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峰尽（46）

法律与人生

【随笔】

有关清末宪法组织研究的一篇跋文

李启成

《碧血难招蜀道魂——晚清资政院研究》写作告一段落，我却没有以前完成书稿后那么喜悦，可能是已出过书，渐渐疲了吧，抑或还有其他，说不清楚也不便说……

对资政院感兴趣，回想起来很有些年头。早在二十年前撰写《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博士论文时，即有很强烈的感觉，晚清以司法独立为导向的司法改革是整个君宪的一部分，不考究晚清君宪而就司改谈司改，不论如何进行资料发掘，皆有画龙没能点睛之憾。

业师李贵连教授访日归来，带回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大木文库所藏《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的复印本。初读之时，我即很震撼，原来百多年前的先辈们曾做出了这许多的努力，其风范、其识见，都让我等后学高山仰止！那时即萌生整理点校出版的念头。2009年到中国台湾政治大学交流，跟黄源盛教授聊及这一想法，得其鼓励。后又在北大图书馆古籍部发现印本，得以参照订正。于2011年得以正式出版《速记录》点校版。

为了对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有更真切的了解，需要尽可能回到现场，我决心补充更多的原始资料，拟出个修订版，为后来者研究资政院打下较为翔实的资料基础。《速记录》（修订版）已由商务印书馆于2022年出版。

在这持续阅读和搜集原始资料的过程中，经考察既有的研究状况，我又萌生了深入研究的兴趣，于是从2012年即开始了本书的写作。断断续续，其间，还以此为研究对象，申报了相关课题并得以立项。转眼，十来年又过去了。

在给学生上课时，我多次提及，本人服膺于乾嘉学者所归纳的学问无外乎“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说。古今中西，有变有常，常中生变，变中有常，义理是要把道理讲透彻；考据就是拿证据来，靠坚实可靠的证据说话；辞章则为用准确流畅优美的文字把前二者的内容表达出来；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用今天的话来讲，是要有现实关怀。我以为，法史学者需要有现实关怀，但现实关怀不应仅停留在简单喊口号以应景；也不应该是冀望于抽象归纳出几条几款。如能归纳出，司马光及其编纂团队早就已归纳出来了，事实上作为成品的《资治通鉴》最终还有294卷300多万字这个庞大篇幅。我理解的现实关怀，更多体现在作者选择具体研究对象时，何以厚此而薄彼；研究者一旦选定研究对象，在具体研究过程时则应尽可能地“虚心”和客观，暂时将经世意愿搁置一旁。毕竟，学者要靠“学”而非“术”来施展其抱负。

复国无望，但心系苍生，为保存故国文献，万季野北上修史，其师黄梨洲赋诗饯行，有云：“不放河汾身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虽不能至，梨洲师徒此等气象格局，让我真正铭感于衷！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即时时以此自勉：力争在写作时保持“虚心”，对资政院议政进程的梳理，只是拿出证据来，尽可能让证据说话。落脚点则在对晚清君宪之失败进行必要的省思，此实义理之所在。限于学养，未必省思到位，但这是我致力的方向。

在写作过程中，我每每对杜维运教授的这段话感同身受：“历史变动最剧烈的时代，每在朝代更易之际，历史的真相，也最易在此时失去。史学家此时以政治上的因素，往往不敢秉笔直书，旧朝殉国的烈士，守节的遗民，赴汤蹈火，呼天抢地，史学家固不敢为之作传；即旧朝完善的制度，优美的传统，也每被诬蔑或曲解。天地的元气，历史的真精神，往往存在于失败者与少数人之间。”资政院本属历史，而且是一段彻底失败以致烟消云散的历史；资政院议员们既非于乱世之中能斡旋乾坤的关键人物，但也不是升斗小民，其中多属有家国情怀的士大夫，其政见虽有新与旧、礼与法、君宪与共和之歧，但都在为那个危如累卵、遍地饿殍的国家和亿万生灵苦苦寻觅出路。

那些始终坚持君宪，倡导为国以礼的保守者，于清室未亡之际，尚被时人目为迂腐不达事变；及至辛壬鼎革，清室运终，民国肇兴，他们依旧坚持其政见，睹时局不可为，选择归隐，上焉者服务桑梓，下焉者诗书自娱，以遗老终身。读北大历史系赵冬梅教授的《法度与人心》，在谈到儒家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时，作者感慨：“古人说儒家迂远，孔子迂、孟子迂，所有纯粹的儒家都迂。”这引发了我强烈的共鸣，自然想起了王安石那首诗：“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这些保守的议员们，斯人生于斯世，迂和不迂、幸与不幸，何足道哉！因为他们真正活过，努力过！

我曾在一篇关于郑观应的文章中感慨：积四十多年的时间，他始终坚持君主立宪，在近代中国这个“十年一变”的时代，独具特色。在他本人，固然是择善固执，就时代思潮而言，则是不合时宜的时候居多。但他坚信其所选择的固本开新一途，较之其后生辈——二十世纪中国诸多弄潮者——片面迷信制度而忽视新人、新民，郑观应的思想，实有其值得深思玩味处。被后人认定“保守”的资政院议员们，较之那些视与时俱进为常、实则在政治漩涡中大肆投机的聪明人，其高下不言而喻。过宗周而不悯黍离，登北山而不忧父母，感阴雨而不念故夫，闻山阳笛而不怀旧友，此类人虽居高位，处时代弄潮，又何足道哉！故我在写作时，想重点写写这些后人眼中的“保守迂腐”者，但限于文献和学养，虽有此心，愧未能道其万一。如能得学友，爬梳故实，提玄钩沉，发幽阐微，实为万幸！

我集中精力写作书稿之际，正值疫情肆虐，人心惶惶。独处书斋，写作之暇，习惯性翻阅阳明先生文集，偶然读到《告谕庐陵父老子弟》，在此重重隔离之时，不能无感。此乃先生正德五、六年之交（1510-1511）于庐陵知县离任时所作。先生由贬谪龙场出宰庐陵，在任时亦逢大疫，危及民生。先生处此，除引咎自责、主持救济外，将导民于善、兴孝行悌，以移风易俗为首务。其与民同患、视民如伤之心，见字如现场目睹：

今灾疫大行，无知之民惑于渐染之说，至有骨肉不相顾疗者。汤药饘粥不继，多饥饿以死，乃归咎于疫。夫乡邻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于骨肉不相顾！县中父老，岂无一二敦行孝义，为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于罪，犹且三宥致刑，今吾无辜之民，至于阖门相枕藉以死，为民父母，何忍坐视？言之痛心，中夜忧惶，思所以救疗之道，惟在诸父老劝告子弟，兴行孝弟。各念尔骨肉，毋忍背弃。洒扫尔室宇，具尔汤药，时尔饘粥。贫弗能者，官给之药。虽已遣医生、老人分行乡井，恐亦虚文无实。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见告。有能兴行孝义者，县令当亲拜其庐。凡此灾疫，实由令之不职，乖爱养之道，上干天和，以至于此。县令亦方有疾，未能躬问疾者，父老其为我慰劳存恤，谕之以此意。

隔离固然有助于减轻疫情，但过犹不及，人与人之间患难相扶、相亲相养更是人道之常，可不念之！但愿疫情早去，一切回归正轨！

教学相长，所言非虚。写作之初，即请当时还在读的博士生张一民、王若时、郑金鹏、梁挪亚帮着查阅了不少资料。及至初稿完成，博士生何舟宇和黄炜又帮着我校稿，尤其是舟宇，在仔细核对资料的基础上，纠正了文中的多处讹误。本书得以出版，最得感谢商务印书馆编审王兰萍大姐和编辑高媛女士的大力推荐。

及至交稿后，等了数年的一档馆资政院卷宗电子化突然有了结果，可以查询了，我遂选择需要查阅的档案条目，安排在读博士生和硕士生何舟宇、孟孜谦、翟文豪、尤紫乐、叶欣茹和吕少丽去馆内录入备用。之后又花了两个多月进行资料补充、论点修正等工作，最终才得以定稿。在此过程中，再一次深感法史学研究资料的极其重要性：考据实为根本，证据出了问题，义理则不免流入臆想，辞章成为花架，经济自然落空；小题大做、论从史出，实乃学术研究之不二法门。

在写作出版过程中，我处处感受到温暖，有太多的知己友朋，恕我放在心里致谢，并相约砥砺前行：“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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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启成辛丑暮春于燕园陈明楼办公室

壬寅仲冬再修订于京西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