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 参观大运河博物馆纪实

zmzg成全

三星堆遗址，原名兴古遗址，后以三星堆首先发现大面积文化层并多次正式发掘而命名，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鸭子河南岸，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的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千米，年代距今4800—2800年左右。

三星堆遗址

以夏商时期三星堆古城为主体，依托鸭子河，横跨马牧河，形成经东、西、南三面城墙及北例鸭子河的防彻体系，古城面积约370公顷，可分作祭祀区、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并有三星堆，月亮湾等重要夯土建筑遗迹，体现出高度繁荣、布局严整的古代都邑气象，在中国已发现的同时期古城遗址中，规模名列前茅，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古文化遗址。其中出土的大量实物证明了古蜀国的存在。

三星堆遗址的存在，对探索人类早期的政治组织及社会形态的演化，对研究早期国家进程、宗教意识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历史沿革

民国十八年（1929年），当地农民燕道诚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这被认为是三星堆遗址的最早发现。

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华西大学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亦有记作D.C.Graham ）、林铭均教授等确定月亮湾出土的玉器为先秦之物，并将大部分玉器收归华西大学博物馆。

民国二十年（1931年）6月，在广汉传教的英籍牧师董宜笃与华西大学美籍教授戴谦和到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察和摄影。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美籍教授葛维汉、馆员林名均等，在时任广汉县县长罗雨苍主持下，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试掘，出土器物由华西大学博物馆保存。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三星堆科学考古。

1951年，由四川省博物馆杨有润、张盛装组成的调查小组恢复了对月亮湾一带的考古调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由四川省组织的专家首次对该遗址进行调查。

1953年，为修建天成铁路保护文物古迹，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教授率人专程前往广汉月亮湾遗址调查。

1956年，四川省博物馆王家祐、江甸潮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较大范围的调查，除调查月亮湾及鸭子河一带外，还调查了与三星堆遗址有关的新繁水观音遗址。调查期间，王家祐等人动员燕氏家人将保存的玉石器捐献给了国家。

1958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对月亮湾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

1963年，在冯汉骥先生主持下，由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对月亮湾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古蜀文化遗存。

1976年，三星堆遗址点附近广汉高骈乡机制砖瓦厂发现一座坑类遗迹，出土镶嵌绿松石铜牌饰1件、玉戚1件、玉刀1件、玉矛1件，分别为商代晚期后段及可能是三星堆遗址三期的作品。

1980年，当地砖厂工人在三星堆坡地取土时挖出大量陶片和石器，四川省文管会立即派人考察，并派出考古工作队进驻三星堆，开始对这一古蜀遗址进行正式发掘。

1980年5月，四川省博物馆王有鹏与广汉文化馆敖天照主持了三星村三星堆遗址的调查和试掘，发掘面积125平方米，出土了许多陶石器标本。为此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正式发掘。

1980年11月26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组成联合发掘组对三星堆遗址第Ⅰ发掘区进行正式发掘。发掘工作至1981年5月25日结束。发掘1100平方米，发现房址18座，灰坑3个，墓葬4座，以及大量陶器、玉器、石器等。通过这次发掘，大体认识和了解三星堆遗址出土物的特征和古蜀人居住房子的结构及葬式。为此将该遗址正式定名为“三星堆文化”。

1981年4月23日至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空军司令部两次出动直升机对发掘出的房屋遗址、墓葬、灰坑等进行总体的空中拍摄，这是中国考古发掘史上利用航空器材对考古遗址进行拍摄的首例。

1981年4月23日至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空军司令部两次出动直升机对发掘出的房屋遗址、墓葬、灰坑等进行总体的空中拍摄，这是中国考古发掘史上利用航空器材对考古遗址进行拍摄的首例。

1982年，国家文物局将三星堆遗址列为重点考古发掘项目。同年4月，由陈显丹、敖兴全在三星堆堆子的南部主持了一次小规模发掘。这次发掘发现了不少的动物牙齿和禽类骨骸。 同年7月，在陈显丹、陈德安的主持下对南兴乡的真武村、王家院子、三星乡的仁胜村等处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三星堆文化的遗存分布已延伸到南兴乡以外的三星乡，其分布远远超出过去所掌握的范围。

金面罩在三星堆遗址3号坑出土。这具新发现的金面罩重约100克，是截至2024年6月三星堆发现最完整的一件。

青铜大面具

青铜大面具在三星堆3号祭祀坑出土，宽131厘米、高71厘米、深66厘米，重131斤，是截至2024年6月已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体量最大、保存状况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其宽颐广额、棱角分明，眉部、眼睛、嘴唇等线条流畅、皆突出于面部，粗长眉作扬起状，面具的两侧上下及额部正中有方形穿孔，可能是用于固定用途。青铜大面具是三星堆文化典型器物，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体现了古蜀先民对自然万物与人神世界的理解与思考。

2022年1月31日晚，中国农历春节除夕夜，青铜大面具作为三星堆“重量级”文物登上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进行展示。

1984年，考古工作队在三星堆北面真武宫西泉坎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和石器，发现了石器生产加工作坊遗址，并发现了城墙，对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与面积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1985年，对三星堆北侧又进行了发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陶器与石器。

1986年3月，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县政府，联合开展了大规模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在三个月内，发掘53个探方，总面积1325平方米，清理出房屋遗迹二十多处，出土大量陶器、玉石器。通过地层叠压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到，古蜀文化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两千年的延续从未间断过，为分期提供了科学的重要佐证。

1996年10月，中日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环境考古调查工作。

1997年11月至1998年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博物馆对三星堆遗址仁胜砖厂墓地进行发掘。此次发掘面积934平方米，共发现墓葬28座，发现了大量玉石器，其中具有良渚文化“玉锥形器”的发现，引起研究者对三星堆玉石器的文化渊源关系进行重新思考。

商代青铜戴冠纵目面具

商代青铜戴冠纵目面具位于三星堆博物馆青铜馆第一个展厅即面具厅。以纵目面具为代表的青铜面具群，是三星堆最有特色、最具精神文化内涵的文物类型之一。三星堆遗址共出土青铜人面具20余件，这些面具均与人脸“三庭五眼”的标准比例不合，五官的夸张正是为了拉大与现实的距离而凸显其神性。

其中一具商代青铜戴冠纵目面具，造型十分奇特。面具双眼眼球呈柱状外凸，向前伸出约10厘米，双耳向两侧展开。据说，该面具出土时尚见眼眉描黛色，口唇涂朱砂。有专家认为，面具的眼睛大致符合史书中有关蜀人始祖蚕丛“纵目”的记载，由此判断它与神话中“人首龙（蛇）身”“直目正乘”的天神烛龙有关。

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发现6座三星堆遗址祭祀坑。

2022年至2024年，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与玉石器生产加工相关的遗存，经专家初步判断为玉石器“生产车间”，年代为商代中期，距今约3500年至3400年，比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更早。

截至2024年6月16日，3号到8号祭祀坑已出土有编号文物近13000件，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面积不到20000平方米，占整个遗址总面积的千分之一左右。

青铜大立人

青铜大立人是三星堆文物中又一件举世瞩目的重器。它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高172厘米，头戴高冠，身穿窄袖衣，脚戴足镯，双手环握中空，环抱胸前，形象典重庄严。它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毋庸置疑，在三星堆文明中迄今为止岁发现的所有器物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属那些夸张瑰丽、奇特神秘的青铜艺术珍品了。就人工造物而言，这些青铜器物已经超出了今人对历史中青铜器概念的判定上限，因此它们一经出现便夺了世人的眼球，让人不禁思考，古蜀文明之时的人们，创造这些非同寻常诡谲特异的青铜像，它们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三星堆文明中诡谲的青铜造像，究竟是什么身份？

“这尊青铜大立人高2.61米，重180千克，是名副其实的“大立人”，这种高度在商周时期乃至世界青铜文化古文明中都是极为罕见的。当这尊大立人惊现于世时，也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古蜀人建造这样一尊庞然大物究竟是作何之用？其目的或许能从大立人“随身携带”的一些细节中参透一二。

大型青铜通天神树

大型青铜通天神树是三星堆博物馆综合馆的压轴展品。它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造型奇异、风格瑰伟，体现了高超的冶铸技术和艺术水平，是中国迄今所见的青铜文物中形体最大的。青铜神树铜树底座呈穹隆形，其下为圆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

三星堆遗址三期文化遗存距今约3300年—3100年（约当商代后期），重要遗迹有仓包包城墙、青关山等地点大型建筑遗迹和三星堆地点祭遗存。主要遗物有青铜器、金器、玉器和陶器等类，其中，青铜器有尊、罍、大立人像、神树、人头像、面具、神坛等，金器有面具、金杖等，玉器有璋、戈、璧、琮等，陶器有三足炊器、高领瓮、觚形器、高柄豆、厚唇侈口缸、矮领瓮、鸟头柄器、盉、平底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