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读过的共大德安分校

胡海松

“共大”，是一个简称，全称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所学校是江西的教育特产，曾经在全国风靡一时，但对于80年代后的人来说，它已是一段被时光淹没了的历史。

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困难，农民普遍文化低，上不起学，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把大学办到农村去，办到山上去”,在此号召下，江西省于1958年8月1日，创办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其教育模式为“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招收适龄农民，学费全免，资金来源靠学员自己劳动创造。江西省在这一日开学典礼的共大，除了总校外，还有30所全省各地的分校，总校设在南昌市郊梅岭，即现今的江西农业大学前身，规格也非常高，由省委书记刘俊秀兼任总校校长，副省长汪东兴兼任总校党委书记。

严格来说，共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江西共大实行的是省、专区、县分级办学，省办总校，以大专、本科为主；专区属分校办中专；县级属分校办初级技工学校。它是一个高、中、初多层次的农业教育网。

1959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庐山开会期间，应邀为共大题写了校名。

　　1961年，江西共大创办三周年前夕，毛主席到庐山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当他听了有关江西共大的发展情况后，非常高兴，他说：“办得好啊，看来，我三十年前想办的事，终于在你们江西实现了。”他在7月30日凌晨结束办公躺下后，突然想起江西省委要他为共大创办三周年写几个字的要求，又起床，提笔一口气写了一封500余字对共大热情洋溢表扬的信，信中开头就称：“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

这封信反响很大，被简称为毛主席的“七三0指示”。之后，江西共大蓬勃兴起，到1980年止，学校遍布全省各地，达到127所分校，拥有21万来自全国各地毕业生，为全国当时占地最大、地域最广、学生最多、国家花钱最少的学校。

共大德安分校于1960年春季创办，原校址设在北门桥东边原县委党校内，初招学生80人，设中级和初级各1个班；同年秋季，校址迁河东后田陈家，建房22间。1961年，与共青垦殖场合并，校址迁到南湖周家湾，师生自己动手，在一片荒洲上建设校舍，开垦荒地百余亩。1962年7月，学校撤消，学生解散回家。1965年7月，县委根据省委要求，又恢复开办共大德安分校，将原县粮食局在河东后田的东窑畜牧场划给共大作校址和教学、生产基地，同年9月1日正式开学，招收新生150人，分设农学、林学、财会3个专业班，学制三年。学员待遇，在校学习期间，由学校从勤工俭学收入中供学生在校伙食费、医疗费，每人每月发3至5元零用钱。毕业后，实行社来社去，不负责分配工作。到1966年秋，增加到8个专业班，学生400余人。全校师生一边上课，一边劳动建校，建校舍4000多平方米，有一个畜牧场、一座石灰窑、四座砖瓦窑和一个耕地面积800多亩的农场，勤工俭学收入达30万元，实现了经费自给。1966年底，因“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1968年8月，共大德安分校与德安红卫中学（今县一中）合并，1969年8月又分开。不久,学校由后田东窑迁往白果原县拖拉机站旧址内，并创办一个年产46万余元的油石砂轮厂。1970年10月，又与县农科所合并，年底又分开，并在农科所西边潘家垅建新校址，油石砂轮厂仍在白果。又是师生自己动手，在1971年至1975年之间，盖起了土砖平房教室四间、土砖礼堂一幢和砖瓦结构的教室、学生宿舍、教师宿舍、办公楼大楼各一幢，共1900多平方米。1976年，在白果砂轮厂内又筹建酒瓶厂，后因资金周转不足，酒瓶厂1980年10月停产。1980年11月20日，江西共大总校改为全日制办学体制，名称改为“江西农业大学”。同年底，德安县委县政府根据当时情况，决定撤消共大德安分校，学生全部毕业，校办砂轮厂交县工业局接管。从创办到撤消，共大德安分校共办学20年。

我曾于1972年，到坐落在潘家垅的德安共大读了一年半时间的书，1973年8月毕业。

我读德安共大，也可以说是有点机缘。1971年底，我在狮子公社中学初中毕业，毕业前，学校发了一张表，让我们填写是选择继续在本校读高中还是去读德安共大。拿到表后，我很犹豫，不知怎么填。当时，我家里因人多吃饭，在生产里属超支户。超支户的概念是：家里的劳力一年挣的工分到年终决算时，抵扣不了生产队里分给家里的一年口粮钱，还倒欠生产队里钱。“超支户”在当时人们的口中是一个贬义词，在生产队里，“超支户”也常受“进钱户”人家背后的讥讽。我后来放弃了填那张表，打算不再读书回家去生产队里挣工分。

当时，我尽管已满了14岁，但个子不高。生产队过年后开工一般都是挑塘泥，即从年前抽干了水捉了鱼的水塘中，把晒干了的塘底淤泥挑到田里做肥料。挑塘泥有两项，一是帮挑的人往篼箕里铲塘泥，一是专挑塘泥，一般随自己选择。铲塘泥要力气大、手脚快，我只好选择去挑，我想我挣的工分少，就少挑一点吧！但有时候有个别铲塘泥的人不看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我的篼箕里铲上一大坨。挑塘泥难的是要上一个高高的塘墈，挑了重担的我，摇摇晃晃的有时上不了那个塘墈……

在生产队里上了几天工后，许是父母看我做得有些可怜，就又让我继续去读书，但没让我读高中，而是去了德安共大。父亲当时是在狮子中学里当贫宣队员，让我再去读高中，是完全没问题的。德安共大有一个吸引人的条件，即不用交一分钱学费，连书本费都不用交，读书期间每月还有几块元钱的补助。

德安共大招收的是全县各公社的农村初中毕业学生，也有一些工矿子弟学校的初中毕业生。我进校就读的那一年，学校设有“农业”、“畜医”、“财会”三个专业，财会专业有两个班，我读的是财一班，即一年制，只读一年，还有一个班是二年制，读两年。那年下半年，赶上全国教育体制改革，学校之前是冬季毕业春季招生，又被改为夏季毕业秋季招生。我们财一班只好续转到第二年的1973年8月毕业，多读了半年书。

白驹过隙，转眼从德安共大毕业已过去了50多年，当年在校读书的青涩少男少女，如今已是两鬓染霜。当回想起曾在德安共大读书时的一些情景，还依然历历在目。

德安共大是住校制，学校离我家只有三四里路，我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或星期一早上去学校，带上一个星期的米和菜。菜是罐头瓶装的，只能带一罐，多带了放不住会馊，大多是一些酸水菜干菜之类的。一罐菜最多时间只能吃到星期四，剩下的两天就用学校里补助的钱去买菜票。也有个别同学带麻油和酱油和在一起拌饭吃，会引起很多人羡慕，因为大多数同学家里没有这样好的生活条件。

德安共大的半工半读，准确地说是半农半读，学校在黄㛚白云岭山脚下的一条山垅中有几十亩农田和旱地，这条山垅叫倪家垅，垅里的农田种水稻，旱地种油菜、芝麻、红薯等作物。这些田地都是由全校学生来完成耕种的，平时只有一户学校的农工住在那里管理。倪家垅离学校有5里多路，而且是山间小路，去那里劳动，都是一整天，中饭，学校食堂会把饭菜挑到劳动现场去。遇到栽秧的季节，要清早起床，去学校前面的秧田里扯秧，吃完早饭后，再挑秧去倪家垅的水田里栽。班上有一位很会写作文的同学，他是学校的通讯报道员，他写了一篇同学们清早起床去扯秧的广播稿，学校广播播出来时，我听到了一个成语——披星戴月，我突然地觉得这个成语很温馨亲切，因为它把我们清早起床去扯秧时的情景真实地表现出来了。这个“清早”准确地说，是天还没开始亮，清幽的夜空，天上还有着星星，当有下弦月时，能见到它还挂在天边上。劳动中有一项活，同学们不太愿意做，就是把学校厕所里的大粪挑到倪家垅去。因为挑着粪桶走不了山路，只能沿公路去，公路是山路的三倍远，俩人共一担，换着挑，捏着鼻孔走路。不过大家在途中也会偷懒，因为没有老师跟着，常是坐下来久久地歇着，一个上午也只是挑一趟。劳动中也会有一些趣乐的事出现。有一次，全班同学在倪家垅劳动，现在记不清当时是割油菜还是扯芝麻，有一只山老鼠竟钻进了一位女同学的裤脚筒里，惊吓得那位女同学又哭又跳。

德安共大有医务室，有一位校医，这位校医面像亲和，同学们平时喜欢问他要伤湿止痛膏，它是一块长方形的白胶布，胶布反面粘着膏药，大多同学要这膏药并不是要贴什么伤痛，而是用来补裤子。那时，大家的裤子有两个地方容易破，膝盖和屁股处，用止痛膏片从裤子反面把破的地方粘着，从正面就看不出破洞。后来校医看到要膏药片的人太多，他也可能知道同学们要这膏药片的猫腻，于是就提出，要止痛膏片可以，但要让他先给伤痛处扎一下银针，于是吓到了很多人不敢再去要。班上有一位同学，他说自己的脚有关节炎，常让那位校医给他的膝盖处扎银针。当看到校医把几寸长的银针一点一点地扎进他的肉里，围看的同学都感到心惊肉跳。校医扎完银针后，就给上几片伤湿止痛膏，让那同学贴在患处。

在德安共大读书中，曾有一事让我伤心流过泪。

读书时，我用5毛钱买了一个喜欢的塑料钱包，用来装饭菜票和聚下来的零钱。学校每月发的5元生活费补助，在我的省用下，每个月下来，会结存两块钱，这两块钱我会交给母亲。

学校的路旁边有一口水塘，天热的时候，男同学都会到那口水塘里去游泳洗澡。一天下午，放学吃了晚饭后，我也去水塘里洗澡。在塘边脱衣服时，发现钱包装在裤子口袋里，钱包里饭菜票没多少，但有两块钱，还有我的初中毕业证。我不愿再回宿舍把钱包放下，当时天也很暗了，就怀着一颗侥幸的心理，把钱包留在衣服口袋里，脱下衣服放在塘岸边，下水去游泳洗澡。游泳洗澡完后，爬上岸穿衣服时，一摸衣服口袋，钱包不见了。当时我的状态有点懵，脑里一片空白的感觉。等缓过神来后，也不敢声张，认为当时在身边的同学个个都值得怀疑。后来又自我地认为钱包可能是从裤子口袋里滑落掉出来了，于是就在放衣服的附近默默地来回寻找着。其实这后来的认为完全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安慰。

我忧闷了几天，对那个我喜欢的钱包不舍，对失去的初中毕业证惋惜，对积存起来的两块钱更是心疼后悔，后悔没有早点把它交给母亲。

之后星期天回家，我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我现在还很清晰地记得告诉母亲时的当时情景：吃过中午饭后，我跟母亲一起出门，我去学校，母亲去生产队里上下午的工。我纠结着要不要对母亲说这件事，当与母亲快要分开时，我还是向母亲说了出来。我不是害怕，而是带着一种难过的心情告诉母亲的，我细声地对母亲说：“我的钱包落掉了，里面有两块钱……”刚说完这话，我就控不住地流出眼泪。母亲看我流泪，就安抚着我：“算了，莫难过！”母亲的安慰，让我的心更加柔弱起来，脸上的泪水顿时流得更多更快……

这件不愉快的事我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心痛，只是这时的心痛不再是当年的那份为两块钱丢了的惋惜心痛，而是现今才有的一种说不出来的心情。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

我读德安共大时，校长是一位部队转业军人，姓朱，据说转业前当过部队的营长。朱校长是东北人，高高的个子，国字型的脸，古铜色皮肤，常露着一脸严肃的表情，给人一种饱经风霜的感觉，平时喜欢双手反剪着放在身背后在校园内各处漫步巡看着。

一日早餐，学校免费给全校学生分红薯吃，红薯是学校自已种的，因品种是那种很粉的，食堂又是隔水蒸的，吃起来就像没蒸熟的一样，啃都啃不动，粉得难以咽下喉咙。因学校学生宿舍不够用，当时财一财二两个班的男同学都住在食堂大厅里的另一头，大家在食堂窗口分到红薯后，有的人吃了两口，觉得不好吃，就生气地往食堂大厅地上一丢。这个开头一出现，就像是羊群效应，大家都跟着丢，结果食堂打饭的半边大厅地上，全是丢弃的红薯。

铃响上课，当我们准备进教室时，却被通知去食堂大厅集中，去的也只是财一和财二两个班的同学。来到食堂大厅门口，见朱校长表情威严地站在丢了满地红薯的大厅中间，他看到我们来了，先是轻声地让大家都进去，然后弯腰双手从地下各捡起一只被丢弃的红薯，站起身后他把手上的红薯伸向我们，又柔声地问道：“怎么丢了它呢？不好吃吗？”此时大厅里鸦鹊无声，朱校长接下来讲起了战争年代和困难时期人民没有饭吃的苦难，讲着讲着，朱校长哽咽起来，突然流泪哭出声来……同学们一下被吓到了，没想到平时显得那样威严坚毅的朱校长竟然会在学生面前流泪而哭。朱校长再也诉说不下去了，伤心地蓦然转身离开了食堂大厅……

如果说在德安共大有什么最使我感动难忘，我认为，朱校长的这一堂课，尽管不在教室的课堂里，却是我这一生都难以忘记的！

德安共大也出现过不光彩的事件。1973年有两个班要毕业，一个是我们财一班，一个是农业班。农业班有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女同学，大家都公认她是校花。但这朵校花却在毕业前夕，被她班上一位农机老师，以毕业后可以帮她介绍工作为晃子，在一天晚上自习时把她骗到学校的机电房里，竟将她奸污了。发生这件事后，全校师生都觉得像是被蒙了羞。这位流氓老师也为此进了牢房。

共大，这所特殊学校，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只存在短短22年，但她却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和存在价值。我毕业后回家务农，生产小队知道我在县共大学的是财会，就要我担任队里的会计，我跟着小队会计看了一天的账本后，觉得有些头昏脑胀的，就找了个借口没有接任。不过我后来在一所中学教书时，还是兼任了几年的学校会计，这也算是学有所用吧。

相信从这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回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后，“学有致用”或“学有所用”的人也一定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