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同窗情

渔夫

同窗就是同学，但是两者稍有差别，同在一个学校学习可以算作同学，同在一个教室学习才称得上同窗。而且窗多指寒门，老话说十年寒窗苦，因此，同窗比同学要亲近一些。 我的记忆中，算得上同窗的，有小学六年的（指时间）三班，中学三年的六班，还有大学三年的电班。但来往最多的是中学的同窗同学，曾如我在之前写的《同窗40年》中说到的，小学初出人世，人生懵懂，头脑一片空白，有记忆但不浪漫。大学已近成年，且多是工作和下乡之后上的大学，人生有了积累，目的性增强，略显城府，缺少了一点顽劣和率真。中学的三年时光，恰同学少年，敢想敢做，敢爱敢恨，激情与浪漫，好恶与亲疏，溢于言表。在人生的长河中，留下最深烙印的正是这个时期，也因此形成经常相聚的群体，这些群体陪伴着我们每一个人此后的漫漫人生。 我们的中学时光，是在抚顺十六中学度过的，记得是68年入学，71年毕业。抚顺十六中学，座落在龙凤地区的一个半山坡上，在这里我们度过了三年的学习生活。这里的教室、桌椅、黑板、操场、篮球架、足球架，我都能回忆起它们的位置和样式，老师的音容笑貌，同学的稚嫩脸庞，课堂上的勤奋学习，操场上的嬉戏打闹，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中期，武斗刚刚结束。1968年夏，停课两年的十六中学开始恢复教学。我们小学五年级停课，在家待了两年，六年级没上就升入到十六中学，算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我们被编成一连九排，实际就是一年级九班，那时候都叫连排，因为文大还在延续吗，效仿军队的建制。后来班级压缩，拆分了几个排，我们从九排变成六排，一直到离开中学，到现在我们还是习惯称呼我们的班长为排长。

　　50多年过去了，还记得六排所有同学的名字吗，我是不完全记得。副排长孙道义在几年前的一次聚会上，编了一首《同学名记》，可以帮助唤起我们的记忆。我据此把它整理如下，看看是否准确。

　　抚顺十六中学71届六排同学录，69名，排长滑秀胜，副排长孙道义，孙国芳，郭仁庆，刘春生，董英利，姚秀岩，李忠林，许志明，翟永富，郭星海，韩克友，依文清，牛祥举，耿凤利，高树兴，纪长海，孔繁顺，李智 ，贾世平，王立军，刘志广，杨庚华，年雅珍，李菊，李凤珍，刘晓波，孙梅清，吴淑芬，杨秀荣，崔秀芬，杨栓琴，李学琴，随金坤，张凤兰，李桂兰，李素云，王丽华，董淑荣，林淑芬，周秀英，张秀英，王其春，张淑芹，单桂珍，张秀芝，何桂芝，范敬敏，赵永华 ，谷秀芝， 赵树兰，赵秀芳，王秀君，程琼，史玉莲，穆金龙，付荣先，耿贵起，秦庆柱，纪淑琴，陈桂芝，申泽斌，白立新，张秀荣，孟凡来，孙春田，刘国武，张德过，徐起银，张水维。不知有无遗漏和错误，欢迎同窗指正，随时予以更改。

中学时期的学习，受文革的影响，不是太正规，压缩了不少的学习内容。一是政治课时加大，时间被挤占，除了学习还安排了劳动，要下到工厂、农村锻炼。二是内容有删减，教材是新编的，要适应文革的需要。三是学校的规矩被破坏，课堂纪律松弛，下午的自习课学生会逃课。因此在中学学到的知识，很浅薄，好多知识没有学到。尽管如此，教室里的一切与我们还是亲和的，那墨绿的黑板上，留下的老师那一行行粉笔字，充实和丰富着我们的头脑，启迪和浸润着我们的灵魂。 我和李智、姚秀岩、牛祥举在中学期间，下了课经常在一起摔跤，由于个子长的矮小，他们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杨矬子”。尽管个子矮小，但是摔跤我并不是弱者，赢得时候我还是有的。面对被我摔倒的手下败将，我高傲的喊道服不服，不服再来。

　　我和孙道义、孙国芳等一群男生爱好游泳，夏天的下午自习课，我们经常到北龙风的沙场去游泳。沙场的水很深，但是水特别的清，游完泳在回来的路上，由于饿了就偷摘农民地里种的茄子和黄瓜，被看地的老农发现后，追的我们嗷嗷的跑。那时的我们就是在这种没人管的环境中长大的，也让我们学会了独立生存和生长的技能。

刘春生等几位高个子的男生篮球打的好，运球和上篮的姿势也漂亮，十六中学的篮球场上，经常会看到他们的身影，羡慕的我呀好生嫉妒。但是我很能抢球，尽管经常轮不上我上场，但是我如果有了机会上场，一般人是抢不过我的，不过裁判经常吹我放规，搞得我很没有面子。 足球是我们中学时期很受欢迎的一个体育项目，那时的我们不太讲究球技，跑的快，踢的远，你就是主力队员。那时的十六中学足球场的东面，没有遮挡，我们经常把球踢到山下的三丈六的河里，下去捡一趟球需要很长时间，等把球拣回来，上课的铃声就响了。 排长滑秀胜的家有个后院，后院有个自己盖的土坯房，这个土坯房就成了我们男生小团体集聚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商量过打篮球的战略战术，讨论过踢足球的指导方针，规划过下一步我们课后活动的方式方法，研究过课后活动的指导方向。 初中一年级，女生才十五、六岁，这个年龄中的女生，有着太多的梦想，她们喜欢唱歌，也喜欢跳舞，但是那个年代只有样板戏和忠字舞。课间和课后经常能够听到年雅珍轻声的《家住安源》激荡的歌喉。张秀英有一双编织的巧手，她用彩色毛线编织出帽子、手套以及她想要编织的一切，编织是女生们天生的一门才艺。 但是这个年代不属于她们，劳动的担子早早的就压在了她们的身上。张秀荣和林树芬是一对非常要强的好姐妹，她们响应学校的号召，起大早去捡大粪，并且把捡来的大粪，用扁担挑着往龙凤矿的农场送，路途很远，中途要翻过一座大山，记得那天下了大雪，路很滑，她们不知摔了多少跤，硬是咬着牙，噙着泪水把大粪送到地方。 孙国芳在学校好打抱不平，一次为了保护同学，他把外班的一个同学给打了，被学校关了禁闭，晚上不能回家，一名女同学知道后，从家里带来做好的饭菜送给他，用温暖和行动支持他的抱打不平。 同窗里的故事很多很多，我仅仅就我所知叙说以上，其实还有比这更加感人的同窗友谊和励志的故事，都在时间的长河中渐渐的远去。 劳动锻炼是我们中学时期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在校期间曾经到龙凤矿下井挖煤和扫皮带，无论男女生，都穿上矿工服，带上矿灯，穿上胶靴，坐竖井大罐，来到500多米深的井下采煤工作面，豁锹挖煤。挖了多少煤，能对出煤起多大的作用没人计算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劳动中了解了矿山和工人的幸苦，受到了教育，是政治课程的内容之一。 除了下井劳动，记忆最深的是两次到农村劳动。一次是到马圈子乡西川大队，时间半个月，住在老百姓的家里，每天跟随社员到山上去伐树。在十五天劳动中，我们学会了如何放倒一棵300毫米粗的大树，然后锯掉树叉，绑上绳子，几个人合力把大树的树干，拽到路旁装车，这种活是很累很苦的，而且还很危险。记忆最深的是吃饭，每个人是定量的，一顿三个馒头，一碗菠菜汤，男生都吃不饱，女生有的吃不了，攒到一起送给男生，男生就放开肚皮饱餐一顿。半个月的劳动，虽然苦累，但是在一起过集体生活，仍然让我们觉得很开心。 另一次是到新宾县红庙子龙凤矿的农场，红庙子离抚顺100多公里，那时的交通很不发达，记得是矿里出了两台大解放汽车，我们坐在或者站在卡车的车厢上，开了4个多小时才到农场。放到现在这是绝不能允许的，大板车上坐了30多人，有的还坐在大厢板上，非常的危险，在车拐弯和上坡的时候，很容易把人甩出车厢，但在当时的年代，谁也没有这种安全意识，年轻的中学生反而开心的看着车外的风景，一路欢歌。这次劳动的时间是两个月，住的是农场盖的平房，南北大炕十几个人一个屋，有点像部队的连队生活。由于时间较长，每天除了下地干活，还安排了学习文化课程，我记得三角函数就是在农场学的，那时叫亦农亦学，学农结合。

　　从红庙子劳动回来之后不久，我们就毕业了，那是1971年12月。从此我们离开十六中学，走向各自的再教育岗位，其中的一大部分同学，奔赴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谁也无法改变。是被动的接受教育，还是主动的教育自己，那是每个同学自己的故事，是生命中抹不掉的深刻记忆。

毕业十五年后，有同学提出应该搞一次同学会，毕竟我们毕业十五年了，大家聚一聚，见个面，说说话唠唠嗑。这个提议立刻得到部分同学的赞同，于是在排长滑秀胜副排长孙道义等几位同学的张罗下，开始筹备起来。首先选择地点，经过商议大家一致同意到水库小青岛，在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的大自然中，庆祝我们毕业十五年的相聚。确定地点后又选定了一个日子，就开始打电话发通知，联系大客，采购食物，准备野餐用具等诸多事宜，承办这件事的几个同学做了分工，各负其责，在大家的努力下，促成了这次毕业十五年的相聚。 2016年，我们毕业45年，在华秀胜，孙道义等同学的倡导下，又组织了一次同学相聚，这次同学来了四十人，占全班同学总数的三分之二，算是比较多的了。聚会的地点选在了关山水库的宾馆。首先我们拍了集体照，在水库游了船，在宴会上喝了很多酒，席中自发的唱起了中学时期的歌曲，是难得欢乐和兴奋的一次同学聚会。 2018年夏，同窗50年，从入中学开始算起。根据部分有意愿的同学，就近就便的找了个地方吃了一顿饭。人员较少，十六、七个人吧。尽管人少，反而相对好搞，找了一个会所，大长桌的那种，相对而坐，便于聊天交流，饭后还有卡拉OK，同学都比较尽兴，类似于一次小型联欢会。 毕业之后的同学相聚应该不算是太少，个别的八九个人一桌的聚会，应该很多，一些喜欢动和闹得同学，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也可能不止，但真正有些说法的，或者是值得纪念的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以上三次，叫做同窗毕业十五年、四十五年、四十七年（从入学算同窗五十年）。

　　今年是同窗毕业五十三周年，所有的同学都已经进入古稀之年，应林树芬同学的建议和要求，让我把同窗的事情做个归纳，我实在是力不从心又不能拒绝，于是把我以前写过的文字编辑整理，算作是对林树芬同学的一个回复，不知是否合适，也算对同窗的情谊通过此文以志纪念，希望我们的同窗友谊日久天长。

　　文字：渔夫

摄影：渔夫

音乐：渔夫

2024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