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来娃

松月胡杨

　　什么叫"福"？我的理解，祈求幸福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一种美好愿望。日常生活中，常听人说"你福大、命大、造化大。"大人给孩子起乳名，有叫"富贵娃"、"福生娃"、"福来娃"等，说来说去离不开一个"福"字。福的概念不单纯在取名，还体现在人们的整个生活范畴。

旧社会的人们如果一日三餐顿顿大鱼大肉，人们会说这家人很有福气。顿顿有一锅汤面吃，也算有福，因为比起街上的乞丐，福气大多了，福气的范畴很广，是个广义词。

上了小学后，我的知识面逐渐增加，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包括在福的范筹。因在电影、书刊、杂志的描写中，有钱人过的日子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的食物是牛奶面包，鸡鸭鱼肉，各种水果，就连喝的水也很讲究，各种果汁、饮料等，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有些人还有自己的汽车，像是生活在天堂之中，很有福气。

对普通人只能是望洋兴叹，那种生活对多数芸芸众生，只是一种幻想。曾几何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我有生之年，也过上了这种日子，也是有福气的体现。

现在的年轻人，每天的幸福日子是怎样来的？可能有人以为生活本来就是如此。高楼大厦为我所用，开小车住洋房，顿顿美食伺候，水龙头一开，冷热水随意，这些都是理所应该的，就该拥有这种生活。不知道美好生活要靠努力学习，勤奋劳动而得来，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黄河与兰州城墙

每当打开水龙头，看着清澈的自来水哗哗而下，水影里一个人的面庞总会显现，他微笑着似要向我说点什么……他就是我要说的"福来娃"。

他本姓田，少年的他长着一张胖胖的圆脸，留着小平头，父母呵护，伯父关心，人见人爱，家人给他起了这个充满期待的乳名——"福来娃"。我的乳名叫“福生娃”，和他的乳名寓意相近，我称他“田哥”，两个玩伴整天在一起，自然成了好朋友。

自我记事起，他们家三口人就住在我家前院，靠北面放干草的三间房中。那时，常有人来我家买草料。"福来娃"的伯母亡故，无有儿女，父亲婚后生了他，在他四岁时，母亲也因病去世，只留下老少爷儿仨相依为命。

我的曾祖父靠做草料和鸡蛋生意赚了点钱，在安定门外盖了前后相连的两院房子。"福来娃"一家与我家因何姻缘住在一起，我不知其详。只记得，因我家人口少，他伯父和父亲帮我家做鸡蛋生意，出了不少力。两家人住前后院，相处融洽到也相安无碍。

存放草料的北房很大，房屋简陋，一边住着"福来娃"父子，另一边放工具及草料。他大伯自己住在西房的大间，旁边一小间做厨房。因我祖父的鸡蛋生意还不错，大家的日子过得很幸福。

"福来娃"到了读书的年纪没去上学，每天在家中玩耍，他父亲认为只要天天看着儿子在自己眼皮底下开心的生活，就觉得日子很美满，从不考虑孩子今后的幸福和命运。

我上小学时有美术课，因受父亲喜欢绘画影响，我画的汽车、房屋、小人物等，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谁知，"福来娃"在家中画画，虽无人指点，可他画的小汽车、小孩子等作品，令我称赞不已，故我俩时常因画交流，有时躺在草堆里谈天说地，讲故事，说听到的鬼怪离奇的事，成为要好的朋友，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我把他的画拿去学校给老师看，得到老师大加赞赏说："画得好，这孩子很有天赋，他为啥不来上学？"我讲了他的身世，老师感慨不已。就这样，一个有天资有造诣的人，被命运埋没。

父亲、三舅和我（右）于花园

"福来娃"的名字却没有给他带来好运。1939年初，正值抗战最艰苦日子，日本飞机大肆轰炸抗日大后方兰州，妄图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

在一次持续数日的轰炸中，我家前院房子被炸毁，"福来娃"一家无家可归，晚上只得睡在残墙断壁中，用我家周济的棉被、食物勉强维持。

后来，因我祖父年纪大，父亲在省政府做事，三叔当中学老师，无力继续操持家中生意。"福来娃"一家也断了来源，生活陷于困境。幸好祖父的侄儿，也是我的堂伯父、伯母，也在做售卖"甜胚子"的生意。他们年富力强，生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叫钟香莲，一个儿子叫钟海泉，都在学校读书。

祖父侄儿家继承了"钟鸡蛋"名号，做起了鸡蛋生意，正需要帮工。他家的狭长小院和我家院子仅一墙之隔，院中也有空房。就这样，"福来娃"一家就搬进了隔壁伯父的小院，住在紧靠南边的三间房中，其中一间当厨房，这样老少三人又有了安身立命之处。

"福来娃"的伯父和父亲也兼做"甜胚子"生意，他家售卖时的吆喝声，我至今记忆犹新，"卖甜胚子来——二大一碗。"（一大即一毛钱）遗憾的是，从此我俩很少见面。

过了不久，不知何故，"福来娃"又从隔壁伯父家搬回来，把前院残垣断壁的破草房收拾一下，孤身一人入住。他的主要劳动，就是每天挑着咸鸡蛋、变鸭蛋，给市内的酒家、饭庄送货，无形中成为了隔壁伯父家的长工。

闲暇时间“福来娃”在房中画画，那画风逐渐有了变化，常是一些鬼怪人物，涂上颜色贴在墙上，让人看了望而生畏。慢慢的他话也少了，走路常低着头，不和人打招呼。“福来娃”比我年长五岁，因劳动锻炼，个头也长高了不少，见了我只是点点头，便急急离去，我茫然不知如何是好。

天下黄河穿兰州城而过，按道理说这里不缺水，但因社会落后，眼睁睁的看着黄河水吟唱着遗憾的悲歌，日夜奔流不息的从身边流过，多数人无法便利享用。只有少部分靠近河边的幸运者，得天独厚可以方便的去河里挑水吃，令远居的人们羡慕不已。

北园雷坛河边的外婆家靠近黄河，舅舅们每日晚饭前都会去河里挑水，把厨房的两个大水缸装满。舅母们在风和日丽的天气，去河边洗衣服，洗完把衣服摊晾在河岸边，用石块压住，很快被太阳晒干。住在安定门外的我家靠近南山，就没有这个福气。但我家花园内有口水井，平时打水食用，但井水发咸，灌溉花木、果树倒也算方便。缺水，会使一个城市失去活力，生活清贫落后，孩子们身上生虱子在所难免。当时，有几句民间谚语，形容兰州的落后面貌：

兰州城，九里三，

羊皮筏子当军舰，

锅里煮的洋芋弹，

炕上铺的是破毡片，

上面坐着个尕老汉，

嘴里抽的是烂旱烟。

这几句话，真实的描写了兰州人当时生活的落后状况。

送水人黄河取水旧景象

我家上沟花园的水井，解决了水源问题。但用水还得有人去井边挑回来，"福来娃"自然充当了这个角色。一条扁担，两个铝制大桶是不可少的工具。

“福来娃”每日挑水到家里，这段路距离不近，但见他面带笑容，肩挑满满两大桶水，那轻松的扁担忽闪忽闪，从远处而来，踏进大门，走到厨房，倒进水缸。

要把几个水缸全部装满，需要来回挑五、六趟。年富力强的他，挑完水后坐在院内歇息，同大人们交谈着，祖母总会拿些小食出来，并倒一碗砌好的伏茶给他，他香甜的大口吃着，全把自己当成院内的一员。

“福来娃”对我家感情很深，也是自幼形成，认为我家和他家才是最亲近的关系。此时的我，对他从亲近到尊敬，从心底里感谢他的付出。

兰州市居民吃黄河水大多靠人挑、毛驴驮。那时的兰州城，城墙四周有四座城楼。东面的叫"东稍门"（现在的广场西口），南面叫"南稍门"（现在解放军第一医院），西面叫"西稍门"（现在的解放门），北面因临近黄河叫"水北门"（现黄河中山桥附近）。

每日清晨，来河边挑水的人络绎不绝，形成一股挑水人流大军，有条件的人用牲口驮，沿街叫卖。也有不少挑水的人，他们有自己固定的用水户，尤其在炎热的夏天，他们挥汗如雨，每日送水上门，自然十分辛苦。

数九寒天更是苦楚难言，河边打水路上形成了很滑的冰道，常有人不小心被滑倒，摔得四脚朝天，桶里的水撒一地，很快又结成冰，十分狼狈，只得重新到河边再挑。为了家人的生计，他们成年累月过着这种日子，很多人被担子压得弯腰驼背。

随着时局和市场动荡，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福来娃"伯父的生意也日渐萧条。没多久，他伯父和父亲相继离世，他披麻戴孝送走了两位老人，奇怪的是他竟无一滴眼泪，孤身一人住在草房内，很少和人接触。

为了维持生计，“福来娃”也加入了黄河边的挑水大军。他的固定送水客户其中也有我家，从此我家也吃上了没有咸味儿的黄河水，这都得感谢"福来娃"的恩惠。

随着他年龄的增加，大家不约而同改口称他为"田哥"，他也和善地点点头，依然去河边挑水。我经常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内心感到十分心酸。他为啥不再与我接近？自小，他叫"福来娃"，我叫"福生娃"，我们俩很玩的来，彼此十分亲近。

如今，是什么无形的力量将我们分隔？他不理我，是否因为我是无忧无虑读书的学生，他是个出卖力气的受苦人？看着他疲踏踏的脚步远去，我热泪盈眶，内心不断在问："田哥，你太不了解我，我从来没有变，还是以前的我，你为啥这样狠心待我？"

兰州南关十字门楼，上书“万里金汤”

我总想走进他孤寂的心田，探究他的内心世界，但他的心扉大门却总是紧闭，我欲开不能。这种痛苦伴随了我很长时间，每次他见到我都会匆匆离去，以至很久见不到他的身影。

一次，他突然出现在别人家中，给病人捉鬼，自称是天上的神仙，玉帝派他下凡，驱赶恶鬼，治病救人。他能把烧红的铁铲放在自己的舌面舔吸，但见他口中滋滋冒着白烟，舌面却丝毫无恙，手拿铁铲在空中不断舞动，直到把恶鬼赶跑，这样他逐渐在安定门一带有了名气。

从此我再见到他，心中又多了几分敬畏。据说，他半夜路经月牙桥王道士门口那一带，恶鬼都会给他让路，他的身上又多了几分神秘色彩。这时，胆小的我再遇到他时又感到十分惧怕，不敢和他接近。

一日，家中来了几位身穿紫色长袍的藏族喇嘛，据说他们在找转世在这一带的活佛，发现"福来娃"可能是他们要找的转世活佛继承人，还带来十多样日用小物件让"福来娃"辨认，看看自己前世用过哪些物品。

可惜他命运不济没有认准，几位喇嘛只得摇头幸幸离去。转而又盯上附近一个鼓着大肚皮的肥胖乞丐，那乞丐常年披着一条长布巾，围住身躯，寒冬之夜，常守在王爷铁匠铺门外未熄灭的炉火旁取暖。

幸运的乞丐，可能碰巧认准了多数物品为身前之物，被当作转世活佛的继承人给抬走，从此过上了万众敬仰顶礼膜拜的圣人生活。而"福来娃"仍然住在我家前院的断墙草屋里，随着年龄增长，他经不住寒冬凄冷的日子，经常生病，不得不搬回伯母以往的住房内居住。

1949年我参军，随一野第一兵团卫校去了新疆，再也没听到"福来娃"的消息。

1957年，我第一次出疆路过兰州时，在安定门外街上和他巧遇。只见田哥上身穿黑布马褂，下穿黑布裤，脚蹬麻鞋。

我亲昵地叫了他一声“田哥”，他朝我点个头，便匆匆离去。打听得知，他仍住在隔壁大伯母家，生病时大伯母常关心他，给他送点吃食。后来，我再回兰州时，听说"福来娃"因病已亡故了。

站在我家大门外（被日本飞机炸毁的前院已被扩建为人行道），望着隔壁伯父家的大门，幻想着"福来娃"高兴地从中走出，同我亲切握手，彼此愉快地再叙儿时友谊，那段令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

可那大门始终关闭着，总是没有"福来娃"的身影。一种莫名的思念与悲凉涌上心头，从此只能把他作为一个儿时的玩伴、童年的朋友，永远记在心里。

据说，“福来娃”还做了件好事。他年轻时卖水积攒的零钱，有五分、二分、还有一分的，还有一毛的纸币，他都用泥都抹到墙里存了起来。他去世后被发现，几个街道女干部取出来满满两大盆，花了不少功夫才清点完，全部转交给了残疾人协会，也算他留得美名在人间。

（图1、2、4、5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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