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辛庄 （一）

张泉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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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21日夜到22日，我们冒着北京的严寒和风雪在敲锣打鼓、集会游行、一片欢腾中度过的。那是文革的第三年，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除了像往常无一例外地庆祝“最新指示”的发表外，那时我们还在上小学五年级，对“上山下乡”的含意全然不知。

数以百万计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响应“最高指示”分赴全国各地，开始了他们的知青生涯。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仅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例，它有6个师39个团，1972年全“兵团”的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和“知识青年”达17万人。

自1968年，每年城市中学、高中毕业生，除少数参军和独生子女留城外，一律被送往乡村或边疆落户。连年照此执行，长达十年（到1978年为止），散布在天南地北的知青已多达1600万。 这十年知青中分为“老三届”（1966－1968年），“新五届”（1969－1973年），以及“后五届”（1974－1978年）。

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热潮。全国八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的知青被下放到了边远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全国知青大量的在本省农村插队，共有267万多知青投身其中。仅上海就有48万高、初中毕业生奔赴黑、吉、蒙、滇、黔、赣、皖和上海市郊区农村插队落户。

1972年福建莆田人李庆霖斗胆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受到毛泽东重视并亲自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一石激起千重浪，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随之进一步得到揭露。严惩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举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与此同时，各地亦就李庆霖信中反映的走后门、贪污挪用知青安置经费及建房材料等行为进行了查处。

我是1975年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的。属于“后五届”知青。那时“上山下乡”已不是什么“选择”而是既成事实。据1975年12月23日新华社报道：到1975年底为止，知青人数已达到1200万。1975年当年，全国有200万知青上山下乡。

在我们下乡之前，即便“李庆霖‘告御状’事件，使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具体问题得到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也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毛泽东感觉到知识青年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定对这个问题重新做考虑。1976年2月，毛泽东再一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 我们1975年高中毕业后真正上山下乡的日期，因种种原因一直拖到1976年3月，即毛泽东1976年2月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后。知青问题，直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9日逝世，也未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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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3月我们全班除少数参军和独生子女或特种原因留城外，几乎一窝端地被安置在北京大兴县长子营公社北辛庄大队。那时农村设置是县、公社、大队，相当于现在的县、镇、村。我们那批被安置在北辛庄大队的新知青四十四名，加上老知青二十四人，一共六十八人。如果各村知青数量相差不多的话，长子营公社下辖四十二个生产大队，大约二千五百多知青，占长子营公社二万五千人口的百分之十。大兴县有十四个公社、五百二十六个大队，全县共有大约三万多知青。

一、下乡的第一课

北辛庄在大兴县、长子营公社是个出了名的穷村。全村分四个生产小队。我所在的四队是全村工分值最高的生产队：一天满分为十分的价值是：一毛二分五（0.125元），仅够购买一斤棒子面（0.115元）！其它三个生产队的困境可想而知。到了年底全村家家倒欠生产队的账（落下饥荒）、户户青黄不接时揭不开锅。正值开春时节，公社又掖给这个三、四百来户的穷村四十多张多余的口，难怪我们一进村就遇到“白眼”。不但没有敲锣打鼓欢迎的场面，就连和我们搭话的都颇为罕见。更多的是见怪不怪、司空见惯、爱搭不理，给人以灰溜溜的、夹着尾巴做人的感觉。

​这么多人的到来，好像不速之客，事前没有什么准备。原定的知青点是个旧小学校舍，因没来得及搬迁、整理，所以大队人马一进村便三、五成群地分散到十几户老乡家暂住。唯一有准备的活动是给我们新知青三天“阶级斗争”教育。北辛庄之所以穷，据村干部讲，是因为该村的“阶级斗争”复杂、“地、富、反、坏、右”从中捣乱。他们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无时不刻地寻机破坏生产。为了我们认清阶级敌人的真面目，专门领着我们走街串巷辨认“黑五类”的门。

​那时报纸上经常讲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北辛庄，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可不是“一小撮”的数字。虽还是少数，但差不多占全村四分之一人口。三、四百来户的村中，百八十户是“地、富、反、坏、右”？而他们大都集中在二队，成了二队的多数。到了刮风下大雨的天，五类分子被召集一起在村头巷尾修渠、修路，黑压压的一大群、一大片。他们手拿铁锨、肩挑担，要是真的造起反来，还是一股不小的力量。想到这种可能性，令人不寒而栗。

​三天“阶级斗争”教育下来，三、四百来户的村子谁是贫下中农、谁是地富反坏右、我们哪能搞清？蒙头转向中，我们只知道我们不是贫下中农、也不是黑五类，但和黑五类同属不受欢迎的人。

​下乡务农，所以我们脱下平时在城里穿的衣服，换上了一套我们自己认为的“农村打扮。”我们的行头大至一样：脚踏笨重的大头鞋或穿破了的旧棉鞋，上、下身穿着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时的补丁摞补丁的棉裤、棉袄，中间扎着根草绳，头顶“鸾平”式的（智取威虎山）帽子，三、五成群地来到生产队报到。队长一看到我们这身打扮，气就不打一处来。人还没到齐，就冲着我们骂骂咧咧、吼起来：

“瞧你们那叫花子像！拿我们这儿当要饭的地儿？把他妈咱农村想成什么样儿？就凭这怂样还想在这混碗饭吃？门儿都没有！”

抬眼看看本村来干活的年轻人，这时才注意到他们穿戴得都比我们整齐像样。特别是姑娘们，穿戴簇新还戴着花花绿绿的头巾。小伙子穿戴随便些，但至少没有腰扎草绳、头顶“鸾平”帽的怂样。当众被数落完后，我们被勒令回去换好衣服再来干活。这是我们下乡学的第一课。

二、大有作为之一

初春时节，生产队里交给知青干的活大致两项：不分白天黑夜往地里运肥和浇灌冬小麦。运肥需要体力，手推独轮车掌握不好，车翻肥撒经常发生，没干几天，肥撒了一路，又耽误时间、又浪费肥料。队长很快把我们换下来去浇灌冬小麦。此活无需体力需耐力。偌大的一片麦地，浇灌起来需要一垄一垄进行。水泵开启，经水渠流进垄沟，水顺垄沟流到指定的地点，打开垄台上的缺口进行浇灌。水满后，将此垄台上的缺口堵死。再将下一个垄台上的缺口打开进行浇灌，如此操作，一垄一垄地浇灌。白天还比较容易对付。到了晚上，特别是漆黑的晚上，浇灌冬小麦就变得复杂的多。浇灌冬小麦是个慢活，夜里熬不了多久，人就犯困打盹。一觉醒来，水泵开启了一夜，用了一夜的电和水，该浇灌的地只完成了不到一半。

队长很快把我们换下来去看水泵。这倒是一个轻活，只是不适于胆小的人。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间，一个人孤零零地在村外，一有风吹草动、照实让人胆颤心惊。进村的那三天“阶级斗争”教育在看水泵时才真正发生它应有的和不期而遇的效应。

我大概属于胆小一类的人，经过“阶级斗争”教育后，特别是在夜间一个人的时候，就更加提心吊胆：鹤唳风声、草木皆兵。阶级敌人怎么寻机破坏生产？冬小麦需要浇灌的时候，水泵就顺理成章地变为他们破坏的目标。想想村里蠢蠢欲动的地富反坏右，百八十户、几百口子，万一夜里摸到村外水泵站，我一个赤手空拳、手无缚鸡之力的知青，那能招架、对付。

同学好友魏重斌那时在知青伙房帮厨，听说我一人在村外晚上看水泵，就主动来陪我壮胆、熬夜。三月里遇上倒春寒，夜里我们各自裹着棉猴、棉袄、棉大衣，躺在离水泵不远的避风田埂沙土地上，四眼朝天、海阔天空聊大天。聊累了，又怕睡过去，才想起随身携带的半导体收音机。黑暗中拨来拨去，偶然拨到华语莫斯科电台的广播。这是我们在城里听不到，也是当时被禁止听的所谓“敌台。”随着那亲切悦耳的“亲爱的听众，现在是莫斯科电台广播时间。今天为您准备的节目有……”我们如醉如迷地倾听着带着异国情调的“靡靡之音”：

​前面讲到，1972年福建莆田人李庆霖斗胆写信给毛主席，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青的生活问题。受到毛主席重视并亲自批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李庆霖的御状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青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1973年4月29日，在中央领导人会议上，周总理严厉批评说：“中央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机构，怎能只是设在计委劳动局下面的一个小组？这么几个人，怎么搞好工作？这个机构要加强，要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 随后，国务院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并要求各省、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

知青办成立后，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相继被揭露出来，并陆续反映到中央。最先被揭露出来的恶性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对此，不轻易发火的周总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愤怒地说：“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叶剑英元帅也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自此，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随之进一步得到揭露。严惩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举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北辛庄也不例外，经知青揭发、检举大队党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利用职权合伙奸污和猥亵女知青多人。人证、物证俱在，两人被依法逮捕、判刑。76年我们进村不久，那位团支书刚好刑满出狱，回村后作为“坏分子”被监督改造。

​从前知青管理混乱，发生冲突时，老知青被吊打、辱骂的事时有发生。为了防止此类恶性事件发生，村里特别指派李景伦和我一起负责管理知青生活。和我一起下乡的同学好友中，不少是当年中学毕业后在我劝说下留下继续上高中的，高中毕业后仍然没躲过下乡插队这关，不少对我不满、耿耿于怀。现在有机会能为他们做点补救工作，当仁不让、义不容辞。作为知青的代表，从道义上讲，我也不能随着大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但求无过。

​但担当这个角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矛盾是繁复、多方面的。一面要对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稀泥”式的村干部；一面要劝说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萎靡不振、“度日如年”混日子的知青。加在中间苦不堪言。

​第一年在队里干活，听说我是知青干部，处于无奈，队长咬牙硬是“破例”将我的工分提到9.5。这下可苦了我。工分制意味着挣多少工分干多少活儿。普通知青6至7分，挖沟时，他们挖6至7立方米，我得挖9.5立方米；麦收割麦子，别人割6至7分地，我得割近一亩地！我虽然能吃苦，但有些活实在干不动，心有余而力不足、力不从心。要不是好友“哥们儿”的援助，有些活根本拿不下！

​结果是挖完沟，大病一场，发烧好几天。麦收后，又大病一场，伤了筋骨。回城养伤，正赶上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强烈的地震波及京城，惊天动地。那时我家住在北京西城西皇城根国务院宿舍。震后，宿舍大院里聚集着许多睡梦中惊醒后从各个楼里仓皇出逃的人群，我们家的猫也从此不见踪影。帮助父亲在院里一个角落搭起地震棚后，我又匆匆赶回村里。不久就收到那张“奖给张全同志”的奖状。

五、大有作为之二

下乡不久，村里旧小学校舍终于腾了出来，我们从各队暂住的农舍搬出，搬进知青点。三排没有院落的砖房，前排男生四间、中间伙房三间、后排女生四间。昔日遍布全村散居各队的知青，重聚在一起。除了每天早出晚归分头到四个生产小队干活外，平日大家一日三餐、朝夕相处，总算有了自己的窝。没有取暖设备，大家就偷用电炉，所以停电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足为怪。因电炉过热，烧坏了床板被褥的事屡见不鲜 。电炉用来加热食物、开小灶，习以为常。

​随着气温渐暖，田里的青蛙成了我们知青打牙祭的食物。一串串从地里抓捕的青蛙，被当成收工后的战利品，带回知青点。在夜幕的遮掩下，一串串青蛙经过惨不忍睹、惨不堪言的“行刑”后，只剩下双腿。再经电炉烹饪，便成了夜宵的佳品。当“田鸡”的供应濒临绝迹后，馋则思变，食物的来源、渠道也就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化。接踵而来的便是一摊难以收拾的尴尬局面。

​村里偷鸡摸狗的事，时有发生，見怪不怪。村里的鸡、狗偶或变成个别知青的夜宵，就成了大惊小怪、 不可饶恕的罪状。从此村里丢鸡失狗的事一发生，我们（知青）族类便成了众目睽睽的嫌疑犯，似乎偷鸡摸狗的行径是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的恶习，不可推诿，不容置疑。

​当然族人中的败类，羞辱的不是自己，而是整个族类。收获季节，生产队为防备本村因亲族关系而造成历年地里的“流失”，竟不假思索地将“看青”的重责委任予在本村“无亲无故”的“外来”知青。知青暗自叫绝, 有道是“天助我也”、“天无绝人之路！”怎能坐失良机。生产队在考虑收获季节地里因本村看青人“沾亲带故”而造成的损失，忽略了知青这个大家族。

背了黑锅的知青“堤内损失、堤外补”的道理却是心有灵犀，不点自通。自此知青打牙祭的食物种类、渠道就变得多样化，供应源源不断。夜里比白天还忙活！得悉某某在村西某队“看瓜”，吃完晚饭，知青们便三五成群，消失在夜幕。第二天因吃西瓜过度而拉肚子的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某某在村东某队“看棒子，”那几天，在知青点里喊饿的近乎绝迹、罕见。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是“看”什么吃什么，“看”到哪儿吃到哪儿！

当然也不能一口咬定我们“失职”。“看青”时，知青还是抓到不少“偷青”人。被当场抓获的人中，没有黑五类分子。但有包括村支书老婆、队长媳妇、村队干部家属子女，清一色的贫下中农。抓到了“把柄”好办事，从此也奠定了知青在村里大有作为的“看青”本事/色。

六、民人以食为天

前面提到我们的到来，掖给这个三、四百来户的穷村四十多张多余的口。但我们真正成为北辛庄的负担、遇到真正的“白眼”那还是第二年的事。按国家的知青政策，头一年知青口粮由国家供应，每人每月供应商品粮22.5公斤、每人每月补助10元菜金和生活费；第二年生产队分口粮也要达到这个标准，第一年的工分所得扣除口粮所剩余的用作第二年的菜金和生活费。但这一规定所没有考虑到的是如果到了第二年，知青所在的生产队从第一年的工分所得扣除口粮后没有剩余，将会有什么补救办法。

​我在开篇讲到：“北辛庄在大兴县、长子营公社是个出了名的穷村。全村分四个生产队。我所在的四队是全村工分值最高的生产队：一天满分为十分，分值一毛二分五（0.125元），仅够购买一斤棒子面（0.115元）！其它三个生产队的穷困处境可想而知。”那时农村实行工分制，一个壮劳力一天可得十分，知青一般只得六至七分。十个工分才值一毛二分五（0.125元），六至七分连一毛不值，扣除了一年的口粮后，倒欠生产队一屁股债不说，哪里来的剩余作第二年的菜金和生活费？

​年底生产队结账、分粮后，知青第二年的口粮、菜金和生活费问题就显得格外棘手、碍眼。几乎全体新老知青和全村老少无一例外地倒欠生产队粮和债，第二年的生活无一例外地没有着落。俗话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在这个节骨眼上，知青伙房管理员一职换任，换上我来维持这个烂局面。

接手伙房管理后才知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的前一届老知青共有二十四人。到了第二年遇到同样问题，缺乏第二年的口粮、没有菜金和生活费。公社把我们四十四人掖给北辛庄，对穷得难以喘息的大队如雪上加霜，对于即将“断顿儿”的二十四位老知青却是雪中送碳。四十四个新知青就有四十四份国家供应的统销商品粮和每月四百四十元菜金和生活费，足以养活全体六十八人知青。

可到了我们第二年，我们六十八人一下变为没有口粮、靠天吃饭、身无分文的穷光蛋，生活自理，自食其力。而我就是在这个时刻被调任管理知青伙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不像当年儿时唱的那首游击队之歌那样神气、潇洒：

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现在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今非昔比，有苦难言：

我们都是穷光蛋，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没有吃，没有穿，没有人搭理咱：

没有粮，没有菜，腰包里没有钱。

接手知青伙房前已出现不少骚动。第二年的伙食、菜金和生活费没有着落，在知青中造成恐慌。不少人唯恐第二年不够吃，纷纷倒买倒卖手头多余的饭票；有的到伙房将囤积已久的饭票兑换成现金和粮票以备第二年自理之用。伙房一时混乱，闹声一遍。 

七、大有作为之三 

1976年12月11日接手知青伙房管理后，我对伙房的账目做了一番详细的调查。其中包括

I. 四个生产队拖欠知青伙房的粮（玉米）、面统计表；

II. 四名老知青历次欠菜金累计；

III. 二十四名老知青10月、11月、12月应扣菜

金明细表；

IV. 交账清单；

V. 76年10月“十一”后扣除回家知青粮、面票。

我把最后调查统计结果用大字写出来贴在伙房墙上：

为了铲除隐患，第一条措施就是废除原有的饭票制！杜绝了因饭票管理混乱造成的知青内部的矛盾和纠纷。

第二条就是建立严格的（1）现金收、付细账：

（2）从生产队支取老知青粮、面收、付细账：

（3）新知青伙房商品粮、面收、付细账：

​（4）详细的工作日记：

​（5）收藏保管所有（盖章、签名、摁手印）发票、收入、支出凭证：

1977年3月15日，在我年满20岁生日的那天，我领取了我们四十四名“新”知青最后国家统筹供应的知青生活费220元人民币：

​我知道，到了月底，我们下乡整整一年。国家不再继续供养。我们四十四人将加入本村二十四名“老”知青行列，成为自食其力、靠天吃饭的农民。

八、​濒临弹尽粮绝

以下是我保存下来的当年现金收、付细账（4-7页）：

1977年3月15日，领到我们最后的生活费220元后，现金帐余额是703.1元（见现金账页4）。靠着这笔钱去支付六十八人伙房包括“油盐酱醋柴”的所有费用谈何易！

六十八人按每人8两（粗粮）玉米面，一天54.4斤，玉米面单价: 0.115元，54.4斤/6.26元/每天；1686.4l斤/194.06元/每月。

六十八人按每人6两（细粮）面/米，一天40.8斤，面粉单价: 0.185元, 40.8斤/7.55元/每天；1264.8斤/234.05元/每月。（大米单价:0.202元，40.8斤/8.24元）。

六十八人每天还要吃菜、用油、盐、酱、醋、柴（煤）。偶尔还要改善生活，吃点荤的。到了1977年4月21日，现金帐余额从3月15日703.1元（见现金账页4）掉到291.45元。没有收入、只有支出，伙房的前景不辨自明：弹尽粮绝、危在旦夕。

在我们百般无奈、坐守待毙的时候，从在我们伙房吃饭的长子营公社知青办的老韩口里听到一则好消息：公社正在安排新来的一批1977届知青。不顾北辛庄大队的反对，我们立即抢先到公社知青办申请，居然又为这个穷得叮当响、吃不饱饭的穷村讨来了十二名和我们当年一样欢蹦乱跳的“新”知青。又一次经历 “天无绝人之路”的奇迹！这十二张，在北辛庄农民看来，“讨厌”的、多余的口，成为了我们六十八名老知青起死回生的强心剂。每月120元人民币对于濒临弹尽粮绝的穷光蛋那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

1977年4月21日，我从知青办领取了十二名“新”知青的生活费130元人民币：

这来之不易的130元人民币使我激动、惊喜地难以自己、夜不能寐。至今我一直保存着这在当年对我是天文数字的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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