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记忆（一）

何苦呢

　　非比寻常而饱经苦难的十年。

在文化大革命前夜的1965 年我因入学年龄不够月份，也因幼时上学心切，只能舍近求远跨过新桥（龙开河上之前唯一的一座老铁桥，这是后来建的一座水泥桥，从未命名，故而九江人一直叫他新桥）选择去龙开河西岸的滨兴小学，上了学前班，次年我小学新生一年级，转入离家更近的九江市湓浦街小学读书。

记得上的第一堂课，乃是很容易认识有着图文并茂的“日月水火，山石田土”……课文。当我尚未将基本汉字全然掌握之际，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风暴澎湃而至，且波及学校，呈现“停课闹革命”之态以及“五二二学制（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甚至开卷考试亦成常见之景，以致这一阶段的学生大多伦为知识贫匮的一代人，可谓是生不逢时。

在文革期间的1972年，正值我刚刚步入初中之时，彼时我年未及十五岁，尚处青春激昂之际，在九江国棉二厂子弟学校就读。我为父亲的处境忿忿不平，坚信他不应向命运低头，于是多次不厌其烦的为父亲，频繁向省里，向中央上层致信，反映其困境与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父亲退休后在庐山休养照

　　对于现今众多年轻人来讲，是难以想象，为求一个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编制，竟会因无编制而去信北京，向党中央提出诉求。何来的聪慧与胆魄，在“十年浩劫”之年代，社会成份界限分明，伦理道德人性沦丧，很多夫妻因立场而分道扬镳各奔东西；父母子女因历史成份不清而划清界限决裂。敢于为父亲发声，需要何其的智谋与勇气。这会是个什么样的后果？这种行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难能珍贵。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食为纲等等，什么“纲”都会出现，城市生活全然受计划经济的把控。家庭的收入主要仰仗于基本工资以及依照城镇居民人口分配的定量票证，与个人的勤劳或慵懒关联不大。而工龄、职位和指标成为左右工资高低收入的关键要素。

那时，我们家人口多，涵盖正在读书的兄弟姐妹以及尚处学龄前的孩童，全家的生计皆依赖于父亲一人的收入来源。鉴于他被划定在临时工的范畴，收入始终一直处于企业的最低工资水平，即月薪三十八元永恒不变的“三八”贫困线上，相当于当时一个进入工厂学徒期满二年后的工资水准。此种待遇，乃是因他于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背负“国民党”身份，所遭受到不公正对待所至。

迄今，我依旧清晰地铭记童年时所经历的困苦。以红薯和南瓜熬成的稀饭，不单是日常饮食，更是在粮食短缺时期，我们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计划之外填饱肚子的方法。

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的分配严格按照计划进行。每人每月食用油供应只有二两，大米的分配定量则根据年龄不同，从幼儿的9斤到成年人的28斤至32斤不等。这种定量配给制度，使我自幼便学会了节俭，每餐仅敢吃到半饱，唯恐一顿之后便无以为继，这也是我在兄妹五人之中，体质最弱的一个。至于衣物，我们穿的皆是纺织工厂废弃的包装粗布，俗称土工布，经过家中土法染色之后，再手工缝制成衣裤。

尽管生活如此艰难，我们仍然坚守着。父亲是个憨厚朴实、为人低调之人，他总是以谦逊恭谦的态度处置事务。然而，他已不再是那个于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坚贞不屈、勇敢无畏的硬汉士兵，也不再是那个抗日前线依着自己的本真和天性行事的“抗日川军”一排之长。

事实上，这位后期在民国时的旧政府机米厂里总是争踊跃承担重任的本分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延续的国有工厂中，亦还是个忠心耿耿、富有良知的中年人。在刚建立新中国之初，“抗美援朝”时期，他响应政府号召，顺应形势将其自已用生死苦难中多年攒下的家当，连同私藏的金银宝贝无私的捐献给国家，来换取保全自己以掩盖那段不平凡的经历与历史，也因此幸运地暂时躲过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反右派”等政治运动。后续他仅凭自已的勤劳，期望能过上平淡的日子，这竟成了他人生的一种奢望。

但不幸的又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浪潮所至，他那“国民党军人”的身份成了正常人的特殊阻碍，被时代的洪流所遗弃，最终只得沦为一名工厂里最底层、最无保障的，永远转不了正式职工的临时合同工，即意味着在工厂内永远提升不了薪资和享有正式职工其他福利待遇。

父亲着实无法接受自己前半生为国家抗击侵略者的付出以及后半生辛勤耕耘就此化为泡影，心中盈满了无尽的悲苦与凄凉。他觉得前路漫长且灰暗，似乎每一步都沉重万分。

心中充斥着烦闷与迷茫的父亲，现实仿若一张无形的巨网，紧紧包裹着他的心灵，令他几近窒息。在这种无路可走的境遇下，他渴望逃离尘世的纷扰和喧嚣，回到那个他心目中纯净而质朴的乡村，重温儿时田园生活的宁静与美好遐想。于是在1967年，他向当时的厂革委会和驻厂军代表递交了申请，期望能够带领全家下放到农村去务农，回归土地。

对于父亲而言，选择回到农村，不单是为了摆脱精神上的痛苦与折磨困扰，也是为了远离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和相互倾轧。

文革时期的受难，说明他已崩溃到内心极点之苦，城市不如农村？己颠覆常人的想象。他这样的抉择，也恰好契合了当时国内外斗争形势的革命配套需求：一方面是由于个人历史或政治思想问题需要下放劳动改造；另一方面是备战备荒疏散城市人口以缓解计划经济商品粮食的压力。这致使了文革时期出现了“五七干校”、“五七农场”、“牛棚”等改造思想的流放场所。

▼部分检举调查资料

　　追溯着那年1967年，难以忘怀的一个寒冷周末夜晚。由于工厂与市区的家有十多公里远，父亲平日里很少回家，他通常住在郊外工厂单身宿舍里，只有在周未才会乘坐工厂的福利班车回家。那晚，他没有时间休息和取暖，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尽管四壁墙面贴满了废旧报纸，但那微弱的光芒几乎无法照亮这个狭小的空间，使得气氛显得更加沉重。在父亲的感叹叙述下，我那时还只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一边倾听着父亲的焦虑，一边翻阅着字典，一字一顿地帮他写下了那份要求全家下放到农村的简短“申请书”。报告的开头，我至今记忆犹新，引用了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这也正是那个年代常用的写作手法，其开场白必须格式化，有“最高指示”“语录”“名人名言”。

父亲曾单纯地认为，内心即夹杂着更多的是无奈：回到农村或许会有所改善。然而，这种“改善”究竟是精神上的慰藉，还是物质上的提升？如今我很难揣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新中国建立后，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尤其是那场持续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许多有着不同平凡经历和曲折命运的人们来说，是一段充满辛酸的苦难史。

当自已1967年提笔为父亲写那份，要求下放回农村去的申请书时，年幼还不能理解父亲在工厂所受到群众运动的极大心身伤害。1970年还是有一部分跳梁小丑们，不断的在收集整理父亲的国民党身份材料，设法弄出一点动静置于死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稍微懂事点时，家境也随时间推移越来越糟糕的贫困。也就是在1972年这年，才萌发出四处投递上访信。

文革之初，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如同号角，近似疯狂，激发了全国上下的革命热情。“东风吹，战鼓擂”的口号宣闹中，大字报铺天盖地，政治斗争无处不在。当权派随时随地都在遭受到冲击和打倒。面对纷乱嘈杂的社会，父亲还是遇到了一些善良的好人。当时的革委会主任，注重了父亲的本分、老实低调不惹事。暗中做了许多保护工作，劝说父亲留下，并未批准他下放到农村的请求。其主因，还是父亲一直强调过去是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只是一个挑夫没有入伍的穷苦人。

文革的残酷，部分源于父亲为求自保，刻意隐瞒了1936年至1945年近十年之中加入到国民党党员之身份并被授予尉官军衔的历史，只是参与了“衡阳会战”炮兵团运输补给。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在九江城解放前夕将所有证书藏匿于墙壁内，认为万事大吉，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然而，未曾想到的是三年后墙体倒塌，证书、委任状被人发现捡到并及时上交。在工作单位的处理阶段中，实际上一手遮天的厂长确实是个大好人，他将父亲叫到办公室里，并有意识无意地暗示其证件所放在的位置。半夜里，办公室窗子还留有一丁点缝隙，父亲在无他人知晓情况下冒险取走证件，当晚就将所有证件销毁。

父亲去逝多年后，我在办理自己的人事档案迁移时，又在不久后取出父亲档案。查阅翻看他的个人档案显示，文革中有几份检举信再次揭开了这段尘封历史，在父亲档案袋夾杂中，其外调证明书并未实质性证实其历史真正的身份。文革期间专案组专程外调这件事时，设想挖开其真实身份疑团。但在档案材料另一份记录中，原机米厂厂长的一段陈述道：不记得有这件事和并未见到有其国民党授衔证书等等重大线索。

最后考虑父亲其本质上勤劳恳干，又拿不出“定性”要件，悬挂的历史故没有作最终结案处理。至此之后安排他从事起了当时全厂三千八百多名职工中，属他干着最为苦累脏污的食堂炉前工及装运垃圾工作，直至退休。

背景下的“幸运”最大的因素，那时兴许是文盲的父亲大字不识一个的“幸运”，又因一口川腔方言叙述不清老家地名的“幸运”，而无从查找不到故乡老藉原故吧，才有幸避免未获“遣返”批准，从而侥幸躲过这一大劫难的事实。

在那个特殊的背景下，“幸运”或许成为父亲最大的保护伞。他不识字等等这些幸运的因素让他避免了被“遣返”的命运，从而侥幸躲过了这场灾难。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在暗中帮助勤劳肯干的父亲。实际上，历史证明，许多当时被“冲击、清洗、疏散、遣返”的家庭，回到农村后的生活更加难以想象的艰难，彻底地摧毁了一代人的人生梦想，这是我童年亲身看到的至暗时刻的那些年一幕幕。

▼部分资料档案解密

　　以我家曾经居住九江老城区为例，位于庐山路新桥头岗亭龙开河土坝边的第一户人家，是殷家，我们何家和殷家是世交，常有往来。然而，由于殷老伯的曾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的学员身份，好端端一个油然其姓氏样的殷实大家庭，在文革之初便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被迫变卖了城市的临街房屋及家业，全家被迫“回乡”到农村去务农。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他们生活，从城市市民变为农村村民，不仅生活变得艰难困苦，而且连带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性和方式。

除了生活上的不适，殷家的其他几个兄妹也错过了他们风华正茂、事业建树的宝贵年华。只有老大俊中，作为一名著名的书画家，早年在武昌艺专毕业后独自留在武汉工作，幸运地躲过了这场灾难。这不仅是物质上的损失，更是对灵魂深处的冲击和伤害。

然而，在文革结束后的日子里，殷家最小的儿子俊峰，凭借自身的不懈努力，赶上恢复高考的未班车，考入了景德镇陶瓷学院。如今，他也成为颇有名气的陶瓷艺术家。而其他几位兄妹，为了家庭生活，不得不放弃学业、爱好和追求，错失了他们宝贵的青春时光。

在我家所在庐山路桂支巷，巷子内拐弯处第一家邻里是梅家。他们家拥有一栋独立的两层木质结构楼房，面积宽敞。梅家有两个孩子和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参加了工作，小儿子是我的同窗，大儿子有些智障。梅老伯是一位有着文化修养儒雅的工商业者，他们家的物质生活令人羡慕，记得我小时候过春节拜年时还有幸得到梅老伯给的二毛钱红包，让我感动记住了一辈子。然而，由于阶级成份问题，梅家被迫变卖房屋，全家六口人被责令离开城市，遣返回到九江市长江对岸的湖北黄梅县农村老家。在乡下，老夫妻只能依靠四个孩子，尤其是两个成年女儿，但务农的“工分”收入极低，即使是起早贪黑，也难以维持全家的基本生活。最终，为了减轻生活压力，不得不将其中一个女儿嫁给有权势的生产队队长家，以换取稍微宽裕的日子。

紧靠梅家一墙之隔的金家，也是我们隔壁邻居,他们家就更加凄惨。金夫人，一位内心承受着沉重思想包袱的母亲，她出身于地主家庭，这层关系烙印。为了保护家人免遭牵连，怕受到遣返回乡，在一个飘着鹅毛大雪的阴冷上午，一大早送完最小的儿子到校后，一个朴实的善良妇道人，她只留下短短的遗书：“你们好好的生活，我走了！”她用其最原始而善良的方式，以死来抗衡形势，与家庭脱离关系，用生命划清界限，为家人换取在城市中生活的可能。她在无助中抛下了丈夫和四个子女,含恨投河自尽。

相比之下，我们家在那段时间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只是生活贫困，这无疑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得以幸免于难。

在文革那十年动荡不安艰难行进的岁月里，那时的父亲因政治环境因素消沉少语，因困苦穿戴也极为朴素破旧，每天工作累了一天下班后，还在郊外工厂的附近开垦些荒地种些蔬菜，想家庭日子过好些，并以此缓解心中的烦恼与压力。而那时全家住在市内，比我大三岁的哥哥，质幼的心灵也并不轻松，放学后的他很少玩耍也满城区的路段寻找，那流动工作“永远在路上”在搬运公司重体力辛苦拉板车的母亲，为其做帮手拉板车助力推车。

在文攻武斗肆虐的日子里，那时的我正就读于九江市湓浦街小学（俗称：九江三小）二年级，该校在民国时期是一所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解放后收为公立公办所有，我入学的时候还有一个黄头发、高鼻梁的洋人女教师，校舍都是青一色的青砖洋楼木地板，玻璃窗子明亮宽敞，房屋造形十分讲究，文革刚开始就顺应潮流改名为九江市东风小学。

每天“早请示、晚汇报”，跳着“忠字舞”是那个时期永恒的主旋律。其入校第一批加入少先队队员，上年度还戴着红领巾并佩戴二条杠的天真无邪的小小少年，次年就被替代换上了红小兵袖标成了撒野小子。住在市区佩戴“红小兵”肩章的我，也在那个时候，一边享受着“停课闹革命”间隙闲时，一边因家中贫困，不得不在火车站与客运码头必经之路新桥头岗亭边，摆起茶摊卖茶水，每杯茶水按大、小玻璃杯一分钱两分钱的叫卖，以贴补家用度日。

记得有一次，家中米缸没米揭不开锅，那时才九岁出头，平日里在家只有我带着二个小几岁的弟弟，拿着《商品粮供应证》和米袋，揣着仅有的一毛钱到粮店买米，我记得平时通常都是我买米，主要是只背得取十斤重，所以每次买米一般是十斤一买，而粮价均在每市斤九分五厘钱，而此次特殊的购买一斤的经历，价格在之前国家已调价在一毛三分一斤，善良的粮站阿姨即好心的帮助贴补了三分钱并帮助称了一斤大米，那一餐总算没有挨饿。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没菜吃时，我会拿着空瓶去商店打上“九分钱一斤”的散装酱油回家拌饭吃，意味着是一种极为经济实惠且便捷的吃法。也曾记得，比之稍贵几分钱的酱油，九江地产老品牌为“虾子酱油”，确也能真切地感觉到其更为高级，要更为甜、鲜、香许多。此时只会在节日中偶尔才去买上一瓶好点的酱油。这就是人们所常说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人的日子按天熬真实写照。

▼自证历史

　　对于我而言，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挑动群众斗群众，是非不分，不堪回首。因惨痛它对很多人的生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每个人的经历与感受都是独特的，对于成长在那个时代的少年来讲，他们的经历或许塑造了其性格和世界观以及工作生活的轨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