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故事】湮没的丰碑——读考古学之父李济

萍晓

欲写李济，却忐忑。先前一个年轻同事是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研究生，现在省直机关担负重要职责。他是专业，我这门外汉连皮毛也算不上。因为敬重只好班门弄斧，下笔显得格外沉。

读李济前，印象就挥之不去：无书读时看到一资料，说国民党把北京故宫的宝贝运往台湾时，督运官即是李济，因而认定他是个反动派；后来读到一本书的序，作者引用李济的一段话，大意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官，在国防部工作循规蹈矩，而这个官阶到县里，就容易肆无忌惮。那时正面临工作变动，选择留在了机关。

说中国考古学和人类学，绕不开李济。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符号。权威的评价是：“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着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

李济逝世后，同事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台湾名人李敖，称他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

1918年，清华学堂选送李济赴美留学，5年，他拿到3个学位：入麻省克拉克大学攻读社会学和心理学；后改读人口学，两年后获得社会学硕士；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结果罕见的获得心理学学士、社会学硕士以及人类学专业的哲学博士三个学位。

李济说：“如果你对尧舜的盛世给予过多的颂赞，好吧，拿出你的证据来。如果你论及公元前3000年大禹在工程上的伟绩，证据也得拿出来。我们得先记住，在这种怀疑的精神之下，单纯的文字记载已不复被认为是有效的佐证了。”

坐者左一为李济。

谈到考古学研究之目的时，他说：“ 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 ”

李济，生于1896年7月12日，湖北钟祥人。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1922年哈佛大学毕业。“像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返回祖国，先后受聘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之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1945年，任中央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底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居台湾，并于隔年创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55年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至1972年止。1979年 8月1日病逝于台北温州街寓所。

1924年，开始田野考古，赴河南新郑对春秋铜器出土地点进行调查清理。1925年，29岁的李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著名四大导师的梁启超、 王国维、 陈寅恪、 赵元任同执教鞭，时称“五星聚奎”。

撑伞者为李济。

1926年，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

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无所知的人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28年至1937年，主持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1936年曾赴欧洲讲学。1938年被推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

1937年10月，奉命押运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的一百多箱国宝级文物，乘船沿长江赴重庆密藏。此后他与这批文物朝夕相处，开始长达9年的流亡生活。1940年冬，因滇越线战事吃紧，史语所和中博院又迁离昆明，到达四川宜宾的李庄镇，一待就是6年。

期间他痛失爱女。两个女儿于1939年、1942年先后在昆明、李庄病逝，二女儿去世时才17岁。1942年3月，日寇侵占长沙，史语所存在那里的文物悉告损失，更让他痛惜不已。

左起：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1931年考古时合影。

1946年3月，参加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工作，李济为顾问。此行主要是调查日本侵华期间劫掠走的中国书画、古器物及一切与文化有关的物品。还有一个秘不示人的使命是寻找“北京人”。

专家们认为，现代人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

李济的学生、美籍华裔考古学家、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哈佛大学教授兼人类学系系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文理科学院院士张光直教授认为，李济是世界级声誉的学者，一生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 以殷墟发掘资料为中心，进行专题和综合研究，建立了殷商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亦初创了中国考古学嗣后70年间研究古代陶器、青铜器、石玉器方法的基础。”

左起：李济、杨杏佛、鲁迅。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猛烈的“围剿” 。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消逝在人们视野中。

李济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济的儿子、留在大陆的翻译学家李光谟感叹道。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

李济与他的学生张光直。

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他说：“ 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在《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他写道：“中国的史学家把中国古史看作长城以南的事，长城不只是疆域的界限而且成为精神的界限；要找中国人的民族和文化的原始，在北方的一面，都被长城封锁了。”

“总之，我们若把中国历史看作全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比传统的历史远得多。”

他还阐述了新史学家应该达到的四个境界：

“第一个境界是地质学家丁文江说的：‘中国境内作现代学术工作，真是遍地黄金，只要有人拣。’”这是讲要尊重本国的学术资源。“第二境界可以说是‘百闻不如一见’，靠别人不如靠自己。”这是讲作为新史学家应该重视从实践中去获取知识。“第三个境界是‘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原始资料遇了这种有勇气的人，庶几乎可以相得相辅了。”“第四个境界，姑称之为‘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这最后一个似含有为历史学等学术之境遇辩护之意。

他表示：“假如我们要规规矩矩地提倡科学精神，我们应该学禅门的和尚；因为禅门是不打诳语的。科学思想的起点也在此；科学思想里没有世故的说法，也没有官样文章。”

“中国的格物致知之说，始终没有离开书本子很远，可以说由于笃信文以载道的说法所致。”而科学思想之本质，特别显著的一点，就是不迷信文字，因为文字的地位“始终只是工具”。

李济认为，中国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不是中国是否有过科学，而是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然教育制度之弊端，导致了“我们所要的是科学的成绩，不是科学的本身”。

他多次强调，人生短暂，无法兼顾太多，与其求广博，不如求精到。因此，资料的汇集与长期定心致力某一范围的研究是必要的。

1979年8月，就在他亲手创建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这一天，因心脏病猝发突然长逝，享年83岁。李济一生发掘、保管文物无数，遗物里面却没有一件古董，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送的三两件仿造艺术品。他一直谨守自己当年立下的规矩：考古工作者不藏古物。

在烽火连天的危难年代，李济用自己的身躯与智慧，发掘并守护着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赓续民族的遥远记忆，维系着文明的鲜活气息。近60年的岁月里，他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其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李济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是在殷墟，此后，他与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李济前后发表考古学著作约150种。1977年，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 足见殷墟在其心中的位置。

如今，在李光谟教授的积极推动下，“发现中国文化基金”设立了李济考古学奖学金，以学习李济一生一心只为一件事情贡献的那种坚持，纪念他对中国考古学的开创之功。先生曾说：一个人的工作成绩就是他最好的纪念品。

湖北钟祥是历史文化名城。宋玉、莫愁女、嘉靖等留下许多故事和传说。李济跻身钟祥名人应当之无愧。然，当地居民并不知有李济其人。其故宅现为郢中镇马头街新堤村，旧宅地了无痕迹，新的建筑为“郢中镇新堤小学”，课余的孩子们在阳光下嬉戏，历史正在书写新的一页……

照片选自网络。

恭请方家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