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张地营子（1）

周路明

我的知青岁月 ——张地营子 春种、夏锄、秋收，繁重艰苦的农活，让我们经受了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脱胎换骨般的磨练，与此同时，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与农民们更为接近的思想感情。上山下乡，使我们在艰苦中认识了农村，也进一步认识了我们的祖国；上山下乡，使我们锻炼了体魄和意志，造就了吃苦耐劳、坚韧进取的精神；上山下乡，使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打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熔铸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1970—1978） 序篇 1．出发的日子到了 又到了油菜花开的季节，田野里满眼都是金黄色，1970年4月9日，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重要日子。上午10点，大客车和锣鼓车从上海市区各个方向把我们这群即将上山下乡的知青送到了彭浦（北郊）车站。可能是考虑到送人车辆和送站的人特别多，为了不影响市内交通和北火车站的正常运行秩序，有关方面特意把知青的上车地点安排在了彭浦车站。这里原本是个货运车站，没有旅客站台设施，铁路边上用竹子和芦席临时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站台，芦席上、墙上挂了许多红色标语。每个身穿绿棉袄、戴着大红花的年轻人都被几个或十几个人围着，基本上都在说着同样的话题，千叮咛、万嘱咐…… 刚过完新年，69届上山下乡动员工作就开始了，69届是一片红，上海地区共有4个去向：黑龙江有建设兵团、国营农场和插队落户，安徽是插队落户，江西也是插队落户，云南是国营农场。我对南方不感兴趣，主要是怕热，之所以选择去黑龙江，一方面有猎奇心理，从小到大没有出过远门，走得越远越好；还因为去年中苏在珍宝岛刚打过仗，看了好几遍中苏自卫反击战的记录片，在电影院里受到强烈的感染，全体观众同仇敌忾，高喊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的口号，大有要与苏修大干一场的气概。那时刚过16岁，想问题很简单，就是这样的理由形成了我选择去黑龙江的决定。其实那时也没有更多的选择，就四个地方，都是到农村去。我所在的临浦中学对于黑龙江只有两个地方可以选择，一个是嫩江，另一个就是爱辉，基于上述理由我自然选择了爱辉。 我的班主任叫徐成信，副班主任叫刘国璋，两人原本都是体育老师，由于原女班主任兼数学教师张祖庆因患病在家休养，他们便接替了班主任，但不是教学，而是动员上山下乡，实际上69届根本没有正常地上过几天课。对于我，他们没有费什么口舌，我是第一个主动报名去黑龙江爱辉插队的。他们为了动员更多的学生到农村去，尽早完成任务，抓我当了典型，从小到大，我可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殊荣”。他们要我写一篇誓言，两人甚至一起到我家里来看着我写，经他们认可后便拿到学校向全体学生广播；他们还要我写一篇思想汇报，并召开了一次家长座谈会，让我向学生家长谈思想斗争的体会：“……路远怕什么？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天冷怕什么？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一个16岁的孩子懂什么？只有这些豪言壮语可以解释我去黑龙江心。 很快就到了3月份，动员工作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学校组织69届全体师生在黄浦区少年宫召开誓师大会，要求我上台说几句豪言壮语，还邀请我母亲上台谈体会，声势造得不小，真有点受宠若惊。 那是3月份的一个星期天，晚上7点正式开会，礼堂里坐满了学生。会上学校领导介绍了下乡动员情况，并介绍了几件先进事迹，其中有我。在我前面发言的是齐冬梅，她是临浦中学对面原浦城中学学生，1969年两校合并为临浦中学，她还是红卫兵黄浦军区常委，是我们这批知青的带队人。我第二个发言，从未上过台的我急匆匆地走上台，刚说了两句台词就有老师领口号“向周路明学习……”在口号声中又急匆匆地走下台。接着我母亲上台了，她是有备而来的，手里拿着一篇发言稿，记得还念了一段毛主席的《沁园春·长沙》：“……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最后学校宣布去各地下乡学生的名单，去黑龙江爱辉的学生一共有10人，7男3女：有齐冬梅，一班冯国雄和邵仲明，二班周路明，四班朱绵荣、廉若愚、陈宗益和陈小夏，五班徐海蕙，还有浦明中学李赤。我和李赤原在一个小学校读书，是在学校的中国象棋队认识的，由于住在隔壁楼里，经常在一起玩。还由于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一起装收音机、电视机，来往比较密切，双方父母也比较熟悉。李赤从小爱打架，经常闯祸，在家很懒不干家务，他父亲不放心，要求学校把李赤和我调在一起插队，学校满足了他父亲的要求。后来得知李赤的另外两个中学同学孙然林和刘言中就在张地营子一队；廉若愚是我隔壁邻居，从小经常打架，到黑龙江后成了不错的朋友；陈小夏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邵仲明的弟弟邵仲文和我母亲是医院的同事。10个人中的5个人原先就有点“瓜葛”。 上海市临浦中学摄于1970年 到了黑龙江才知道，和临浦中学安排在同一个生产队的还有临东中学和海光中学。临东中学有18人，12男6女：陈炬海、浦汉章、谈杰、刘培道、施再生、黄璧耀、李良亮、孙光华、吕忠孝、杨杰、金茂顺、车新尧、杨效勇、张朝华、金美华、龚慧芳、林乐妹和曹小灵。海光中学有8人，3男5女：袁永军、陈占京、颜邦发、马力、张建新、曹森娣、陆柳琴和殷龙娣。这样我们这一批去黑龙江省爱辉县张地营子公社张地营子大队第三生产队的知青共36人，22男14女。 1969年11月26日已先期去了一批知青，是长宁区玉屏二中的28人，17男11女：金铭康、沈国平、王胜奎、张波、杨国忠、李伟忠、胡永建、陈桂宝、周金兔、季庆荣、陈德兴、张觉林、杨永生、朱瑞东、李家坡、魏星、季瑞德、庄美华、周银娣、彭银凤、李小芳、杨德贤、陈美琴、唐云莲、顾荣华、张玲珍、张解元、陈美荣。 两批知青共64人，39男25女。 左起：后排李赤周路明陈宗益廉若愚前排朱绵荣陈小夏徐海蕙 1999年2月摄于上海 左起：后排陈宗益廉若愚朱绵荣周路明前排陈小夏齐冬梅徐海蕙邵仲明 2010年4月摄于上海 上海女知青（缺陈小夏和杨德贤） 1971年摄于张地营子 部分女知青 1999年2月摄于上海 部分女知青 2010年4月摄于上海 部分男知青 1999年2月摄于上海 部分男知青 2010年4月摄于上海 下乡前的准备仅不到两周的时间，凭着学校开具的下乡证明，到南京东路指定地点的专柜可以购买一顶7元的蚊帐、一条5元的线毯和领取一套棉制服。那时物资短缺，蚊帐和线毯是特供商品，没有证明是绝对不会卖给你的。那套棉制服包括一件棉大衣、一件棉袄、一条棉裤、一顶棉帽、一双棉胶鞋、一双毡袜和一条海虎绒大衣领子。其中大衣领子必须交5元，棉胶鞋和毡袜必须交7.30元，其余需交30元，但30元可以申请减免。因还需要买其它东西，家中又没有什么积蓄，我向学校申请减免30元。徐老师在证明上写了“因家庭困难，酌减25元”，再到办公室盖一个章就成了，这在当时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带走的箱子一个是桃红色的帆布手提箱，还有一个是母亲花两毛钱从她工作的医院里买来的药品包装箱，接近正方形，体积跟帆布箱差不多，我在上面安装了两个铰链再加一把锁就成了行李箱，还有一套被褥，捆绑一下也算一件。这身行头除了原有的一共花了60元左右，家里基本上给掏空了，真有点“倾其所有”的感觉。那个帆布箱和一套被褥后来跟随我整整12年，一直到大学毕业后带回上海。 最后一道手续就是注销上海户口。那天我自己拿着户口本、粮油票和布票到四川南路街道派出所办户口转移手续。知青注销户口有个专用席位，不用排队，旁边还有工作人员为我引导，民警们一脸笑容，与平时的态度截然不同，不到一分钟就办完了。那一刻我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 当时我还认为他们这种态度是对知青的壮举表示敬意呢！要知道想入上海户口的人何止千万，进上海简直比登天还难，现在有人要出上海减轻城市压力，那不是天大的好事吗！更何况许多人并不是心甘情愿前来注销户口的，是经过学校、街道和居委会做了几个月极其艰苦的动员工作才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一旦户口注销了，这个成果也就算做实了。一定是上面作了精心布置，建立了一条快速通道，为知青注销户口大开方便之门，决不能因为由于派出所工作不力，致使前来注销户口的人心生抱怨而临时改变主意，在最后的环节造成功亏一篑的严重后果。赶紧走吧，走得越多越好，走得越快越好！如此，他们的办事效率能不高吗？他们的态度能不好吗？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12年后，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回上海，办理入上海户籍手续却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那天我向单位请假，兴匆匆地赶到东昌路街道派出所，一个小民警一付冰冷的公事公办的嘴脸，说他们还没有收到对方转来的调入公函，我说刚到单位上班，请个假不容易，收到公函是早晚的事，并出示了包括上海单位工作证在内的所有证明，证明我事实上已经被上海接收了，但仍被冷冷的告知“我们要按政策办事”。我请他把“政策”拿给我看看，他说是上级电话通知的。连“政策”和“规定”都分不清的毛头小伙子也在跟我谈什么“政策”！ 其实也怪不得他们，他们这代人又如何知道我们所经历的坎坷！更何况上级电话作了布置，一定是什么要严格按“政策”办事、严格把关等等。有谁还会为在外受苦十多年的回沪知青建立快速通道呢？有谁还会向你表示“敬意”呢？同样是办户口，一出一进，难度和态度却有着天壤之别。既然当初我们选择了奉献，就不要再奢望社会会给我们什么回报，更不要向社会索取什么，为社会、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群体也不只有知青这一个群体，想明白了也就释然了。 明天就要走向远方了 4月8日星期三，阴天，因家中有孩子下乡需要做些准备，父母双方单位都准假两天。那天父亲建议拍一张全家照，正式的全家照以前拍过两次，1962年和1969年，一次是在吉祥照相馆，另一次在王开照相馆。上午父亲在外滩找摄影站拍了一张以外滩建筑为背景的全家照，其用意不言而喻。 站台上人山人海，我看见父母亲、两个弟弟站在离车窗四五米远的人群里，他们都流泪了。从父母亲的眼中看到，他们对一个从没有出过远门的未成年孩子有着太多的牵挂，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走那么远，更不知道对我期盼着什么，看上去一脸的迷茫…… 列车“咣当”向前挪动了一下，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告别的时刻到了，站台上所有的人都把挥动着的胳膊举得高高，密密麻麻，好壮观的场景！这一瞬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与此同时，站台上爆发出巨大的吼叫声、哭喊声，可能是顶棚遮挡的缘故，回声特别大，这声响特别震撼！尽管40多年过去了，这震撼力一点也没有消褪，永远都挥之不去！ 列车徐徐地滑出了车站，外面开始下起了小雨，田野里一片金黄，大都市的繁华和喧嚣在身后渐行渐远。此时此刻我开始真正踏上了社会的旅途，走向远在八千里外祖国北方的中苏边境，没有任何社会阅历的铺垫，没有任何社会实践的支撑，怀着一腔热血去反修前线干革命，然而这一去要多久？前途如何？命运如何？我没有想象过！ 那时还不到17岁 1970年3月摄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