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里的"龙潭三杰"——胡底

海

胡底

胡底何许人也？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上海滩著名的武打电影明星；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站负责人；中共情报战线 “龙潭三杰”之一。这个极具传奇的谍报英雄躲过了无数次国民党特警追捕，却在长征途中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路线惨遭杀害。

胡底原名胡百昌，又名胡马，字北风。1905年3月10日生于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松元村一户工商业者兼地主的家庭。幼年随伯父胡继章读私塾，以后入城关植民小学和合肥省立第一中学读书。17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合肥省立二中。胡底不仅兴趣广泛，聪颖活泼，且为人慷慨，豁达大度，对穷苦百姓深表同情。

胡底、钱壮飞和剧作家徐光华等在北京创办了一家电影公司——“光华电影公司”，时拍摄的《燕山侠隐》是我国早期的一部武侠警世片。

1923年，胡底考入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北京中国大学国文系。读书期间，结识了“红色教授”李大钊等，有机会接触《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晨报》等进步刊物，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马列主义的熏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经同学吴鹿鸣介绍，胡底和后来也成为红色特工的钱壮飞在“安徽会馆”相识。1925年，经钱壮飞内弟、中共早期党员张暹中介绍，20岁的胡底同钱壮飞、张振华夫妇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底，遭到反动当局通缉的胡底、改名胡马，字“北风”。

《燕山侠隐》电影海报

中国革命低潮时期，胡底从北京脱险出来，到了“冒险家乐园”的上海，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眼看到了分布在大街小巷的国民党特务暗探，刺耳鸣笛的警车也不时呼啸而过。

为不暴露身份，迎合电影公司老板生意，所拍片子《盘丝洞》、《昆仑大盗》等大多为武侠片，加之有在北京演武侠片的基础，演起武打片来那叫一个得心应手，被人誉为“东方范朋克”，如此算来他该是武侠片的“祖师爷”。

但演戏不过是胡底的职业掩护，作为中央特科的红色特工，胡底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在参与拍片的同时，他积极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国民党达官贵人聚会的场合，他总是机智地挤进去，刺探重要的情报；一些进步人士的身边，经常可看到他的身影，他千方百计用自己的言行影响他们；公园里也可看到这位正悠闲漫步的“武打明星”，他正在寻机与中共同仁接头联络。

胡底善于化装和演戏，所以总能一次次在鹰犬眼皮底下蒙混过关。

奉命打入特务机关。1929年初冬，在摄影棚里拍戏的胡底，又见到了时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宣传委员的李克农并介绍李克农与钱壮飞认识，“龙潭三杰”也因此开启了的传奇。

李克农是胡底的同乡，经胡底牵头钱壮飞与李克农也相识了。

中央特委决定派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收集敌人的核心情报。钱壮飞随徐恩曾在南京上任后，徐命钱物色几个可靠的人扩充队伍，这样，胡底顺理成章地也进入了党务调查科。钱壮飞希望胡底推荐地下党同志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胡底就推荐了他的安徽老乡李克农。经周恩来同意，李克农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任广播新闻编辑。从此，他们三人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深入龙潭虎穴，沉着机智地战斗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

活跃在北方情报中枢胡底身材魁梧，俊逸潇洒，多才多艺，文学和艺术造诣很深，他爱音乐，擅演戏，吹拉弹唱样样见长；又文笔酣畅，谈吐诙谐风趣，性格开朗活泼，善交际，乐助人，大方豪爽，在社会上颇有吸引力。这一切，正是他打入敌人心脏并能站稳脚跟、取得信任的有利条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是很厉害的，尤其是反蒋、反陈派系相当活跃。陈立夫、徐恩曾除搜集中共的情报外，还要收集其他党派和进步力量的动向情报。所以一面建立秘密机关，侦察共产党和反蒋派系的情报，一面在南京建立秘密电台，指挥全国的特务机构和几十万秘密特工。胡底、钱壮飞和李克农便借国民党公开开办通讯社的机会，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和广播新闻社形式为掩护的情报机关——“长江通讯社”，社长是钱壮飞，编辑为胡底。社址设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党务调查科（“正元实业社”）的隔壁。

龙潭三杰：李克农 钱壮飞 胡底

徐恩曾一度调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建设厅长，也把钱壮飞、胡底也带到了杭州。此间，胡底的父亲带着胡底的未婚妻从老家安徽舒城来找胡底完婚。但胡底怕因特殊身份连累那个女孩，推说自己工作忙碌、生活不定，让她另找丈夫，但那女孩不肯走，在杭州卖菜为生。而胡底始终孑然一身。

1930年冬，胡底被派到天津创办“长城通讯社”，兼任社长，张家昽为记者。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在日本租界租了一幢房子，胡底住最上层的四楼。这是国民党情报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在天津的那段日子里，胡底和张家昽几乎天天都要上街“采访”，也就是搞情报，但并不像小说和电影里的特工那样出行神神秘秘，他们经常是并肩同行，谈笑风生，以采访为名出入各种场所。而胡底非常喜欢打麻将，这也成了他在天津刺探情报、拉关系的主要手段。胡底让张家昽每天把天津主要报刊的新闻抄写下来，并寄往南京长江通讯社总部。而胡底暗中又搞到不少机密情报。因为张家昽并不是中共党员，所以对于胡底到底做了哪些秘密工作一无所知。

此间，胡底除协助钱壮飞外，掌握了国民党在天津的最高情报机关，李克农掌握了国民党在上海的最高情报机关。为了保证党的领导，三人成立了党小组，组长由李克农担任。钱壮飞和胡底，一南一北，分别收集国民党的机密情报。

“龙潭三杰"如同锐利的钢刀插入敌心脏。

1930年4月，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之后，要搞张学良的情报。因为东北军对于全国局势举足轻重是谁都晓得的。过去国民党也搞过他们的情报，但是派到东北的人，都被日本人搞掉了。钱壮飞闻得此讯，告诉陈赓，他打算亲自出马，邀上正在天津的胡底，组织一个小组去沈阳。中央特科对此事特别重视，派陈赓和他们一同前往。于是陈赓他们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件作掩护，花着国民党的钱，顺便巡视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为我党带回许多重要情报。为了应付蒋介石，由胡底执笔，利用一些军事资料和报纸上的材料搞成一份4万多字的报告。不但提供了东北军“内情”，而且还谎称在东北建立了一套特务机构，“可源源不断地取得东北地区的情报”。徐恩曾看后连声称赞说：“哪儿来这么多的好材料!”表示对胡底等人“佩服之至”，给予嘉奖。

1930年12月至1931年4月，蒋介石对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第二次军事“围剿”。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的陈立夫，把蒋介石发动“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等重要电文都批给徐恩曾看。胡底与钱壮飞、李克农便直接获悉了这些军事情报，及时地报告给党中央，对红军作战及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起了重大作用。

1931年4月，掌握中共中央全部机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和特务机关连续向徐恩曾发出顾顺章叛变的密电。4月25日夜里这些密电均被钱壮飞在调查科“大本营”截获，他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经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结果使敌人对上海的大搜捕全部扑空，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从而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大灾祸。

这时，胡底还在天津。得知顾顺章叛变的4月29日晚上，李克农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的别名钱潮，“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接到电报，却拿不出足够的钱买船票。还是张家昽急急忙忙将自己妻子的手镯变卖了，然后把钱塞给胡底让他快走。这样，胡底才乘坐外国轮船离开了天津，辗转逃亡。胡底撤离第二天凌晨，国民党特务勾结日租界捕房赶到长城通讯社搜捕。只在天津日租界抓住了张家昽，由于他的确对秘密工作一无所知，终被释放。当时，李克农和从南京潜入上海的钱壮飞也都早已在上海闸北地区隐蔽起来。

1931年8月的一天，上海滩热浪袭人。傍晚，在一阵电闪雷鸣后，突然下起滂沱大雨。在一条行人稀少的街道上，一个身材魁梧、戴着墨镜，蓄着一脸络缌胡的人匆忙行走着。他就是原国民党“长城通讯社”社长、现被国民党特务追捕的中共红色特工胡底。按中央指示，胡底又潜来上海。

胡底和战友一起

为保证已经暴露身份的“红色间谍”安全，中共中央决定将他们秘密撤往中央苏区根据地。胡底和钱壮飞凭着机智和勇敢，突破天罗地网，安抵中央苏区。李克农也与驻沪中共中央迁往苏区瑞金。

从1929年底到1931年4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胡底等人钻入敌人心脏，不畏艰险，极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为中国革命，为保卫党中央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就连1933年7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CP（中国共产党）特务工作人员对政治有充分的认识，对于党及主义有充分的了解，他们工作的成分充满积极的、敏捷的、兴奋的、创造的精神……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哪！”

英雄血洒长征路江西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在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第一个红色都城。走出隐蔽生涯的“龙潭三杰”，在这里感受到自由的阳光和革命的朝气。李克农任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胡底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钱壮飞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

1931年12月，在红军反“围剿”不断取得胜利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推动下，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余人在江西宁都起义，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宁都起义使红军增加了一支新的力量，但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转化工作却是一项十分艰苦细致的工作。为此，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要胡底、钱壮飞、李伯钊（杨尚昆爱人）三同志为骨干，组织演剧队、宣传队，做起义人员的思想工作。宣传队出发前，胡底等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指示说，第一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为军阀打仗，现在是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红军。第二，要想尽各种方法去向他们宣传过去是为谁送命，现在是为谁牺牲。毛泽东指着胡底说：“你那么年轻，就已经做了许多情报工作，现在更要做好宣传工作。”当时只有26岁的胡底坚定地表示：“一定不辜负主席的希望！”

长征途中的胡底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胡底等编演了《为谁牺牲》这出戏。内容是一个白军士兵怎么受苦，后来终于投奔红军。胡底在剧中主演一个转化的士兵典型。由于这出戏能抓住“为谁牺牲”这一实质性问题，加上胡底等同志出色的演技，演出十分成功，引起士兵的强烈共鸣，大大推动了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此外，胡底等演职员还为他们补衣服，关心慰问伤员，使他们深受感动。宣传队还演出了根据苏联话剧《黑人吁天录》改编的《黑奴恨》。这个戏写的是奴隶主怎样压迫黑奴的故事。从黑奴遭受的非人折磨中，一种为黑奴鸣不平报仇雪恨的感情在官兵的心中升腾，很多军官感动得流出了眼泪。这个剧团还到左权的十五军以及十三、十四军巡回演出。在这里，胡底的表演才华得到了充分施展。后来为加强苏区的宣传工作，胡底又同钱壮飞、李伯钊等同志筹建“高尔基戏剧学校”，为苏区培养了一大批宣传文化工作骨干。

在苏区的三年多时间里，胡底勤勤恳恳，以丰富的政治内容和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献身于党的文化教育工作。他不但组织红军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发动一些干部编写短小精悍的话剧为部队演出，而且经常同李克农、钱壮飞、李伯钊等同志自编自导自演，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的反动面目，提高红军战士的政治觉悟。除《为谁牺牲》《黑奴恨》外，胡底还先后编、演过《庐山之雪》《杀上庐山》《战斗的夏天》、《无论如何要胜利》等话剧，是苏区创作剧本最多的一个。他的文艺才能受到了聂荣臻等领导同志以及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敬佩。聂荣臻称他“多才多艺”“很有创作才能”。李克农赞誉“胡底年纪最小，而文笔才华最好。

1934年10月，胡底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不久，他奉命到红一方面军，担任红军总部保卫局侦察科长，为大部队做开路先锋。在侦察敌军暗探投毒、粉碎敌人煽惑沿途人心和武装破坏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绩。胡底对工作非常认真，对上级的指示坚决执行。总部侦察科每到一地，他都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各种情报资料，及时分析整理，送交总部，供研究敌情参考。每接受一项重要侦察任务，他都缜密思考、精心安排，布置工作、交代任务非常具体，并再三嘱咐侦察员要有几手准备以防万一。

然而，这样一位优秀的红军侦查干部、情报专家，竟被张国焘杀害于长征路上。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1935年8月间，中革军委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胡底所在的中央纵队一分为二，他和一部分同志编入左路军。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掌握实权的张国焘突然拒绝北上，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第四、三十军分别南下，企图对抗和分裂党中央。跟随朱德、刘伯承在总部工作的胡底，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异常不满，骂张国焘“是什么东西”，在一些场合流露他的愤懑。当时有人善意地劝他：说话要注意、要小心。胡底说：“我怕个啥，我才不怕他呢！”

胡底写作时的漫画

过草地时，胡底因为误食毒蘑菇连续发烧，在呓语中痛骂张国焘是法西斯。张国焘知悉后，恼羞成怒，竟将当年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胡底，以“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的罪名控制起来，取消了他的马匹和勤务员，让他自己背着大包袱“戴罪”行军。经多方努力也未幸免被张国焘秘密杀害。

1935年9月，张国焘率部再回四川阿坝，继续南下转移，企图实现他另立中央、自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军委主席的野心。为排除异己，杜绝“隐患”，胡底成为他杀害计划的重点目标之一。在部队行至茫茫草地松岗地区时，张国焘派人将其秘密处死。

胡底牺牲时只有30岁，他没有成婚，没有后人，几十年来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他。而他的家人一直在寻找这个失踪的亲人。“文革”后，胡底的弟弟胡其昌从报纸上看到钱江写的一篇纪念其父钱壮飞的文章，文中谈到李克农和胡底，并注明胡底就是胡百昌，安徽舒城人。于是胡其昌写信给钱江，请求帮助了解哥哥胡底参加革命的情况。钱江几经努力，将信转到时任民政部部长程子华手中，程又转给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终于查清了胡底的真实身份和被害经过。1981年12月8日，胡底同志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

胡底对党忠心耿耿，以卓越的才华，无畏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各项艰巨任务，为党的情报事业和红军政治宣传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让我们永远怀念这位英年早逝的谍报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