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一）

张泉

引言

​在三部曲“面包会有的”时代首篇《国府大院》引言起首，笔者曾写道：“在大陆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度过童年、少年、青年的人，土豆烧牛肉的苏式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是那样遥远、可望不可及。还是《列宁在1918》瓦西里对饥肠辘辘的妻子说的那句话实在、更富有魅力：“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国府大院》引言是这样结尾的：

多少个寒暑春秋、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盼来了老红军“邓大人” 恢复了科举。不管白专、红专，考上了就是大专。

老毛名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老邓名言：别担心，天蹋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怕什么？

七十年代末俄语被英语取替。一夜间，俄语老师摇身变为英语郎。鹦鹉学舌地复述着“冰铁壶”（beautiful）。不管白猫、黑猫，把“冰铁壶”恢复成Beautiful，就是好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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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当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那句话兑现了，结束了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生长在那个时代里的孩子是无辜的、无助的。他们在欢唱着丢手绢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同胞们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欢声笑语中，他们度过了童年、少年，以至到文革结束，步入青年之际，平反冤假错案时发现，落下的头颅却是我们自己。当我们津津有味地咀嚼“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时候，无人知晓“一切都会有的”的后果和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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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此次全会宣告“面包会有的”时代的结束，“一切都会有的”时代的开始，历经近四十年。

​在“一切都会有的”时代的三十九年中，我在大陆仅仅六年，其中四年是在“二外”（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简称）度过的。接下来就是近十年的“留洋”生活：留英两年多，留美七年多。95年至今“旅居”美国华盛顿西雅图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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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没有“足够”的资格谈论、评价“一切都会有的”时代，但我却是千千万万那个时代过来人中的一员，和那个时代有着千丝万缕、息息相关的联系。

在新三部曲《二外》、《留洋》、《旅居》中，我愿与读者分享我所亲历、目睹、耳闻的“一切都会有的”时代，一同怀念那随风渐远的过去。

1、 赶早不如赶巧

在《国府大院》中，我曾提到1969年随父母下放到河北固安粮食部五七干校，在西玉村小学糊里糊涂地跟着听讲，天知道我在做那年级的作业。没上几个月，就跟着一大群不知道那年级的孩子们一起参加了固安县在邻村举行的中学入学考试。干校子弟也有不少前来应试。考试当场交卷、当场判分、当场宣布录取结果。我的数字感念本来就弱……算术一直不是我的强项，而固安县中学入学考试内容只有算术一项。我硬着头皮把填好的试卷教给考官，没想到以将将及格60分的分数被当场录取通过，录取我的学校是位于固安县城内的县城关农业中学。干校子弟中被录取的还有一位名叫刘根友的男孩，他的考卷得分99。

十年后，1979年7月7—9日，即将超龄选择外语专业之际，我以外语专业总分329分正好维持在当年全国高考北京考区310分录取分数线上， 正而堂皇地考进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1979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468.5万，录取28.4万，录取率约6.1%。多亏1979年文科类高考规定：（1）报考外语专业总分不算数学分数；（2）报考非外语文科类专业总分不算外语分数。否则凭着我总分289.5分，我会在北京考区又一次名落孙山的。根据刘玲“我亲历了1979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划定”一文，1979年4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教育招生会议上，高沂副部长讲：从1979年开始，“高考结束后,招生工作由教育部统一划定全国录取分数线。……后来,经过多次协商。1979年全国招生工作会议最后决定,教育部不统一划分数线了,把权交各省自己去办。每年各省按教育部计划司及省计委给的招生指标和当年考试成绩划录取分数线。”

凭着我的外语专业总分329分，除了江苏（350分）以外，我的总分都在它们的录取分数线上。凭着我的非外语文科类专业总分289.5分，我的总分仅在天津、辽宁、上海、安徽、河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考区录取分数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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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高考 <政治试题> 分五部分：

1、 简单回答下列问题（每题3分，共30分）（我得了24.5分）

1.举出一九七八年七月以来我国国内政治生活和对外关系中最有影响的三件大事。

2.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哪四项基本原则？

3.什么是经济基础？

4.国家的本质是什么？

5.什么是剩余价值？

6.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什么？

7.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8.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是什么？

9.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是怎样的？

10.什么是矛盾的同一性？

二、简要说明下面这件事情包括着什么哲学道理（12分）（我只得了5分）

去年夏天，某大队有些田地因没有肥料，地势又较高，种早稻收成没保障，而土质又适合种黄豆，所以改种了八十来亩黄豆。五月下旬，正当黄豆长得整齐健壮的时候，公社党委领导突然来到这个大队，责令将黄豆全部拔掉，种上早稻。大队社员没有照办。公社又派出拖拉机将黄豆翻掉。结果，白白浪费了几百斤黄豆种子。早稻勉强种上了，亩产不到二百斤。更严重的是影响了晚稻的栽种和生长，结果给这个大队的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

三、下列两个观点是否正确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别加以简要分析

（每题12分，共24分）（我得了13分）

1.有人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2.“即使我们真正掌握了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解决了阶级斗争中的特殊矛盾，也不等于掌握了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特点和规律，不等于解决了这两大革命运动中的特殊矛盾”。

四、用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分析批判极端民主化的错误。

​（14分）（我只得了6分）

五、驳“我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言论。（20分）（我得了9分）

1979年高考我的 <政治试题> 成绩是57.5分, 不及格, 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各科成绩包括政治成绩一直是优；79年高考政审意见是“可录取绝密专业”：

还记得我在《国府大院》中曾记述六十年代后期：

我那时就是“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这一史无前例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典型。并且荣幸地被推选为当时广内十五所小学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并代表广内十五所小学参加北京市宣武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代表大会。会后还去了不少宣武广内小学做“讲用”报告。前面读过“干校的农村生活”那一节，有读者会问，小小的年纪，我怎么会胜任那白天黑夜、无休止写报告的苦差？我不是讲过，没有金刚钻焉能独揽这瓷器活儿？

昔日小学“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中学“在全校播音室大言不惭地宣读过自己学习《反杜林论》的心得体会”、79年高考政审意见是“可录取绝密专业”的我，竟然高考“政治不及格”，这是对那个时代何等的讽刺！难怪我父亲言谈话语中似乎对此有些不满。玩笑间，我曾建议他写公开信从自己儿子做起：取缔“政治不及格”的考生入大学的资格。

2、 叶公好龙之窘

在《桂春园/编译局》中我曾提到，自1977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林慰桢教授和夫人刘淑璋，利用每年的假期回国讲学。回国的第一站便是来中央编译局看望女儿林东宁。

1979年7月高考期间，小林父母一年一度来访。7月7至9日三天考试排得满满，每天上下午各考一门, 三天共考六门：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7月的7、8、9三天炎热难耐。9日上午考完，出了考场，我便和小林到北京饭店看望她的父母。下午考的是最后一门：英语笔试。我当时还犹豫是否赴考，在小林督促下，最后我还是冒雨赶到考场完成了1979年高考最后一个科目。真可谓一科定乾坤！如果放弃考最后一门，凭着我的非外语文科类专业总分289.5分，我会又一次和大学失之交臂。1979年高等院校外语专业年逾23岁为限，笔者入二外，时年22岁半。阴差阳错，如果失去这次机会，也可能过了这村就没有这个店啦。

梦寐以求的事一旦实现，其实就那么回事。有如年轻时到香山攀蹬“鬼见愁”，一旦上气不接下气、汗流浃背地爬到那顶端，“鬼见愁”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对参加1979年高考，我尽力而为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但没有1977年参加高考的迫切心情。77年参加高考不仅为了学习，更重要的是借此机会改变生存环境、人生走向。到了1979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我的生活、学习环境已大大改善，所缺的仅仅是一张大学文凭。那时我和小林的关系也已确定。万一考上大学离开编译局，那就意味着离开我喜爱的生活、学习环境。那种难以言表的心态近似于叶公好龙的窘态。

3、 矬子里拔将军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79级一共八个班，我被分配在八班。报到的第一天，八班男生回到宿舍，开始了初识的相互询问和自我介绍。其中谈到高考科目和总分的问题。我想大家不管考得如何，最后都被录取进了二外，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于是毫不介意地告诉他们自己两门不及格的光荣历史。当我提到政治虽然不及格但毕竟得了57.5分，离及格仅差2.5分；数学仅得29分，实在太惨，令人惭愧！讲到此处，听众似乎没有什么反应。停顿片刻后，大伙不约而同地称赞我的“数学天分”，有的甚至起哄称呼我为“数学博士”，羞得我无地自容。过后才知道众人“奉承”之词也有几分实情。考进二外的同学中，大多放弃数学考试。试着参加数学考试结果得零的人也不止一、两个。难以启齿的高考数学29分，在数学盲群中算是首屈一指、出类拔萃啦！俗话说矬子里拔将军。

前面我曾提到1979年文科类高考规定：（1）报考外语专业总分不算数学分数；（2）报考非外语文科类专业总分不算外语分数。我虽然报考外语专业，但我还是试着参加了文史类数学考试。现在找到当年的数学考试卷子，感叹当年我居然能在79年文史类数学高考中得到29分，真是来之不易：

1979年全国高考 <数学试题>（文史类）共分八部分：

1．（本题满分9分）

2．（本题满分9分）

3．（本题满9分）

甲、乙二容器内盛有酒精。甲有v1公斤，乙有v2公斤。甲中纯酒精与水（重量）之比为m1:n1 ,乙中纯酒精与水之比为m2:n2.问将二者混合后所得液体中纯酒精与水之比是多少？

4．（本题满分9分）叙述并且证明勾股定理。

5．（本题满分14分）

外国船只，除特许外，不得进入离我海岸线D浬以内的区域。设A及B是我们的观测站，A及B间的距离为S浬，海岸线是过A，B的直线，一外国船在P点，在A站测得∠BAP=α同时在B站测得∠BAP=βα及β满足什么简单的三角函数值不等式，就应当向此未经特许的外国船发出警告，命令退出我海域？

6．（本题满分14分）

美国的物阶从1939年的100增加到四十年后1979年的500，如果每年物价增长率相同，问每年增长百分之几？（注意：x<0.1,可用：ln(1+x)≈x，取lg2=0.3,ln10=2.3)

7．（本题满分18分）

设CEDF是一个已知圆的内接矩形，过D作该圆的切线与CE的延长线相交于点A，与CF的延长线相交点B。求证

BF = BC3

AE AC3

8．（本题满分14分）

过原点O作圆x2+y2-2x-4y+4=0的任意割线交圆于P1，P2两点。求P1P2的中点P的轨迹。

天知道那时我是怎么解出

是1/2？

是什么意思？翻开那时我的学习笔记，还真有有关“函数变化的应用思考题”的记录。那时我还自学微积分，除了借用法文外，还在“高等数学笔记”头一页引用了恩格斯《反杜林论》的那句“高等数学的基础之一就是矛盾”并注明了出处。 

我在《国府大院》中曾记述七十年代初：

在五十一中当排长时，放学前全校组织学习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笔者那时还在全校播音室大言不惭地宣读过自己学习《反杜林论》的心得体会。我哥哥正好上初三，他们班里听到广播后，全班起哄，羞得我哥哥无地自容。现在你再问我《反杜林论》是谁写的？讲的是什么？早已忘记。因为那时读的也仅仅是只言片语。

​我79年高考的学习笔记佐证了我曾学习过《反杜林论》而且对“函数”的问题并不陌生，难怪我那时能解出 

是1/2。莫非我那时还真有点“数学天分”？不是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吗？可惜仅凭79年高考文史类数学考试29分，不要说走遍天下，我大概连家门都迈不出去！这就是矬子里拔将军的真实含义。

四、吃一堑长一智

​79年高考政治、数学两门不及格的惨痛教训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再好的学习笔记对我都是无济于事的。我曾经以记笔记为荣，因为它帮助我记忆。六十年代初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第22条军规》（英语：Catch-22） 描写出我所面临的进退维谷、无法摆脱的困境：如果我不能记住笔记，再好的笔记又如何帮助我记忆呢？

再者，学习的目的本不是为了记忆。依愚者之见，学习最终是帮助我们提高举一反三、见微知着、睹始知终的思辨能力。换言之，学习的好坏并不取决于记忆。不开窍的记忆即使记住了所有高等数学的公式、物理中的定律，还是不开窍。开了巧的生灵，心有灵犀、不辨自明；不点自通、一通百通。所以教育百论中，“启蒙”为贵，应一马当先、最为重要。

言归正传，总结79年高考政治、数学两门不及格的经验教训后，自此我放弃了记笔记的习惯。没有“笔记”这副拐杖支撑残缺不全的“记忆”，那只能靠着“理解力”去对付大学外语专业各科的挑战。我在二外学习成绩的结果并没有令我失望。

有趣的是我的“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并没因我放弃记笔记而受到任何影响。在我的中学毕业鉴定中，班主任周宝珍老师曾鉴定我“能自觉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并给班上理论学习小组辅导。”上了大学的我，早已洗手不干那“辅导”的行当，而是换了一个角色，在别人辅导的一旁“洗耳恭听”。结果辅导我们“政治经济学”的同学考试成绩却低于我，为此他耿耿于怀、牢骚满腹。玩笑间，我也曾建议他像当年张铁生那样在考卷背面宣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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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几成众矢之的

​我的二外学习成绩表上有一栏 

使我想起那时英语系的学生里经常会出现一些不论不类、莫名其妙的诸如“许国璋”之类的称呼。外号“许国璋”，顾名思义，此公大概“许国璋”不离口、唯识“许国璋”为英语祖师爷。虽然听起来不论不类，带有贬义，但毕竟是本行本业，不能冠以不务正业。但你在英语系，什么都好，唯独英语不济，那和不务正业就难脱掉干系。本系某君英语一般水平，却整天钻研日语，据说日语同样水平一般，到头来竹篮打水两头空，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还有一类，专业虽是英语，但属半路出家，第一外语是其它语言。这类人在英语系人数不多，本人就是其中一个。多一门外语，原本是好事，无可非议。我曾在《北辛庄》“哪有时间准备？”中提到：

文革期间，因中苏关系恶化，学校停止教授俄文。一夜间，俄语老师摇身变为英语郎。不知为什么我所在的北京五十一中那时改教法语。从初中到高中的五年中，我便鹦鹉学舌地学讲法文。那时也没有法语广播，甚至连像字典一类的工具书都难买到。为了掌握复杂的法语动词时态和习惯用法，我还特意苦心积累、自己编篡法语动词词典。……我曾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法文上，下乡后还和朋友用法文通信，唯恐疏于应用后，把它忘记。

1977年高考我报考的是法语专业，在二外通过笔试后，又去北外考口试，最后被刷下来。79年考上二外英语系后，为了偷懒省事，我自然选择了法语作为“第二外语”，为此几成众矢之的。起初我实在是因懒惰选法语应付第二外语的要求。但当教授法语的刘振卿老师知道我的背景后，我就不能在课堂上打盹了。为了引起大家在课堂上学法语的兴趣和积极性，刘老师总是调动我来和她配合、对话、示范。一时间第二外语法语课上我被点名对答的次数明显增加。不知道我背景的同学还以为老师偏心、偏向，对我另眼看待。不服气的同学还特意找茬。我的二外学习成绩表上第二外语法语栏目中出现的99分，就是其中一例。那是82年7月5日一次考试，我仅用了一半时间就交了卷。老师当场判了100分。不服气的同学考完后，要求老师把我的考卷拿出来给大家看看。结果发现一处拼写错误，老师无奈，在众目睽睽下，只好将100分改为99分。使我想起十年前曾跟着一大群不知道那年级的孩子们一起参加的那场在邻村举行的中学入学考试中被录取的那位名叫刘根友的同学，他的考卷得分99分。也许遭遇了和我同样的不幸。

六、二外第一堂课

​在二外学习了四年，记忆最深刻的是李汝梅老师教的第一堂英语课。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当老师的也不例外。第一堂课教的是什么已记不清楚。唯一记得轮到我念英语单词“Bird”(鸟)时出了问题。李老师突然打断我的话，纠正我的“Bird”发音，并要求我“重复”她的“Bird”发音。我当然遵命，跟着她“重复”。一来二去，没有几个回合，她便恼羞成怒，当堂摔课本冲出教室。这一下我可傻了眼。这是第一堂英语课，我要在二外学四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曾经在《桂春园/编译局》“一切从零做起”中记述在编译局（我未来的妻子）林东宁“不厌其烦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我从法文的A、B、C、D的发音中纠正到英文的字母发音。那情形不亚于帮人“解毒”脱离鸦片的魔爪。那真是名副其实地从零学起！有如婴儿学步、鹦鹉学舌、一步一步、一字一句地学起。”

李老师冲出教室后，我便条件反射地跟着她到教室外面的楼道。那时我虽“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却只能按捺着自己的情绪来到板着面孔的老师面前。我单刀直入地讲：“如果是我错，我会向您道歉。我学的是美国英语发音，如果发音不对，我也会改正。为什么一定要以英国音为标准纠正美国音呢？”李老师明白我不是故意和她作对后，接受了我的解释，回到教室继续教课。我那时知道二外如果不接受“美国音”的话，我也不会被录取的。以后李汝梅老师在我的英语口试中没有给我穿小鞋。

无独有偶，当堂摔课本冲出教室的不止李汝梅老师一个。那时在英语系教我们泛读、写作、美国文学的美国教授Dr.Strite 也演过这一幕。Dr.Strite 来自美国德州历史最悠久的私立学府贝勒大学历史系。他的太太Ann Strite 教我们会话。他们在二外执教期间（1982-1983），1983年3月28日至4月19日正值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亲自来华执导话剧《推销员之死》。本剧是米勒的代表作品，曾获“普利策戏剧奖” 、“纽约戏剧评论奖”和美国舞台艺术成就最高奖项“托尼戏剧音乐奖”。1983年5月7日，该剧在首都剧场首演，第一轮演出持续到8月18日，共演出50多场，并出现了场场爆满的演出盛况，影响巨大。为了让我们开开眼界，Dr.Strite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为我们上他教授美国文学课的学生搞到了一批首都剧场《推销员之死》门票。北京人艺导演兼演员英若诚出演男主角威利。北京人艺以他们独特的认知和方式演出了一个典型的美国话剧，在中国复制“美国梦”实属不易。这是文革后在国内舞台上上演的第一部外国戏剧。

看完此剧的第二天，正赶上Dr.Strite的美国文学课。他很想听听我们对此剧的反应，但课堂里却鸦雀无声。这下可惹恼了他，当堂摔本冲出教室回到他的办公室。美国文学课是我在二外最喜欢的课程，我不愿意此事影响到以后的教课进程。便和几位要好的同学一起到Dr.Strite的办公室，主动向他道歉，并解释我们虽有很多感触，却不习惯于用英文在大庭广众的课堂里表述内心感觉的难言之苦。希望他予以谅解，我们将尽力在课堂上配合。Dr.Strite 欣然接受我们的解释和我们一起回到课堂继续他的课程。

Dr.Strite平易近人，有幽默感，教学认真。他所教授的泛读、写作、美国文学使我受益匪浅。我的毕业论文“The Racial Problem in Light in August”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指导和支持。

作者简介

张泉 ，一九八三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后赴英国基尔大学进修美国文 学（the University of Keele），八五年获硕士学位。八七年来美国马里兰大学进修美国研究专业（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九三年获博士学位。九五年从东岸移居西雅图，九六年到二零一六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工作， 现已退休。其间从事中、英文写作。

作品除传记散文集《紫藤簃》《五零后的回眸》《半句多》《無聲的侍奉》《自別故園幾經秋》《伸出蒙恩的手》外，著有长篇小说《离乡人》（英文《Expatriates》), 英文短篇小说集《Trojan Rooster》(国府百鸡战) 。

英文作品 曾发表于Folio: A literary Journal《富丽欧文学》，Wisconsin Review《威斯康星文学》，The Armchair Aesthete《扶手椅上的美学家》，Timber Creek Review《林边小溪文学》，Christian Courier《基督信使》，Kimera: A Journal of Fine Writing《朦胧文学》（获一九九九年Pushcart Prize提名），Wordsof Wisdom《智慧的语言》，Five Points《五点文学》，Pangolin Papers, 《攀格林文学》（获一九九九年Pushcart Prize提名），再版《城垣文学》，The Long Story《中篇小说》，Red Rock Review《红磐石文学》，The Minnesota Review《密尼苏达文学》, 其中两篇获一九九九年 Pushcart Prize 提名。

中文作品曾发表于《世界日报》、《神国杂志》 (贰篇) 、《举目》（叁篇）、《生命季刊》、《传记文学》（肆篇）、《文学台湾》、《台湾风物》、《台湾文献》(两篇) 等。

《五零后的回眸》下卷 "一切都会有的"时代涵盖大陆自1978 年12 月18 日"改革开放"至今。由《二外》、《留洋》、《旅居》"三部曲"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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