春节，我父亲迎娶了我的母亲。1949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我幸运的来到人间，属相牛。经查万年历，公历1949年12月20日是我的生日。

　　人生中受其伤害最深的往往来源于自己的熟人，友人或家人。这话千真万确。

　　听父辈们讲说：在1948年麦收时节的一天早上，人们都急急忙忙地起来赶往自家麦场里干活，在城门口就被一群土匪拦截了回来。土匪们在城门楼上架起了机关枪，寻找常家城内有大门的两户人家（地线告诉的）。于是，建邦爷家和我家就成了土匪的抢劫目标。大伯父闻讯慌忙翻过后墙，藏在王富伯家楼上的一口棺材里。匪首到我家找不到当家人，就把我父亲绑在门前的槐树上，用鞭子抽打拷问。我三伯父回来收麦也在家中，被土匪头子梱绑后，把腿架在锄刀囗，用锄背向下狠压，锄刀口铁牙钉侵入大腿肌肉，鲜血直流。土匪们翻箱倒柜，把被子里的棉絮抽出，拿走里面布匹，把有用的衣物抢劫一空。土匪头子还喝令家里人给他们烙油饼，打鸡蛋。一直到中午时分，土匪们才背上财物离去。

后来才知道，勾引土匪的线人就是我们村里的常XX。土匪抢劫的主要目标是我大伯父和建邦爷家中的老三。如果不是大伯父机智的躲藏，性命恐怕难保。

　　小时候的一件事至今未忘记。一个冬天的早上，我和堂弟在南塝的空地里拣树叶子生火取暖，由于不大懂事，不慎把紧挨城墙的麦草垛点着了，是大人们挖城墙上的土才压灭了火。二伯父当时气狠不过，提把镢头到处找我，扬言要把我决灭了。父亲从小就受其霸凌欺负，知道二伯父的性格残暴，就急忙把我拽进城坡下的一个猪窝洞洞里，叮嘱我千万不要出来，并用胡基堵住洞口。后来还是大伯父喊唬制止了二伯父的行动。一直到了晚上夜深了，父亲才把我接回家中。此后，我从不敢从大门道出入。就是上学去，也从后院转到邻家出门上学。

二伯父用正眼看我的时候是从我对他有用的时候开始的。大约是63年前后，他得了腰腿痛病，叫我给他去糜杆桥戚家门前的中药铺抓药。因为路途远，秋季玉米高，又闹狼灾，我年龄小，父亲不放心，就给我拴了个马鞭子拿上，我壮着胆去抓药好几趟。

父亲自知自己惹不起二伯父，但关键时刻，这种爱护“犊子”行为我终生牢记。

老家宅地后院的大槐村

遗存的部分老家房屋

父亲养儿育女 受苦受累  操劳一生

　　大约在食堂化（58年）之前，父辈四兄弟才分了家。由于家中被土匪抢劫过，后来所有的家产农具都交给了生产队，分家时也没有什么可分的。谁住的房子就原分给谁住。不大的院子里要安置四个灶房，就把原来的磨房扎开给了我们一间作灶房。当时，灶房连个门都没有，父亲就从住房的墙上掏出一个洞进出。出入抱柴及不方便，出烟不畅通，每顿饭都是母亲流着泪做熟的。那时候的生活极其恓惶，艰难。真可谓缺衣少食，没吃没喝，忍饥挨饿，度日如年。是父亲以他坚强的性格，顽强的精神，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家庭重担，度过这个令人心酸流泪的艰难岁月。

　　我们的父母亲，一共生育七个子女（两个夭折）。为抚养子女成人，他们吃苦受累，忍饥挨饿，呕心沥血，苦极一生。

在“低標准，瓜菜代，勒紧裤带活过来”的三年困难的时期，家家都是肚子里没有吃的，锅底下没有烧的。父亲把家里的衣服，线口袋，麻袋，母亲织的土布都背到北山里去换些玉米回来，和上野莱，麸皮吃，勉强度过荒年。

记得在60年的春上，十一岁的我正在北寺庙读小学三年级，由于饥荒，学校下午不上课。每天下午我都要提上篮篮去地里挖野菜。荠荠菜，羊蹄甲，猪耳朵，雪蒿闹等能吃的野菜挖光了，就挖地里种的油莱根。挖回来的野菜，母亲洗净后在上面撒一把玉米面，放在锅里蒸出来的饭叫“蔓根群群”，饥肠刮肚的我们就狼呑虎咽的吃起来。

饥饿的人们还挖地里的田鼠窝，把老鼠拉到洞里的粮食也掏出来吃。晚上，人们也成群结队的去偷生产队苜蓿地里的苜蓿菜，被看护的人追撵逃避。也常常听到被撵到土崖下，旱井里摔死摔残的。那年的秋季，多亏雨水多，人们种在地里的萝卜，南瓜收成较好，才救了人们的命，度过了荒年。

61年的冬季，家里实在没有吃的了，父亲带上我到南指挥公社的院子里拉回一架子车的白萝卜，才将就着度过了这个冬天，（当时三伯父在南指挥公社当领导，是他给我们弄到的）。

　　生产队的时候，缴纳公购粮的任务很重，也很紧急，必须按时完成上缴任务。夏收时把最好的麦子（上风头的麦子）都交了公购粮，社员户分到的都是次一点的粮食。上缴的秋粮主要是玉米，因雨天多晒不干，就火烧自家的热炕烘干玉米按时缴粮。总之，好粮食都上缴给国家，分配给社员户的都是些差一点的粮食。夏粮接不上秋，秋粮接不上夏，一年两饥荒，年年都紧张。农民生活主要依靠每人三分的自留地来维持。

　　生产队按劳分配，凭工分吃饭。父亲虽然身体瘦小，身单力薄，但他为了养活全家人总是干挣工分高的活路。先是赶着马车给姚家沟供销社送百货，起早贪黑，不辞辛苦，是队上的车把式。他也曾赶着马车到略阳钢厂，红化厂，801厂等地为生产队搞副业。也干过喂牲口，踏胡基，修水库等挣工分高，且能够天天记工分的工作。农业社的活路中，撒籽，踩垛，扬场，縟草，犁地耙磨样样农活都干的得心应手，是生产队的好劳力。

　　父亲为人诚实厚道，心底良善，知理明事，且可亲可敬。与乡邻同事和睦相处，帮助他人。在我的记忆中，经常有人总是在中午饭前或饭后找他剃头，他都会应声而去，从不推辞。我们生产队无论谁家的盖房修屋，红事白事他都参与助工，帮忙料理。他总是把别人家的事放在心上，即是再苦再累再困难也要把事情办好。他可能是为那个年代去世的老人挖坑打墓最多的人，也是受人爱戴和尊重的人。

　　 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人们不但没有吃的粮食，也没有烧的柴火。每年冬春两季，都要上山割柴。近山己被洗成秃山，要到百里之外的深山才能割到柴。每去一趟，要两三天的时间，吃不上喝不上也睡不成，提心吊胆，出力流汗。割趟柴人要黑瘦一圈，几天都缓不过神来。人们说：柴是拿命换来的。

　　1962年我在申都高小毕业后，就跟着父亲上北山割柴，勾槐花，为求生存寻吃的，找烧的。

第一次割柴是到桃树沟，去时遇到平路或下坡时，父亲总是叫我先坐在架子车上，遇到上坡时下来再拉车。浅山的茅草也被人割光了，我们就在桃树沟里去捆玉米杆。山民把玉米棒子掰了，杆杆还竖在地里，我们用镰刀割下来梱成大梱，再从沟底人力背上路口才能装车回家。当时，上北山是土路（九圳套，路在雨水冲出的沟壕里），川囗河要拐三道湾过四道河，有两道河上没有桥，要淌水过河，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

　　记得有一次和父亲到杨家河割柴，回来时必须赤脚过开河，河水浸湿了我的褲腿。由于拉柴的车子多，一辆连着一辆，土路很窄，只能一个个紧跟前行。我也只能捥起棉裤继续赶路。湿了的裤腿在寒风中冻成两个“铁圈”，每走一步，就在腿上碰一下，脚腕处被碰破了皮，血水流出染红了棉裤。寒风中我疼痛难忍，就再也走不动了。父亲便解下他的腰带，用镰刀割成布条裹住我的腿腕，继续拉车行走。把柴车拉上了出山口的坡顶，就成了下坡路，父亲就叫我爬到柴车上，他一人架车行走。为了生计，再大的困难，父亲都会想办法解决。

　　父母亲教育儿女总是以说教为主，很少打骂与斥责。他们的家教方式是耐心说服教导，自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严爱有度，用责任感化和教育子女。同时，他们含辛茹苦，吃苦耐劳，坚韧顽强，处事谨慎，乐于助人，知事明理，勤俭持家，和蔼可亲的一言一行和良好的人品德行，儿女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的行为和家风，从小就给儿女们树立起了赖以学习的好榜样，铸就了儿女们后来做人做事的行为准则。如今，我们兄弟都能够自立于社会，并各自过上了美好的生活，得益于父母亲大人严中有细，细中有爱的谆谆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培养关爱。

记得我参加工作后不久，一次去南村办事，骑一辆自行车从城门道冲出，才看见一群社员正在挖圈翻粪。由于是下坡路，也就没有下车给他们打招呼问候。当天晚上，父亲就严厉斥责我，说我““仗”的不得了，才出去几天就不答理不问人了，没有一点礼貌，以后还怎么做人处事。我认错了。此后，我回老家，见人总是先打招呼再递烟，牢牢记住了老父亲那次对我的批评教育。

　　1980年，父亲给我们兄弟四人分了家。分家就要分户盖房建院子。那时候都是盖的土木结构的泥瓦房，要打土墙，踏土坯，买木料，叫匠人，工程虽不大，但很烦索。父亲总是跑前跑后，忙里忙外，操心费事，精心安排。为儿子们都盖起了房子，建起了院子，使我们都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1983年，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制。分田到户以后，父亲操的心更多了，他更忙了，也更累了。每个孩子家的地界，种子，农具，犁地，浇地，收种，碾场，一切农事他都放在心上。他出谋划策，精心指导，传教给孩子们农作技能。特别是麦收季节，他操心把麦垛垒好，上面用麦草盖好。我不会扬场，他就一边指导一边实干。当没有风扬不出麦子的时候，他就睡在麦场里，夜里等有风时把麦子扬出来。他东奔西忙，帮了这家帮那家，总是不停的忙活着。勤劳一生的老父亲啊，总是把儿女们的事放在心上，不知疲倦的劳作，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后来患病在身，难予治愈，终成我辈最大的遗憾。

　　父亲为人正派，心底良善，老实本分，自立自强。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不论受到多少委屈，他都能默默承受，不屈不挠，从不向困难低头，想方设法也要克服困难，继续前行。在他身上，显示着优秀的品德和刚毅的气质，体现着处事有道，坚强有韧，善良有品，严爱有度的形象和品质。这种形象和品质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永远刻印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终身受益无穷。

父亲最后的日子里

　　1993年春节，我回家就发现父亲咳嗽的很厉害，出气有些困难，就嘱咐三弟过年后带父亲去县医院好好检查一下。大约是四月份的一天，三弟带着父亲来到咸阳，正值中午吃饭前，我给父亲买了条子肉和大米饭，父亲吃的很香，他说了一句话我永远记在心上："我正想吃白米干饭，正好来了就吃上了白米干饭，看来我是有口福的，儿多了还是好啊"。三弟对我悄悄的说，县医院检查父亲的病很厉害，拍的肺片半面是白的。于是，我很吃惊，接着在四处机关医院和二一五医院都拍了胸片，医生一看，诊断为左肺不张，右肺有一处暗影。在二一五医院 CT 检查后，医生说他的左肺已经不起作用了，呼吸全靠右肺。且右肺有一块状怀疑是癌症，需要取活检进行鉴定。我和三弟商量后，给父亲做思想工作，请求他配合医生取活检，父亲当时怎么也不愿意，一怕受罪，二怕花钱。经过几天的做工作，父亲还是同意了。在肺里取活检，就是要把一根管子从气管里插进肺里去，通过管子里边的夹子在怀疑的部位取出一块来进行医学化验的。当时，父亲确实受了痛苦，过后他说，"我差一点就活不过来了"。取出的活检除了在二一五医院化验外，还送到西安医学院进行鉴定，其结果确定为肺癌。当时我们如五雷轰顶，茫然的不知所措了。急忙找医生商议，医生说："如果要动手术，你父亲的状况是不行的，他体质不好，全麻醉这一关过不去的，他只有半片肺能够呼吸，手术做不成的”。医生建议回家休养，保守治疗，好吃好喝侍候，不要告诉他本人病情，可能还会延长一两年的生命。我与三弟商量，只有听从医生的话了。

　　当时，父亲的精神尚好。于是，我安排父亲在我公司医院住院调养。这期间，我耐心地服侍他好吃好喝，市里有名的小吃，我尽量都叫他吃到。在永绥街的一家饺子馆吃了顿水饺，父亲称赞了好几次。于是，我就经常到这家去买，用饭盒提到父亲的病房里。渭滨公园前回民饭店的羊肉泡和笼笼肉加合页馍也是父亲最喜欢吃的食物，我就常买给他吃。父亲热爱秦腔戏，正好渭滨公园里晚上有戏曲会演，我就用三轮车拉他去看戏。有一天晚上，在回医院的路上，父亲高兴的说：今晚上才把李爱琴的周仁回府看了，唱的就是好，把式就是把式。

六月份到了，眼看要割麦了，父亲心里急，操心着家里收麦子，急着要回家。于是，我就把父亲送回老家。三弟买了一头好奶羊，叫父亲自己喂养，自己喝羊奶增加营养，也增加他的活动量。就这样，时不时的吃着药，父亲一直坚持到1997年。其间我经常回家看望父亲，但始终没有把他的病情告诉过他。

1997年6月收完麦子后，我把父亲接到咸阳来，在二一五医院经过 CT 检查，癌瘤肿块比以前增大，呼吸有点困难，并伴随着发烧和便秘。在医院住了14天后，他提出要到我咸阳道北的家里去住几天，主管医生也同意出院，于是，我办理了出院手续把他接到家中。

　　出院回家的第二天，父亲就要求上西安去一趟。我猜知你的意思，想看看堂哥家的孙子。我给大哥打电话说明情况，第二天，西安大哥和大嫂就带着他们的孙子来到咸阳。父亲很高兴，抱着曾孙转悠着。说来也怪，曾孙树超在他的怀里一声也不哭，西安大哥说："自己家里的人就是不一样啊！"大嫂把孩子放在床边，父亲站在床前逗个不停，笑个不止，把心里的兴奋和爱抚完全写在脸上，看不出他是一个重病在身的人。

下午送走西安大哥他们一家人，父亲就回到房子睡下了。下午吃饭的时，发现他又发烧了，于是我赶忙搀扶着他去道北新运处医院，值班医生给了点退烧药。回家吃过药后依然不退烧，于是我急了，提出上道南医院住院，父亲坚持不去，他说：前天刚出院，只隔了一天，人家会笑话的。到了晚上11点的时候，烧的更厉害，咳的也紧了，我看不能再拖，就和妻子硬是把父亲搀起，搭出租车到了道南医院。

父亲在公司医院又住了14天。期间病情比较稳定，早上一切正常，但下午体温就要升高，每天要挂3-4个吊瓶，但他还是有说有笑，情绪比较乐观，他自已能上厕所，下床倒水吃药。我每天早上给他提一碗豆腐脑和合页馍夹笼笼肉，中午吃大灶上的米饭菜，下午吃面条或在街上买点其它的小吃。总之，他想吃什么我就骑上自行车给他买什么。父亲爱喝拌汤，我就从道北家里提来医院。

　　其后几天，父亲的病情有所减轻，已经有两天体温正常了，父亲一再要求出院。1997年8月2日是个礼拜六，我陪父亲回老家，一路上他兴致很高，不住地赞美地里的庄稼长的好，并向我要烟抽（医生不叫抽烟的），我见他高兴，就给他点上了一支烟，他只抽了几口就扔了。车过武功镇的时候，他看到街上有菜，就叫司机停车，让我下去要多买些菜。到了村边的公路上，来接他的儿子和孙子们都到了，大家要他坐架子车回去，他坚持不坐车，胳肢窝还夹着一大把豇豆，有说有笑地一直走回了家。

母亲很高兴，早已做好饭在等我们回来。当母亲把一碗面条端来时，父亲从外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用白塑料袋包着的东西，打开后给母亲说："你尝尝这个，味道就是不一样，我给你专门留下的”。我一看恍然明白，这不是我早上买给他的早餐吗？两个合页馍一碗豆腐脑，基本上每天早餐都是这样的啊。但今天，父亲他少吃了个合页馍，有心的给母亲带回来一个尝尝。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也一直很愧疚。怎么我就想不到给母亲买点吃的东西呢，多买几个合页馍能花几个钱啊，而且那不是很便当的事情吗？（此事对我教育深刻。后来，我专程去回民街买刘纪孝家醬牛肉孝敬母亲）。

父亲那天很高兴，他吃了两小碗哨子面还嫌不够，自己又到灶房调了点干面吃了。前来看望父亲的人多，我心里惦记着侄子永红盖新房的事，就匆忙的吃了点饭走了。回到家里的时候大约是下午6点，发现父亲又发烧了。

　　父亲倒不在乎，他说：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打了那么多针，没有事的。吃过带回来的退烧药仍不管用，到了晚上，我们又把村里的医生叫来给父亲挂上了吊瓶，11点以后烧退了。父亲一个人睡，不要我们陪侍他。第二天是个礼拜天，父亲吃饭也正常，还喝了羊奶。下午他又发烧了，我们又叫医生来挂了吊瓶针。当天晚上，父亲还叫我天明后回咸阳上班去，不要耽误了工作。大约在凌晨五点多，我听到父亲在前屋有响动，就赶忙进去，见父亲坐在床沿上，说他想要解手，我忙去搀扶他走了两步，他就没有力气的蹴在地上拉了。我和母亲给他擦洗干净后换了内裤，他说心里很难受，象有什么东西向下坠，不住的呻吟起来，出气很粗。我赶忙去叫三弟，三弟看了看就急忙上南小里村请医生。等到天亮了还不见回来，我见情况紧急，就叫二弟赶快到公路上找车。我们把父亲拉到田家庄医院，门诊医生到车上来看了看说：先办理住院吧，几个人分头办完住院手续，很快的就挂上了吊针。我们想：父亲会有救的，不会离开我们的。家里人闻讯都到医院来看望父亲，堂兄启科带来了西瓜，切开后我端了一小牙去给父亲，他摆了摆头，有气无力的对我说："科儿，爸恐怕不行了……”。我摸了摸他头和脚都冰凉了，急忙呼喊医生，医生来后看了看说：叫车往回拉吧，你们也算是孝心尽到了。我声嘶力竭地喊叫着：爸…爸…爸爸。顿觉天昏地暗，泪水如注。但父亲的眼睛合上后就再也没有睁开了。

父亲心脏停止跳动的时间是1997年8月4日中午12时10分。

　　父亲的葬礼是在农历七月初八举行的。这一天，乡下人叫"开吊"。所有的亲戚朋友和村里的人都来了，按村里的风俗，我们请了吹鼓手和戏班，吊唁活动肃穆而热闹。常思贤大人致悼词，曰：一生勤奋为人楷模，德高望重惠及乡里。婉转悠扬的秦腔苦音戏通过高音喇叭在村子的上空回响着。人们说：父亲爱听戏，唱秦腔是给父亲听的。其实，他什么也听不到了，连儿孙们声嘶力竭的哭喊声他也不能答理，他那能听到戏呢？

父亲是在去世后的第八天（农历七月初九），安葬在村北东湾圳的公墓地里。农历十一日，是父亲安葬后的第三天，我们兄妹五人去坟地"打怕怕"。村俗中的"打怕怕",意寓是亲人刚在冥界安家，恐怕有野鬼欺负他，家里人要连着三天到坟地烧纸，给亡者助威，以便入土为安。这一天下午，我们把父亲的旧衣服、鞋帽以及他的病历资料都带到坟地烧了。看着病历资料在火中燃烧，我顿时嚎啕大哭，边哭边向父亲诉说他的病情以及隐瞒病情的原由，以求他对不孝之子的原凉和宽恕。

　　敬爱的父亲大人，在您诞辰百年的日子里，远方的不孝之子燃起的檀香和冥币，敬献的酒茶和鲜花，我相信您一定能够接收到，并能够读懂这殷殷的思念和祝福。

不孝之子：常炳科

2024年8月19日初稿

2024年8月29日定稿

1992年全家福照片

　　1992年父母亲与孙子们合影

1987年临潼华清池留影

1992年在法门寺留影

法门寺留影

法门寺留影

　　1993年在咸阳渭滨公园留影

纪念伯父大人

　　大伯父常虎，创家立业历经艰辛，呕心沥血身患肺病。于1964年农历正月十七逝世。终年63岁。

三伯父常青山，解放后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历任乡长，社长，渠库管理处主任，县贫协会主席。于1985年农历八月十五逝世，终年68岁。在凤翔县老干局领导的致悼词中称：“常青山同志，一九三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与指挥修建了亢家河，冯家山，五曲湾柳沟，山岔等多个水库，为凤翔县的政权建设和水利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向伯父大人敬献花篮

　　父辈们的恩情永远不忘

英名永世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