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女”的逆袭人生

南俊

　　我出生在新疆石河子148团三营一连，都四五岁了，不会说话，口齿不清，结结巴巴。遇到下地干活回来的阿姨，就想问问怎么不见自己妈妈回来，往往会扯着阿姨的衣角不放：“嗯嗯嗯…妈妈…不回来…”手指着远方，着急的，却不会用语言表达。于是，舅舅断定，我长大后肯定是一个哑巴。

由于说话结巴，叽叽歪歪别人听不清我在说什么，时常遭到小朋友们的嘲笑，感觉好没有面子，自尊心受到强烈伤害。好在父母都是语文老师，就让我放学后大声朗读一些名家散文，或者背诵课文，语速必须缓慢，平稳，一字一句，让我的舌头平展开来。上小学时，平日里说话不磕巴，可是，一旦生气或着急的时候，依旧结巴，断断续续。

为了改掉这个破毛病，空闲时，我就朗诵自己喜欢的文章，先把它们摘抄在本上，然后一遍一遍读。渐渐的，我爱上了文字游戏。加上口吃，不愿与人多交流，就开始写日记，宣泄自己的情绪。后来，慢慢的，养成了纪录美好事物，描写秀丽景色，抒发内心情感的习惯。

　　1983年8月，随着父母工作的调动，我回到了老家—山西运城，在解州高中上学。经过数年的苦练，反复的纠正，那时，基本上不结巴了。

但是，内地和新疆教育质量相差很大。我在石河子农八师148团三中上初中时，学习成绩优异，班里拔尖，在全校都是数一数二的，全团排名也在前面。然而，回到运城后，高一年级第一次期中考试全班倒数第三。巨大的落差让我无法接受，一度产生了自暴自弃的想法。后来，在父亲的劝导下，才慢慢走出低谷，开启拼命学习模式。

每天晚上读书写作业到12.00多，甚至一两点钟。教室里10.00熄灯后，就点着煤油灯爬到宿舍通铺上写。当时，学习条件十分艰苦，一个班级一个女生宿舍，四五十个人一个宿舍，住在围了三面的大通炕，也叫大通铺。我挨着你，你挤着我，睡觉时被子都要掺合着，如果平躺，挤得很，只能侧卧而眠，一个紧挨一个，时常因为旁边有同学越线，压着对方了而吵嘴。

我清楚地记得，学校一个星期放一次假，住校的学生每次开学来都要用蛇皮袋背着满满一袋玉米馒头，够一个星期吃的。当然，也有家庭条件好的，带的是白面馒头。家里比较富裕的，直接在学校食堂买着吃。食堂的菜永远都是清水白菜煮豆腐，偶尔会有荤腥，上面飘着几片肉。冬天是土豆、萝卜、白菜烩菜，就是这样，很多学生也吃不起菜。于是，从自己家里带咸菜、辣椒酱、面酱、酸豆角、干萝卜条等各种腌制食品。

冬天，天气寒冷，气温低，宿舍里没有暖气，挤着睡觉不冷，暖和。夏天就遭罪了，热的要命，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这都不要紧，主要是蚊子多，咬的同学们睡不着觉，熄了灯，只听见挠痒痒的声音。最让人头疼的是，老鼠在炕上到处乱窜。记得上高一的时候，我的左脚指头被老鼠咬破后，发炎了，疼的厉害，无法走路。放星期时，是母亲推着自行车，一直把我从学校推回盐化九厂子弟学校（母亲当时上班的地方），整整十里路，都是走回来的。母亲累的满头大汗，中间还要走一个长达两里地上坡，非常不容易，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因为母亲无论是个头还是体重都没有我高，推着我上坡，很艰难。看到汗水顺着母亲的脸颊流到耳根、后脖颈上，我很心疼，让母亲放我下来，自己扶在自行车后面跛着走，可母亲死活不肯。就这样，缓慢爬上大坡，母亲不仅汗流浃背，还大口喘着粗气。

　　背着馒头上学，春秋两季还好，温度适中，不冷不热，不会发酸。可到了夏天，星期天傍晚才带来的馒头，星期三就开始发馊，再后来就是长黑毛，发霉，即便如此，我也不能浪费，必须坚持吃完。好在学校食堂的大师傅们可以帮助学生把馒头放到笼屉里馏一下，这样可以消毒杀菌。要不然，就把粗粮馒头泡在玉米糊糊里吃，软和许多，就着咸菜吃。我很好奇，当年像我一样的学生很多，吃着发霉变质的馒头，也没有拉肚子。如果放到现在，是极不卫生的食物，吃了肯定会拉肚子。看来，年轻时，很皮实，身体好，才能扛过那艰苦的岁月。

冬天，从家里带来的馒头被冻的硬邦邦的，像石头，用劲都无法掰开，只能用刀切成快，泡在汤里吃。这样的学生生活维持了一年。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暑假，母亲把父亲从新疆调到解州高中当老师，我也就随着父亲，和弟弟妹妹一起，住到了父亲的办公室，一个独立的小房间。日子有所好转，生活环境改善了许多，随后跟着父亲在教师食堂打饭，终于可以吃到白面馒头了，很高兴。或者，父亲在办公室做饭，熬汤，蒸馒头。不过，四个人，还是不够吃，教师食堂只允许打一个人的饭，依然是拿蛇皮袋装玉谷馒头，一个星期三袋，不过，可以每顿吃上热乎馒头了，很知足。

　　吃得好了，但由于学习方法不对，学习效率低，我的成绩依然在班里倒数。心里很着急。

熬夜，看似学习时间长了，但是清晨起来上课，总是打瞌睡。上午一般都是数学、英语、语文等主科，我一句也没有听见，尽在梦周公了，成绩没有提高，反而退步了。成了班里的差等生，已经没有退路了。

一直到了高三，换了同桌，他才教给我一个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我试了试，很管用。每天晚上必须在11.30之前睡觉，躺在床上，把一天学过的知识全部在脑子里过一遍，发现没有弄明白的问题，第二天及时请教同学和老师。发现没有记住的历史政治等知识点，早上起来赶快翻书看看，争取在早读老师来之前，记住。中午至少休息20分钟，半个小时最好。坚决不熬夜，不做无用功，保持第二天有充沛精力学习。渐渐地数学能听懂了，英语也跟上了。

　　至于背诵问题，也得到了妥善解决。不能小声默念，必须大声朗读，一字一句，反复诵读。冬天下课后，天就黑了，我一手拿着馒头加菜，一手拿着课本，就到学校对面的粮库路灯下去念书。当然要提前给看门叔叔打个招呼。粮库地方宽敞，晚上少有人来，每一排房子前都有一个一百瓦的大灯泡，站在路灯下放声读书，没有人听见，不打扰别人，很清净。寒冬时节，天气冷，气温低，我就戴上棉脖套，围上围巾，站在灯下学习。为了防止把脚冻坏，穿上厚棉鞋不说，还不停的来回走动。

每天下了晚自习，10.00教室熄灯后，为了不影响弟弟妹妹和父亲睡觉，我就站在学校锅炉房供热水的地方，有一个大灯泡，很亮，小声念书，复习功课。那时，一心想把成绩赶上去，压根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冷。仿佛整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

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那就是不当农民，要当干部。因为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虽然都是老师，但收入微薄，不足以维持八口之家的消费。特别是每年到了春季和秋季开学时，兄弟姐妹六人都要上学，家里压根拿不出那么多学费。为了借钱，我亲眼看到父母受尽了委屈，低三下四的样子，永远刻在了我的脑海。我暗暗发誓，这辈子必须考上大学，做一名国家干部。

　　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奋斗，学习成绩稳步提升，从班里倒数第一名，慢慢开始进步。每一次模拟考试，都会往前挪动七八名，我学习的劲头更足了。

在这期间，每考一次试，父亲为了鼓励我，都会带我到解州东门口的羊肉泡馍店美美吃一顿，解解馋。或者，给我买两根麻花，两个烧饼，我稀罕的不得了。因为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年代，麻花和烧饼是奢侈物，一般家庭根本买不起。也只有我在模拟考试成绩进步时，才可以得到如此殊荣，弟弟妹妹是没有的。

六月底，最后一次模拟考试中，我竟然成了全班第10名（全班89个人），简直不敢想象。八十年代的高考，通过率极低，只有百分之十的录取率。我高兴坏了，以为自己可以一举夺魁。然而，现实残酷，1986年高考以三分之差落榜。

我哭了，哭的撕心裂肺，没有用，复读成了唯一的选择。

　　可是，家里经济负担重，压力大，二姐已经在四川南充上西南石油学院，两个大学生供不起，并不想让我复读。加之，当时许多女生知道自己考不上大学，早早就订婚了。这是那个年代的封建习俗，女孩18岁之前都要找对象，否则，过了20岁就不好找婆家了。姥姥给我相中了一门亲事，是他们村村长的儿子，可我不情愿，一心想考大学。在父亲和大哥的帮助下，说服了母亲，我才有机会复读。

努力，拼命学习，只有一个目的，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分配一个好工作，确保自己将来衣食无忧。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的日夜苦读，勤奋学习，认真突破难点，抓住重点。1987年我终于考上运城师范专科学校政史系，也就是现如今的运城学院。师范类院校国家补贴生活费，不用掏饭钱，平时只需要10元的零花钱，非常合我母亲的意愿。就这样，三年专科毕业后，我当了一名政治老师。

　　高考分数线下来，知道自己考上了大学，我十分惊喜。兴奋得几晚上都没有合眼，消息传到舅舅耳朵，他不敢置信：小时候的“哑巴女”也能当老师？靠嘴巴吃饭。逢人便炫耀，外甥女考上大学了，毕业后要当老师了。

现实打脸。通过不懈奋斗，我一个五六岁都口齿不清，说话结结巴巴的人，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掌控了人生航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如今，我已经退休，回想长达33年的教学时光，感觉像做梦一般，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成为过往云烟。从中我认识到，有生理缺陷，甚至残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失去与命运抗争的勇气。老天爷在关闭一扇门的时候，必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只要自己不放弃，不半途而废，朝着梦想一直努力，终有一天，我们可以抵达理想的彼岸，可以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