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与朱张会讲

汉丰

　　文 汉丰

图 选自网络，部分自拍

　　2014年8月，长沙赤日炎炎，酷暑难消。谢却H君邀我到火宫殿小酌的美意，顺着情感的流淌，再次踏进岳麓书院，一股清凉上身，倍感惬意。

一进大门，我便看到门头上“岳麓书院”牌匾和“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以前对它的了解有些模糊，但似曾相识。这次来，再又见之听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匾上“岳麓书院”为宋真宗亲书。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召见岳麓书院山长周式时，赐亲书匾额，以褒奖周式办学。以此算来，已有近千年了。此对联，上联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是成语“楚材晋用”的出处，下联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於斯为盛”，以此作联，象征湖南人才辈出，欣欣向荣。这一名联闻名遐迩，既是岳麓书院的荣光，也是湖南的名片。上联改“虽”为“惟”，一字之差，前者为贬义，后者为褒义。“楚”作何解？湖北为“楚”。如果“楚”仅指湖北，岂不是湖南人给湖北人做广告，只乐坏了九头鸟，空忙一场。其实，古代湘为楚地，“楚”自然包含湘，这样理解就不违初衷了。“惟”是语首助词，古籍惟、唯、维通用，当语首助词用，无义。作语首词，理解上联就是“楚有材”，“惟”有“唯一”、“只有”的意思，如果那样理解，就是“只有楚有材”，是不是湖南人有点太张狂了？是“楚有材”，还是“只有楚有材”，就看你怎么理解了。

　　书院，是中国古代传承文化的地方，相似于现在的大学。始于唐代，盛于宋代。其职能是提供学术服务，编辑图书，传承文化，为国家培育和推荐人才，还兼有智库的作用。正如《唐六典》所言：“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书院有官办，有民办。一般以官办为尊；以出名人为尊；以名人讲授为尊。

岳麓书院号称千年学府，追其根源，可至唐末。一大批名人与它关联，最大名气莫不过朱熹了。联上朱熹和这些名人，就使岳麓书院名气大增了，稳稳居于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朱熹是孔子后的一座大山，与孔子、孟子并称朱子，世称朱文公。他当过宋宁宗的老师，位配孔庙，据十二哲之列，受儒教祭祀。朱熹著作等身，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其理学被尊奉为官学。仅一部《四书章句集注》，就影响了后代多少才俊，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和答案，被士子们奉为修身的准则。他的“义理之学”，对宋元明清社会的知识分子影响最大。不仅如此，朱熹在文学、书法上也是高手，他的《菩萨蛮·晚红飞尽春寒浅》最具代表，摘来一读，回味无穷：“晚红飞尽春寒浅，浅寒春尽飞红晚。尊酒绿阴繁，繁阴绿酒尊。老仙诗句好，好句诗仙老。长恨送年芳，芳年送恨长。”这首诗构思精巧，自然和谐，利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顺读倒读都是好诗，耳目一新！

朱熹与岳麓书院的关联，源于乾道三年（1167年）的那场理学大讨论，史称“朱张会讲”。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辩论，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年，朱熹接受岳麓书院山长张栻的邀请，从福建崇安出发，行程2000余里，到岳麓书院与张栻讨论理学问题。张栻与朱熹都是洛学二程的四传弟子，学脉相同，有共同的经历，都在朝廷任过官，又都主张抗金，年龄大体相仿，当时，朱熹37岁，张栻34岁，都是理学宗师，朱熹是闽学派的翘楚，张栻是湖湘学派的领头人，正主持岳麓书院。两人默默相互关注，但在理学的一些观点上形同冰炭，朱熹要赴岳麓书院，还受到不少人劝阻。这次会讲，产生了轰动效应，湖湘弟子纷纷远道赶来听课，岳麓书院门前车水马龙，盛况空前。据与朱熹随行的学生范伯崇记载：“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而朱熹与张栻的争论更是激烈，范伯崇说：“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 这次会讲持续两个多月，是朱张之间的坦诚交流，开启了书院会讲之先河，比起朱熹与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的思想大论战，早了14年，是朱陆大论战的前哨战，对两人的学术体系完善都有着重要意义。

　　朱张会讲”，讲了些什么，因当时并未留下详细记载，现已难完全弄清，但从两人在会讲后上衡山的诗词应酬中，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也可以说他们上衡山的诗词应酬是朱张会讲的总结。同时，还可以从当时陪同朱熹参加会讲的学生记载中找到一些线索。根据这些，大体上可以看出，“朱张会讲”涉及的内容，既有本体论，也有认识论，至为关键、最为精彩的是中和说。会讲是围绕《中庸》的“中和”说而展开的。“中和”出自《中庸》：“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意思是说，喜怒哀乐的情感没有发生，可以称之为“中”；喜怒哀乐的感情发生了，但都能适中且有节度，可以称之为“和”。中是天下最为根本的，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法度。“中”与“和”是理学心性哲学的重要范畴，中和说就是处理二者的关系，一直受到理学家的重视。

在“中和”说辩论中，由于他们接受的理学都来自二程的洛学，其辩论的前提，即“中”与“和”内涵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差别，区别只是二者的关系问题。朱熹认为：人必须在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去体认、涵养纯静的先天本体；然后就会在喜怒哀乐“已发”的“处事应物”中符合先天道德的要求；而作为自觉道德意识的“心”，就既包括已发之和，也包括未发之中。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朱熹的“中”与“和”，在未达“心”之前是分离的，“心”是“中”与“和”的统一体。而张栻的观点不同，“中”与“和”是统一的，“未发”的先天本体必须通过“已发”的经验心理才得以显露出来。也就是说，没有“已发”，也就谈不上“未发”。因而，道德修养的重点是在“已发”，用“已发”“察识”“未发”，“已发”呈现主动性，进而符合“未发”，形成统一体。朱熹曾概括他们的区别，张栻是“动中见静”，而他自己是“静中见动”。这些区别使得他们在岳麓山下，对理学那些抽象范畴、命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朱熹对张栻的观点表示钦佩，并在后来接受这一观点。张栻对朱熹给予特别尊重，热情接待。论点的不同，并未影响两人的交往，反而，让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认识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还要回到实践中去检验，根本不存在有先天的认识本体。从朱张会讲看，他们都是在这个先天本体的基础上来讨论“中”与“和”的，“朱张会讲”，涉及到认识论，又超出了认识论。且朱熹一直主张“理在气先”，“太极即理”，这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他们与辩证唯物主义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但我们可以看出张栻的观点，稍靠近“实践出真知”这一判断。张栻的“已发”呈现主动性，强调在处事应物的活动中体认、实现先天的本体。张栻强调“太极即性”，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成分。除去先天本体不说，就认识过程而言，与实践有一些相似之处。而朱熹的“静中见动”，则是要求“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即在经验心理“未发”时体认这个先天本体。但我们不能苛求他们，让他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那就不是理学了。他们的理学仍是一座历史丰碑。

　　“朱张会讲”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游人能参与到这个850多年前的思辨讨论中来，固然很好，能究其高低，参与评论，更是美妙。但没有必要人人参与，只有一点是要知道的：即学术问题可以通过辩论而融合，无需用扣帽子、打棍子的方法来解决。同理，文化可以通过交流而并存，不必强推或制裁。只有通过交流，才能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相互发展。

访完岳麓书院就要返肥了，我暗自责备自己，总是喜欢把外出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连会一下朋友的时间也不剩。重访岳麓书院，舍一餐美食，换一顿精神大餐，又有些安慰。可见，对那些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处所，一次参访是不能穷尽的，常看常新，每一次都能获得新的东西，也使我对古希腊先哲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有了新的理解。

2019年12月完稿

2024年9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