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棚（二）

一路高歌

从我家堂屋出来，往西绕过那棵一搂粗的大杏树，顺着地堰边往南直行，在大地的西南角上，就能看到那个用秫秸扎的窝棚。

它的“山墙”坚实地固在上一个地堰的堰体上，下面也是悬空的。

这个窝棚，是我一个本家大爷的。

我家的果园在大爷家果园的下面，三亩地。大爷家果园那块地是五亩，他的果园在大地的最里面，仅有一亩多，呈南北向的长条状。虽同为果园，但他们家栽种果树的时间要比我们家晚了许多。我家最初接的是村科技队的老山场。山场面积很大，不仅包括那三亩苹果园，还有山坡上横七竖八的小梯田。梯田很窄，很浅薄，只能栽种些花椒、海棠之类的果树。偶有肥沃一点的地里栽种了零星的苹果树。 仲春时节，漫山的花香。

而大爷家栽种的是山楂树。其实，我家也有山楂树，大都栽种在堂屋周围的地块里。这股山楂树风暴大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红果”高价后的应激反应。红果，是山楂的美称。那年，山楂的收购价为两元一斤。当时的一斤山楂能换一斤多猪肉，其昂贵程度是空前的。

大爷家的地里起先是种麦子和棒子。后来，感觉果园发财，于是种了树。山楂园开始结果了，怕别人偷，于是搭了窝棚，挂果的时节住在里面。

我那时已上小学。下午放学后，从学校穿过村子，再走上几里的山路回到家。放下书包，到山坡上帮父母干农活。锄地、浇园、赶牛、放羊。站在山坡上总能远远地看见大爷在自家地里忙碌的身影。

他是一个极为热心的人。干过生产队队长，在村集体挑过大梁，颇具威望。他扬得一手好场，每到收麦的时候，总能看到他在别人家的场院里挥动簸箕的身影。簸箕舞动，麦糠纷飞，麦浪翻滚。农人家里有了粮，心里便不慌。

他还是村里有名的金牌调解员。遇到哪家家长里短闹别扭，或者是邻里纠纷什么的，大家总会想到他。而他也总会随叫随到，且人到“病除”。

他眼里有活。遇到哪家农活干不过来，他总能自觉地站到地里，埋头帮忙。人家若是请他吃酒，他也不会拒绝。主家熬上一棵白菜搁点浆豆腐炖上一锅，倒上一碗地瓜干白酒，他也会喝得两眼腥红，意兴盎然。讲起年轻的过往，话语滔滔不绝，有时还会泪眼婆娑，让其他人也陪着酸楚。

那时，原来那个老老爷看瓜的那块地里的果树也长大了，主家便不再种瓜，老老爷也就失业了。闲暇时，我便去找大爷拉呱。听他讲关于雪野的种种传说。我时常坐在他的窝棚沿上，他坐在地下的小板凳上。我荡着双腿听着故事悠哉悠哉，他抱着膀子慢条斯理讲得津津有味。那些故事，大都离奇荒诞，天马行动，却填充了我年少孤寂的心。

那天下午，我又到窝棚找大爷。大爷有些异样，他头冲里脚朝外侧身躺着。我喊他，他没有答应。我以为他睡着了，但是我却看到他的眼睛睁着，眼角还挂着泪。

“大爷要是死了，你送我上林”（林，是我们这对家族墓地的称谓）。他说话的声音很凉。

我不解，问他怎么了。他不作答。

“恁不是常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吗？”我惴惴不安地说。

他仍旧不语。

我默默地陪他坐着，坐了许久，许久。我仰望西山，残阳红满天。

后来，大爷的窝棚换成了平顶的小房子，做饭、休息都宽敞了许多。我也渐渐长大，在外求学不常回家，爷俩难得见上一面。偶尔见面唠嗑，仍甚是亲热。

我当兵后，远离家乡，与大爷失去了联络。

再后来，听父亲说他因癌症离世了。病重前，父亲去看他，他还一直在问我的好，得知我的近况后，甚是欢心。

我对他的离世，甚为痛心。终因报国在外无法亲自送他的灵骨落葬族林而抱憾不已。

落雨的黄昏，我迎着清爽的秋风，再一次行走在那条横亘南北的地堰上。细雨霏霏，树影斑驳，蒿草飞扬。透过那层层杂树，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用秫秸扎的窝棚。窝棚朝天，落雨无边。

我的眼泪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