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董世德——其他产业及经商之道

万有裕

再说董世德——其他产业及经商之道

万有裕

阅读完《沈阳洗浴业先驱——董世德（董六）》一文后，读者们意犹未尽，纷纷对董世德的“百花香馆”（亦称百花仙馆，在这里我们尊重董世德孙女董秀薇的说法）及其他产业细节表现出浓厚兴趣。鉴于此，我们不妨借此契机，再深入探讨一番，以全面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一、百花香馆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百花香馆，这个名字背后所代表的，是一处深植于历史土壤中的青楼。尽管它可能并未登大雅之堂，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它的存在不仅合法，更是社会的一部分，被广泛接受。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对娼妓行业的记载可追溯至三千多年前。这一行业，作为社会百态中的一角，多数时期都拥有其在法律上的地位。正如黑格尔所言，“存在即合理”，而孟子也曾言，“食色，性也”。这两句至理名言，从哲学和人性的角度，阐释了这一现象的合理性和其根植于人性的基础。

在中国的古代，娼妓行业不仅仅是满足生理需求那么简单，它还与文化艺术、社交娱乐紧密相连。许多文人墨客，在狎妓的同时，也在此寻找灵感，创作出许多流传至今的诗词歌赋。比如唐代诗人杜牧、白居易，就曾写下了许多关于青楼的诗词，使得娼妓文化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此外，青楼女子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许多才貌双全的佳人。如宋朝的柳永，他与青楼女子交往广泛，创作了许多词牌，其中《雨霖铃·寒蝉凄切》便是与青楼女子相识后所作。这些青楼女子，不仅在当时的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鸦片战争标志着大清帝国的衰败与沉沦，一纸纸不平等条约如同丧钟，逐渐剥夺了中国的主权与利益。然而，在这片沉寂的土地上，新的商业生机却悄然萌发。

1903年，随着中美、中日通商续约的通过，奉天这片古老的土地，曾经的清朝禁地，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成为对外开放的商埠。清政府在1906年划定了万余亩的土地，专门供外国人经商使用，这片被政府收买的土地，为外国商人提供了新的商机。

1918年，张作霖作为奉天的统治者，为了推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南市场和北市场进行了大规模的商业规划。北市场被划为正界，南市场则为副界，这一决策为沈阳的商业繁荣奠定了基础。

尽管商埠地角色已被确立，但外国人的迁入和投资并非一蹴而就。最初，这片土地依旧荒凉，仅有那些逃荒者、流浪者和生活无着的百姓在此求生，他们的身影在风中摇曳，如同破碎的旗子。然而，1920年，张作霖的一纸决定，如同春风化雨，改变了这一切。

他在十间房划定了一片新的区域，平坟辟地，如同画龙点睛，先后开设了戏园子、赌场，接着是一系列的商行、饭铺、茶庄、客栈、药房、浴池、理发馆、照相馆等，北市场由此得名。这些买卖如同雨后春笋，拔着节的生长出来。

为了迅速繁荣北市场，张作霖又下令，将原火车站、大西门、九门等地的妓院迁至北市场，并在平康里、宜春里、永宜里等地设立了妓院。周边随之出现了当铺和放贷的钱庄，五行八作汇集于此，使得北市场转眼间成为了沈阳闻名遐迩的杂巴地，一个充满烟火气、五光十色的商业奇迹。

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史，皮肉生意几乎成为繁华城市的标配。这不难理解，因为繁华城市必然是人流高度聚集之地，人的聚集自然带来市场与需求，进而催生出提供相关服务的人，这一切发展顺理成章，既合乎天道，又遵循人性。

（南市场的站街妓女）

在南市场，这片与北市场相互映衬的土地，虽然位居副界，却率先在1919年铸就了自己的传奇。在这里，沈阳的繁华篇章得以提前翻开，迅速成为城内著名的妓院聚集地。潇湘书馆、万顺书馆、桂花书馆等八家知名妓院，散发着诱人的光芒。天宝、桃园、荣华等二十六家二等妓院，以及散布在小南冈两条小街上的三等四等妓院和烟馆，共同织就了一幅热闹非凡的画卷。这些地方的存在，为南市场带来了最初的生机与活力，如同悠扬的乐章，唤醒了这座城市的每一个细胞。

《辽宁民政志》的记载揭示了1909年奉天省城的繁荣与喧嚣景象。当时，省城内已有114家妓院，妓女多达729人。随着开埠后的快速发展，妓院数量急剧攀升，一发而不可收拾。其中，北市场尤为突出，汇聚了148家妓院，且多为三等妓院，如四喜堂、迎春堂、鸿喜堂、宝泉堂、响铃堂、福发堂等，它们如同城市中的梦幻珍珠，散发着诱人的色彩。

此外，还有日本人开设的妓馆，如惠积馆、金童馆、金城馆等，这些场所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异国风情。到了1935年，奉天省妓女总数已达13621人，沈阳则有2063人，此外还有众多暗娼存在。当时甚至有传言：沈阳的妓院一等在日本站，二等在南市场，三等在北市场，四等在大西“半掩门”，这反映了当时沈阳妓院业的繁荣和娱乐业的畸形发展。

在那个时期，娼妓行业实行合法化，登记在册的妓女超过6000人，其中在高档妓院登记的有1000多人。这一数字背后，是一段充满争议和复杂性的历史篇章。大型工厂的厂主甚至会为每月表现优秀的工人包下妓院作为奖励。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开放，但也引发了诸多道德和伦理上的争议。这样的奖励机制，既是对工人辛勤工作的认可，也可以被看作是对他们的一种诱惑和腐蚀。

除了中国的妓院，日本、朝鲜、白俄等外籍人士也开设了自己的妓院，其中日本人的红叶馆妓院尤为出名。这些外籍妓院为沈阳带来了更多的异国风情，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种族和文化冲突。

这一时期的沈阳，成为了各种文化交织、娱乐业繁荣的特殊地方，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这里的每一砖一瓦，每一街一巷，都承载着那段过往历史的记忆。

董世德，这位在奉天初涉澡堂业的商人，凭借其精心管理与周到服务，成功地挖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然而，洗浴行业的利润微薄，他意识到，若想实现财富的快速增长，必须寻找新的领域，一个既能最大化利润又不违反法律的新领域。

在青叶町平康里购得地皮并建造居所后，董世德的妻子陈氏，一位曾在扬州妓院担任女佣，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与人脉的女性，从扬州迁至奉天。到达奉天后，她决定重操旧业，负责“讨人”事务，并将所有积蓄交给董世德。加上董世德经营汇芳园澡堂的收入，他们有了充足的资金。

他们邀请了包括徐师傅在内的多位同乡，共同筹备开设百花香馆。百花香馆的开设，不仅是董世德与陈氏商业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也是他们生活的一次重要跨跃。在这个新的舞台上，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陈氏，这位出生于1873年的扬州女子，与董世德年龄相仿，却经历了与丈夫相似的艰辛。她早年失去双亲，十几岁就开始自食其力。在扬州的一家妓院中，她担任女佣，负责采购生活用品、衣料以及制作衣物等对外事务。这段经历不仅让她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也让她结识了许多人脉。

与此同时，董世德在江都县学成出师后，于扬州开设了自己的裁缝店。他凭借精湛的技艺和良好的口碑，声名远播，人称董绣匠。陈氏因常到裁缝店为妓院的姑娘们制衣，与董世德相识。两人情投意合，迅速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成为志同道合的伴侣，而非世俗眼中的姘头关系。

1900年左右，董世德与陈氏结为夫妻，并共同育有一女。值得注意的是，董世德并未因此与乡下的原配妻子离婚，这种情况下，陈氏与原配妻子之间相处融洽，共同维系着这个家庭的和谐。

董世德自闯关东抵达奉天之后，频繁穿梭于扬州与奉天之间。每次归家，他总爱向陈氏讲述奉天的种种见闻，其中自然少不了谈及卞家经营的妓院。随着董世德在奉天南满附属地平康里安定下来，陈氏也毅然决然地跟随丈夫的脚步，来到了这座繁华的城市。

初到奉天，陈氏便主动接触卞家，并通过将亲生女儿嫁给卞家老二卞敬源，与卞家结成了深厚的亲缘关系。这一举动不仅加深了她与卞家的联系，也为她日后的商业活动铺设了坚实的基础。这种策略性的婚姻联盟，在当时的商业社会中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能够为个人或家族带来更多的资源和社会地位。

陈氏很快意识到，将扬州的女孩带到东北，送入妓院谋求生计，是一个既能满足多方需求又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买卖。她凭借早年在扬州积累的人脉资源，以及对女孩们才能的精准判断与妥善安排，赢得了女孩及其家人的信任。因此，她无需费力便能吸引众多女孩主动投奔而来。

陈氏在安排这些女孩时，展现了她的细腻和管理才能。她总是根据她们各自的特点与优势，为她们在奉天的妓院中找到最适合的岗位与工作内容。这种因人而异的安排方式，不仅确保了女孩们能够在新的环境中迅速适应并发挥出自己的最大价值，也为她赢得了更加广泛的声誉与客源。

1919年，扬州遭遇罕见大旱，百姓生活陷入绝境，饥饿与死亡如影随形。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家庭为了生存，不得不忍痛将家中的女孩托付给陈氏，希望她能带领这些女孩闯关东，讨一活路。

起初，陈氏将带来的女孩送往卞家开设的妓院，从中获取了一笔可观的卖身费用。随着与卞家的关系日益密切，她逐渐将业务扩展至南市场的多家妓院。江南女子以其清秀的容貌、温柔的性格和悦耳的声音，在奉天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也因此获得了更丰厚的小费收入。这些收入在扣除必要的上缴费用后，一部分归陈氏作为“房头”的报酬，一部分则寄回女孩的老家以孝敬父母，女孩们自己也能留下一些零用钱。

（奉天驿站前）

虽然陈氏的这种行为，在当今社会看来无疑属于“贩卖人口”的范畴，是违法的且充满罪恶的，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整个色情业都是合法的存在。许多无依无靠、缺乏文化的女性只能依靠这种方式来维持生计，养家糊口。

陈氏从不强买强卖，而是尊重女孩及其家庭的意愿，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老家人自愿将女孩送来请求她带走。对于经济困难的家庭，她甚至不收取任何费用。因此，在扬州和奉天两地，陈氏都享有良好的口碑，被许多人视为救命恩人。她带出的女孩们也都对她心存感激，认为她给了自己一条活路；而老家送女孩来的人，也对她感恩戴德。

"清音小班"在北京八大胡同的声誉远播，让陈氏洞悉到高端娼妓市场的巨大潜力。尽管她未曾接受过正规教育，但她的生活经历和在妓院的工作经验，使她对如何培养妓女、如何满足顾客的高端需求有着独到的见解。于是，她决定将江南美女的独特韵味和才艺带到奉天，营造一个集美貌与才艺于一身的“淮扬小班”。

于是，陈氏将原本送往卞家妓院的姑娘全部召回，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淮扬小班”的打造中。她凭借自己的审美眼光和调教技巧，将这些江南女子塑造成了奉天城中的一道璀璨风景。不久，百花香馆因“淮扬小班”的卓越表现而声名大噪，吸引了众多客人的喜爱和光顾，甚至一度超越了卞家妓院的生意。这一行动也在无形中为日后与卞家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事业取得了成功，陈氏却从未忘记对家庭的关怀与对丈夫董世德的支持。她全身心地爱着董世德，将自己辛苦赚得的每一分钱财都交给他管理。在陈氏的帮助下，董世德得以抓住每一个商机，店铺一家接一家地开设，最终在商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成就了一番辉煌事业。

百花香馆，那座坐落在奉天驿附近的二层小楼，不仅是一个娱乐的殿堂，更是一个集戏曲、餐饮、休闲于一体的综合娱乐中心。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周围商家的繁华买卖，加之那些来自江南的“淮扬小班”女孩们，共同吸引了无数顾客，使得生意蒸蒸日上。这里的主要常客群体是来自黄县的商人和伙计，他们不仅在此寻欢作乐，更在此享受戏曲和美食，将百花香馆视为休憩和娱乐的梦幻之地。

董世德的侄孙子董祥万回忆起他的童年时光时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们一大家人居住在大西边门，经常地乘坐马车前往南二条的自家买卖——百花香馆，在那里吃饭、看戏、沐浴，一天的时光就在这愉快的氛围中悄然流逝。有些人，不论男女，还会在小卖所悄悄吸食大烟。在那段时间，百花香馆和大观园澡堂的生意极为兴盛火爆。

董祥万还透露，尽管社会上流传着董世德在北市场、南市场拥有妓院的传闻，但事实上，董家唯一自家经营的只有南二条的百花香馆。那些关于北市场、南市场的妓院属于董世德的传言，其实不过是说书艺人为了娱乐听众而编的故事，董世德并非妓院行业的领军人物。《辽宁民政志》一书中的记载，提到了“妓女同业公会叫水会，当时推举刘虎臣为会长”，这一事实也进一步印证了董祥万的说法，即他的爷爷并非妓院行业的头目。

二、大烟馆

董家在平康里的商业布局展现了他们的商业眼光与灵活性。百花香馆与大观园澡堂子的配套开设，不仅满足了顾客的多样化需求，还通过提供一站式服务增强了顾客的粘性。澡堂子内小卖所的设立，更是对顾客需求的精准捕捉与满足，体现了董家在管理上的细致入微。

然而，小卖所偷偷售卖大烟泡的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顾客的非法需求，但也触及了法律的底线。在张作霖时代，尽管政府因财政压力对卖大烟行为采取了默许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行为是合法或可接受的。

对于小卖所偷偷售卖大烟泡的行为，董家的态度可以说是既矛盾又无奈。一方面，他们无法忽视这一行为带来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他们也深知其违法性并担心可能带来的风险。因此，他们选择了视而不见、假装不知道的策略，以期在保持家族声誉与尊严的同时，也能从这一灰色地带中获利。

三、其他服务业

亚洲电影院建于1933年，不仅为当时的市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娱乐场所，还通过放映国内外优秀影片，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董世德在电影院的建设上投入了大量心血，从选址到设计，再到经营管理，都力求做到最好。他让家里的小孩子去观看试机放映的电影，不仅是对孩子们的一种关爱，也体现了他对电影事业的热爱与期待。董祥万在亚洲电影院负责放电影的经历，更是董家对后代培养与传承的一个缩影。

亚洲旅馆的设立，则进一步体现了董世德在服务业领域的深耕细作。旅馆不仅提供舒适的住宿环境，还通过赠送水杯等细节服务，增强了客人的归属感和满意度。这种以客为尊的经营理念，使得亚洲旅馆在当时的市场上脱颖而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值得注意的是，董世德在日伪时期兴建“游兴行业”时，尽管面临“日系法人”的限制，但他依然能够灵活应对，通过请日本工程师参与设计等方式，成功获得了批准。这一举措不仅展示了董世德的商业智慧与应变能力，也反映了他在复杂政治环境下的生存之道。

董世德深知自家及周边商户对粮食的巨大需求，以及外购粮食的高昂成本，因此决定自营粮栈，以满足内部需求并降低成本。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实际问题，还通过规模化采购和供应，提升了整体的运营效率。

同时，“德泰粮栈”的开设也考虑到了地域文化和客户需求。董世德身边多为南方人，他们偏爱大米和籼米，因此粮栈的经营品种也以此为主，满足了这部分客户的特殊需求。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政策的调整，“德泰粮栈”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实行的粮食统治政策，使得大米等粮食成为了战略物资储备，粮栈的物资来源被切断。又规定中国人不许吃大米，吃大米就是经济犯，就要进监狱，所以也没人敢买大米了。严格的粮食配给制度和禁令也使得大米等商品在市场上难以流通和销售。面对这样的困境，“德泰粮栈”不得不改弦更张，转型为“万泰酱园”，以酱油和酱菜等替代品继续维持经营。

“万泰酱园”的转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营压力，但也预示着“德泰粮栈”时代的终结。随着董世德的去世，“万泰酱园”最终也走向了歇业。

在沈阳的历史街角，曾有两家老药房静静地诉说着过往的故事。其中，“会德堂”坐落于现今繁忙的小北门里，即马烧卖馆所在地，而“义德堂”则悄然靠近亚洲电影院。据说，这些药房不仅为市民提供药材，还曾秘密支持城外的林彪部队，给部队运送药品。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是冒着巨大风险的，但这两家小小的药房，却承载着无尽的担当与勇气。

在那个年代，拥有一个药房并非致富之道。普通家庭的生活依靠着在外工作的男性支撑，一旦家中有人生病，经济顿时陷入困境。医院的高昂费用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奢望，即便是被认为富裕的董家，也无法承受。悲剧的是，董祥中，董世德的侄孙子，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因伤寒而英年早逝。董祥万的大女儿也因天花没钱医治而夭折。在这样的背景下，药房成为了人们的希望之光，头疼脑热时，他们便前往药房寻求帮助。董世德开设药房，本着一颗行善的心，希望能够治病救人，而非追求利润。

董世德的故事并未止于此。他的养子董吉瑞的儿子打小过继给二姨妈，在天津接受教育和工作，改名换姓安祥杰。他的入党审查中披露了董世德更多的故事。调查中，董吉瑞的档案厚达一米，难以尽览，但其中的摘要透露了两点重要信息：一是董六，董吉瑞的养父，是旧沈阳的名人，因向日本人献过飞机，被定为汉奸资本家；二是董六非常有钱，也干过不少好事，和地下党有联系，开药房就是为了给八路军和林彪部队提供治疗刀伤枪伤的药品。由此来看，董世德这一行为不仅是对民族大义的支持和贡献，也是他个人信仰和追求的体现。他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了历史的洪流中，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董家大宅院画像）

四、经商之道

要持续不断地拓展商业版图，关键在于拥有坚实的资金基础。关于金钱的使用，人群大致可划分为三类：其一，好逸恶劳之辈，沉溺于享乐挥霍，终将家财散尽，即便继承祖业亦难逃败落命运；其二，奢侈无度之人，一旦收入囊中便尽数用于个人享乐，从豪宅美食到名牌服饰，无一不极尽奢华，不留余地；其三，则是勤俭持家、锐意进取之士，他们专注于商业拓展，持续投资以增财富，董世德便是此类典范。

董世德的特点在于，一旦手头稍有积蓄，便立即着手新的商业项目，即便面临资金短缺，亦能想方设法筹措。在资本有限时，他更倾向于选择成本低、投入少的行业作为起点。其筹资策略可归纳为三点：一是自我节俭，先立业后安家；二是夫妻同心，将所有劳动所得倾注于商业经营，初期因此得以迅速开设多家店铺；三是借助合伙与借贷，特别是频繁向家族成员如大侄媳求助。

董世德坚持“先立业后成家”的原则，即便初期资本微薄，利润有限，他也深知积少成多之理，有效利用每一分盈余。无论是平康里兴建百花香馆，还是大西边门筹建汇芳园澡堂，他都秉持先开业、后建宅的理念，将资金优先投入于商业运营，直至十年后，方着手建造董家大院。

（董世德养子董吉瑞）

妻子助力，商业版图再扩张。董世德的第二任妻子陈氏，以其非凡的机敏与干练，成为了他事业背后不可或缺的力量。在奉天定居后，陈氏迅速洞察到了盈利的契机，她的智慧与行动力在那个时代的女性中显得尤为突出。利用扬州与奉天之间的频繁往来，她巧妙地涉足“讨人”行业，赚取大量财富。尤为值得称赞的是，陈氏并未将这份辛勤所得用于个人享受，而是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了董世德的商业拓展之中，为他的多次创业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支持。许多董世德的重要商业项目，正是在这一时期相继开办的。

合伙经营，共谋发展。面对资金不足的挑战，董世德展现了其灵活多变的商业策略，积极寻求合伙机会以扩大经营范围和规模。1925年，他携手黄县人，在中街成功开设了会兰亭澡堂子，这一合作成为了他合伙经营的成功典范。然而，并非所有合伙项目都能一帆风顺，1929年，在大东区开设的日新园澡堂子，便因与三位朋友的合作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一年后遗憾倒闭。尽管如此，董世德并未气馁，他继续寻求合适的合作伙伴，并与卞松涛共同创办了亚洲旅馆，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商业帝国。通过这些合伙、入股、借资的方式，董世德不仅解决了资金难题，还借助各方力量实现了商业版图的持续扩张。

在旧时的商业环境中，东家、掌柜、账房、伙计构成了店铺运营的核心团队。有时，东家会亲自兼任掌柜之职，以全面掌握经营状况。董世德的商业生涯初期，他便是这样一位身兼东家与掌柜双重角色的商人。然而，随着买卖的日益增多，他逐渐意识到无法再亲自管理每一个店铺，于是转而专注于东家的角色，专注于整体战略与资金调度。

对于掌柜这一关键职位，董世德深知其重要性。他需要的是既有能力又富有经验，且对东家绝对忠诚的人才。在选拔掌柜时，他遵循惯例，首先考虑的是家族成员。这样做不仅因为家人之间的信任基础更为牢固，也便于在家族内部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

在平康里百花香馆开业后，董世德迅速将大哥董世清请来协助。尽管大哥文化程度不高，且过去只从事农耕，但董世德并未因此轻视他的能力。他根据大哥的实际情况，安排其在馆内从事力所能及的零活，并给予相应的工钱和食宿安排，体现了对家人的关爱与尊重。

而对于三哥董世奎，董世德更是寄予厚望。三哥是家族中除他之外最勤劳且能干的人，他比弟弟董六大九岁，是董世德开疆拓土的最佳伙伴。三哥最早来到奉天，被安排在裁缝铺工作，随着汇芳园澡堂子的开业，他又被提升为掌柜，负责澡堂子的日常运营。此外，三哥还肩负着往返于奉天、扬州及老家农村之间的重任，在农忙时管理农事，农闲时则替董世德在扬州处理各项临时事务。他不仅是董世德最信任的哥哥，更是其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董世德的家族中，过继来的侄子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命运和角色。董吉星、董吉奉和董吉云，作为三哥董世奎的儿子，他们的成长与董世德的买卖紧密相连，但各自的命运却大相径庭。

董吉星，作为董世奎的大儿子，虽然比叔叔董世德年龄小12岁，但在董世德闯关东发达后，他毅然从老家来到奉天投奔叔叔。董世德对他寄予厚望，视如己出，先是在汇芳园澡堂子让他接替父亲成为掌柜，后又让他负责在回回营置地、办理建筑许可证和缴纳税款等重要事务，甚至让他担任新新园的掌柜。然而，董吉星的能力有限，加之娶了小陈氏后受到妻子的强势影响，使得他在商业上的表现愈发不尽如人意。随着晚辈的成长，他逐渐淡出了家族商业的核心圈。

相比之下，董吉奉则展现出了更为出色的能力。他是董世奎的二儿子，比哥哥董吉星更为能干。董世德在发现董吉星的不中用后，果断让董吉奉接替其在汇芳园澡堂子的掌柜职位，并让他接替父亲董世奎，成为来往于扬州与奉天之间的关键人物。董吉奉的忠诚与能干，使他成为了董世德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而老四董吉云，则因身体不好且染上嫖赌恶习，成为了董世德最讨厌的人。他从未在家族商业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其行为也时常让家族蒙羞。

此外，还有养子董吉瑞，他生性不喜欢做买卖，而是选择了读书的道路，并在毕业后进入邮政局工作。他从未参与过家族的商业活动，而是走上了与家族其他人截然不同的道路。

董祥华作为董世德的侄长孙，不仅接受过洋学堂的教育，还在北平上过大学，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人脉资源。这使得他在不到二十岁时便能独当一面，参与家族的商业活动。

董世德对董祥华寄予厚望，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资源，为董祥华铺路搭桥。在董世德的策划和支持下，董祥华成功参与并主导了多个重要商业项目的运作，如亚洲电影院和亚洲旅馆等。这些项目的成功，不仅为家族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也进一步巩固了董世德在商业界的地位。随着董祥华能力的不断提升，他自然而然地担任了这些项目的总经理职务，而董世德则逐渐退居幕后，为年轻一代提供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

在董世德的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身兼数职的情况屡见不鲜。董世奎在担任汇芳园澡堂子掌柜的同时，还亲自参与澡堂子东侧三间房的建设工作；三侄子董吉奉也是一位多面手，他不仅负责家宅的装修事务，还根据需要前往各个商业点协助管理；二侄孙董祥民在电影院从事卖票、收票等基础工作；三侄孙董祥国则在大观园澡堂子担任管事。这种灵活的人力资源调配方式，使得董世德能够充分利用家族内部的人力资源，实现商业效益的最大化。

为了确保商业巨轮的安全航行，必须果断地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缺乏忠诚的“撇嘴掌柜”和“甩手掌柜”。以董吉云为例，董世德的四个侄子之一，他虽受过良好教育，心怀策略，但忠诚度却令人质疑。董吉云曾经被赋予管理事务和资金的重任，然而他却背地里挪用公款，直至东窗事发，董世德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遗憾的是，董吉云并未因此悔改，最终，他失去了所有的职务。

董祥民也因为同样的疏忽被降职。起初，他在亚洲电影院担任要职，却因为沉迷于口腹之欲而忽略了工作。后来，董世德引入了刘幕汉作为新的经理，而董祥民则被降至负责售票的职位。

董世德深知，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他人的帮助。正如俗语所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他初来乍到奉天时，无亲无故，全靠老乡和早期闯关东的成功人士扶持。他乐于回报，一旦有人出人头地，便吸引更多的老乡投奔他。董世德根据每个人的才能和技能，将他们安排在适当的职位：有文化的担任掌柜或账房先生，手艺人成为理发师或裁缝，厨艺精湛的则成了厨师。这种互助的方式不仅巩固了他的商业大厦，也构筑了一个人人相互扶持的温馨大家庭。例如，他将裁缝铺转让给了张姓老乡，两人成为了相互扶持终身好友的典范。

在百花香馆，扬州的老乡们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关键职位，他们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辛勤工作，为这座馆子注入了勃勃生机。首当其冲的是账房徐先生，他身材魁梧，有一定的文化底蕴，负责管理馆内的所有财务收支。他的字迹工整，账目清晰，因此董世德对他信任有加。徐先生的妻子，尊称徐师娘，也在馆内发挥着她的热量，无论是在厨房帮忙，还是在洗涤工作中，她都能应对自如。

厨师阿根同样是扬州的骄傲，他擅长制作杭帮菜，并且带了一个扬州的徒弟，两人不仅能够熟练地制作大众菜肴，还能烹制精致的小炒。在慈善的日子里，他们还会在马路湾的“正德堂”制作素斋，以此回馈社会。

还有专门为姑娘们梳头的周娘，她也是扬州人，她的手艺精湛，深受顾客喜爱。她的女儿在亚洲电影院担任售票员，也为家庭增添了收入。

在汇芳园澡堂子和大观园澡堂子，雇用的员工几乎清一色是扬州人，这种用人策略不仅体现了董世德对家乡人才的信任，也反映出他对员工团结、和谐的重视。汇芳园澡堂子开业之初，邀请了众多老乡前来捧场，其中一位姓陈的老乡，更是将他的四个儿子都带到了沈阳。在董世德的安排下，除了老二之外，其他三个儿子都在澡堂子工作，分别担任理发、修脚和烧锅炉的职位。

即便是这些员工的家人，也得到了董世德的关照。他们的妻子们在柜台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杂活，这样在搓澡时也能赚取一些小费，同时还能在柜上享用一日三餐。这种亲连亲、乡帮乡的用人方式，不仅为澡堂子营造了一种和谐友善的工作环境，也让员工们感受到了如同家庭一般的温暖。

在旧社会的商业活动中，一种温馨而贴心的传统始终流传：管吃管住。这既是董世德的经营方针，也是深植于他心中的待人之道。他不仅在各地置地建房，开设生意，更贴心地提供了工友的住宿与食堂，使得他们的一日三餐与歇息之地得以全额免费。

最为温暖的，还是东家在节日之时送出的红包，它如同寒冬中的炭火，温暖了每一位扬州老乡的心。在奉天做工友，对比起在故乡辛勤耕作的艰辛，他们的生活品质无疑更高。

董世德，这位从农村家庭走出的商业巨子，虽然未曾沐浴在书香之中，但他的灵魂深处却涌动着对文化殿堂的无限敬仰，对温文尔雅之境的执着向往。他乐于与知识分子结交，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这种对文化的尊重也渗透到了他的商业命名之中。

（董家大宅院平面图）

董世德所开设的第一个商业实体，“汇芳园澡堂子”，其名与《红楼梦》中的“会芳园”同音异字，巧妙地避开了直接重名的可能，同时也巧妙地强调了水在澡堂中的核心地位。这样的商号选择，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策略的体现，更是董世德对风水、国学的深信不疑，对文化内涵的深切追求。他渴望自己的生意能够像《红楼梦》中的会芳园一样，吸引各界的名流雅士共聚一堂，同时也寄寓了他对自己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的美好愿望。

紧接着，董世德巧妙地借鉴了《红楼梦》中那闻名遐迩的“大观园”之名，创办了“大观园澡堂子”。这部古典巨著中的大观园，是贾府为贵妃省亲而兴建的宫殿式别墅，它不仅是一处艺术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典范，更是曹雪芹对当时园林艺术的精妙诠释。尽管董世德所创设的“大观园澡堂子”无法与书中所述的宏伟壮丽相媲美，但其内部的高雅装潢和位于南满附属地的黄金地段，使其迅速成为当时日本人、商界巨头和绅士名流趋之若鹜的尊贵娱乐场所。

董世德的一生，犹如一部激情与智慧交织的商业传奇，他的奋斗史将在沈阳商界的历史长河中永存。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时间是公正的，历史也是公正的。

（网上流传的董世德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