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刻书棚本《南宋群贤小集》漫谈

庐陵茶人阿鹏

2023年6月，广陵书社推出一部线装新书，这部书的装订为四眼线装，绫子包角；用纸采用特制楮皮纸（比宣纸更古色）；封面采用古籍修复专用仿古宣；签条是鱼籽洒金云龙宣纸；函套采用鱼藻纹宋锦；书尺寸为26*19*28cm；整套书共四函三十册；外匣用香樟制成。这套十分亮眼的书就是《南宋群贤小集》。

宋刻书棚本《南宋群贤小集》，九十五卷、六十册，宋陈起编，宋嘉定至景定间临安府陈解元宅书籍铺递刊本。南宋书商陈起（？-1255）及其子所开书肆芸居楼，在都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棚北大街睦亲坊南，刊刻大量唐人诗集和南宋江湖诗人小集，俗称“书棚本”，对宋末晚唐诗的传播与江湖诗派的发展贡献巨大。书中有清朱彝尊手书题记，又民国三十五年杨寿祺手跋。原名为《江湖集》或《江湖小集》，清代著名藏书家吴焯历经汇集甄选、缀补，淘汰删削，最后编定，总为六十四家诗人，并正式定此书名为《南宋群贤小集》，共计95卷，1366筒子页，体量浩大。

据学者们研究，《南宋群贤小集》来源于清初流传的宋人小集 。胡念贻先生认为《南宋群贤小集》和《南宋六十家小集》均是出于“宋本”。他指出“江湖前后续集流传到明清有两个宋本一个是明末毛晋汲古阁的景钞本一个是清曹寅藏本。”“毛晋汲古阁景宋钞本”在清末最初由群碧楼刻成《南宋六十家小集》，这个本子流行较广。

但是，《江湖小集》、《南宋群贤小集》、《南宋六十家小集》这三部书均未见宋元明的记载，而都是在清代才初次出现。按《南宋群贤小集》的搜求者吴焯提供的线索，此书的持有者最早可上溯到清初康熙年间的藏书家曹寅（1658-1712），曹寅酷爱书藉收藏甚富，清代学者叶昌炽称他“校刊古书甚精”。

曹寅的藏书录《楝亭书目》卷四“诗集补遗”门下载有“宋本宋人诗宋钱塘陈起编六函四十七册”，大概就是吴焯所言的“《江湖群贤小集》”的“宋印”。另外在同卷中“诗集”门下列有从北宋钱惟演开始一直到南宋末文天祥的九十多家诗人诗集，其中有六十多家南宋诗人小集后来都能在《南宋群贤小集》中看见。并且《楝亭书目》还著录了“圣宋高僧诗选五卷”和“前贤小集拾遗五卷”这两种本子，后来也都见于《南宋群贤小集》。

另外，据王士祯（1634-1711）说曹寅的好友朱彝尊（1629-1709）也“辑宋人小集四十余种”。从朱彝尊的《潜采堂宋元人集目录》也可知他还藏有另一种“宋人小集”，此集收录了黄大受、吴汝一、武衍、刘翰、张良臣、葛起耕、利登、赵崇鉘、邹登龙、朱南杰十位诗人的小集。以上这两种本子都被称作“宋人小集”，但诗集的内容和数量并不一致。王士祯还说“南宋诗小集二十八家黄俞邰虞稷（1629-1619）钞自宋刻所谓‘江湖诗’也。”

清初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黄虞稷手里也曾有过被称作“南宋诗小集”的本子总数为“二十八家”。台湾学者郑亚薇女士的博士论文《江湖诗派研究》，详列了台湾各大图书馆所藏与江湖集有关的钞本刻本达十四种之多。这些情况说明当时各种宋人小集的本子很多，所谓“宋人小集”只不过是一种泛指。

值得一提的是，曹寅所藏宋人小集是当时最为完善的本子，甚至连朱彝尊也“深叹曹氏藏本之佳”。不过曹寅的善本，也是在借钞别人的藏书，李文藻说朱彝尊曝书亭的书籍，曹寅都曾钞有副本。朱彝尊、王士祯、黄虞稷等均是清初著名的学者或藏书家，在年代上又都比曹寅早，可以说明经过曹寅的多方努力，他的“宋本宋人诗”已经是汇集了当时诸家所藏的精品。

《南宋群贤小集》的汇集者和钞校者的瓶花斋主人吴焯，以及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在谈到他的的版本来源时，都仅仅只上溯到曹寅。《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刘潜夫《落梅》诗，在查慎行（1650-1727）批注中发现了一条很有意义的新材料现录之如下： “《江湖集》今名《宋人小集》乃钞本。余于癸巳1713冬购得之尚有棚北大街睦亲坊陈解元书坊刊印字样”。

“癸巳”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查慎行此年購得《宋人小集》的鈔本，時間上算是比較早的。從查氏所記來看：一是此《宋人小集》被當作“《江湖集》”。二是其中“尚有棚北大街睦親坊陳解元書坊刊印字樣”。三是屬於“鈔本”。由此可見明末清初在社會上流傳的“宋人小集”與宋代《江湖集》有密切關係，並且就被當成《江湖集》，尤其是鈔本上有“陳解元書坊刊印字樣”更讓人相信它們是出於南宋陳起。 所以這批本子在進一步匯集之後流行於民間，後來即被四庫館臣錄入《四門全書》並題作“《江湖小集》”；被吴焯收集的称作“江湖群贤小集”；被顾修所刻的则称为“《群贤小集》”。

关于《南宋群贤小集》的汇集和定名，吴焯在该集序中说： “南宋钱塘人陈起鬻书为业颇精雕板当时称行都坊陈解元书肆。所刻江湖群贤小集曹楝亭（寅）所藏宋印后归郎温勤。今见于家石仓书舍仅有其半并无序目可考板样亦参差不齐。盖陈氏所刻诗行子江淮之间作者往往以己刻者附入后竟以名取祸此其平生未竟之绪是以无编定卷帙。但从后来藏书家簿录中纪为宋人小集六十四家而已。余所见秀水朱氏本、花溪徐氏本、花山马氏本各不相同。大抵此集多不全后人闲取北宋人集之小者如陶粥、蒋堂等以傅俪之以实六十四家之数耳。至《文献通考》所载《江湖集》九卷亦陈氏刻。审陈振孙跋语其非此集可知。余搜求不下十年始汇其全。近日与赵谷林校勘此集因书其端委示之。惜乎竹垞已往不及见余本之完善。忆曩日落帆亭舟中对语老人深叹曹氏藏本之佳而不知其不全。余生行都旧地遥遥白云怀古何深！”

吴焯说他在吴允嘉处看到曹寅的“宋印”时有几个特征：一是只剩下一半；二是没有序目；三是板样也不整齐。吴焯将它抄出之后，用不下十年的时间各处“搜求”。由于当时流传的各种“宋人小集”很多品质不一，他在搜集过程中不断地加以甄选，一方面抄录缀补，一方面淘汰删削，终于汇集到六十四家，并正式定名为《南宋群贤小集》。

　　关于吴悼对这部书所起的作用，读画斋主人顾修曾说： “南宋宝庆、绍定间，钱塘陈起设书肆于临安府棚北大街，一时士大夫多与往还。起为刻群贤小集行于世。龙尾山人查昌歧跋云‘时称国宝新编，又称《江湖集》共百十六家。’其说未知所本。今传钞本多寡不一，惟钱塘吴氏（吴焯）瓶花斋汇萃诸家钞本，定为六十四家，又据宋本增入六家，花山马氏本增入二家，秀水朱氏本增入二家，颇称完备。”

彭元瑞说：“近钱塘吴尺凫汇为六十四家，尽汰北宋人，定名《南宋群贤小集》。”这是因为吴焯并没有亲眼看到卷帙完整、序目清楚、板式统一的宋刻本。他要“尽汰北宋人”，主要是因为收录北宋人，不合乎他称该诗集为“南宋群贤”的体例，因此这个本子是“汇萃诸家抄本”而成，并不是来源于完整的宋本《江湖集》。 不过吴焯把此书的前身说成是陈起“所刻《江湖群贤小集》”后人也就逐步把它当作“《江湖小集》”和《江湖集》以至造成了谬误。

嘉庆辛酉（1801）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在《南宋群贤小集》刻成之时，曾对它的“传录始末”作过较详细的介绍。他说“右南宋陈起编刻江湖群贤小集借钞于汪氏振绮堂主人（汪宪，字千波，号渔亭）。汪本传自瓶花斋吴氏（吴焯，字尺凫，号绣谷）。其传录始末绣谷述之详矣。其云曹楝亭（寅）所得宋刻归之郎温勤，今见于家石仓书舍者。温勤为三韩郎中丞廷极（郎廷极）。石仓则钱塘吴允嘉志上也。宋刻最为温勤宝爱，常置座右朝夕把玩。郎卒于官署，家人将并其平生服御烬之以殉。时石仓在郎幕，仓卒间手百馀金贿其家僮出之烈焰中，携归秘藏，非至好不得一见也。石仓没，家人不之贵，持以求售。厉徵君（鹗）得之，以归维扬马氏小玲龙山馆。乾隆壬辰（1772）仲冬，予于吴门钱君景开书肆见之。惊喜与以百金，不肯售许，借校雠才及三之一，匆匆索去，以售汪君雪礓。不数年，雪礓客死金闾，平生所藏书画尽化为云烟，而是书遂不可踪迹矣。宋刻实六十家装，二十八册，绣谷云仅得其半，盖尔时石仓老人不肯全出示之耳。予钞是书在乾隆辛已（1761）之春，维时亟于成书，友人二严昆季、姚君竹似、潘君德园、郝君潜亭俱踊跃助予，手钞录成。思请善书者人书一卷，重梓以行，事重费烦，时作时辍，因循迄今，汗青未就。弹指遂四十余年矣。一日石门顾君松泉在予案头见之，力任开雕，期年蒇事。其镂刻之工较宋刻为尤胜。……”（见《南宋群贤小集·补遗》）

综上所述，《南宋群贤小集》是从宋元明的江湖诗集版本流传下来的，但最初是由哪个本子来的今天已很难追寻。但我们知道的是，清初时宋人小集中比较完美的本子是在曹寅手里，所以尽管几经周折，才有吴悼、鲍廷博、顾修等人的汇集整理，再度刻行。它的源流可用下面箭头表示： 厉鹦→马日琯→钱景开→汪雪礓宋刻失传曹寅宋人小集藏本→郎温勤→吴允嘉 。

由此，我们知道《南宋群贤小集》是从多种钞本得来的，考察这些本子的流传时，又常常会遇到“宋印”或称“宋刻”的问题。吴焯说：“南宋钱唐人陈起以鬻书为业，颇精雕板，当时称行都坊陈解元书肆，所刻《江湖群贤小集》，曹楝亭所藏宋印，后归郎温勤……”后来鲍廷博也引述了吴焯这一说法，肯定了曹寅藏有“宋刻”。他说：“曹楝亭（寅）所得宋刻，归之郎温勤，今见于家石仓书舍者。……宋刻最为温勤宝爱，常置座右朝夕把玩。” 宋代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细有则，印刷清朗，故以宋刻为善，宋版书流传不多，所以民间有一页宋刻一叶金的说法。

关于曹寅是否藏有《江湖群贤小集》真正的“宋印”，清代不少人都谈到过这个“宋印”，吴焯自称把它当作自己所辑的《南宋群贤小集》的祖本而外，鲍廷博称自己还曾经借到过这部“宋刻”，他说：“乾隆壬辰（1772）仲冬，予于吴门钱君景开书肆见之，惊喜，与以百金，不肯售，许借校雠，才及三分之一，匆匆索去，以售汪雪礓。”关于鲍氏借“宋刻”去校对家中旧钞一事，不仅在今天的《南宋群贤小集》内尚留有当时的校正印记，而且还有别人的旁证材料。清杨复吉《梦阑琐笔》中也说他亲眼看到鲍廷博借到了这部宋刻，他说：“本朝初年，曹楝亭寅藏有刊本（指《江湖群贤小集》……乾隆壬寅（1782），知不足斋主人鲍以文获见吴门市中，许以百金，不售，因借归以校家中旧钞。道过余家，于舟中举示。卷帙完好，静气迎人，洵数百年物也。”

另外，清代学者江藩也说曾见过“宋椠本”，他说：“乾隆壬寅（1782）六月，于扬州书肆中得宋椠本，乃马氏玲珑山馆所藏，后为汪雪礓所有，是时曾录序目一卷……。”江藩这个材料说明，他看到“宋椠本”的时间也在乾隆壬寅年，正好与杨复吉记载的鲍廷博借到宋刻的时间相同。

此前《南宋群贤小集》最初名为《江湖小集》，南宋淳熙年间因为《江湖小集》中的某些诗句，被谏官罗织为谤讪宰相史弥远，史弥远请皇帝下诏查禁此书，《江湖集》书版被毁，陈起被流配边地八年。所以《江湖集》书版被毁，也成了中国较早的文学作品毁版事件：南宋《江湖集》诗版被劈案。书版被毁后，已经印行流传出去的《南宋群贤小集》命途多舛，存世寥寥。

这次出版的曹寅旧藏南宋书棚本《南宋群贤小集》为湖南长沙一位李姓的书商于1947年，偶然收购到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曹寅之后的藏书者带此宋本逃难，不慎将书遗忘在长沙汽车站的顶篷上，有人拾到后售于这位李姓书商。李姓书商来上海求售，上海来青阁书庄的杨寿祺请古书专家徐森玉鉴定，始知此为难得一见的宋椠善本，遂决定以十两黄金购下。后经张继、蒋复璁、郑振铎、徐森玉等努力，上海来青阁决定把这套稀世珍宝售出，最终为南京中央图书馆所购藏，，是存世宋刻江湖小集的最大宗收藏。1972年，台湾艺文印书馆黑白影印出版，由于当时条件，这次影印质量不是太好，后再无出版。本次依原样重印，重新装池，四函三十册，质量和审美水平都有很大提升。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前，南京中央图书馆的大部分珍本包括这部南宋书棚本《南宋群贤小集》就被带去了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是毫无疑问的国之重宝，但大陆的人们是难得一见的。

《南宋群贤小集》书有朱彝尊在曹寅藏本中题记：“宋陈思父子编群贤小集于宝庆、绍定间，又称江湖集。陈氏书录解题、马氏经籍攷止云九卷，国宝新编云，所刻甚伙，余所见写本多寡不一，然无过于此，今计六十家，外间俱从此本传写者，为全书，刻手精好，古香袭人，是书棚本之佳者，绦云晚年悬价求之不得。续编群贤小集拾遗、高僧诗选犹世罕有。高僧诗甲集即九僧诗也，余曾见汲古閤影宋本写九僧诗一册，毛斧季自为跋语，珍为压库之书，六七百年失传之秘册，余急录一本，今与甲集校之，不独诗数相符，行间行款亦不异，为正四十馀字，眉目一爽。内如白石集，与今本不同，后附诗说。洵知宋刻本之佳也，使毛氏父子见之，能不下拜。宋南渡后，山林湮没之士赖此得传，非书林射利之书可比。嘉禾兵火，巍然独存，所谓有神佛护持者，因并录其目于后。康熙庚子春仲，彝尊书于梅里之荷花池上。”

《南宋群贤小集》书中的作者人数很多，这些作者的生活年代不一，约在北宋末至南宋末200年间。其中有北宋末、南宋初人，还有宁宗、理宗四朝百年间人。这些人身份复杂，既有平民百姓，也有显宦大客，但大多数是仕途不顺而浪迹江湖的下层文人。浪迹江湖的下层文人中以刘克庄、戴复古、刘过、姜夔、敖陶孙等人的成就最大。这些诗集的保存，无疑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南宋书棚本《江湖群贤小集》的版本，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

首先这部作品不仅因其罕见的宋代版本而珍贵，还因为它经历了多次流转和收藏，成为了研究南宋文化和文学的重要资料。其稀有性和保存状态‌，对于研究南宋时期的印刷和出版技术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版本的保存情况直接反映了当时的文化传播和保存技术，为研究古代书籍的制作、流传和保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 其次，他的收藏和流传历史‌丰富多彩，他曾被清代曹寅收藏，曹寅是曹雪芹的祖父，这一事实不仅显示了该书籍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也揭示了文学和艺术作品如何跨越世代，影响后世。

‌ 再次他的文化和文学价值‌也极大，作为南宋时期的文学作品，它辑录了当时江湖诗派诗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历史上可能并不为人所知，但通过这部作品得以保存和传承。这对于研究南宋文学、文化和社会背景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另外他的经济价值‌也极大，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能够拿出十两黄金购买这样一部珍本，说明了其经济价值和社会认可度。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文化和艺术的重视，也体现了这部作品在文化市场上的珍贵地位。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学者们对南宋江湖诗派的研究峰峦叠起。先开新河的是台湾郑亚薇的博士论文《江湖诗派研究》，详列台湾各大图书馆所藏与江湖集有关的钞本刻本达十四种之多，细考其书的来龙去脉。其后是南京大学张宏生的博士论文《江湖诗派研究》，对该诗派进一步加以全面的研究，他对基本史实的清理，对成员构成的界定，对社会背景的描述，对创作得失的评价，对文化意义的揭示等方面，资料考据与理论辨析又作了更为紧密结合的阐释，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尤其是对南宋文学与江湖诗派研究的一部开拓性力作。

今天，《南宋群贤小集》的出版，无疑又为广大学者和读者，又增添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大餐，我们在阅读欣赏之余，更促进了人们对南宋文学和江湖诗人的深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灿烂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华文化历史的发展与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