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识的知青人物（1）丁惠民

江湖麻口

丁惠民，鼎鼎有名。

那是七十年的风云人物。

当然，这有名是在知青群体。

1978年，中国知青这一代人进京请愿团的主要领军组织指挥者，代表中国知青进京请愿上告中央领导的有名人物，因此这事件为导火线，结束了中国上山下乡运动，整整一代知青回了城。

缘此故，丁惠民，对知青这一代人，如雷贯耳，名声显赫。

我认识丁惠民，因知青缘故。

那是1994年，我创知青品牌。

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深圳“划了一个圈”后第二年，我也顺势而应“下了海”，离开“铁饭碗”的大型国企，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做得风生水起。

1994年，我开始思考，要做实业，于是，进行了深入细仔调研，“知青”这个名称，进入了我视野，认识到“知青”这个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是可以转化成经济的、商品的、市场的。当然，从中因自己有难忘的知青经历。

于是，我全国行走，访了知青这代人相关名流，如叶辛、朱晓平、莫伸、晓剑、刘小萌等，这些在当时都是知青名作家，与他们一一交流了自己“知青品牌”的理想，在众多持反对意见下，我注册“知青商标”成功，这在全国首开先河，并以此推出了“知青酒”产品，这在当时引来不小的轰动。

如何运行好“知青品牌”和“知青产品”，我非常明白，一定要依托知青这代人，找到市场突破口，这个十分重要的。

于是，在浩瀚的知青这一代人中，通过做研究功课，发现了丁惠民，和他的进京请愿团队。

1997年，我举办了“中国知青品牌首届研讨会”，在重庆较场口小洞天宾馆进行。

这次，邀请到了当年进京请愿团的骨干徐裕民、曾永庆、长江等，还有云南建设兵团的杨恩芳、饶忠和、陈与等。尤为感人的是重庆作家协会主席黄济人，当时他出版的《将军作战岂止在沙场》非常有名，我去作协邀请他时，他说“是知青方面的事，我再忙我都要参加的”，十分感人。还别说，他是第一个到研讨会场的知青。

这次研讨会，请了丁惠民。

而他，不知何故，丁惠民答应了却没有到场，到场的请愿团成员告诉，老丁有急事去了云南，去了兵团知青所在地的西双版纳。

对我，有些遗憾。

但对丁惠民，我没放弃。

1997至1998两年间，我频繁去重庆见丁惠民，与他及他过去进京请愿团队主要成员，没少在解放碑八一街吃夜宵喝知青酒，我也不遗余力介绍我那“知青品牌”的“知青乌托邦”产业的想法。

而且，也是在解放碑八一宾馆，常与老丁通宵促膝长谈，进一步地走近了他，并多了一些了解。

说实话，老丁中等个头，不是那种振臂高呼的“后知青时代领袖”的伟岸形象，文文弱弱的一个上海人，面容没被云南紫外线晒黑，而是白白皙皙的，甚至有点“白面书生”相，一点不象在兵团“修过地球，割过橡胶”的知青。他说话，慢条斯理，语调平平和和，温温柔柔，不显山不显水，没那么组织者讲话的那种抑扬顿挫。他每时每刻都紧锁眉头，反应出是一种严谨深思状态，完全是一付“先天下知青之忧而忧”的神情。

老丁率团进京请愿返云后，据悉中央上层对他有承诺：只要他回云南建设兵团劝其知青们不再罢工，只要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上头不会对请愿团搞秋后算账的，也会妥善安排大家的。

也正是老丁及请愿团进京请愿的壮举，1978年，中央高层领导发了话：上山下乡运动，带来三个不满意，一是知青本人不满意，二是知青家长不满意，三是当地村民不满意。由此，结束了中国前后近三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点关乎知青一代人的命运转折，丁恵民确实是有功之臣。

的确，上头兑现了承诺，请愿团全体都回城安排了工作，丁惠民被安排进了重庆唐瓷总厂，后被借调至社科院做了一段工作。也许是文化程度和不适应体制原因，老丁不是做体制工作和学问的料，可能也没那份心境，没怎么在社科院待，一直都是在“为一代知青命运思考”的自我境界里，无法得以解脱。

通过接触老丁，知道了他境况。

那就是不好的境况，成天在那思考的神情里，也没做什么正当营生，生活得十分促局。

由此，原我想借用老丁“为知青品牌振臂一呼”，可在知青中迅速传播，以此推动“知青酒”的发展。

与老丁交流多了，才感到现在要想借老丁影响打开“知青酒”的市场销售，首先要解决老丁眼下的生存问题，于是，建言他象我一样，成立一个“重庆知青实业有限公司”，专卖“知青酒”产品。

最初，老丁还真把这个当回事，找来兵团几个战友，在南坪找了一写字楼办公室，煞有介事地做了一番布置，还蛮象那回事的。其间还费了一些周折，因他特殊身份，重庆市工商局不予办理登记，过后，我又建议变过方式：四川知青实业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这下成了，重庆市工商局给予了备案。

正商量怎么开张营业，老丁跑了，去了西双版纳。我原以为，他可能办完急事会回来的。但确是办公场所空在那儿，他带回的消息就在西双版纳，不再回来了。

重庆知青分公司自然搁下了。

这，实在令人意料不到。

从1997认识丁惠民，至今有二十多年了，其间有无数次见面，也聊了许多关于知青的话题。

记得我在1997年写出30多万字的书稿《拯救知青，中国世纪之交沉重话题》，叶辛作序，若干出版社看好，但因“知青不是弃儿，不是养子，不是孽债，这代人的青春损失应由国家赔偿”这话题，十分尖刻敏锐，都不敢出版。

老丁见了，引发他也有话想说。我鼓励他亲历的进京请愿过程写出来，他况没地方敢发稿。我说只要你写，发稿这事我来办。他写出了《激流漩涡中的亲历往事》十集，我拿到《泸州日报》“酒城星期刊”做了十集连载刊发，并考虑到他日子过得紧张，我向报社负责人做了说明，特地给了最高的稿费，大概是几千元，我特地送往重庆沙坪坝的版纳知青聚会上的。

然而，没想到是老丁将我提出的“知青不是弃儿，不是养子，不是孽债，应由国家赔偿”的观点，用到了其它地方的“知青维权”上，尤其是在上海，最后以这观点的出发源头，相关部门查到了我们发刊报社，查到了我头上，追问为什么要帮这忙，弄得我哭笑不得，以至被法律机构监视了几年多，直到追踪我确无反动言论和行为，才结束了暗中的监视。

这些，老丁是不知道的。

而且，老丁也因此从上海被有关部门人带回重庆，送到了原我当兵时站过岗的西山坪劳教农场。记得我同连队曾经战友重回西山坪看看时，一辆法警车从我们身边过时，被拉上帘子车上有人叫“老官，老官”，随行一块的战友玩笑我: 你离开西山坪几十年了，还有认识你的熟人。其实，就喊声我知道，那是丁惠民，是老丁。

1998年，夏门举办“中国首届老三届知青文化研讨会”。

受大会相邀，我去了夏门。

这次会上，见到曲折郭兆英夫妇，侯隽，邢燕子，刘小航，谢春池，等等，其中也有丁惠民。因他不是会议主角，他也没怎么说话，只待了三天就无声消失了。

老丁是那种耐不住寂寞的人，多多少少都要整点为知青着想的事，还有就是他们北上请愿团的战友，经常相聚，不是解放碑，就是沙坪坝。有时，也邀我去坐坐，聊聊，家常般的知青往事。

日子就这么风平浪静地晃悠。

2007年下半年，老丁突然电话我，请我去重庆商量一件大事。我去了，在七星岗一家宾馆，一看，全国各地的都有知青到场。老丁是组织者，忙前忙后，嘴上是自言自语地挂着“是要为知青们整点事了，是该为知青的前途考虑点事了”。听他这喃语，大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晓得他要做什么。

下午开会，一个不大的会议室坐无虚席，还有很多站立的，大家都竖耳听着老丁要做的“大事”～那就是想搞一个带有全国性的知青大活动。大家觉得这个想法可以，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围绕这设想畅聊了起来。

针对这事，基于我知青公司有知青品牌和知青酒产品，加之我那《拯救知青：中国世纪之交沉重话题》书稿中，提出了相关系统的“打造知青市场、知青品牌、知青产业、知青文化、知青活动、知青博览”等体系，老丁让我在会上讲讲。

我认真讲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整合资源，发挥优势”对举办首届中国知青文化旅游活动节的意义和作用，以至形成了活动绉型。

这筹备会开了两天，第二天下午就初步确定了下来：2008年9月，在云南昆明世博园，举办中首届国知青文化旅游节。为此，组建了相关机构、相关部门，紧锣密鼓地将活动有筹备组织体系动了起来。

最感动人之处，此次这个筹备会议所有费用，是老丁将自己住房向银行抵押贷款来开支的。

2008年9月，首届中国知青文化旅游节，如期在昆明世博园举行。

不过，可大费了一番周折。

因那年，国内最大的事是举办奥运会，加上新疆、西藏有大事，云南省和昆明市两级旅游局，本来批复了我们的活动，但出于考虑国家整体保奥运会安全，临时决定取消我们的活动。为此，我们筹委会决定向上申述，交与我向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写报告。别说，还真起了作用，据说上头派了一位大领导来昆明处理好这事。后来还真同意我们按原计划继续举办活动，只是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压缩规模，由原三万多人减至一万人以内；二是对活动加强安保管理，决对不能出安全事故；三是减少活动内容，由原来的许多项减少一些。以此，活动如期按计划进行了。

不过，我没有去成活动现场。

这，缘于丁惠民，老丁。

正式活动前，我接到云南省和昆明市两级国安部门指示，做好丁惠民工作，怕引发不必要的意外和麻烦，他不要到活动现场。组委会慎重商量，的确要引以重视，考虑老丁较与我能交流，要我去做做老丁的思想工作。

没想到，这活落到了我头上。

老丁这么大一个活人，而且是一个特有个性的人，为这事花了很多了，却不要他出场，要我去做说服工作，这是个棘手的事。

看到知青酒，我有了主意了。

在昆明世博园举行活动开幕式那天，我大清早就去买了卤凉菜，拧了两瓶知青酒来到老丁房间，邀约他喝早酒。喝酒，是老丁的一大爱好，即使开会说事，他都是一个人在暗自抿嘴喝酒。

大家都去世博园了，就我和老丁在房里，两人你一杯我一杯，从早七点喝到十点过，他醉了，安安详详在床上睡着了，我才长出一口气：这下放心了，活动安全了。

还别说，开幕式那天，真出了一点事。分会场在民俗村，开场不久一参会知青因工龄方面问题印成传单散发，引来不小影响。

安全部门闻讯后，第一时间电话我，问丁惠民在现场没有？我告诉：没有，现还醉在宾馆房间的，还在睡大觉。对方丢下句：感谢你们的配合。就这话，当时我觉得心里五味杂陈的。

过后十多年间，偶有见面老丁。

他还是那种“忧知忧青”的神情状态，他仍然是喃喃自语地要改变这一代知青命运，他还是爱那么握住一杯酒给人交流……

近年最后一次见老丁，是他第一次来了泸州，随同的仍是当年进京请愿团的“左膀右臂”。

我安排在泸州有名的“郑罗汉餐馆”，招待的仍是“知青酒”，这也是他爱喝的酒。三杯下去，他说出了来意，是动员我同他“再出江湖”，说大家再聚一块儿，还搞一些象2008云南昆明世博园“中国首届知青文化旅游节”这类活动。

我在频频劝酒中，给出婉言谢绝了，因现我在报社工作，就工作性质转换不允许了，也没有以前那么多时间了。

老丁，这是最后一次在与我别过，而且是唯有一次在泸州与我别过时，略有一些醉意，依旧是那么忧心仲仲的，依旧是那么想再为知青做一些事…

对老丁，说法不一。

当然，绝大多数是赞赏的。

那赞赏是对他进京请愿组织的壮举，这是一代知青忘不了的。

但有的说他什么事不做，整天还没有转换观念，思想还是属于那个年代的“知青领袖”之欲念。

其实，话里多少有“自不量力”“自己缺少自知之明”等意思。

尤其是我引入刘晓航写的《我们要回家》后，反映更为强烈了起来。这书反映的就是丁惠民进京请愿的事，是第一本较为全面还原历史真象的书。就作者也向我说：老丁对我也有些意见，说进京请愿历史，书中有的地方不详实。的确，这个事，老丁也在我跟前说过。

作为《我们要回家》成书的双方牵线者，只得劝和双方，让大家都从宏观史出发，相劝那些不明真象稀里糊涂起轰而不嫌事大的人。后来，他二人非常和好，在很多见面场合和机会，仍然是聊不完的刻骨铭心的知青话题。

不管怎么说，丁惠民，是一位堪称知青史迹人物。

《我们要回家》，作者刘晓航，己过逝了，但留下了史实。

至于其中有史漏，但却是那件事整个“我们要回家”的历史史册。

因他一直对知青有“天降重任于斯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惊悉: 丁惠民于2024年9月22日18点10分因病去世，享年71岁。

我向老丁过逝表示沉痛哀悼！

人间，别过就是回家了。

天堂，终结是安息回归。

丁惠民，你是真正回家了！

老丁，告别世间的回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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