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的蹭蹬人生

lydia皖晴的秋天

中国有句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的大姐还在襁褓中便历经过两次大难。
那还是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父亲所在的华东野战军第三十四旅在苏北地区参加敌后作战，大姐在这个时候出生了。父亲顾不上看一眼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便在埠宁县西塘城作战中负伤，被送往后方医院。母亲随后勤机关不时向前推进，大姐被当地请来的挑夫放在担子一头的箩筐里，跟着队伍一路奔波。

依偎在母亲膝下的大姐

一天夜里，部队要过敌人的封锁线。当队伍行进到一条河边时，不知哪位母亲怀中的婴儿突然啼哭起来，引得其他婴儿跟着哭了起来。为了机关能安全通过封锁线，负责转移的首长不得不强行下命：将所有婴儿丢进河里！那些身为军人的母亲们不得不以服从为天职，母亲这时走近挑夫的担子，当她要去抱正在熟睡中的大姐时，一位父亲的部下冲过来将母亲推开，压低了嗓门说：“你不能这么做，首长就这么一个孩子，你要是把她扔进河里，回头我怎么向首长交代啊！”说着，将大姐抱在怀里，用小被子包裹住她，疾步冲过封锁线。母亲后来对我说，大姐从生下来就很乖，不爱哭闹，她一路上竟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要是我，肯定早就给扔进河里去了。

和父母在一起的大姐和哥哥

母亲不止一次地给我们讲那过去的事情：那是个少有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然而，对于行进在大平原上的军队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好天气。大姐像往常一样躺在挑夫的箩筐里，在扁担上下的晃悠中睡得正香。忽然，天边传来一阵嗡嗡声，一群大鸟飞过来了——是敌人的飞机！“赶快隐蔽！”有人在下令。在路边有一片玉米地，如果动作慢是跑不过飞机的，挑夫被眼前的突发情况弄得失魂落魄，他丢下担子，没命地向玉米地跑去，母亲此时正搀扶着一位怀有身孕的战友向那里奔去。
随着敌机的掠过，洒下一片弹雨。等一切都恢复平静后，人们从玉米地里三三两两地走出来，母亲看见挑夫空着的肩膀，感到有什么不对劲，突然，她像疯了似的向敌机刚刚扫射过的地方跑去。那副担子还在，她一眼就看见了放在担子一头扣在文件箱上的搪瓷盆底已被子弹穿了个窟窿眼，再看另一头箩筐里的大姐，她正睁着大眼看着母亲笑呢。母亲说，要是挑夫在放下担子前调换了方向，大姐的小命就没了。
大难不死的大姐在后来并没有什么后福可言，作为重点中学的优秀生，本可以顺理成章地走进名牌大学，却偏偏赶上了文革。记得那时，一向温文尔雅的姐姐变成了女汉子，身穿旧军装，腰里扎着军用皮带，走起路来呼呼生风。因为她住校，我们很少能见到她。她和同学早早地去外地串联，到过许多地方。

宋彬彬为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图片来自网络）

大姐那时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是在1966年8月18日那一天，她与一日之间声名大振的宋斌斌等十几名女校同学，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之后，宋斌斌改名宋要武。
大姐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记载了当天的所见所闻：【“文革”的66年“8.18”那天，我们班的三名干部子女和“女附中”的其他17名干部子女以及“男四中”的20名干部子女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去接受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我们在城楼东侧等候时，周总理接见了我们，他让我们围成圈，席地而坐，打拍子指挥我们唱起了“说打就打”的歌曲。我当时胆子小，怎么也不敢随赵丽安和刘海涛跑到后面休息室去打搅毛主席，但是我们又强烈地渴望见到毛主席，结果毛主席在警卫人员搀扶下出来接见我们。我看见毛主席一双大大的手，也只敢轻轻碰碰毛主席的手背。就是那一天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为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和毛主席合影。我能见到毛主席一面，这是一辈子的幸运，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大姐的回忆文章节选

后来，大姐成了西城区纠察队的一员，整天在外忙于解救被造反派冲击的老干部，可她却连自己的父亲都救不了，当她得知我们的父亲被打倒关押了，情绪跌入低谷。
好在大姐所在的学校是高干子女成堆的地方，许多人的父母都正在受到冲击，所以不会受到别人的冷眼与欺辱。高中就要毕业的她不可能去已经内定的哈尔滨军工大学读书了，由于表现好，她被分配去了一个兵工厂，厂里派她去杭州进行培训。那时我在陕北下乡，她用微薄的学徒工资给我买过一件真丝短袖衣寄到陕北，当时我真是爱不释手，也不舍得穿，把它珍藏在箱子里。

大姐离开北京去杭州前在北京站留影

大姐学徒期满后去了位于陕西岐山县的一个兵工厂，在厂里的子弟小学当老师。那时我在延安知青运动会上被西安话剧院选中，去从事演艺工作，我与大姐离的近了。
一天，我接到家里打来的长途电话，说大姐因为入党问题得不到解决病倒了。那时文革还没结束，父亲没有平反，有这样政治背景的她当然入不了党。大姐不像我，对什么都不在意，她从小就是班里的好学生，后来又在重点中学读书，在学校入了团，能选她上天安门就可说明她的优秀。父亲对她很严格并报以很大希望。可是他没想到会因为自己莫须有的罪名影响到女儿的政治生命，如果父亲对她像对我那样去任其发展，大姐也不会为了一个入党问题去钻牛角尖。刚刚解除关押的父亲获悉大姐病了，就要我赶紧去一趟工厂看看大姐。

隐藏在大山中的兵工厂（图片来自网络）

记得我刚下火车，来接我的大姐就问我：“你说，鲁迅为什么不入党？”我一时答不上来就糊弄一句：“他不喜欢入党呗！”大姐沉默了。之后在大姐的工厂宿舍里，我除了整天跟她逗乐，听她絮叨，也不知应该怎么去安抚。那时他已经有了男朋友，他是北影著名导演的儿子，在东北下乡时被推荐上了大学。大姐向我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怕男友上大学后会看不上她了。我看了几封男友的来信，对她说，你要坚信，他决不会变心的。与大姐度过一周后，我回西安了。

诸葛亮庙（图片来自网络）

男友在暑假时也去大姐那里陪她，他们爬山去看五丈原上的诸葛亮庙，还一起来西安看我演出。演出开始前，大姐坐在剧场的化妆间里静静地看着演员们化妆，有个老演员对我说，你看你姐姐一身的贵气，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哪像你没个正行！的确我与大姐无论从外表还是性格完全不同，大姐优雅的气质与我大大咧咧地派头，不知道的决不会相信我们是姐妹。文革结束后大姐结婚了，不久，她调回了北京，我也很快入伍回到了北京。
由于身体时好时坏，大姐当过工人，也在出版社从事过文字工作，她看到过去的同学和自己的弟弟妹妹们通过努力，都由知青和工人转换了角色，有的参了军，有的在红墙里的首长身边工作，有的在科学院被评为高级职称，巨大的心理落差让她愈加地郁闷了，最后不得不在四十多岁时提前退休，她再也没有机会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她的病根是入党问题，所以当我入党时都不敢告诉她，怕她受刺激。因为我从小在她眼里就是个调皮捣蛋，没有女孩样的人。她曾在一篇回忆录里记载了我八多岁就加入少先队，想不到我这样的人比她入队的年龄还早。的确，我那时就没有意识要积极向上。她最后认定是老师为了激励我上进才让我提前入队的，我想也是。
说大姐没有福也不完全对，她的福气是找到了一个值得托付终生的伴侣，我的姐夫和一个好婆家。她的公公和婆婆都是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嫁到这样的家庭，她受到了百般的呵护，生活过得十分安逸。但她的病终归无法彻底康复，抑郁时要靠药物来缓解，姐夫一如既往地对她关爱有加，一切都随着她的意愿。
大姐不喜欢旅游，或许是学生时代大串联去过很多地方，她喜欢读书，她的文笔很好，由于不会电脑，用手写了许多回忆文章，并复印装订成一个个册子，还在北京晚报等报刊发表过文章。

大姐装订成册的回忆文章 大姐以“小苏”的笔名在报上发文

大姐喜欢穿戴，恐怕是因为嫁到了一个从事电影和音乐工作的婆家，接触的来客都是从事艺术工作的，一些电影明星们的衣着打扮给了大姐启示，她变得喜欢打扮自己了，她要用外表的光鲜弥补内在的缺失。大姐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购物，姐夫很理解她，所以从不制止，她想买什么就买吧，只要高兴。他俩没有孩子，姐夫是把她当孩子那般地宠爱了，以至她一周要去两次商场买服装。衣服多得柜子里放不下，就送给她的妹妹们，那些衣服有的就穿了一两次，有的买回还没穿就不喜欢了。好在我与她的身材相仿，所以给我的服装最多，让我余生都穿不完，只好转送别人。

参加师大女附中建校百年庆典活动时，姐姐（后排左一）与校友们在一起 大姐穿上新衣服在家里来个服装秀（一） 大姐穿上新衣服在家里来个服装秀（二） 大姐穿上新衣服在家里来个服装秀（三）

那时我想，大姐生活的那么安逸，家里有保姆，又没有孩子操心，她肯定要比她的弟弟妹妹们长寿，可谁能料到，她突然得了绝症，从发现到去世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当时我真是很难接受。她故去有三年了，每每想起她就感到心痛和惋惜，如果她没有遭遇文革，她会穿着军装从事科研工作，入党那是想当然的事。可她生不逢时地赶上了影响她人生的那场运动。大姐虽然热衷于养生，却管理不好自己的心情，据说去世前两年还在为入党的事情烦恼。她的执着让我无语，她的心结无人能为她打开，相信她在另一个世界不再为此放不下了。

大姐遗像下摆放着她喜爱的名籍 姐夫把大姐的遗像与公公婆婆的遗像摆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