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那些事（49）——小山村妇女队长的二三事

海蓝(赵淑芳)

　　要说知青当小山村的妇女队长真不那么简单。除了带领女社员下地干活，还有其它意想不到的工作需要完成，而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且头脑简单的我，做这些工作还是不容易的。

一、实验种子发芽率

春天快到了，黑土地即将苏醒，小队长将用稻草捆扎好的一小把水稻种子边递给我边说：“你负责每天掌握好温度和湿度，过几天看一看种子的发芽率。”我既没听过也没见过，有些为难地说：“青年点这么冷，让种子怎么发芽？”“你把它放在炕席下面温度差不多的地方就行。”小队长说。道理通，但没做过，万一失败了影响春播进度问题就严重了。想到此我只得请求队长再找个有经验的人同时做，我也努力做好，队长答应了，我的精神负担也没那么重了。

接下来我每天都按要求用心的给种子加湿，因“青年点”里的土炕烧的忽冷忽热温度不稳定，所以要不断变换种子的位置，生怕粗心大意影响种子发芽。几天后，打开稻草捆一看，头都大了，只有几个种子发芽，其余的发了霉，太失败了！

尴尬至极的我捧着种子找到队长，队长一看笑着说道：“这是温度高了所以发霉的。”然后安慰我：“没事，别人做的实验发芽率符合要求，可以正常使用这些稻种。”

太难为情了！有些事看着容易做起来难，只有多问多实践方能成事。

二、给鸡打疫苗

春夏交替时节，由于气温不稳定，忽冷忽热，小鸡易得病，最可怕的是传染率和死亡率较高的鸡瘟病。各家各户都是散养鸡，为了有效控制传染疾病，队长把注射针和药交给我，并告诉我注射的方法、位置和注意事项，让我第二天早晨给本队社员家的鸡打疫苗，同时让我找个助手。

前几年，生产队里给小猪劁猪、给小鸡打疫苗的事，都是小队卫生员贺国良负责，今年不知何故，队长竟然把这项工作交给我这个“门外汉”。职责所在，我只得硬着头皮干。助手选定赵玉忠的三姐赵玉英，她负责从鸡窝里抓鸡。队长一声令下，第二天每家的鸡都要关在窝里等着打疫苗。

次日天刚蒙蒙亮，小队的敲钟声响起，我和赵玉英顾不得吃早饭便从村东开始干了起来。我把疫苗放在一个自制的小布包里跨在胸前，方便单手取药针。赵玉英聪明伶俐胆大心细，非常利落地从黑乎乎的鸡窝里抓出一只芦花老母鸡的双翅递给我，我一手抓住鸡的翅膀根部，另一只手将注射器对准翅根部肌肉，准备进行注射，由于是第一次扎针，心里有些紧张，在扎针瞬间紧闭双眼，母鸡疼的大声尖叫起来，还好不深不浅力度刚刚好，注入药液后撒手放开鸡，那鸡惊慌失措地逃出院子。成功了！我和玉英对视而笑，立马放松了许多。

一般的农家自养的鸡有十只左右，下的那些鸡蛋主要是自家食用或当作礼品送给生孩子的母亲坐月子。

初战顺利，熟能生巧，接下来我们俩配合默契，越来越熟练，快步走向一家又一家，也就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全部完成任务。

回过头来想一想，为啥知青养的鸡从来没有打过疫苗呢？那是因为知青的院内从未垒过鸡窝，那几只母鸡只能在堂屋的一个空灶台上睡觉，清晨只要一打开大门，母鸡们立即冲出去觅食撒欢儿，所以我们从未接到过打疫苗的通知。不过既然是别人家的鸡都打了疫苗，“青年点”里养的鸡可能因为没有传染源，也很少得病。

　　三、计划生育宣传工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国家制定了计划生育政策，要求每家只生两个娃。在农村开展这项工作难度很大，宣传工作不到位，工作还要做。当队长交给我这项任务时，我还不满二十岁，啥都不懂太难为人了。没有相关资料，如何计划生育的知识也一窍不通，工作不做又不行，只得从半导体收音机里仅仅获得一点宣传口号，便选准目标开始尝试做工作。

我想找当地的女社员陪着我一起尝试做工作，可一听是此项工作，人家立马拒绝了，无可奈何只得孤军作战。

先找个试点吧。这家女主人四十岁左右，已经生有三女两男五个孩子，老大约二十岁，最小的孩子还在吃奶，本人体弱多病，既有大脖子病特征，还经常患头疼病。我找到她以后，先是慢慢聊家常，然后话题一转谈到计划生育的政策规定时，她明白了我的来意后面色突变，阴沉着脸说：“我也不想多生孩子，做女人可遭老罪了，听别人说，一旦做了结扎，女人的身体扛不住，老生病，啥活也干不了，你说活着还有啥意思？”

她说的是真是假我难以分辨，只得尴尬的回应说：“还是身体要紧啊。”话音未落我溜之大吉。太可笑了！宣传任务没完成，向队长汇报时他只是笑了笑，从此便草草结束了我的这项工作。

要想做好宣传教育工作，首先要吃透政策规定，掌握宣传知识，了解当地的医疗水平消除村民的后顾之忧，同时，大队还应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宣传队伍。那个年代刚出台计划生育政策，人们对此政策的认识还很肤浅不免有些忧虑，而我则是无知者无畏，失败是必然结果。

　　这就是我在小山村插队当妇女队长时发生的几件小事。知青是那个时代特殊的产物，我们虽然历经风雨的磨难，仍不畏困苦勇往直前，与黑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情怀，并坚信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