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千秋（写作中）

桃源

话 说 千 秋

——泰和历史故事（古县千秋乡篇）

作者 雷开仁

话说中国十大传统经典评书故事。有单田芳的《明英烈》（明朝朱元章故事）、单田芳及儿单瑞林的《乱世枭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故事）、袁阔成的《三国演义》（汉魏吴三国鼎立故事）、石玉昆的《三侠五义》（侠义公案小说故事）、刘兰芳的《杨家将》（英雄传奇故事）、单田芳的《隋唐演义》（古代章回体小说故事）、单田芳的《白眉大侠》（包拯故事）、张杰鑫的《三侠剑》（康熙年间侠客替天行道的故事）、田连元的《刘秀传》（刘秀东汉王朝的故事）、刘兰芳的《岳飞传》（南宋故事）。

这些经典评书里的故事，讲的是一个个跌宕起伏的历史，一个个惟妙惟肖的人物，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场景。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青少年时的最爱，至今还耳熟能详。

这里，我要说的《话说千秋》，讲述的是泰和古县千秋乡的历史故事。明清，泰和分千秋乡及仁善、仙槎、云亭、信实、高行“六乡”，古千秋乡包括今澄江（上田、文田）、塘洲、马市（栖龙、武垦）、沿溪、苏溪等广大地在。古千秋乡的故事，虽比不上“十大经典”评书那么跌宕起伏，那么惟妙惟肖，那么惊心动魄。但古县泰和千秋乡，其古韵与古村、书院与进士、鼎甲与魁首、宰相与权臣、朝廷与郡县、儒林与儒仕、文章与节义、商贾与商帮、革命与星火、抗战与省会、浙大与西迁，可谓泰和古县千秋乡千年历史。它耀眼夺目，璀璨辉煌！下面，就让我给大家一一分解。

之一、 古 韵 与 古 村

话说江西——江西自古为“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乃“形胜之区”。 素有“文章节义之邦，白鹤鱼米之国”之美称。因唐代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唐玄宗李隆基将全国划分为十道，设江南西道而得名；宋太祖在公元960年将全国分为十五路，而设江南西路；在清朝被改名为“江西省”。又因省内最大的河流是赣江（赣源流章江、贡江），清朝开始改简称为“赣”。

其有12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为：瑶里镇（景德镇）、河口镇（铅山）、吴城镇（永修）、浒湾镇（抚州）、驿前镇（广昌）、上清镇（贵溪）、富田镇（吉安）、临江镇（樟树）、石塘镇（铅山）、永和镇（吉安）、棠阴镇（宜黄）、葛源镇（横峰）。

其有12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为：婺源古村、流坑古村（乐安）、渼陂古村（青原）、钓源古村（吉州）、竹桥古村（金溪）、安义古村、贾家古村（高安）、白鹭古村（赣县）、天宝古村（宜丰）、燕坊古村（吉水）、周田古村（寻乌）、密溪古村（瑞金）。

　　话说泰和——古称“神仙窟宅”。旧志书中曰：“西昌旧称神仙窟宅，章、贡山水阻隘，至泰和豁然平衍，渊潭澄渟，冈陇秀婉，特异他邑。匡山（紫瑶山）盘曵，武姥（武山）雄驰，后自牛吼至磨车湾，连亘若负扆”。

又曰：“登科诸岭拱其后，回望如玉几；澄江一水绕其前，俯视如天堑。王山（紫瑶山）东峙若锦屏张，武姥西来若天马骤，又其面三顾诸山，如笔架之横陈。至于龙洲过县，而状元之谶屡应；鱼坝添儿，而宰相之生不虚。山川形胜，有非他邑可比”（弘治《泰和县志》）。这十分形象逼真的描绘了泰和古县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地理风水。

泰和近三千年人类活动历史，各地世家大族源远流长，历经沧桑岁月，逐步繁衍壮大，聚居而成庞大的传统古村落。至目前，泰和被部省认定9个传统古村落，其中：国家级７个，分别为螺溪镇爵誉古村；马市镇蜀江古村、柳塘古村；苑前镇书院古村、王山古村；万合镇钟埠古村、梅岗古村。省级２个，分别为螺溪镇普田古村、沿溪镇荷树峡古村。

话说古县泰和千秋乡——滔滔赣江边、“神仙窟宅”地，其传统古村落主要有：千里赣江第一岛“蜀口古村”；庐陵赣商文化村“江畔古村”；西昌东昌古道重镇“荷树峡古村”；吉泰盆地牧歌田园“柳塘古村”。

这此赣江河畔的古村，它是一个时代的光华和缩影，其空间结构、建筑风格及背后的故事，记录着地域的人文细节与历史变迁。它储藏着一个地方几百上千年的历史韵味；蕴含着一个地区的民间风情；珍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历史记忆。漫步于这些古村，每一条青石板路，每一座雕梁画栋的古宅仿佛都“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这些古村落，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

　　 其一、千里赣江第一岛——蜀口古村。位于马市镇蜀水、赣江交汇处，由蜀江、大江、大洲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并形成四面环水，中间一片绿洲的独特景观，故称蜀口洲。村辖13个村小组，共1134户3864人，村内风景宜人，物产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先后获江西省历史文化名村和庐陵八大文化古村之一等荣誉，被誉为“千里赣江第一岛”。

蜀口古村的蜀江欧阳氏，《欧阳族谱》载：南宋建炎年间，楚州（江苏扬州）宝应县知县欧阳献可长子欧阳德祖，任满礼部尚书还乡从万安常溪顺赣江而下，发现此地自然蓬勃，便在此立基，至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其人文鼎盛闻名遐迩，明永乐二年(1404)欧阳永俊第一个登科进士，至清朝乾隆辛已年（1761）的300多年间，欧阳氏一门涌现出进士21人，举人28人，贡生、征荐159人，拔贡2人，国学生38人。科举簪缨，官居尚书、翰林院大学士、侍讲、侍郎、布政史、庶吉士、副使、知府、知县等190多人。后裔散播世界14个国家和全国11个省市。成为名副其实的江南进士第一村。蜀江欧阳氏崇德堂、复亨堂古祠，宋代皇冠形古墓（国辅公墓），墨钵、朱钵，探花碑（欧阳衢）、解元碑（欧阳云），以及村中千年古樟、金色沙滩成为古村文化景观。

欧阳氏总祠名曰“崇德堂”，寓意教育后人以德为本。创建于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重修，是一座具有明代建筑特色的古祠。祠堂座北朝南，全长56.9米，宽10.1米，祠内高悬“进土”（21位进士牌匾）、“朝天八龙”（正德辛未科欧阳嵩八兄弟同列进士榜）、“五经科第”（“《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兄弟尚书”（欧阳德兄弟）、“父子进士”、“宫保尚书”、“奕世翰林”、“荫封”、“鸣阳三凤”（欧阳哲三兄弟明永乐辛丑科同中进士）等牌匾。这一块块牌匾如一座座丰碑，记录着古村学子的荣耀，激励着无数蜀江学子刻苦攻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崇德堂附近的一处门壁上，有一副对联“士大夫为子孙造福谨家规崇俭朴教耕读积阴德此造福也” “士大夫为我生惜名敦诗书尚气节慎取与谨威仪此惜名也”。

被誉为进士书屋的复亨堂祠堂，堂前有一池塘曰“墨钵”，学子在该池塘中洗笔和砚，把一塘水变成了墨池。有诗云 “书灯冬夜复亨堂，墨钵朝阳水渐温，一旦秋闱传捷报，十分春色到寒门”。复亨堂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大门之上高悬着“三世宪台”、“兄弟尚书”、“父子进士”等三块牌匾，放达的笔墨间充满了代不乏吏的自豪。复亨堂内设读书楼、进士楼。凡族人学子中举登科，均在此祠击鼓渴祖旌表。复亨堂有诗曰:“正嘉以来三百载，登庭怀训礼与诗，盛德大业规模远，三复堂前意俱迟。”足证该堂文献之盛，礼仪之隆。清乾隆年间的《复亨堂祭簿》上，载有读书歌和进士鼓祝鼓词，并附有说明文字。

士子中最为卓越的代表是明嘉靖二年进士欧阳德。欧阳德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是明代十分重要的哲学家王阳明的弟子，“江右王门”的杰出代表之一。丰厚的文化积淀让很多文化名人与蜀口村往来密切，王阳明任庐陵（现江西吉安）县令时，就常到蜀口村做客，还在村中讲学一个多月，并留下墨迹。村中兼作书院的祠堂——复亨堂的堂名，相传就是王阳明所写。除了王阳明，本邑吉水人明朝大学士解缙也常来村中访友饮酒，谈诗论文，并题“日望赣江千帆过，夜观蜀口万灯明”。后来解缙担任内阁首辅，主编《永乐大典》，蜀口村的学子欧阳俊、欧阳贤等受邀成了该书的编修。牌匾上标明的历朝历代封疆大吏也多，欧阳修、文天祥、徐霞客、黄庭坚也都在此留有墨宝。

蜀江古村得益于赣江与蜀水便利的交通条件，发展成为一个供过往船只中转的集镇。江面千帆攒动，蜀江码头周边店铺林立。蜀口在明朝时期就被誉为江南的“小南京”，蜀江村村口便是当年的码头，至今还能找到明代繁盛的痕迹。古村内整体以徽派建筑为主，始建于明朝的9座古祠现仅存5座，其余4座为遗址，有清朝古民居23栋，基本保存完好。村内的古祠、古墓、古碑、古匾、古民居及名木古树至今保护完好、风采绚丽。此外，蜀口村自古积淀的茶文化闻名遐迩，尤其是在清朝就成为皇宫贡品的“蜀口茶”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荣获“绿茶类”银奖，在首届“国饮杯”全国茶叶评比中获一等奖，并获第三届江西省茶博会名优茶银奖。

　　其二、庐陵赣商文化村——江畔古村。古称浮潭，位于泰和县沿溪镇。泰和县志记载：“泰和县城东北沿江行三十里，有一宽十二丈、长十里的浮潭，波光荡漾”。北宋赣州宁都孙姓人氏（河北燕山转运使）督运木材粮草，得浮潭庇佑之灵，便肇基于此风水宝地，北宋孙仅任新淦州判时乘船经过此地，爱其山水奇秀，从宁都迁居肇基于此，于明清兴盛。成为泰和至吉安及千里赣江上的一个商贾重镇。

江畔村东临赣江西南傍曲水（兰亭序中“曲水流殇”之意），誉称“赣水曲水，水水相连，浮潭花石潭，潭潭相映”。泰和县志记载：“花石潭在县东北三十里，潭侧有大小石，日出则五色灿烂如花，故名”。花石潭是古代赣江上的一个著名驿站，设有巡检司和便民仓。《明英宗实录》记载：“花石潭舟船停泊，多被盗贼劫掠，不可无巡检防捕，故命设之” 。明代御史泰和人曾于拱记：“花石潭巡检司，明永乐初建，便民仓在花石潭巡司内，东西廊为仓。”

赣江自古就是中国水路交通的重要枢纽，尤其是唐朝张九龄开凿出梅岭（大庾岭）古道，打通了运河-长江-赣江-珠江的黄金水上贸易通。江畔人凭着“一个包袱一把伞，走遍天下当老板”的雄心壮志，来到赣江边上的码头，登上停靠在码头边的商船，进入商海。足迹遍布湖南、湖北、江苏、广州、云南、贵州、上海等地，成为“江右商帮”中的一支劲旅。

在外经商致富发达后，江畔人积极回馈家乡，先后建立义公会(公益应急基金)、义祭会(公益祭祠基金)、义学会(公共书院和教育基金)、义田会(公共田地基金)和义仓会(公益粮食基金)，使江畔村成为“五义之村”。清朝泰和县令沈衍庆为此特向省、府报告《请将职员孙明捐置义田条款立案详牍》，还特此写下《孙氏义田记》：“昔范文正公义田,千古称述弗衰,今复于泰和孙氏见之…兹综会肆存子母得三万缗，启东命纳其半，置田七百五十余亩，析亩半为一号，编诸册，计号五百有奇。族之聚者半千口，其贫不能自赡者，人给一号，许种不许售”。他们还先后捐修了京都会馆和南昌试馆、吉安白鹭洲书院和澄江书院；校刊了《金元明八大家文选》；捐助了会试乡试学子等。生动地诠释了赣商仁义精神，时为泰和的骄傲。

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更是出现了孙明、孙淓、孙澂等一批名商巨贾。如，富商孙明，一代儒商，经世济民、行侠仗义、乐善好施，书写了《孙氏义田记》《开设谷当告示》《孙明捐置义田详牍》《乡试宾兴会记》《南宫宾兴会记》和《澄江书院记》等史志，特别是一门三代三修吉安府试院，在府史、县史上留下了厚重墨彩。

花石潭是赣江上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许多儒士俊彦来于此。有明代的杨士奇、尹直、刘崧、张天赋、邵宝、黎民表和清代的施闰章、潘耒、孙承恩、张埙（苏州吴县、内阁中书）、彭孙贻（浙江海盐、清初文坛巨匠）、彭孙遹（浙江海盐、清初著名诗人）等。

明代兵部尚书尹直（沙村）多次来花石潭巡检司视察，并有赋诗《花石潭》：“去县东逾舍，巡司扼两河。盐沙堆白渚，花石蘸清波。风动金鳞跃，星驰采鷁过。几回经宿处，击节和渔歌”；明“忠廉大义”之士张天赋（广东兴宁）有赋待《宿花石巡检司》“宋室谁兴花石纲，奸臣不管国将亡。泊舟闻说名花石，仓卒令人倍感伤”；明代江西提学副使邵宝（江苏无锡）有思乡之作《花石潭阻雨》“南方多雨北多风，风雨多时各恼公。二十年来南北路，几回风雨忆江东”；明代江西佥事黎民表（广东从化）有诗《赣石同陈南雄罗平乐舟中小饮前夕同二君赴戴赣州招游郁孤台》“朔风吹浪势仍回，舟楫初经滟滪堆。谯火远明花石戍，柁楼才转郁孤台。江城喜值双龙合，候吏仍驱五马来。寒色不须催日暮，深杯还待月华开”。

清初政治家、文学家、江西布政司参议施闰章（安微宣城）多次来花石潭，并赋诗《花石潭阻风》“作吏如浮云，风吹不得住。浮云去无心，作吏行多惧…”；清初文学家（江苏吴江）潘耒把花石潭风景比作武陵桃花源，《花石潭》“一道清溪四面山，桑麻鸡犬昼闲闲。武陵只在人世间，逢着桃花莫便还”；清朝第三位状元孙承恩（称倒霉状元、上海人）有赋诗：“昔从此路去，今从此路回。转眼花石潭，已失章贡台…旷然心神超，笑口天与开。岭表梦寐中，回首何悠哉”。

更有许多赶考学子过往花石潭，或舟行赣江、或夜宿花石谭盐堆头，一方面想象的是狼烟和战鼓，踌躇满志；一方面想象的又是离家渐远，思绪不断。如元末明初刘崧（塘洲）赋诗：.“花石耀寒星，盐头隐暮汀。风沙开漠漠，烟浪入冥冥。战鼓秋初急，羁愁夜不醒。故园西岭外，渐隔两长亭”，回乡后的刘崧，在花石潭边送别王巡检，感谢其任职五年，水陆畅通，治所平安。作《送王巡检宗道还桌口》“都府青春百面郎，边城快马紫游疆。五年乘障山无盗，千里通津水有航。野驿晓晴芳树合，石潭春雨落花香。祇怜江上相逢晚，不尽东风酒满觞”。

江畔村保存有连片明清庐陵赣派风格的古祠堂、古民居、古书院、古戏台、古当铺、古碾房和古渡、古堤、古码头、古庙、古庵等古风旧址遗址。特别是“魁星塔”（又名惜字塔、魁星阁、状元阁）、“南无桥（又名状元桥、龙湖桥、虹桥）”、“迴龙桥、卧牛潭、七星塘、月光塘”、“文潭书楼、笔巷、笔架樟、笔架山、桑梓树”和“临水民居、江畔别墅”等风水文化风貌光彩夺目。

　　其三、西昌东昌古道重镇——荷树峡古村。西汉高祖五年（前202年），泰和为庐陵县地，属扬州豫章郡；东汉末（184年-220年），庐陵升为郡（晋太康元年，即280年，迁吉水石阳），置西昌县，为庐陵郡治（故城在今县城西三里，即县城西门上街等处）；三国（220-265）泰和为吴国领地，吴末析西昌置东昌县（今吉安县永和镇，吉州窑泰和飞来塔犹存），属庐陵郡。从此，庐陵郡的东昌、西昌两县时为繁华之地。

荷树峡就是西昌、东昌两地古道上的一个重镇。它位于沿溪镇荷树村，距离泰和县城15公里，离沿溪镇10公里，原荷树村村委会所在地，是泰和县现存规模较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保存较完好的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古村落。 自明朝正统年间肇基以来，日益繁荣昌盛。村中既有门楼高大、庭院深深的官宦府第，又有各具特色的商贾豪宅，其与朴素的古民居错落有序地聚在一起。古村虽经数百年的变迁，仍颇具规模，清末、民国时期一直未改变，有顺德堂、崇仁堂、贻谷堂、节孝堂等古祠及大批民居，整村建筑融合庐陵建筑和西方建筑风格。2017年8月列入江西省首批传统村落名单。

荷树峡古村落的民居古建筑始建于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时期，断断续续长达400年。这里的民居建筑为府第式结构，现存的古建筑群有6万平方米，共有56座，建筑年代不一，每座建筑都有厅、房、天井、走廊等等。厅分上厅是客家人供奉神仙和老人百年归寿后暂放供后人祭祀的场所，中厅是家族议事以及接人待客的地方，前厅多为过道；房子又分为主人房、厢房、书房、楼阁、厨房等等；另外还有走廊、巷子、斗门 。

民居建筑选址讲究座向和主次对称、一般选址坐北朝南、坐东朝西，外型堂皇美观，多采用青砖为墙，雕梁画栋，工艺精美，这些古建筑，汇集了清及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荟萃了木雕、石雕、彩绘等民间工艺的精华，又融入了外来的建筑艺术和我国宫殿建筑文体。所体现的特色是：取材便利，直街从赣江边取材，楼体坚固牢靠、规模大、结构封闭一体，同时民居还体现了阴阳思想和家族观念思想。首先是阴阳思想；其建筑物体与天然地形协调， 注重“天人合一”，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形可以通过增加半月形花台、修建池塘或者建筑斗门来调整座向问题，以达到阴阳来平衡和适应环境，集中反映了阴阳思想和封建思想。其次是家族观念思想；其建筑规模大，主次分明，屋內住人按辈份高低及尊卑来分配房间，体现 了客家人宗族伦理思想，民居建筑的中心位置都安放祖先牌位，供后人拜祭，体现了尊崇祖 先的观念。

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主要以官宅、商贾、宗族祠堂为主，现存重要建筑以崇仁堂、贻谷堂为代表，占地500平方米，气势恢宏、雕梁画栋、做工精美、技艺精湛。充分体现了其古民居建筑的特色和艺术及孙氏家族“忠孝传家、诗书启后”的家训。

　　其四、吉泰盆地牧歌田园——柳塘古村。位于马市镇西北部，全村国土面积为7.8平方公里，辖13个村小组、450户1560余人，耕地面积4200亩，山地面积5200亩。柳塘村庄历史悠远，人文气息浓厚。村内数百年古樟随处可见，更有大量明清时期和近代的传统建筑，虽形制造型各有不同，但总体以青砖灰瓦的砖木结构为主，檐口、门扉、窗棂、门楣、屏墙等等构件做工精美，室内的雕刻彩绘颜色光鲜、线条优美、内容丰富，堪称赣派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彰显了百年村落的遗风古韵。

柳塘是典型的吉泰盆地村落，族谱中记载，在村前有一池塘，形似“鲤鱼”，名之“鲤塘”，后因池塘边柳树“弱柳扶风，直垂塘边”，顾改名为“柳塘”。

之二、 书 院 与 进 士

话说书院——江西最盛行。著名书院有：白鹿洞书院（庐山）、象山书院（贵溪）、鹅湖书院（铅山）、白鹭洲书院（吉洲）、豫章书院（南昌十八中）。清代学者李渔（浙江兰溪、称“东方莎士比亚”）曾言：“江西书院甲于天下”。

庐陵最繁多。明《永乐大典》中记载：“天下多举子，朝中半江西，翰林多吉安”。据李材东先生（江苏苏州、书院史学家）统计，自唐到明清，江西约有书院940所，而吉安219所，占23.3%；据汪泰荣先生（泰和）所编的《吉安书院志》，记载则达432所，数目相当可观。古称：“茅屋底下出公卿”。庐陵人在科举历史上大放异彩，和庐陵地区书院的兴建息息相关。庐陵书院作为江西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江西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吉水皇寮书院，唐贞观年间兴建，是我国私人最早创办的书院之一；白鹭洲书院，南宋宰相江万里主持修建，是江西四大书院之一，文天祥曾就读于此，立下“死不愧庐陵”的壮志；另有阳明书院，是王阳明任庐陵知县时，在青原山讲学所创办，阳明先生在此讲学，心学思想广为传播。书院的兴起，大大推动了教育的普及，从而出现了“家有诗书，塾序相望”、“文风盛于江右”的喜人景象。

泰和最悠久。东汉末年，县内即有私塾，后唐始有书院，宋明书院增多，明清私塾最盛。早在后唐长兴元年（930），邑人罗韬就创办匡山书院，与东佳书堂（德安），李渤书堂（庐山白鹿洞前身）、桂岩书院（高安）并称江西最早的书院。明宗李亶赐匾额，敕翰林学士赵凤书“匡山书院”四字。县志记载，从后唐到清末，全县先后书院29所，私塾308所。我们披索古卷、走访乡关，泰和书院在历史激流中一直独领风骚，尤其在书院文化风起云涌的宋代王朝，泰和更得：“泰和书院甲天下”之美誉”。泰和书院文化可谓“千年滋养、星光闪耀”。

话说进士——是中国古代科举殿试及第者之称。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中央政府朝廷考试者，称为进士。考试一般每三年进行一次，因皇家盛事或推恩科，增加科次；一般每次约有五六千多举人参加、约取二三百名进士不等。

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经历了1300年。据考证，全国约产生了11万名进士，福州、苏州、杭州、吉安、常州、绍兴、宁波、抚州、泉州、莆田誉为“10大进士之乡”；据《江西历代进士全传》资料，江西进士共1.2万，约占全国10%；据有关学者统计，吉安市庐陵进士2749人，约占全省27%，民间有“三千进士冠华夏”的佳话；县志载，泰和进士396名（学者资料有420名之说），其中唐1人、五代9人、宋151人、元3人、明209人。

在古县泰和千秋乡——因处古县泰和县治治所，其书院文化独具特色。

其一，学宫。即县学，文称儒学，始创于唐初，盛于宋代，既是当时全县的最高学府，也是教育管理机构。原建于县治西廷真观侧，宋咸平四年（1001）徒于县治东（今县公安局和人民法院内）。明弘治十年《泰和县志》载：“之丰间黄庭坚作县师，师人辈出，至今彬彬。”元朝县升州，县学亦相应升为州学。明洪武二年（1370）州改县，州学复为县学。清末民初、县学改称劝学所。县学多为文坛名流，或由知县兼管。如知县黄庭坚、徐叔伦、贡生刘申、严焕等均任过县师或教谕。

其二，龙洲书院。座落在今澄江学校北侧，为宋时全县规模最大，声誉最高。清道光《泰和县志》载：“龙洲书院在县治南百步澄江上，亦名鹭洲书院，宋嘉定二年（1209）建，邑宰赵汝謩垒石为基，创屋20楹，列左右斋，日斐然，曰卓尔，自堂及门，端正轩敞。”后毁于水。明弘治年间知县杨南金改济渡庵为书院，仍称龙洲书院。

其三，萃和书院。明洪武年间（1368至1398），在县城内文庙西侧的地藏寺内开办萃和书社，刘崧、杨士奇等先后到此讲学。嘉靖年间（1522至1566），郭应奎在萃和书社的基础上创建萃和书院，院址仍在地藏寺（今公证处和检察院范围内），后几经毁坏和重修，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萃和小学。

其四，千秋书院。同治八年（1869）千秋乡创建千秋书院，清末更名为千秋小学，民国后期曾改名为西昌镇第二中心小学，建国后定名为澄江小学，校址未变。1968年并入实验小学。千秋书院创办以后，在县内和赣州等地广置学产，学生遍布全县，享有盛名。

其五，清节书院。元至正年间（1341-1368）建于县城北门肖家。原来村里有位萧楚，号清节先生。早年从师于程，颐，孙复，学问见地，名闻天下。在住所授徒讲学，弟子有胡铨、赵旸、冯澥等名人。鼎盛之时，影响辐射庐陵，因为萧楚号清节先生，他的授徒讲学之所就叫清节书院。萧楚去世后，没有子嗣，族人在他原讲学和居住的地方建清节公祠，集族子弟教习其中。元至正七年（1347），族孙萧继文就清祠建书院匾额题“清节书院”。

其六，其它著名书院。县志载，千秋乡有：文溪书院，宗绍兴元年（1131），曾有凴创办；柳溪书院，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陈德卿创办；朴山书院，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严周文创办；南薰书院，南宋末年（1279），萧行叔创办；清节书院，元正年间（1341-1368），萧继文创办；道院书院，明洪武元年（1368），刘 埜 创办；清风书院，明弘治十五年（1502），杨南金创办；静斋书院，明正德元年（1506），陈文鸣创办；华阳书院，清乾隆三十九年（1771），五十八都公建（上田黄冈一带）；集成书院，清嘉庆七年（1802），陈佐创办；翔和书院，清道光十九年（1839），六十一都（马市一带）公建；澄江书院，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刘景云、刘庆云创办；笃行书院，清光绪元年（1875）康楷建。

其七，私塾。泰和古县千秋乡除有众多的书院外，还有众多的私塾。县志载，县内私塾设立始于东汉末，明、清最盛。清末民初，县城内有私塾8所，乡村约300所。民国时，学校虽巳普遍没立，但在农村私塾仍与小学并存，一直延续到建国初年。

私塾包括蒙馆和经馆。蒙馆多为村办或联村办，亦有个别富户延师办家塾。蒙馆收授7-16岁的学童，进行启蒙教育，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贤文》、《四书》等为教材，采取个别点读，当天背诵，不讲解文意的方法教学。经馆收授16岁以上的青少年，以《四书》、《五经》、《左传》和诗、词、赋为教材，亦传授一些风俗礼仪知识，除熟读外，还逐篇讲解文意，或问答，或对对，或习八股文及诗、词、歌、赋。每馆学生10至20人，一馆一师，学习年限不定。多为乡间秀才以上名儒设馆。经馆在乡村私塾中数量较少，一乡一二所。但千秋乡属古县治所，各地遍及。

　 在古县泰和千秋乡——进士文化独领风骚，县志中有名有姓者242名，其中，澄江镇（上田、文田）169名、塘洲22名、马市（栖龙）41名、沿溪7名、苏溪3名。可谓“科举盛世，大放异彩”。

其一，古城进士。城东14进士：陈循（文渊阁、华盖殿大学士），张汝贤（福建按察使）、张汝明（员外郎），白夏起（不详），杨载鸣（右通政），王纳谏（行人），袁士安（衡州录事参军）、袁文焴（不详）、袁清伯（不详），城东梁家罗璟（国子祭酒），城东巷曾望宏（南雄知府）、曾忭（兵科给事中），东门陈善方（户部主事，知海宁、江陵二县）、萧苍（云南副使）。

城西25进士：西门曾家曾鹤龄（侍读学士）、曾序（广西参议）、曾蒙简（浙江按察使）、曾迫（翰林编修）、曾梅（知县）、曾如骏（不祥）、曾克伟（龙州同知）、曾良（官不祥），西门梁家曾椿龄（庶吉士），西门姚家姚颐（甘肃按察使）、花园姚家姚与城（户部主事）、姚梦犇（官不祥），城西袁槱（不祥）、袁峒（广州司法）、袁和（不祥）、袁广（太仆寺丞）、袁宗圣（五河知县），西门王奎（均州通判），西门萧屿（庶吉士、刑部主事）、 萧进（历知腾、高安二县）、萧彝（南京工部侍郎），西门单昂（不祥），西门蔡哲（思南知府），西门廖家廖谟（河间知府），西原罗家罗崇本（云南参政）

达尊坊4进士：王直（史部尚书）、王贽（户、礼部侍郎）、王亿（职方员外郎）、王思（翰林编修）。

濠头梁家6进士：梁蕃（知宣、抚二郡）、梁洞（刑部郎中）、梁楘（浙江左布政使）、梁弓（庶吉士，兵部武库主事，督关天津）、梁机（庶吉士、文水知县）、杨綵（副都御）。

.陈家坪11进士：陈千龄（从事郎、宁乡令）、陈彬（京西提点刑狱、兵部侍郎）、陈毕（国子监簿、浙西参帅）、陈仲述（御史）、陈赏（广西佥事）、陈礼（思南知府）、陈龙（庶吉士）、陈鹤（兵科给事中）、陈邦（武陵县慰）、陈孟洁（庶吉士）、陈孟京（庶吉士）。

城北7进士：任敬敏（御史）、刘乔（广东副使）、曾翀（御史）、杨海（工科给事中）、萧景训（泰州知州）、萧承祖（广东佥事），宋家巷宋琮（检讨）。

其他街巷50进士：严震（常州推宦），谭繇（大余令），萧国镇（高州太守）、萧世彦（文林郎），刘鼎臣（于都知县），康烈（赣县慰，零陵宰），倪师尹（黄州狱掾）、倪灼（不详）、倪立（不详）、倪白（不详）、倪求己（翰林编修），刘廷俊（辰州知录），王化原（新淦簿玉林州司法），刘简子（宁乡令），萧仲才（不祥），刘说卿（不祥）、刘天定（著作郎、知宝庆府）、刘顺孙（不详），蔡源（司农少卿、湖南安抚使）、蔡顺孙（不详），李诏（新宁令），萧子诏（知嵊县），独孤乐善（刑部郎中），康颒（大理评事、石阡府推官）、康纪（大理评事），吴遵（御史），罗凤（石阡府知府），陈秉浩（推官），萧必（沙县知县），曾良（不详）、龙敬（广东廉访使），萧盛甫（黄州同知），杨涣（广东佥事），周方正（按察使），陈凤梧（左都御史），萧世贤（湖广副使），龙国禄（重庆知府），蒋凌汉（南雄知府），杨仁愿（御史），刘士琏（参政），尹崇高（御史，宁国府推官），陈汉孙（衡州司法参军），钟明叔（南安军教授），杨应真（理定县慰），刘文郁（迪功郎，雷州教授），刘元衡（不详），刘涣（兵部给事中，河南参议），陈素（赵府长史）、刘准（御史）、郭公绪（历陕西、浙江、贵州佥事）。

其二，上田进士。上田东门及坛上8进士：杨自立（礼部主事、杭州府通判）、杨升云（新淦州判官）、杨相（刑部主事）、杨景行（翰林待制）、杨颢（大常博士）、杨寅秋（东莞知县、按察使）、杨嘉祚（广西左江道），杜濬（工部主事）。

上田月池及库背9进士：张景休（崇阳令）、张谭（职方员外郎、知象州）、张佥（御史、秀水县丞），彭家彭丙铄（御史）、彭震（兴宁知县）、彭启瑞（庶吉士）、彭履坦（国子监学正、南川知县）、彭仲文（不详）、彭百烁（御史）。

上田栗芫4进士：萧家萧森（衡山县丞）、萧晅（礼部尚书）、萧士玮（太常卿），罗时霖（贵州按察使）。

上田北门及黄家坝6进士：黄家坝黄士隆（石城县薄），北门曾用常（官不祥）、曾宏（兵部郎中、德安知府）、曾泉（御史），康琰（历知夔州、南雄二府）、康承祖（广东佥事）。

上田石狮梁家及洞溪（今南溪）2进士：梁钦（户部四川同主事、高淳、上杭知县）、胡定（检讨、兵科给事中）。

其三，澄江进士。文溪11进士：曾安止（彭泽令）、曾安中（清川丞）、曾国器（南雄府教授）、曾如骥（宝庆府通判）、曾与贤（庶吉士）、康骥（福建转运使）、曾安强（湖南提举）、曾之谨（零陵令）、曾夔（桃源知县）、曾强立（不详）。

柳溪11进士：陈导（宁远尉）、陈嗣宗（福建提刑检法，建昌参军、南城宰）、陈贯（官不祥）、陈尧登（仁和县尉、奉议郎）、陈闻诗（官不祥）、陈泳（辰州教授、湖北运干）、陈闵子（永州司尹）、陈道全（郴县簿、高安尹、岳阳推官）、陈阳凤（广州路烧钞库大使）、陈昌福（知县）、陈邦祥（不祥）

其他2进士：澄江秀溪张达（工部侍郎），澄江陈宜（兵部侍郎）。

其四，塘洲进土。横塘及龙口10进士：刘况（不祥）、刘南立（兴国尉）、刘在中（永州录事参军）、刘邦荣（不祥）、刘獬（德庆府通判）、刘邦昌（贺州教官）、刘令猷（常德府观察推官）、刘奎（濠州通判），王世相（蕲水知县）、王世昌（迪功郎）。

江口及珠林进士12名：江口陈士启（山东参政），珠林余学夔（翰林侍讲），东司田刘咸（四川副使），坦湖欧阳洙（四川按察副使、广西参政），车头徐演（刑部郎中、广西按察刑使）、徐贡（苑马寺卿），洋坑欧阳衢（鸿胪寺卿），铁岭萧汝芳（不详），枫树下萧镗（知县），芙塘陈昌积（尚宝司丞、五经博士），金滩康梦相（参议），下睦刘安行（吏科给事中）。

塘州九州萧瓒（国子祭酒）。

其五，马市进士。蜀口洲19进士：欧阳俊（翰林庶吉士、礼部主事）、欧阳和（御史、云南副使）、欧阳哲（史部主事、浙江佥事、河南副使）、欧阳汤（刑部员外郎）、欧阳熙（河南按察副使）、欧阳鹏（翰林庶吉士）、欧阳云（浙江道御史、奉直大夫）、欧阳诰（山东转运使、应天府尹）、欧阳铎（吏部侍郎）、欧阳席（福建布政使）、欧阳嵩（刑部郎中）、欧阳崑（工部观政）、欧阳塾（工部侍郎）、欧阳震（河南御史）、欧阳充材（宁波推官、凤阳府知府）、欧阳照（山东副使）、欧阳充铗（不祥）、欧阳柱（江华知县）、高坪郭应奎（嘉兴知府）。

南坑进士4名：萧镃（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萧彦庄（刑科给事中）、萧士安（黄州府通判）、萧祥曜（御使）。

其他村5进士：柳塘萧基（布政使）、石滩郭允开（诸暨令、零陵宰）、剡溪龙子钧（浙江道御史）、武丹桥尹源（缙云、巢县知县）、车田郭仕（四川副使）。

其六，栖龙进士。南府7进士：王铉（御史、浙江佥事）、王苪发（莱芜知县）、王俨（工科给事中）、王 权（武定知州、海南兵备副使）、王芳（中书舍人）、王大宪（上海知县）、王昺（平阴知县）。

其他村5进士：站前欧阳德（礼部尚书），桐家庄康彦民（知仪真、天台两县），刘家冈刘勋（南京吏部郎中）、刘应授（福建副使），清水塘曾汝召（太常少卿）。

其七、沿溪进士（7名）。西塘（今文田）钟卿密（御史、宁国知府），后塘（今文田）罗俊（南雄知府），浮塘康圭（刑部员外郎、桂阳州同知），清水洲刘泮（保定知府）、刘华邦（桂东、江华知县），车田刘赟（鄜州都阃），水抱孙志铭（怀远知县）。

其八、苏溪进士（3名）。观背刘逢恺（南京太仆少卿），荐溪郭秩（工部主事）、郭祥鹏（知眉州、湖广参政）。

之三、 鼎 甲 与 魁 首

话说科举——古代考试分四个等级。一是童生试（章士）：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参加者为童生，合格者称为生员（秀才）；二是乡试（秋闱）：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参加者为生员，通过者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三是会试（春闱）：每三年在京城举行一次，参加者为举人，通过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四是殿试（御试、廷试、廷对）：由皇帝亲自主持或钦定的官员代理，决定最终名次，参加者为进士，第一名即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

古代进士殿试分前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成三鼎甲；“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此三甲皆是正奏名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泰和科举，广为流传一首民谣：“西昌文运甚堪夸，三状（陈循、曾鹤龄、曾彦）四榜（尹昌隆、刘江、罗珵、姚颐）五探花（张槐应、罗璟、曾追、罗钦顺、欧阳衢）；二会（宋琮、杨相）七解（尹昌隆、陈循、易君仁、罗钦顺、欧阳云、陈昌积、王渤）四宰相（陈循、杨士奇、尹直、萧镃）；九尚（罗钦顺、郭子章父因功赠封尚书、王直、刘崧、欧阳德、欧阳铎、肖晅、萧桢）十侍（王贽、陈彬、曾翚、萧璁、龙文、陈宜、萧彝、张达、欧阳塾应天府尹赠封史部尚书、萧云举）佐皇家（也有十尚书之说）；四百进士（420）登皇榜，千余举子（1261）顶乌纱；布按科道难记数，贡监犹如斗量沙。”这首民间歌谣，反映了作为庐陵文化发源地的泰和，乃人文荟萃之邦，文章节义之地。

话说鼎甲——乃古代科举“御试”之巅峰大战。据有关资料记载，江西历代科考鼎甲141名，其中，状元56名、榜眼16名、探花40名；吉安庐陵历代科考鼎甲47名，其中，状元17名、榜眼16名，探花14名；泰和历代科考鼎甲12名，其中，状元3元、榜眼4名、探花5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产状元592位，如果加上其他短命政权的状元以及各代的武状元，‌可考的文武状元总计777人。‌其中，苏州、福州、吉安和徽州誉为“4大状元之乡”。

话说魁首——乃古代科举莘莘学子层层选拔、层层淘汰、过关斩将、破门夺隘、争抢第一、夺冠夺魁之荡气回肠的拼搏大战。历代乡试第一名（解元），会试第一名（会元），江西及吉安均无全可考。但据有关资料，宗、元、明、清四朝江西省元（会元）35名；明代吉安会元8名，解元39名。泰和历代科举中，产生会元2名，解元7名。

在古县泰和千秋乡——耕谈文化，可谓：“簪缨继世、文脉绵长”。其科考鼎甲曾出现“三状一榜三探花”的盛况；其科考魁首曾出现“二会四解五传奇”奇迹。

其一、“三状元”。一是陈循。陈循（1385-1462）字德遵，号芳洲，县城南寮（今澄江镇城东）人。陈循在永东甲午年（1414）乡试第一（解元），第二年，礼部会试第二。按礼部考官折卷第一名是陈循，因为当时的主考官梁潜是泰和人，与陈循是同乡避嫌，于是就改以洪英第一（会元）。殿试时，陈循凭实力获得状元。他是明代第十二名状元，也是在北京录取的第一名状元。陈循高中后，授翰林修撰，官至华盖殿大学士兼文渊阁大学士（宰相），著有（芳洲集）十卷、《东行百咏集句》九卷、《芳洲年谱》一卷。

二是曾鹤龄。曾鹤龄（1383-1441），字延年、一字延生、号松臞、一号臞叟，县城西门状元之坊曾家人，宋代农学家曾安止的后代。明永乐十九年（1421）状元。他20多岁时便中了举人，准备下一次科考时，兄去世，他只得在家尽孝道，赡养父母，还要供养嫂、侄和妻儿。父母去世后，全凭他一人操持家务，无法再去应试，只得教几个学生维生，难得有闲暇攻读。后.∥来又开了家店铺增加收入。待到侄子和儿子长大了些可以理事，他才重拾书本，参加会试，此时他已年近不惑。曾鹤龄任修撰，进侍读，与修永乐、洪熙、宣德实录，升侍讲学士，著有《松臞集》二十八卷。

三是曹鼐。曹鼐（1402-1449），字万钟、瑞州（高安县）人、明宣德年间（1426-1435）任泰和典史，宣德七年（1432）秋，曹鼐带领一队石匠赴省城营建城墙。刚好逢上乡试，他上省司请求参加考试，结果中了举人，次年春，曹到京城参加会试，结果列会试第二名，殿试策论“羲禹河洛象数”答题很合宣德皇帝心意，中一甲第一名。曹历任泰和县曲史，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侍讲、翰林学士、吏部左侍郎等。台阁重臣杨士奇年迈多病，曹鼐被如进京入内阁参预机务，辅佐英宗皇帝。

其二、“一榜眼”。那就是姚颐。泰和县城西门姚家人，字雪门、一字震初，号雨春轩、息轩。姚颐于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丙年科举张书勋榜登进士第二人，世称榜眼。姚颐自幼好学，刻苦发奋读书，其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参加乡试，考取举人。姚颐入鼎甲之后按常例，授翰林院编修；后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应外任贵州乡试主考官，于乾隆三十七年出任该恩科会试同考官；乾隆四十年，姚颐再任会试同考官；乾隆四十一年（1776）姚颐出任知吉安府。乾隆四十二年，姚颐出任提督湖南学政，当时正值省试，士子们云集城门，他大开城门接纳从学子，教诲他们，并表示一视同仁。在督视学政之时，姚颐清风廉明，世人称颂他“凤宪”。乾隆四十三年，姚颐出任山西知府。后来，姚颐又先后在京城三次任礼部会试同考官，其间还视察湖北学政，对有部门法纪严明，依法痛惩违犯的官员。姚颐因提督学政有功，升任詹事府左中允，入值上书房，久侍皇帝身旁。累任官职先后为左春坊左赞善，右中允、左中允、官至按察之职。著有《雨春轩诗草》、《新山草堂制艺》等诗集。

其三、“三探花”。一是罗璟（1432-1503）。字明仲，号冰玉，县城濠头梁家人。明天顺八年（1464）彭教榜进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编修。预修《宋元通鉴纲目》成，升司经局洗马、侍东宫讲读。成化二十二年，被贬为南京礼部员外郎。孝宗即位（1488），授罗璟福建提学副使。弘治五年（1492）召为南京国子监祭酒。据载，罗璟诞生前夜，其父梦见一只仙鹤夕栖堂中。罗璟降生时，肤色莹洁，天庭有痣如丹砂。杨文贞言道：“此儿有鹤相，宜好生教养”。罗璟3岁便开始学习诗书，出口成诵。罗璟胸怀坦荡，议论持正，文章词旨畅达。曾在家乡立社学，建“养亲堂”。著有《冰玉集》。

二是曾追（1425-1479）。字文甫，县城西门曾家人，成化十四年戊戌科（1478）探花。明宪宗其祖父为明朝永乐十九年（1421）辛丑科状元曾鹤龄。祖孙鼎甲，一时被传为科举佳话。曾追于成化四年（1468）考中举子。他学博才高，文章俊逸，下笔千言，引经据典，为同辈学子所推崇、敬重。考取探花后，曾追授翰林院编修。只可惜不久便去世了，享年54岁。

三是欧阳衢（1490-不详 ）。字崇享，号龙沙，马市蜀口人。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丙戊科龚用卿榜进士第三名。欧阳衢的曾祖欧阳洛，官教谕；祖父欧阳逜，举人，官知县。欧阳衢探花及第后，授翰林院编修。嘉靖十四年（1535）二月，以九年住满升为翰林侍讲。嘉靖十六年（1537），欧阳衢与右谕德江汝壁同为应天府乡试主考官，九月，礼部尚书严嵩弹劾应天府考试官：“品骘文字不出名，大不敬”。大学士夏言也指责此科乡试“策以戎祀为问，多讥讪语，当蜫于理”。皇帝大怒，以考官评语失书名，诸生答策多讥时政为名，命锦衣卫将主考官江汝壁、欧阳衢逮治，并下诏狱，其他考官亦被法司追究，欧阳衢被贬为南雄府判。朝廷还下诏，此科所取生儒皆不许参加会试。嘉靖三十二年（1553）四月，欧阳衢以南京礼部郎中升为南京尚宝司卿。嘉靖二十四年（1545）欧阳衢任应天京兆尹。当时担任南雄祭酒的程文德（号松溪）曾为他写了一篇《雅亭记》，文中写到：“应天京兆尹，公署后有亭一区，面方池，环蔬畦而已，其诸泉石花木无一焉。嘉靖乙已秋，泰和横溪欧阳子为京兆，宴客于斯。松溪子喜斯亭者不亦雅乎？请以雅名，何如？”横溪子日“得我心哉，愿为我绎之”。

　　其四、“二会元”。一是宋琮。字万钟，性嗜梅，以梅菴为别号，县城南门人。宋琮自幼有志，从学于本县名儒陈海桑，后又拜吉安谢易菴为师。洪武丙子（1396）乡试第二，第二年会试第一（会元），赐进士出身，与尹隆隆（灌溪）同登第，授四川道监察御史。他有心仁厚，审判定罪公正，名重于朝。因得罪权贵，出任永福县知县，后都御史奏留而复职，不久被诬入狱，是非得到澄清后罢官返乡。明成祖登基后，诏求贤才，有司登门劝进，荐举为海门训导。在任该职期间循循善诱，造就许多人才。永乐八年（1401）九年满后，升刑部给事中，奉命镇守荆州。后以父母年老告假养亲，返京时改詹事府事。仁宗皇帝在青恩赏纱衣银带金扇，恩赐甚厚。留春坊点书，升翰林检讨，因老退休。卒于明景泰癸酉（1453）三月初二丑时，享年八十八岁。著有《梅菴集》。

宋琮考取会元那年（1397），正是大明朱元璋晚期的中国科举考试南北榜惊天大案，那年共录52名贡士（状元福建闽候县陈䢿、榜眼泰和灌溪尹昌隆、探花浙江会稽刘谔）全出南方，称南榜。北方人上访礼部，状告主考官“私其乡”。朱元璋成立以翰林院学士张信为首的调查组。还吸收新科一甲考生参与调查，夜以继日二十多天调查后，确认主考官没有舞弊行为。北方考生不依不饶，又状告调查组与主考官串通一气，势态更加恶化。朱元璋以恩威并施的手段平息风波，亲自录取了河南考生任伯安等北方61名考生为贡士，六月初一再次举行殿试，确定山东武城人韩克忠等一甲、二甲、三甲名次。史称“北榜”。朱元璋“施恩”之后，就开始“发威”，对85岁高龄的主考官刘三吾罚罪戌边，白信蹈、张信等11人处死。宋琮和尹昌隆以“充军”处理，免曹一死。

二是杨相（1378-1412）。字之宜，号静轩，文田长塘尾人，杨士奇从侄。杨相自幼端静，父督敦之，洪武丙子（1396）举江西乡试，第二年会试中副榜，当授教官，其文奏曰：“臣之子年与学皆未可为人师，幸俾臣以归教之，庶他日不辰任”。使从之。永乐二年（1404）会试天下贡士，杨相名列第一（会元），廷试二甲第一，选翰林庶吉士，当时成祖锐意文学，选曾棨、杨相等二十八人读书禁中、赐杨相居崇礼坊，给大宦膳。后授刑部主事，可惜英年早逝，仅数月病逝，祀学宫乡贤祠。他勤职不息，为人笃于孝友、审于择友。所著有《易义》并《文集》若干卷。

其五、“四解元”。陈循：（前文“状元”中有介绍）；王渤：澄江韦港人，嘉靖十年（1540）乡试第一，解元（资料不详）。

陈昌积：生卒不祥，字子虚，号两湖，县城澄江柳溪人，嘉靖壬年（1552）乡试第一，解元。官至尚宝司少卿，兼翰林院学士。昌积所为诗文，才调富有，驰骤自喜。有《两湖集》三十四卷，《松风轩藏稿》八卷，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他主编了《泰和柳溪陈氏》大谱。

欧阳云：马市蜀口洲人，明弘治戌午（1498）登科乡试第一名（解元）。《泰和文旅》有说载，明永乐年间，蜀江进士欧阳云曾任浙江监察御史，上任之初就告破多年未了的几起大案命案，浙江府台特意上奏朝廷嘉奖欧阳云。朱厚照继任后，刘瑾太监专权，朝政混乱，时传京城两皇帝，一个是坐龙椅的朱厚照，一个是站龙台的刘瑾“刘皇帝”，他想杀谁就杀谁，京官个个提心吊胆。欧阳云听到这些，拳击案台，大喊“刘瑾阉贼，大乱朝纲，不板倒阉贼，誓不为官。”此一击，堪比被誉为“庐陵五忠一节”的胡铨，气节凛然。

后来，欧阳云奉旨巡查陕西、宁夏、甘肃三边粮马。临行，刘瑾在京警告“宁甘可查，陕西莫去”。欧阳云不畏威胁，来到三边，一查朝廷拨来的军粮及备马的银两，被刘瑾层层瓜分，又见三边人民因税费畸重，过着水深火热、生不如死的日子，他心如刀绞。此时的他并没有自保求安稳，而是将沿途所见一一记下，编成剧本《边塞流民》，给北京戏班说唱，一时间京城纷纷扬扬。刘瑾知道后，派人连夜出京，把欧阳云抓了回来，投入大牢。正巧《边塞流民》的流传，吸引了孝康敬皇太后张氏到戏园点看，太后边看边流泪，回到后宫，懿旨召见皇帝，并希望儿子朱厚照彻查三边。朱厚照心生疑团，再派心腹张永去三边核查。张永回京后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皇帝大吃一惊，将刘瑾抓捕审问、抄家。刘瑾倒台后，欧阳云才得以平反，放出大牢。欧阳云坚守气节，敢于担当，不与刘瑾同流合污的事迹被广为传颂。

其六、“五传奇”。一是祖孙科甲，指的是曾鹤龄明朝永乐十九年（1421）高中状元，其孙曾追于咸化十四年（1478）高中探花； 二是叔侄并传胪，指明成化十四年叔曾彦状元及弟、侄曾追探花及第；三是父子进士，指马市欧阳氏…… 四是兄弟进士，指大宗朝熙宁六年（1073）曾安止，元丰二年（1079）曾安中、元符三年（1100）曾安强三兄弟进士；五是兄弟尚书，指马市欧阳德礼部尚书、欧阳铎吏部左侍郎赠工部尚书，称“兄弟尚书”。这五大科举传奇，泰和至今传为佳话。

之四、 宰 相 与 权 臣

话说宰相——在古代，通称丞相，是封建社会受命于君主而又辅佐君主，总揽全国政务的最高长官，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宰相之职起源于战国，由古代“宰”与“相”两种官职合并发展而来。“宰”是主持，“相”是辅佐。

宰相之职历经各朝代变迁，至明清形成了“以内阁为政府，大学士为宰执”。如，明代，以“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入内阁为宰相；清代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军机处为内阁，以“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为宰相。

话说权臣——古代相权与皇权之间，时显矛盾。由于相权有时膨胀而对皇权构成威胁，所以，皇帝往往想方设法地制约相权（从西汉建立到汉武帝时，有30多位宰相杀头厄运，贬黜者更多）。因而宰相之下大臣产生，臣权运应而生。

东汉时，朝廷改“三公”为太慰、司徒（即丞相）、司空（即御史大夫），号称“三司”。并正式设立尚书台于宫中，下辖三公曹、吏部曹、民曹、南北主客曹及两个石曹等，共为“六曹”一同协助皇帝处理各种政事，合称“台阁”。以后，唐朝衍生“三省六部制”；北宋开创“一省二府三司”；元朝构建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三驾马车”，共同掌管全国各项最高权力机构，有力地控制了辽阔而又广袤的疆域（新疆、西藏、云南、东北、台湾及南海诸岛）。

明清，我国皇权专制达到顶峰。如，明代，内阁下设“史、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还设锦衣卫都指挥使、大理寺卿、二十四衙门、通政使司通政使、詹事府詹事、翰林院学士、宗人府宗人令、国子监祭酒、太医院院使、钦天监监正、鸿胪寺卿、尚宝司卿、太仆寺卿、光禄寺卿、太常寺卿、上林苑监、行人司司正、五城兵马司指挥、五军都督府左、右都督；清代，沿袭明制外，还设有銮仪卫掌卫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侍卫府大臣、理藩院尚书、步军营等。且皇帝直接管辖六部尚书和侍郎。

在了解古代中国文官制度后，我们再看江西乃至吉安、泰和“高山仰止”的人文盛况。据有关资料记载，江西历代宰相28位，副宰62位，有“满朝文武半江西”的美称；吉安庐陵历代正、副宰相18位，“崇文重教，人才辈出”，是庐陵科举文化的显著特色，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等文化名人均出自吉安。庐陵科举文化萌芽于隋唐, 发展在宋元, 鼎盛于明代，衰败于清。据相关学者统计，自唐至清，庐陵有进士2749人，占全国2.86%，占全省26.75%，故民间有“三千进士冠华夏”的佳话。“一门六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书”、“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这些流传甚广的俗语形象地概括了庐陵科举成就的辉煌，明《永乐大典》中更是有“天下多举子，朝中半江西，翰林多吉安”的记载。泰和历史上产生宰相4位（二位副宰），称“九尚十侍佐皇家”。

在古县泰和千秋乡——素有“三宰相、五尚书和九侍郎”的皇家盛况。

其一、“三宰相”。杨士奇（1365-1444）：名寓，以字行，号东里，县城城东人。幼年丧父（其曾祖父为杨景行，元延祐二年，即1315年进士，会昌州判），母改嫁罗姓，改姓罗。罗姓好读书、曾任德安府同知，将士奇带在身边，关怀备至。年稍长，复姓杨，因家境贫寒，以教书为生，曾在本县的碧溪、沙村和湖北的江夏（今武昌）教书近20年。明建文初（1399），经王叔英举荐，入翰林充编修官，修《太祖实录》。不久，建文帝命吏部，考试史馆儒生。吏部尚书张紞看到士奇的试卷，称赞地说：“这不是只会读死书的一般儒生”。经皇帝批准，士奇考取第一名，授吴王府审理副，仍供馆职。成祖即位，改任编修，接着被选入内阁，管理机务，几个月后又进为侍讲。永乐二年（1404）为左中允，永乐五年（1407）进左谕德。永乐十五年（1417）进翰林学士，永乐十九年改左春坊大学士。洪熙元年（1425），仁宗即位，升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历任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王朝，历史有称“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议事内阁之美称。著有《东里全集》九十七卷、《判集》四卷，编有《三朝圣谕录》、《文渊阁书目》、《历代名臣奏议》等。

陈循（1385—1462）：前文“状元内容”中有介绍。

肖镃（1398-1464）：字孟勤，号尚约先生，马市西洲南坑人。明宣德二年（1427）进士，“需次于家”，八年（1433），帝命杨溥合选三科进士，拔二十八人为庶吉士。萧镃在关于“礼乐明备天地官”的策论中对答切中题目“钹为首”（第一名），拔为庶吉士。英宗即位，授翰林院编修。正统三年（1438）晋升侍读。代李时勉为国子监祭酒，全面主持国子监事务，结交名士，颇有官声，史载其“勤于训士，矩度整肃”，“桃李满天下”。景泰元年（1450），萧镃以年老抱病辞去，监丞鲍相领六馆生员上表挽留，代宗准奏。次年，以本官兼翰林院学士，又与侍郎王一宁并入文渊阁。景泰三年（1452），萧镃晋升户部右侍郎，兼文渊阁学士。朝廷易立太子，镃认为不可，但无济于事，于是潜心著述。镃加太子少师，进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学士。萧镃学问渊博，文章尔雅，在诗学上有较高的造诣，著有《成钧集》、《祠垣集》、《尚约居士集》。

其二、“五尚书”。王直（1379-1462）：字行检，号抑菴，明朝政治人物、文学家，城西达尊坊人。王直幼年家贫力学，明永乐二年（1404）中进士，改庶吉士，与曾启、王英等28人在文渊阁读书。明成祖朱棣欣尝其文章，命入阁起草诏书，不久授修撰。洪熙、宣德年间（1425-1435）任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正统三年（1438）进礼部侍郎，兼侍读学士。正统五年出任部主事，尚书胡滢将部务都交他办理。正统八年（1443）任吏部尚书。王直为翰林20多年，纂文献、诏书，大都经他的手。与金溪王英齐名，并称“二王”。王直任尚书14年，名望很高，皇帝免其早朝。天顺六年（1462）在家病死，享年84岁，赠太保、谥文瑞。著有《抑庵集》十三卷，《抑庵后集》三十七卷。王直的文章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成就。《从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他的作品说：“（王）直当宣德、正统间，去开国之初未远，淳朴之习犹未全漓，文章不务胜人，惟求当理。故所作貌似平易，而温厚和平，实非后来所及。虽不能追古作者，亦可谓尚有典型者矣”。

刘崧（1321-1381）：原名楚，字子高，号槎翁，塘洲龙口横塘（珠林）人。元至正丙申（1356）中举，洪武三年（1370）举经明行修科。明太祖朱元璋在奉天殿召见，授兵部职方司郎中，不许他以国为名，遂改名崧。先后任镇江征粮官、北平按察司副使。遭奸相胡惟庸忌恨，被负职还乡。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被诛，起用任礼部侍郎，四月，提升吏部尚书，不久因年老辞职。洪武十四年三月，又召为国子司业，赐鞍马，令朝夕晋见。洪武十四年六月四日得病而逝，终年61岁，帝命有司治殡殓，亲自撰文祭亡。刘崧历官十一年，为官清廉，身为尚书，家境清贫，他赴京上任时，仅带一仆从、一件衣服穿了十年，被老鼠咬烂仍缝补给儿子穿。善为诗，称西派，以文章功业并著于时，在洪武年间与其兄麓、弟埜称为珠林三杰。著述有《职方集》、《槎翁集》、《北平集》及家藏诗十八卷。明初学士宋廉见之，叹曰“太史公之流”。后明文学家杨慎评明诗，崧为第一。

欧阳德（1496-1554）：字崇一，号南野，马市栖龙站前人。明朝著名理学家，江古王门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幼年力学，20岁举乡试，崇尚王阳明“良知”之学为经世致用的学说，遂往赣州就学。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六安知州（建龙津书院），招集学生讲学，不久，升刑部员外郎。嘉靖六年，以文学选拔为翰林编修。次年，迁南京国子监司业（建讲亭同诸生及各地来的学生在其中研究学问），寻改南京尚宝司卿（曾集四方名士讲学于灵济宫，从学者达五千人之多。）、太仆寺少卿、南京鸿胪寺卿，后迁南京太常寺卿、掌祭酒事，升礼部左侍郎，又改吏部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以学改翰林编修，后召拜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欧阳德在家瞻养母亲时，与徐阶、邹守益、聂豹、程文德、罗洪先等互相往来。他认为良知出于天性，不学而能，但被欲私蒙蔽了，就会失去这种天性。他的主张和王阳明一样，对知识和人的求知欲，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他为政清廉，乡里及他所治之州府，为他立祠塑像纪念。嘉靖三十三年去世、赠太子少保，谥文庄。著有《南野集》三十卷、《南野文选》四卷（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

欧阳铎（1487-1544）：字崇道，号石江，马市蜀江人。十七岁选郡庠，以弱冠中明正德二年举人，正得三年（1508）进士，授行人。历任工部郎中，改南京兵部。出为福建延平府知府，擢广东提学副使，南京光禄卿、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南京兵部侍郎、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卒赠工部尚书，谥恭简。明宣德年间，周忱（吉州）巡抚江南时，曾进行改革，取得显著效果。后任者虽继承周氏遗法，但地方豪强却只顾私利，大肆破坏，加之政府科派又陆续增加，平民负担更重。嘉靖十六年（1537），欧阳铎巡抚应天（江苏南京）等10府，并督理粮储，实行了影响深远的赋役改革，推行“征一法”。税粮方面，税额最重的用减少耗米、改缴折色等办法减轻；税额最轻的用征发本色、增收耗米等办法加重，使负担比较均平。在差徭方面，从前周忱因为丁银不够用，曾令税粮每石加征若干里甲银作为补贴，实际上这是将差徭从按户佥派改为按田征科的开始。欧阳铎发展了这种方法，将里甲银、夏税、农桑丝绢、马草、盐钞等项并入秋粮。称“均摊”。然后将税粮总额按亩摊征，即所谓“从圩不从户”。差徭按粮、亩摊派，为以后的“摊丁入地”奠定了基础，也是差徭向赋税转化的表现。他又将轻重不一的官、民田土的赋税种则拉平，从而顺应了官田民田化的趋势，使国家赋税收入大有增加，大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萧晅（1396-1461）：字仰善，号雪崖，澄江栗芫萧家人。明朝宣德二年（1427）进士及第，殿试二甲第二名。曾任南京吏部主事、北京刑部郎中、云南按察副使、云南右布政使、湖广右布政使、两京礼部尚书。他为官廉明，善恤民心，人称“德性之纯，政事之善”，誉满两京。他任云南按察副使时，奉旨以朝廷的施仁德政和爱民安民政策，平息了边境许多外敌与内匪相勾结侵扰事件；还奉旨妥处了一桩由千户所的长官斗殴伤人案，案牵涉人员100多人，多年悬而未决。最后，无辜者平反昭雪，官员者从严惩处，深受赞誉。他任云南右布政使时，查处了当地官员供需、俸禄超越规定事件，并从自身做起，主动减少俸禄，严格遵循朝规。他任湖广右布政使时，直言朝廷：“官家（公家、国家）尚积存木料有万计，工部可取之为用，不应重赋于民”，传为佳话；主动担当调处湖广南北民族矛盾，力谏朝廷派兵镇压，上疏道：“国之安宁，当以善为贵，兵戎相见唯不得已而为之；此乃民争，非外寇犯耳，宜以仁德待矣，臣愿前往息之”，受皇上表扬；奉旨犒劳征边将士，只是动员官员和富商捐献粮财，不准扰民，又一次得到当地群众的高度赞扬。在任两京尚书时，南京下基层巡视水灾，发现鼠疫泛滥，不顾远途舟车劳累，带领当地官员来到灾区一线督促消杀、防疫和善后工作，命州府以上医疗机构医治，使鼠疫遏制，群众生产自救，重建家园。萧晅受朝廷上下赞扬道：“仁义存于心，善言见于行，其德整，其政勤，举其清名，重誉著闻于两京”。南京去世后，皇帝下令：“闭朝一日”。

其三、“六侍郎” 。古代尚书为一品大员（相当于次正国级），侍郎为二品大员（相当于副国级）。在古县泰和千秋乡有6位侍郎。 他们是：

户、礼部侍郎王贽，宋天禧三年进士（1019），澄江达尊坊人；兵部侍郎、京西提点刑狱陈彬，宋端平二年进（1235），澄江陈家坪人；兵部侍郎陈宜，明正统七年进士（1442），澄江人；南京工部侍郎萧彝，明正统十年进士（1445），县城西门人；工部侍郎张达，明天顺八年进士（1464），澄江秀溪人；工部侍郎、应天府尹赠封吏部尚书欧阳熟，明嘉靖五年进士（1526），马市蜀口洲人。

之五、 朝 廷 与 郡 县

话说朝廷——我们先说两个典故。一则“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典故：南宋奸相秦桧一直影响其后人，到清朝才有所改变。其一支后人传到了秦大士，才华卓越，28岁考中举人，在乾十七年（1752），被乾隆皇帝御笔钦点为状元。但由于他是秦桧的后裔，担心有辱朝廷名声。于是亲自召见秦大士，问曰：“你是不是秦桧的后代？”，秦大士趴在地上，汗如雨下，不知该如何回答。若如实相告，对前程不利；若否认，便是欺君之罪，更是对不起祖宗。生死抉择关头，秦大士壮胆高声说到：“皇上，一朝天子一朝臣，宋高宗是昏君，用奸臣，而您是明君，用的自然是忠臣！”乾隆帝龙颜大悦，欣赏其过人才智，当即钦点大清朝第43位状元。所以，我们把“一朝天子一朝臣”，理解为“换一位君主，换一班朝臣”，其实不是其然，而是缘于此典故。当然，中国传统有一句古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朝中人员不断更换、新陈代谢乃情理之中。秦大士此言一出，便流传于后世。

二则“满朝文武半江西”的典故：明万历年间，朝廷中江西籍官员较多。一次聚会中，严嵩（江西分宜人，弘治十八年进士），为夸家乡出了一则上联“满朝文武半江西”，一时间竞无人能对出下联。正当场面尴尬之际，汝上（山东）籍的工部尚书郭朝宾对道“小县不大四尚书”。严嵩听后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可见封建朝庭无时不是“官场如战场战”。但“满朝文武半江西”乃自古佳话，流传至今。

话说郡县——秦始皇十九年（公元前228），秦灭赵后，取消分封制，实施郡县，全国划分36个郡，中间经由汉武帝手以稳定。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郡县制一直是中国古代国家的基石，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古代郡县制，郡设郡守、监察御史（立属中央）、郡尉等官职，分掌行政、监察、兵事、治安职责；郡下设县，县设令（掌行政）、县丞（县长或县令的副官）、县尉（负责管驻军和治安）；县衙设有：令史（管文档）、狱掾（管监狱）、治狱吏（狱卒）、文无害（管案件复查）、仓吏（管粮仓）、厩马刍（管车马轿）。

古代郡县制与后来的“行省制”。早在东汉末产生了州、郡、县三级，“州”相当于“行省”，汉朝武帝时把全国分13个州；隋文帝开皇三年废天下诸郡，形成州、县两级制，隋唐基本上是州、县两级制；唐玄宗时，把全国划分15道，“道”相当于“行省”，形成道、州、县三级；宋朝撤销道，设24个路建制，“路”相当于“行省”，形成路（同职有中央下派的节度使、安抚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洲（同职有府、州、军、监）、县三级；元朝统一全国，借鉴全国的做法，开始真正推行行省制，全国设11个行省。明代从府、州、县到里甲坊厢，有一整套严密的管理机构，特别在省级层面“府”上有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掌一省的行政、监察司及军事权力。同时，又从中史派出巡抚、总督，以及巡按御史，来加以统率和协调。清代，基本上沿袭明置。

了解这些常识后，我再看泰和古县。据县志进士录统计，泰和古代有宰辅4位、尚书9位、侍郎10位；有朝廷君臣121位，其中大臣（相当部级）68位；郡守、郡慰（行省）84位；知州36位，知同、通判、参军等41位；知县38位，县丞、县慰等15位。真可谓“朝廷郡县文武百官行走朝野”。

在古县泰和千秋乡——宋明两朝，曾出现“朝臣、郡守、知州、知县”盛况。

其一、“朝臣”盛况。据县志统计，宋明清，古县泰和千秋乡朝中除有3位宰相、5位尚书、6位侍郎外，还有朝廷君臣69位。其中，大臣（相当部级）（37名），他们是：

城东梁家罗璟（国子祭酒）、城东杨载鸣（右政遍），西门曾家曾鹤龄（侍读学士）、曾迫（翰林编修），西门袁广（太仆寺丞），达尊坊王思（翰林编修），濠头梁家杨䌽（副都御史），陈家坪陈仲述（御史，称“天子耳目”），城北任敬敏（御史），南门宋家巷宋琮（翰林检讨）。

县城街巷倪求己（翰林编修）、吴遵（御史）、陈秉浩（御史、推官）、周方正（按察使）、陈凤梧（左都御史）、杨仁愿（御史）、刘士琏（参政）、刘准（御史）。

上田东门杨颢（太常博士）、杨寅秋（按察使），月池张佥（御史），月池彭家彭丙铄（御史）、彭百烁（御史），栗芫萧家萧士玮（太常卿），北门曾泉（御史），洞溪（今南溪）胡定（翰林检讨）。

塘洲珠林余学夔（朝林侍讲），车头徐贡（苑马寺卿），洋坑欧阳衢（鸿胪寺卿），芙塘陈昌积（五经博士），金滩康梦相（参议），九州萧瓒（国子祭酒）。

马市蜀口欧阳崑（工部观政），南坑萧祥曜（御史），柳塘萧基（布政使），栖龙清水塘曾汝召（太常少卿）。苏溪观背刘逢恺（南京太仆人少卿）。

其二、“郡守”盛况（44位）。西门曾家曾序（广西参政）、曾蒙简（浙江按察使），西门姚家姚颐（甘肃按察使），西门袁峒（广州司法），西原罗家罗崇本（云南参政），东门萧苍（云南副使），城东张汝贤（福建按察使），城北刘乔（广东副使）。

濠头梁家梁蕃（知宣、抚二郡）、梁楘（浙江左布政使）、梁弓（兵部武库督关天津），陈家坪陈毕（浙西参帅）、陈赏（广西佥事），文溪曾安强（湖南提举）、康骥（福建转运使），柳溪陈泳（湖北运干）、陈阳凤（广州路烧钞使）。

县城街巷萧世贤（湖广副使）、杨涣（广东佥事，副使）、刘涣（河南参议）、郭公绪（历陕西、浙江、贵州佥事，御史）、龙敬（广东廉访使）、蔡源（湖南安抚使）。

上田栗芫罗时霖（贵州按察使）、上田坛上杨嘉祚（广西左江道）、上田康承祖（广东佥事，副使）。塘州江口陈士启（山东参政），东司田刘咸（四川副使），坦湖欧阳洙（四川按察使，广西参政），车头徐演（广西按察刑使）。

马市蜀口洲欧阳席（福建布政使）、欧阳和（云南副使，御史）、欧阳哲（浙江佥事，河南副使）、欧阳熙（河南副使）、欧阳云（浙江道御史，奉直大夫）、欧阳诰（山东转运使，应应天府尹）、欧阳震（河南御史）、欧阳照（山东副使），南坑萧士安（贵州通判），车田郭仕（四川副使），剡溪龙子钧（浙江道御史）。栖龙南府王檵（海南兵备副使）、南府圩王铉（浙江佥事，御史），刘家冈刘应授（福建副使）。苏溪荐溪郭祥鹏（知眉州，湖广参政）。

其三、知州盛况（30位）。具体为：城东巷曾望宏（南雄知府），西门蔡哲（恩南知府）、廖家廖谟（河间知府），陈家坪陈礼（思南知府），城北萧景（泰州知州）；县城街巷康烈（零陵宰）、刘廷俊（辰州知录）、萧国镇（高州太守）、刘天定（知宝庆府）、罗凤（石阡府知府）、龙国禄（重庆知府）、蒋凌汉（南雄知府）、陈素（赵府长史）；上田北门曾宏（德安知府）、康琰（知夔州、南雄二府），上田月池张潭（象州知府）；澄江柳溪陈闵子（永州司尹）、陈嗣宗（南城宰）、陈道全（高安宰）、柳溪有陈嗣宗（南城宰）；沿溪西塘（今文田）钟卿密（宁国知府），后塘罗俊（南雄知府），清水洲刘泮（保定知府）；马市蜀口欧阳充材（宁波推官，凤阳知府），蜀口高坪郭应奎（嘉兴知府），石滩郭允升（诸暨令，零陵宰），车田刘赟（鄜州知府）；栖龙南府王权（武定知州）。苏溪有郭祥鹏（眉州知州）。同时，还有同知、通判、参军等26名。（其他乡的知州为：螺溪义和田胡衍知容州，东冈萧明伦知温州，罗卜田萧集知寻甸府；万合梅冈王育仁知涪州；冠朝中村杨德敷历知汉阳、叙州两府；灌溪村前康玠知思南府）。

其四 、“知县”盛况（30人）。具体为：东门陈善方（知海宁、江陵二县）；西门曾梅（知县）、袁宗圣（五河知县）、萧进（历知腾、高安二县）；濠头梁家梁机（文水知县）；陈家坪陈千龄（宁乡令）；县城街巷谭繇（大余令）、刘鼎臣（于都知县）、刘简子（宁乡令）、李诏（新宁令）、萧子诏（知嵊县）、萧必（沙县知县）；上田月池彭家彭震（兴宁知县）、彭履坦（南川知县），月池张景休（崇阳令），石狮梁家梁钦（高淳、上杭知县）；澄江文溪曾安止（彭泽令）、曾之谨（零陵令）、曾夔（桃源令），柳溪陈昌福（知县）；塘洲黄塘王世相（蕲水知县），枫树下萧镗（知县），蜀口洲欧阳柱（江华知县），武丹桥尹源（缙云、巢县令）；栖龙南府王苪发（莱芜知县）、王大宪（上海知县）、王昺（平阳知县），桐家床康彦民（知仪真、天台二县）；沿溪清水洲刘华邦（桂东、江华知县），水抱孙志铭（华远知县）。同时，还有县丞、县慰15位。（其他乡知县为：螺溪爵誉周噩、平阳令，王家坊王嗣先、桂林知县；苑前龙塘刘子澄，枣阳令；樟塘灵溪郭元忠，耒阳令；冠朝后谷易居仁、天辰知县，山田尹陵、夏津知县；南溪大屋场龙伯，慈谿知县；禾市沙里张焕，山阴知县）。

泰和古县千秋乡，众多的朝廷重臣、行省郡守大臣以及知府、知州、知县，论其品行与才能，多有赞誉。郑板桥《潍县署中画竹》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画竹别民》：“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漁竿。”是最好的写照。

之六、 儒 林 与 儒 士

话说“儒林”——即，儒家学者之群，也指儒生、读书之人，也泛指士林、读书人的圈子。

话说儒士——中国古代，官场与士林，卿大夫与士大夫，均属上层社会。儒士之“儒”，乃儒生、儒客、读书人；儒士之“士”，乃学术界、科学办、士农工商界等士大夫之族。

江右（江西），可谓儒林、儒士，学者、专家人才辈出。如：先秦第一县鄱阳令吴芮（余干），又称“江西首位历史名人”；豫章高士徐孺子（南昌），又称“南州高士，布衣学者”；宋祠初祖晏殊（进贤），又称“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与欧阳修并称“晏欧”；改革家王安石（临川），又称“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通儒”；诗书双绝黄庭坚（修水），又称“江西诗派”开山祖，北宋与苏轼齐名“苏黄”；“清风两袖”况钟（靖安），又称“况青天”；婺源千古情的朱熹（婺源），又尊称“朱子”，诗人，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圣贤又一人”；戏梦人生汤显祖（临川），戏曲家、文学家，又称：“东方莎士比亚”；心学之父陆九渊（金溪），南京哲学家、教育家、理学家，与朱熹史称“朱陆”；国画泰斗朱耷（南昌），明末清初画家、中国画一代宗师，称“八大山人”；科学巨匠宋应星（奉新），明代科学家“天工开物”；文章大家曾巩（南丰），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将；状元宰相黄宏（铅山）；杰出音乐家姜夔（鄱阳），称“南宋唯一的开山大师”；军事理论家揭暄（广昌），江右名士蒋士铨（铅山），与袁枚、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画界大师傅抢石（新余）、书写传奇舒同（东乡）、“同光体”诗派陈三立；田园诗人陶渊明（九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晋代“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其曾祖父陶侃。陶母为中国四大贤母之一。此外，还有徐稚（南昌），先秦“南州高士”之美称，江西文学名人；綦母潜（南昌），盛唐江西最著名诗人；董源（进贤），五代南唐画家，称南派山水画开山鼻祖，与李成（长安）、范宽（陕西）史上并称北宋三大家；钟绍京（南昌），为钟繇（与王義之并称“钟王”）后代；徐熙（进贤），沈括赞为“古今之绝笔”、“江南布衣”画家。

庐陵（吉安），素有“文章节义之邦”、“江南望郡金庐陵”的美誉。也称“状元之乡”“才子之乡”。吉安历史上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有正气丹心文天祥（青原），宋末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抚元名臣，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江南才子解缙（吉水），《永乐大典》总纂；唐宗八大家欧阳修（永丰），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又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宗散文八大家”；聂豹（永丰）、明代“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军事家”；杨万里（吉水），南宋文学家，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中兴四大诗人”；周必大（吉安），南宋中期文坛领袖。

泰和，“吉泰祥和”。不仅官宦鼎盛，而且专家学者也人才辈出。宰相文学大家有“三杨”杨士奇、首辅文集陈循、尚书欧阳德；明代历学大家有杨士奇、陈循、梁潜、余学夔、王直；江右诗派大家有“辛派三刘”之称们刘过、陈谟、梁兰；江右王学大家有欧阳德、罗钦顺；《永乐大典》总裁梁潜、余学夔；“文章节义”代表，曾如骥的文风、士风、民风；农学家曾安止、中国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苏轼贬惠州经泰和获睹其书，作《秧马歌》相赠；教育家杨景行、漕运专家张达、画家郭诩、泰中校长孙振渭、民国留美经济学家萧遽（上田）、制酱传承人陈听恩、留日公路专家刘仁燮（沿溪）、上田留美归国教授博士萧公权等。

在古县千秋乡，儒林、儒士，县志载有农学家曾安止，《永乐大典》总裁梁潜、“辛派”诗人刘过、“文章节义”曾如骥、画家郭诩、泰中创始人孙振渭等。

农学家曾安止——

《永乐大典》总裁梁潜——

“辛派”诗人刘过——

画家郭诩——

之七、 商 帮 与 商 贾

话说“商帮”——明清时中国有“十大商帮”：山西商帮（晋商）、徽州商帮（徽商）、陕西商帮（秦商）、宁波商帮（浙商）、山东商帮（鲁商）、广东商帮（粤商）、福建商帮（闽商）、江右商帮（赣商）、洞庭商帮（湖南）、龙游商帮（浙江）。其中晋商、徽商、浙商、粤商称富可敌国的四大商帮。

“江右商帮”，古之赞曰：“无江（西）商人不成市（湖广说）；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云贵川说）；“三曰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江浙沪说）；“一个包袱一把伞，走江闯湖当老板。”（吉安流传说）；“（吉安）商贾负贩遍天下”（吉安人彭华说）；“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抚州人艾南说）; “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张瀚《松窗梦语》说）；“江（西）、浙（江）、闽（福建）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江西古代人口发达说）；“江西填湖广（湖南、湖北）、湖广填四川”（全国五次人口大迁徙说），从而江右百工技艺大流传。另外，江西“瓷都”景德镇“十八省码头”之称，而兴瓷帮瓷商；“药都”樟树“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而兴药帮药商；“茶都”浮梁“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琵琶行》说江州），而兴茶帮茶商。吉安布帮右商、船帮船商、铅山河口纸帮纸商、临川盐帮盐商，古时著称一世。

话说商贾——江右商帮，向以“贾德”著称，崇尚许逊（许真君）“诚信”“济民”精神。全国1500多座“万寿宫”（四川300多座，北京51座），可见江西商贾繁华及“高德”精神。因而商贾人物也渊薮。如：陈泰（临川人），南宋中国著名布商、木商；雷发达（永修），明清皇家十八代建筑世家，半部中国古建史，“样式雷”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朱仙舫（临川），明代中国纺织大王；朱文炽（婺源），毕生坚守诚信的清代茶商；黄文植（南昌），武汉商业巨子，近代爱国实业家、金融家。

还有世界贸易巨头，汪大渊（南昌）、元代航海家，称“东方马可波罗”。海外巨商：王兹华（临川），清代东渡台湾创业成全球世界拆船大王；杨永清（丰城），南昌手工业商帮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创办“万寿宫”；欧阳云台（吉安）、清代日本经商成为富豪；余仁生（吉安），客家商帮清代东南亚药行“余仁生号”）；朱均旺（临川），明代日本海外商人，与吉安人许仪后（日本行医），义举倭寇侵朝军情给明朝廷，中朝联军抗寇，使倭寇无功而返。

吉安商贾，自古就有“吉安老表一把伞，走出家门当老板”的说法，发达的手工业为商贸带来了蓬勃的生机，走遍天下的庐陵商人塑造了浓厚的商文化。明代开始，庐陵更是以其经商人数之众而名声大噪,甚至出现了“商贾负贩遍天下”的状况。湖广、云贵川通都大邑，都设有庐陵同乡会和会馆。庐陵商帮主要经营绸缎布匹，南北杂货，也开典当钱庄。庐陵人周富九是上海的大富商。清初，庐陵商人刘尔凯，在武汉、长沙拥有数百的商号和工厂。贸易的流通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盛，同时也促进了政治、文化等其它多方面的发展。在吉安“庐陵商帮”，著名的有：“周挟九、胡元海、康文卿、卢瑞芳”。

而泰和是“庐陵商帮”的重要组成部分，号称“赣商劲旅”。仅古县泰和千秋乡就有三位商贾人物，号称千“百万”：

孙明“孙百万”——

肖云谱“肖百可”——

刘厚生“刘百万”——

　　 之八、 文 章 与 节 义

话说文章节义——是一个深具历史意义的概念。“文章”指的是精神面貌、道德风尚、礼义法度以及文明程度，后来引申到诗文词章等艺术形式。“节义”则是指气节操守和信义，强调的是个人在道德和行为上的坚持与正直。

话说吉安庐陵——自古以来因其文化特质而被誉为“文章节义之邦”。这一荣誉源自庐陵人的深厚文化底蕴，如宋代的欧阳修、杨万里、胡铨等都是这一荣誉的代表。吉安的历史上涌现了大量以文章和气节著称的人物，他们在文学、政治、军事等领域均有显著表现，如文天祥等民族英雄，他们的行为和作品成为了后人学习的楷模。这一概念不仅是吉安的文化象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珍贵部分，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道德崇高。

行走在庐陵大地，穿梭于庐陵的古村落、古书院、古驿道、古城墙，我们能够感受到庐陵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厚重。这里有“改写江南文明史”的青铜文化，有“先有吉州窑、后有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有“文武合一、耕读合一”的古村落文化，有“崇文重教、人才辈出”的古书院文化，还有以吉安灯彩为代表的民俗文化。然而，对于游学者来说，庐陵最能励志、最令人称道是这里的书院文化，以及由之而产生的一大批彪炳史册的忠臣义士和诤臣廉吏。

“山间茅屋书声琅，放下扁担考一场”。古庐陵 “人无贵贱，无不读书”，以致“三尺童子稍知文章”“文风盛于江右”。宋代以来，庐陵各地官学兴盛，私塾林立。根据有关统计，自唐至清代，吉安地区先后创建的书院学馆，有文献记载的共269所，是江西的四分之一。明朝时期，全江西约有书院1000所，吉安就有170多所，占全省的六分之一以上。而欧母画荻教子、陶母“教子惜阴”的故事更是庐陵人崇文重教的真实写照，成为激励无数中华学子发奋读书的励志教材。这种浓厚的“耕读”氛围，使得庐陵成为崇文重教的“江南望郡”，成就了庐陵文化的辉煌。“三千进士冠华夏”“隔河两宰相”、“一门六进士”、“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传颂至今。而明朝建文二年（1400年）的一甲前三，明永乐二年（1404年）的前七名都是吉安府人，在中国科举史上更是空前绝后，庐陵也因此成为“进士之乡”“状元之乡”。这是庐陵人崇文重教而结出的硕果，由此而带来的则是这块书声琅琅的教育高地，涌现了一大批名人贤臣。尤其是宋明两代，遍布庐陵大地的书院学舍哺育出了欧阳修、杨士奇、周必大等名相22名，六部尚书、都御史、布政使等高官145名。明朝永乐年间朝廷中的翰林大多来自吉安，掌握着著书立说的话语权。

庐陵先贤读书并“不独以文章取科名而已，愿以行己有耻为第一义”。如果要在“义”与“利”、“名”与“气”之间作出抉择，他们更愿意选择“义”和“气”，而不肯屈从“名”和“利”。在“敦教化、明节义”的办学理念下，庐陵历史上诞生了一大批立志报国、崇尚气节、犯颜直谏、百折不挠的忠节义士，以致诤臣无数，义士如山，清官廉官不绝。如“直言弊政，三起三落”的欧阳修，“宁作赵氏鬼，不作他邦臣”的杨邦乂，“守廉持正、两袖清风”的杨万里，“不惧权贵，诤言直表”的周必大，“乞斩秦桧、脖子最硬”的胡铨，“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文天祥，成为庐陵人引以为傲的“五忠一节”。一代又一代的庐陵人总是以“五忠一节”为标杆，以坚守“义”“气”为底线，抒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正气之歌，鼓舞着庐陵后人舍身忘死，保家卫国，成就了庐陵“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可以说，在古庐陵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奸大恶之士，没有一个叛国谋逆之臣。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者以英勇无畏之身续写着正气之歌，以一腔热血诠释着庐陵人的崇高气节和浩然正气。一大批老红军老战士，147位吉安籍开国将军，5万多位为国捐躯的井冈儿女，坚定理想，艰苦奋斗，浴血奋战，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道锻造了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成了革命时代的弄潮儿和“追风者”。他们无一不是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无一不是铁骨铮铮的勇士。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如果要评选“中华正气之乡”，那一定就是庐陵。

吉安自古被誉为“文章节义之邦”。其实，这个荣誉本是给整个江西的。那是吉水人杨万里去世后，宋代朝廷要给他封个谥号。封个什么名称才恰当呢？大臣们讨论良久。最后主管的李姓官员说，本朝的几位名相，如刘沆、欧阳修、周必大、王安石等；几位忠烈名臣如胡铨、杨邦乂等都是江西人，他们忠贞节义，又是文坛骁将，江西称得上文章节义之邦。杨万里与他们同乡同类，诗文有名，又很有气节，就封个“文节”的谥号吧。他提到好多个宋代江西籍名士，其中大多数都属古庐陵籍。这个称号源自庐陵人,自然,家乡庐陵也就当仁不让享有这个荣誉了。

“文章节义之邦”的美称，是古庐陵最具特征的文化符号。“文章节义”的风范人物在我国其它地域也不少，但在庐陵显得更为集中和突出，成为庐陵人文的主体特征。

最早论述“文章节义”含义的是吉安县籍宋代名相周必大。庐陵杰出乡贤欧阳修谥文忠，杨邦乂谥忠襄，胡铨谥忠简，因号“三忠”。南宋时为崇祀这三位乡贤，在庐陵城兴建了“三忠堂”，让后人见贤思齐。周必大在《三忠堂记》中说：“文章，天下之公器，万世不可得而私也；节义，天下之大闲，万世不可得而逾也。”这三位都是以文章节义并重而闻名。欧阳修为文坛宗师，公忠为国；杨邦乂国难当头，视死如归；胡铨奏斩奸相秦桧，反议和反投降，名震天下。后来，三朝重臣周必大逝世后谥号也是文忠，杨万里谥文节。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朝统治者杀害，不可能给他封谥号；但原先流亡东南的南宋小朝廷授给了“少保信国公”头衔；到了明代，泰和籍内阁首辅陈循上书，请补谥文天祥为“忠烈”。于是，宋代六位著名先贤欧阳修、胡铨、杨邦乂、周必大、杨万里、文天祥，被尊为庐陵“五忠一节”。他们无一不是文章节义并重的典范，明清两朝吉安城里和他们的家乡先后建了多座祠堂以纪念。

自从周必大提出“文章节义并重”这一衡量庐陵人物的标准之后，许多后学便以这一标准来勉励自己，以致成为一种传统和风尚。一代又一代庐陵的仁人志士，以此当作遵循的人生信条和追求的目标。他们不管是从政还是治学和做人，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始终保持高洁的操守，注重道德的修养，并且博学多识，能诗善文，在经世治国、文学艺术、史志文献、典籍文论等领域取得了成果，建立了功勋,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文章”和“节义”，看似两个概念，其实紧密相关。“文章”再好，如果丧失“节义”，就必然受人唾弃，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已被无数的史实所证实；当然，“节义”也要有好的“文章”做支撑和表达。

欧阳修和文天祥，竖起了文章节义的两面旗帜，感召着代代后人。因而，庐陵先贤在不断求学求知的同时，格外注重气节，做堂堂正正的君子。千年间众多的名人，多是做人正直不阿，做官清清白白。特别是宰辅、“三司”首领、尚书、巡抚等位高权重的官员，在仕途上有浮有沉，历经坎坎坷坷，但大多是因忠正直谏或政见不合，而受到贬谪或受牢狱之苦，甚至家破人亡。几乎没有谁是因贪赃枉法、腐化堕落、徇私谋利而受到国法惩治的。他们所受的冤屈，基本上得到了澄清和平反，往往还会受到重新褒奖。正如唐代诗人孟郊所颂：“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这种十分突出的人文现象，在我国地域文化中并不多见，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吉安古称庐陵、吉州，建置史有2200多年，自古人杰地灵、文化昌盛，素有“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在历史长河中，这里逐渐形成了独具一格、影响深远的庐陵文化。

一代文宗欧阳修、正气之魂文天祥、中兴诗杰杨万里、庐陵文骨胡铨、大明才子解缙、四朝重臣杨士奇等巨子精英彪炳史册。享誉世界的新干商代青铜器、扬名海外的吉州窑、书声不绝的白鹭洲书院等，都见证着吉安灿烂夺目的历史

庐陵文化的特征，可从“文章节义”两个方面理解。

一方面是崇文重教。吉安自唐代至清代，有书院430多所。以白鹭洲书院为代表的众多书院，培养了一大批俊彦英杰。

据考证，吉安籍登科进士共3007名，占江西近三分之一，名列全国前茅，创造了“满朝文武半吉安”的人文盛况，特别是明朝建文二年（1400）的一甲前三，永乐二年（1404）的前七名都是吉安府人，创造了科举史上的奇迹。

《四库全书》所收录庐陵人士的文学作品达3850卷之多。吉安古村中常见“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等楹联、格言，成为代代延续的乡风和家风。

另一方面是坚守气节。庐陵儿女尊崇爱国报国的精神，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身体力行扛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旗帜，涌现了一批坚守气节的庐陵先贤，书写了忠义报国的“庐陵篇章”。

以“五忠一节”（欧阳修、杨邦乂、胡铨、杨万里、周必大、文天祥）为代表，他们坚持正道，以人身依附、曲意逢迎为耻，涵养持正义、走正道、尚正气的道德情操，世代传承发展成为独具地方特色的精神风范。

泰和古千秋乡文章节义并重的典型人物。其一、泰和知县有：黄庭坚（九江修水）戒石自勉；杨南金（云南洱源县）为官三不动；浦尧仁（福建福唐，今福州）自奉尤薄；王有容（江苏宝应县）清廉遗风；曹鼐（直隶宁晋，今河北宁晋）拒色天地宽；萧伯原（峡江县萧家峡）抗金稳泰；戚伦（应天音楚邱，今山东菏泽曹县）治民有方；唐伯元（广东潮洲府澄海县，今汕头市澄海区）不尚空谈；王元瑞（上海青浦）捐俸筑堤。

其二、泰和县城有：杨士奇（东门）大度清廉；尹绛（街巷）带粮上任；陈千龄（西门柳溪）夜拒贿金；杨景行（东门）秉公持正；欧阳铭（城东）爱民勤政；宋琮（西门）雄峻不群；曾安止（西门文溪）为农著书；罗子理（东门）窖铁充赋；罗璟（东厢）土疏六事；陈昌积（西门柳溪）修身见于世；张达（西门秀溪）性度浑厚；郭诩（东门南寮）蔑视权贵；梁潜（西门梁家）立家规十则；陈风梧（后街）景仰范公；王贽（西门）介直天下无；严颐（西门后街）勤正奉公；王直（西门达尊坊）秉公力谏；陈循（东门南寮）护国佑民；姚颐（西门花园姚家）政声斐然；曾安强（西门文溪）均水救民；曾鹤龄（西门状元坊）勇担责任；曾泉（西门状元坊）汜水善政；刘魁（城西）上谏止书。

其三、马市（栖龙）有：萧镃（西洲南坑）和易诚笃；萧翀（南境）缊袍御寒；郭应奎（蜀口高坪）救人助学；欧阳洙（蜀江）重教推仁；欧阳诰（蜀江）禁奢止酷；欧阳哲（蜀江）以清介著；欧阳俊（蜀江）修纂大典；欧阳汤（蜀江）心纯勤慎；欧阳震（蜀江）抗倭爱民；欧阳嵩（蜀江）开田浚河；欧阳塾（蜀江）赈济饥寒；欧阳照（蜀江）清廉恤民；欧阳桂芳（蜀江）廉直亲民；欧阳云（蜀江）坚守气节；欧阳德（蜀江）居安思危；欧阳铎（蜀江）锐意改革；欧阳柱（蜀江）江华平冤；欧阳席（蜀江）克己奉公；欧阳崑（蜀江）美质雄才；欧阳昱（蜀江）通州善政；欧阳程（荆洲）济困扶危；王怀梅（栖龙南富）清介绝俗；王宗徐（栖龙南富圩）端洁峭直；王一乾（滨江甘溪）敬祖亲梓；郭允升（江滨）廉约有声；康彦民（栖龙铜家庄）为官善政。

其四、澄江（上田、文田）有：萧士玮（上田桥头栗园）刚正不阿；萧晅（上田桥头栗园）体恤民心；彭百炼（上田月池）爱憎分明；萧用道（上田桥头栗园）勤政善谋。

其五、塘洲和沿溪有：刘松（塘洲龙口横塘）破被改衣；刘咸（塘洲东湖东司田）廉恕宽厚；刘华邦（沿溪仓岭）抚民重教。

附一 泰和澄江河畔大革命风云

作者 雷开仁

中国的大革命时期，也称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或简称“大革命时期”。是指1924年至1927年期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国内革命战争，主要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统治。大革命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关键的时期，标志着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首次合作，以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坚决斗争。

这一时期，泰和古县、西昌古城风云变幻；澄江河畔、赣江上下，浪涛翻滚。真可谓大革命时期风起云涌，瞬息万变。据县志记载先后历经北伐战事、共产党创立、国共合作、苏维埃浪潮、反动政变、农会农民运动、武装革命、“三十都暴动”等。

一

北伐战事——北伐战争乃指1926年至1928年期间，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向北洋军阀发动的统一全国的战争。 北伐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次北伐，1926年7月始，对军阀孙传芳、吴佩孚军；第二次北伐，1928年4月始（宁汉合流后），对军阀张作霖。张学良主持东北易帜， 使得中国大陆地区统一在由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旗下，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一统。（1911年，革命原始之年，孙中山先生发动辛亥革命，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北伐战争在泰和：

早年民国11年（1922)6月，北伐军入赣作战，江西督军陈光远在赣州失败，溃经泰和，赣江涨水，兵散农村，大肆抢掠，县城工艺院被劫一空。北伐军追至泰和，委萧致平（县人任泰和县知事。陈炯明在广州叛乱，北伐军撤回平叛，北洋军阀蔡成勋部踵至，委谢鸿恩泰和知事。13年11月，赣南镇守使方本仁向广州政府"输诚"，被委为赣南督办，在赣州走兵，北上与蔡成勋战于吉安，泰和人民受兵祸。孙中山在广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方本仁驱蔡出江西后，盛传李烈钧将回赣主政，方即与广州命政府反目。12月，北伐军又入赣作战，由赣州经泰和。方本仁与赵恒惕、陈炯明勾结，止北伐，北伐军在吉安战败。

民国15（1929）年春，吴佩孚、孙传芳联合倒方，方的部下亦逼迫他"和平下野"。方本仁离＃后，孙传芳委邓如琢任江西军务督办。9月初，北伐军再次入赣作战，北洋军杨如轩、杨池生的大部在赣州被歼后，残部沿赣江入泰和抢掠而去。北伐军第14军两个团、第2军第5师及第5军一部与北洋军残部战于泰和，第5军第46团于9月21日（中秋节）攻下泰和县城。随后谭道源第5师进城，委黄期植为泰和县长，结束了北洋军阀在泰和的统治。次日，举行了近万人的军民联欢大会，泰和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印发了《告民众书》组织粮草和运输队、响导队支援北伐。24日，谭道源部攻吉安城。11月，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乘船由赣江经县境赴南昌，各团体组织群众在上田麂山码头迎送。

二

党组织创立——江西党团组织创始人赵醒侬（南丰）方志敏（弋阳）袁玉冰（泰和），誉为“江西三杰”。1922年2月诞生的中共安源支部（李立三）为江西第一个党组织。

吉安党组织，1924年2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吉安特别支部成立，1925年，团特支领导人宋大勋、郭化非、谌光重、刘承休等由中共南昌支部发展为共产党员。1926年1月，罗石冰由上海回吉安，按照党团分化原则，将吉安团组织重要骨干转为中共党员，在省立第七师范成立了中共吉安党小组，郭化非为负责人。3月底，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吉安特别支部，郭化非任书记。1927年1月初，吉安特支升为中共吉安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吉安地委)，罗石冰任书记。

中国共产党在泰和地方的活动始于大革命时期。1925年，县籍青年康纯 （上田鲁溪人）在江西省立吉安第七师范学校读书，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影响，经常和学校进步青年在螺子山进行秘密革命活动。11月25日，康纯由郭化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1月下旬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将要进军江西时，中共吉安特别支部（简称吉安特支）根据中共江西省关于“派一批党员回各县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工农运动，迎接北伐”的决定，派康纯回泰和。康纯回县后，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在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中宣传“十月革命”，先后吸收翁德阶、胡运椿、彭昌仕加入共产党。在云亭（冠朝）小学建立了泰和第一个党小组，康纯任组长，隶属吉安特支。党小组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不久，发展了肖拔群、朱治品、孙彝东、刘行三、汤节有等20多名党员。组织建立了中共泰和支联干（应为中共泰和支部），直属吉安县委（应为吉安特别支部，1927年1月吉安特支改为吉安地委），康纯任支联干书记。支联干下面，建立了六个党小组，即冠朝、禾市、芒岭、船业、城东、城西等党小组。

三

国共合作——1926年9月，共产党员康纯遵循上级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与翁德阶、彭昌仕、胡运椿、翁光蓬、陈辅汉、杨柳春、刘嘉璋（均系中共党员）等于北伐军进入县城的第二天，联系国民党员刘扫棘、汤有光、张泰会、蒋睦修、彭养泉、李理球、刘国光、欧阳煊等人，筹建国民县党部。12月，在中共泰和特别支部的倡导和推动下，召开国民党泰和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100多人），正式成立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大会选出委员9人，候补执行委员1人，张泰会为常务委员；监察委员3人、候补监察委员1人，孙小振渭为常务监察委罗。康纯、翁德阶、胡运椿三名共产党员当选为执委委员，并分别担任县党部农民部、宣传部、青年部部长，同时，选出康纯、张泰会、彭用颐、蒋睦修、王子光为出席国民党江西省党员代表大会代表。泰和的革命统一战线初步成型。1927年4月，召开全县第二次国民党员代表大会，当选的执委委员中共党员占半数以上，康纯被选为常委，其他4名共产党员分别担任了县党部有关职务，泰和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康纯等任职后，努力团结争取国民党左派和社会进步人士，积极组织工会、农工、妇女会、学生联合会，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农民自卫队，发动群众筹粮备款支援北伐战争，实行罢工自由、抗租自由、婚姻自由，收缴商团武器，开展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斗争，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在县城和部分农村蓬勃发展。

四

国民革命浪潮——民国15年（1926）7月，国民党泰和县党部筹备委员会成立后，提出“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农民抗租自由”、“工人罢工自由”、“离婚结婚自由”等口号，号召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参加革命斗争，并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县商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妇女协会、县学生会等组织，发展党员1200余人。9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5师进入县城。翌日，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列会军民近万人。会后印发了《告民众书》，号召全县人民团结起来，继续积极支援北伐战争，争取革命胜利。11月间，宋庆龄、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从广州赴南昌，苏联顾问鲍罗廷向欢迎群众讲了话，祝中苏两国人民永远合作，共同前时。备界代表讲话，祝贺中苏人民友谊万岁。

“五·一八”反革命政变——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18日，泰和发生了县党党部中的右派勾结反动驻军诱捕共产党员康纯等的反革命事件。这时，吉安国共两党合作尚未公开破裂，革命力量仍占优势，经中共吉安地委（原为特支）营救，康纯等获释。6月初，康纯在城部召开党支部会议，根据中共江西省代表大会精神和当时县内连续发生反动势力收农民自卫队枪支的反革命动向，决定党支部暂时转到河东萧拔群家办公，县农民自卫队暂时退出县城，由萧玉成率领开往河东隐蔽。康纯等少数领导人则暂留城郊，采取流动隐蔽方式领导斗争。7月，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蒋汪合流，大革命失败。随着全国政治形势逆转，国民党右派、新任县长高本初在反革命军队的配合下，下令解散各革命团体，收缴工农武装，搜捕共产党人。党支部于8月7日在芒岭（西龙）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在“八一”南昌起义精神鼓舞下，决定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并选定三十都（冠朝、上模）山区为活动中心。康纯等随即离开城郊转入河东，秘密领导革命活动，扩大农会，整顿、恢复、发展党员的组织。

残酷镇压革命——“五.一八”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泰和县党部的右派勾结反动驻县军队。秘密诱捕共产党员，7月。县长高本初下令解散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会等革命团体。封闭泰和书店，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高德靖卫团长蒋竹书带领靖卫团兵丁，配合驻军向高德，高功地区进攻。收缴农民自卫队枪枝。尔后又大举进攻万泰边境的三十都暴动根据地，同时，在县城修筑城墙，碉堡，挖掘城壕，向全县民众摊派购买枪枝弹药款，购买枪枝。先后几次扩编保卫团、铲共义勇队、地主，豪绅纠集的返乡团在根据地进行清乡，县政府下达的请乡命令规定，"凡是共产党员和在共产党政权下干过事的人员，不分男女一律逮捕。"仅1个月时间，就捕杀共产党员康纯、翁德阶、萧拔群、胡运椿、殷克恒、萧玉成、刘嘉璋及许多革命群众。新任县长彭复苏与遂川、永新、宁冈，万安成立五县联防，命令各乡成立"挨户团"，分两路进攻泰和河东苏区。民国18年9月，县政府训集全县靖卫团全面进攻苏区。烧杀抢掠。家家户户被洗劫一空。同时整编保甲，全面强制推行所谓"戡乱""连保联坐切结法"，隔绝群众与共产党的联系。对粮食、药材、棉花、布匹、五金、电料等物资实行禁运，食盐实行限量配给，凡查获将禁运物资运往苏区者，以通"匪"论罪，格杀无赦。从民国14年起，在县政府中先后设清乡局、清党团、城工委员会、自卫委员会、清剿委员会、封锁"匪区"管理所、侦缉组、政工队、政治组、便衣组等机构、配备多人专司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红军北上抗日后，县政府对革命家属横加迫害，查封房屋，抄没财产，许多革命群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苏维埃运动——1930年2月，县城成立反帝大同盟（反帝拥苏大同盟），在县城带动下，各区乡也分别成立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后改名为反对帝国主义拥护苏联大同盟。吸收工农革命群众为个人会员。经苏维埃政府承认的团体为团体会员。大同盟的会员，经常调查帝国主义在苏区内的活动，向群众揭露帝国主义的残暴与罪恶，提高群众反对和憎恶帝国主义的觉悟，增强拥护苏维埃运动的热情。

其二，革命政权

县农民协会——1926年9月，在县城成立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康纯任主任委员，在县城郊区的东门、东岳府、西门、庙背、桔园、黄冈、新池、凤凰桥等地共有农协会员200多人。当时，正值革命初期，农民协会成为乡村政权，一切大小事务都由农协处理（随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农民协会主要是宣传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慰劳红军，全力参与打土豪废租废债，搞好苏区的经济文化建设等工作）。在县城千秋乡农协的影响，迅速在全县兴起高潮。

工会、农会组织 ——十四年（即1925年），泰和裁缝工人有轩辕会的组织，由曾海山、谢鑫淦领导，主要是统一价格，规定带徒弟的手续和学徒的待遇。十五年（即1926年），北伐军进入泰和县城。10月间，各行各业便开始组织工会。当时，组织了缝工、店员、木业、铁业、船业、理发、篾业、搬运等工会。接着，为了加强统一领导，成立了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由汤节有任委员长，执行委员九人。

北伐军进城后，就组织农民协会，重点在几个区乡建立区乡农民协会，十六年（即1927年）一、二月间，农民协会才大力向全县各个角落发展，全县普遍建立农民协会。

农民自卫队——1927年1月国共两党合作时，将县政府的10多支枪拨给县农协，在县城组建县农民自卫队，萧树声任队长。同时在县城成立工人纠察队，配备刺刀、马刀等武器。“五一”劳动节，农民自卫队收缴了县商团（县城周丕盛为首的商界集资购买30多支枪，组建泰和商团）30多支枪后，扩大为县农民自卫大队，萧玉成任大队长，队员100多人，枪80支。县城千秋乡农民自卫队的经验威震全县，三都、高德两区和芒岭（栖龙）也跟着组建了农民自卫队。5月18日，国民党右派勾结驻县国民党军。逮捕共产党员，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三都、高德两区农民自卫队的全部枪支和县城自卫大队、芒岭自卫队的部分枪支被国民党收缴，无枪的自卫队员被迫解散，有枪的转入河东地区农村隐藏。9月，在中共泰和特别区委（冠朝萧拔群家）、第五区农民协会（冠朝文塘）领导下，以原县城千秋乡农民自卫大队为基干，重新组建第五区农民自卫大队，萧南薰任大队长，辖6个分队，队员600多人，主要武器为梭标、马如、少数步枪、鸟铳、土炮。同时，芒岭地区农民自卫队也恢复，段克恒（芒岭人）任队长。

第七纵队——

建立革命武装 ——1925年12月，省农会特派员肖玉成来泰和指导工作，提出要建立革命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康纯等人便积极行动起来。当时，县政府仓库里存放着十几支枪，为了把这些枪搞到手，康纯在1926年1月召集了一次县党部委员和各单位负责人联席会议，讨论拨枪支给农会建立自卫队的问题。讨论时，彭养泉、胡运椿等人极力反对，康纯与之力争，最后举手表决才获得通过。康纯预料到右派势力会反对，所以召开联席会议。这样，表决时我们就占了多数。县农会拿到这十几支枪后，立即成立县农民协会自卫队，肖树声任队长。

当时，商团武装经常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反对我们向资本家筹款。因此，康纯、肖玉成等人决定解除他们的武装，并商定利用“五·一”劳动节集会游行的机会行动。到了“五·一”那天，农民自卫队按照预定的行动计划集中，参加游行后仍不解散，由肖玉成率领直开商团武装驻地，这时商团士兵刚刚游行回来，解散休息，有的洗脸，有的喝茶，枪都挂在墙上，毫无戒备，农民自卫队突然冲了进去，未打一枪，也未惊动居民，便缴到了他们的三十几支枪。缴到这批枪后，县农民自卫队扩大为县农民自卫军大队，肖玉成任大队长。后来，肖玉成把这支武装带到万泰边境，大革命失败后，万泰两县人民发动暴动，攻打泰和县城，就是这支力量。

苏维埃政府——攻占泰和县城。1930年6月22日，中共赣西南特委组织几个县的赤卫军二三千人，从印霞江渡过赣江，经仓背岭、沿溪渡围攻县城。驻城内的商团和仙槎、冠朝保卫团闭城顽抗。攻城部队将县城团团包围，用几百副云梯登城，敌人用棉被浸煤油焚烧云梯。连续攻打儿晚，均未奏效。25日拂晓，县商团周丕盛又勾结曾仁德、蒋竹书2个保卫团，由玉华山从背后攻击赤卫军。攻城部队为避免内外夹击，撤回河东。7月23日晚，红二十军和县游击队从老浒坑、印霞江两处渡赣江，次日8时许，在沿溪山东村将朱国璋保卫团歼灭过半，缴枪30多支。朱国璋伪装伙快混入残部逃到县城。红军乘胜追击，经狗子脑直扑县城，县长陈水如残部逃往马家洲。红军一枪未发，从北门入城，城内工人市民夹道燃爆竹欢迎。

苏维埃政府——1928年6月23日，毛泽东、朱德、陈毅指挥红军取得龙源口大捷后，率军奔袭永新县城，路过太湖村（碧溪境），在该村成立工农后政府，为泰和最早的苏区政府。千秋区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5月成立，在县城郊区及周边积极开展打土豪和对国民党保卫团的斗争，组织地方革命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活动。开展了最一等的苏区工作，称之为“吉安最好的区苏维埃政府之一”。

　　附二 泰和澄江赣江河畔的革命先锋

作者 雷开仁

泰和人民富有革命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发生多次农民起义，其中清代刘京（上圯人）、邹恩隆（中龙人）领导的两次起义，发展至数万人，攻占了县城，还曾攻打或占领吉安、安福、永新、遂川、万安、兴国等县。

民国19年（1930）7月，沙村绵溪人杨超（曾任国民党杨池生部事务长），率沙（村）（上）圯农民靖卫团50多人在真君岩（今水槎乡）起义，开赴泰和县城，前往苏维埃政府罗家圩（今万合镇），沿途群众热烈欢迎，队伍扩大发展到1500多人。

1926年夏，共产党员康纯在县内建立共产党组织，发展农会、工会，成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革新政治，支援北伐战争。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县内发生“五·一八”事变，共产党员康纯、翁德阶、萧拔群、胡运椿等被捕，经中共吉安地委多方营救出狱后，组织“三十都暴动”，一度攻进县城。

1929年，先后建立了中共泰和县委、县苏维埃政府。1930年7月攻占和迁入县城，发展到河西各乡村及整个全县，后撤出县城，在沙村、万合等地建立根据地。1931年联合万安县的革命力量，建立中共万泰县委和万泰苏维埃政府（设沙村）。1932年12月在碧溪成立遂万泰县苏维埃政府。1929年至1934年，县区乡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与反动保卫团进行坚决斗争，配合红军进行反“围剿”，取得了白云山和老营盘大捷。红军北上抗日后，根据地人民遭受残酷的迫害。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在马家洲一带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参加和支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中龙建立了黄亭中心区委和泰和地下党支部；黄亭中心区委曾组织自卫武装，伏击过境逃跑的反动军队；泰和党支部派员到凤凰圩为解放军提供情报，迎接解放。1949年7月28日泰和解放，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

在泰和各时期的革命斗争中，县城澄江和赣江河畔涌现了大批革命先锋战士。据县志记载，有康纯、翁德阶、胡运椿、陈玉卿、龙正大等。让我记忆这些红色经典，传承这些红色文化。

党组织创始人康纯

康纯（1894~1928)——今上田乡鲁溪村人。1925年在吉安第七师范读书时，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7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回县开展革命活动，在县城周围秘密工作。他到永昌市与船工一道拉纤，到城东、城西农村与农民一同劳动，夜晚在破屋里与农民同睡一床，了解农民和船工的疾苦，同他们一道谈心，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在深入宣传发动群众的同时，首先介绍从吉安第七师范毕业在云亭小学教书的翁德阶入党，不久，又吸收先进分子胡运椿、彭昌仕、朱品治等人入党，相继建立了城东、城西、船业三个党小组，成立中共泰和支部，康纯任党支部书记。

为广泛传播马列主义，党支部决定，每个党员集资银洋5元，以朱品治个人名义在县城开设泰和书店，出售（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哲学》《共产主义 ABC 》《资本主义浅说》《唯物主义入门》《新青年》《觉悟》《红灯》《响导》等革命书刊以及李大钊、鲁迅的著作、泰和书店在宣传革命理论、启发阶级觉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扩大党的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6年9月，北伐军进入泰和，为便于公开活动，康纯同翁德阶、胡运椿一起，按照党中央的有关决议，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与国民党员周巍及张泰会、蒋睦修、彭养泉等组建国民党泰和县党部，康纯任执行委员，翁德阶任委员、宣传部长，胡运椿任委员、青年部长，康纯还兼任农民部长、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公开发动群众，发展农民协会组织。

1927年1月，县党部负责人张泰会因事离职，由康纯代理常委职务。正在这时，国民党省党部右派段锡朋，派混入省农民协会的萧森贞来泰和"指导"工作，他一到泰和就诽谤县农民协会，说是"办事人不行，缺乏领导骨干，被痞子把持了"，提出要彻底改组。康纯坚决予以回击，回敬说："只有土豪劣绅才把农会干部说成痞子，我们决不能跟着乱喊乱叫，农会还在筹备阶段，贫苦农民都参加了，我看就办得不错。"萧森贞企图钻进县农协的阴谋未能得逞，就在上田冻溪搜罗了一些赌棍流氓，拼凑了一个假农会，与县农会对抗，打击排斥真正的农民，并准备向县农会"请愿"。康纯识破了这一阴谋，立即召开农协筹委会紧急会议，一针见血地指出"请愿事件是一起反革命事件，必须坚决回击，并追查幕后操纵人"。会议决定将假农会取消，并逮捕其头目，同时向省农会汇报情况，控告萧森贞，省农民协会立即将萧森贞撤职查办。全县农民协会在排除干扰后，发展迅速。国民党右派周巍和彭养泉等对此十分不满，暗地加紧策划，限制发展农会，阻挠农会的活动，对康纯处处刁难，蓄意制造磨擦，排斥共产党人，统一战线裂痕重重。

192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赣州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用武力镇压工人运动。康纯闻知，悲愤填膺，经党支部决定，立即召开追悼大会，许多工人、船民抬着花圈，拿着小三角旗严肃地进入会场，康纯主持追悼会，激愤地说："杀害陈赞贤，用武力镇压工人运动，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我们要吸取血的教训，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准备战斗，打垮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为陈赞贤烈士报仇。"整个会场怒涛汹涌，"打倒国民党右派"、"为陈赞贤报仇"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会后几千人簇拥花圈涌向街头示威游行，高呼口号，散发传单，群情悲壮激愤。紧接着，县总工会召开工人大会，进一步发动群众向右派作斗争，并决定驱逐国民党右派分子，向省党部控告周巍。不久，周巍被撤职，彭养泉闻讯逃跑。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泰和也发生"五·一八"事件，康纯和不少共产党员、农会骨干被逮捕。康纯被解到吉安，经吉安党组织营救出狱，并被选为省党代会代表。6月6日，朱培德在南昌叛变革命，"礼送"共产党人出境，右派势力猖獗，革命活动越来越困难。康纯坚持采取流动、隐蔽的方式，秘密开会，继续斗争。为了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8月上旬，康纯奔赴福建、广东寻找"八一"起义部队。在广东，张太雷会见了康纯，并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康纯回县后，即召开党组织会议，按照"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万泰边界组织暴动。9月在三口塘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中共泰和区委，康纯任书记。

1927年11月，在中共泰和区委的组织领导下，举行三十都暴动，广大农民协会会员手持梭标、鸟铳、大刀、木棍、进行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抗债的"五抗"活动，贫苦农民当家作主，土豪劣绅闻风丧胆。与此同时，康纯、萧拔群等经与万安曾天宇、萧玉成联系，由赣西农民军和万安农民自卫军援助攻打县城。11月26日，万安农民军伪装成国民党部队由赣江顺流而下，泰和农民军集中在县城附近，27日黎明攻进县城，县长高本初只身越墙逃命。缴获枪枝70多支，子弹6箱，冲锋刀60把，打开监狱救出革命同志100多人。当天撤出县城，第二天又重返县城杀了个回马枪，把钱粮契据当众烧掉。攻进县城的斗争，鼓舞了士气，革命群众扬眉吐气。国民党右派十分吃惊，派团长周炳麟率国民党正规军1团、联防营1个营进驻泰和，对三十都一带红色区域进行严密封锁、围攻。1928年2月14日．康纯率领一部份同志在枫树坑突出重围，转入上模乡田西的茅兰坑，继续坚持斗争。因众寡悬殊，枪弹缺乏，2月19日失败被捕，被囚禁在兰田的排田村10多天，周炳麟用尽各种酷刑和引诱手段，康纯坚贞不屈。3月5日，被敌人枪杀于松林头河边。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烈士遗体安葬在松林头洲上。不久，烈士全家老小均惨遭杀害。

革命忠诚卫士翁德阶

翁德阶（1901~1928)——澄江镇西门村人。吉安第七师范毕业，与康纯在第七师范同学，两个人志同道合，过从甚密，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议论国家大事，都痛恨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1925年7月毕业回县，任云亭小学教员。当时校长贪污克扣学生的伙食费，伙食办得很糟，引起广大师生不满，在布告栏贴出罢课宣言，号召向校长的贪污行为进行斗争。校长和少数几个士绅破口大骂，说"学生好吃，无理取闹"、"一定有人在背后操纵，要追查惩办"。翁德阶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行为，指出校长克扣伙食是为了中饱私囊，讨小老婆、造洋房子，应该揭露和斗争。同学们得到支持，立即开始罢课。翁德阶还写了一篇文章，揭露校长在学校向学生灌输反动思想，在家里霸占田产，盘剥农民的劣迹。反动派气急败坏，说这是图谋不轨。因为当时正是革命风气高涨时期，县教育科立即派特派员到校调处，校长不得不接受改善伙食的要求，罢课才结束。

1926年7月，康纯从第七师范回县开展革命活动，首先与翁德阶取得联系，并介绍翁德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两人经常共同研究开展革命活动的具体计划和办法，分头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党团组织，发展农民协会，成立党支部，翁德阶任宣传委员。同时还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翁德阶任团支部书记。

1926年9月，北伐军进到泰和，翁德阶与康纯、胡运椿一起，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同国民党员张泰会、蒋睦修、彭养泉筹建国民党泰和县党部。12月，县党部正式成立，翁德阶当选为委员，任宣传部长，1927年2月，在县城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到会1000多人，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翁德阶当选为县农民协会主席。1927年春，省党部右派段锡朋派萧森贞来县，会同张泰会、蒋睦修、彭养泉在"述古山房"开秘密会，阴谋驱逐康纯、翁德阶出县党部，并拼凑假农会，企图捣毁县农会。康纯、翁德阶坚决与之斗争，粉碎了右派的阴谋。"四。一二"政变以后，白色恐怖笼罩泰和。1927年5月18日，康纯、翁德阶等共产党员被捕，当天解送吉安，经中共吉安地委营救释放。翁德阶回县后，积极联络各个党支部和农民协会，坚持革命活动。南昌"八一"起义和"八七"会议后，翁德阶与康纯加紧进行起义准备工作。1927年11月，共同组织有名的三十都暴动，率领农民军在万安农民军的配合下，攻占了县城。翁德阶亲自组织农民群众打土豪、斗地主。他带领农民协会会员，向横行乡里、与县里反动势力勾结的土豪劣绅郭心恒开展斗争，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砸烂私设的牢房，烧毁田契，抬出金银细软分给群众，并押解郭心恒戴高帽子游乡。

1927年冬，吉安反动派调来正规军进驻泰和，并组织靖卫团向根据地包围进攻。康纯、翁德阶、胡运椿坚决组织农民军反击，由冠朝、沙村、老营盘转到上模乡田西的茅兰坑筑堡防守。后来粮尽弹绝，处境日益困难，最后只剩下康纯、翁德阶、胡运椿三人。1928年2月19日，敌人逐渐逼近，情况危急，翁德阶不顾个人安危，从革命前途着想，要"康纯赶快离开，保存火种，以图后举，由我掩护"。康纯经再三催促，挥泪告别。翁德阶和胡运椿与敌人展开激战，胡运椿中弹牺牲，翁德阶受伤被捕，随即被枪杀在茅兰坑。

　　 革命积极宣传者胡运椿

胡运椿（1896~1928)——澄江镇胡家村人。父母早亡，吉安第七师范毕业，曾一度到萍乡学商，因不甘忍受店主的欺压，回县任小学教师。192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康纯、翁德阶一起，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筹建国民党县党部，任县党部委员、青年部长。此后他经常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开展革命运动。1927年5月18日，他与康纯、翁德阶一起被捕，解到吉安，经中共吉安特委营救出狱。不久，胡运椿又回到泰和，在县城周围、罗家圩、芒岭等地组织农民协会与土豪劣绅开展斗争。1927年11月。与康纯、翁德阶、萧拔群一起组织三十都暴动，并在万安农民军的配合下攻进县城。此后组织农民自卫军与国民党军、靖卫团、守望队等进行坚决的斗争。1928年2月19日在上模乡茅兰坑战斗中中弹牺牲。

长江渡江英雄陈玉卿

陈玉卿（1925~1953)——塘洲镇龙口村人。农民出身，1946年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由战士提为班长。1949年强渡长江时，出色地完成了划船任务，荣立二等功，被评为"渡江英雄"。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川黔边境剿匪时，积极做好政治工作，用自己积蓄的350元人民币购买书写标语的文具用品，宣传党的政策。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在上甘岭战斗中，身先士卒，打退敌人5次反攻，把我军阵地推进了100多米，荣立一等功。同年3月在战斗中牺牲。

解放战争英模龙正大

龙正大（1926~1989)——原籍塘洲镇高岗村，建国前随父迁居澄江镇西门村。1947年国立中正大学毕业，任小学、中学教员。建国后历任县人民政府教育科长、秘书、吉安专署政务秘书、吉安高中校长、中共吉安县委宣传部长、地委党校教育长兼哲学教研室主任、地委对台办主任、地委讲师团主任、行署教育局副局长、调研员等职。1989年2月病逝。

龙正大在中正大学读书时，即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1949年4月在新生中学教书时秘密加入共产党，任中共泰和支部组织委员，与支部书记黄玉玲、宣传委员陈庆麟一道进行地下工作，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的谣言，发展党的组织，监视敌人的活动，做好迎接泰和解放的工作。泰和解放前夕，县自卫总队两个连和一个直属排转移到河东，龙正大与徐明通在摸清底细后，研究决定由徐明通到河东去找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陈崇义做争取工作，反复交代政策，指明出路，陈崇义带领这两个连和一个直属排100多人自动投诚，交出所有的枪支弹药。

龙正大一贯辛勤工作，勇于负责。60年代，先后在吉安的万福和横江公社蹲点，来去都是一个背包、一辆自行车，经常深入田间地头，调查研究。1960年困难时期，粮食紧张，万福公社部分社员因缺粮出现浮肿病，他发现后立即向县委汇报，要求拨给供应指标，县委要他带领工作组查明情况后再作决定，他连夜骑自行车赶到万福，找到一个病重的小孩，经医生诊断与粮食不足有关，并就地查明粮食产量与口粮分配情况，赶忙回县汇报。经县委讨论决定，给缺粮户每人每天供应口粮一斤。1963年在横江公社蹲点时，出现旱情，有的队因无钱买柴油，抽水机开不动，他发现后立即帮助生产队找银行营业所要求贷款，当时营业所只有生产设备贷款，没有生产费用贷款，他与营业所再三商量设法调剂，并明确表示如有过错由他全部承担，终于用生产设备贷款调剂作生产费用贷款，解决了抗旱的急需。"文化大革命"后，他虽因遭受摧残而身体虚弱，仍然日以继夜地工作。1983年，在井冈山召开有中学校长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他收集会议情况后，亲自连夜起草会议总结，写了一个通宵，第二天照常参加会议并作总结发言，会后就病倒了。他每讲一次课，写一份材料，组织一次会议，都要三番五次地研究修改材料，或者事前到基层调查。在他几十年的生涯中，打夜班是常事，通宵达旦也非罕事。在退居第二线后，仍然毫不松懈，还是经常到基层调查，到学校听课，照常孜孜不倦地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吉安县任宣传部长，被诬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关押达7个月。"造反派"用罚跪、拷打、触电等种种残酷刑法，逼迫他交待所谓"同伙"名单和"罪行",他宁死不屈，口口声声说："我是共产党员，不是反革命。"从不谎报牵连任何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冤案得以平反昭雪，但他的身体因遭受摧残而虚弱不堪。

龙正大一贯廉洁奉公，从来都不吃请，不受礼，不搞特殊化。他下乡到农村，在社员家吃派饭，到学校与师生同样站队买饭菜。1982年在吉安县中蹲点10多天，当时他爱人在县城工作，他不回家吃住，与同去蹲点的3位同志一起，在学校住通铺，在食堂站队买饭菜。适逢过中秋节，学校给他加了几个菜，他不肯吃，校长告诉厨房将供应老师的各种菜每样打一点给他，他将菜倒回菜盆，仍旧吃他买的那一份菜。同年，他带领部分中学教师在遂川巡回教学，赣州地区教研室主任赴省开会，顺路拜访他，食堂加了两个菜，他与同吃的人共付了15元钱。有一次某基层单位领导看到他身体虚弱，给他送来一点土特产，他下乡回来后，坚持按价付了款。有时因私事用车，每次都按规定付车费。有的人劝他说："你这样有点不近人情。"他回答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干部的思想腐化，往往是从吃喝小事开始。"他经常引用明代于谦的两句诗："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阎间话短长"。

龙正大对子女要求很严，经常教育子女说："在生活上要满足，知足常乐。在学习、工作上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经常督促子女看书练字，由于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子女们都刻苦学习，靠自己的考试成绩升学，由国家按规定分配工作，没有一个是靠父母安排工作的。他女儿龙丹燕连续几年高考都是只差几分，当时有的人通过查分拉关系入学，他坚持不准查分，不拉关系，继续复习，下年再考。他有个弟媳妇，当了20多年的代课教师，表现也很好，有的人说："只要你帮助说句话，不就转了正式教师。"他说："这句话我不能说，要按原则办事。"他对子女亲属既严格要求。又热情爱护。1970年至1971年，他爱人在吉安农村插队，经常要上水利，当时他还在农场劳动，就主动把孩子接到农场，照料子女的生活，劳动回来后，教子女读书练字。"

龙正大在临终以前，一再嘱咐家属：不开追悼会，不发讣告，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给组织添麻烦，逝世以后，同事们赠送的挽联写道："为政皆如君，何用苦口劝清廉；执教当效汝，竭尽心血沥肝胆"。"一世清廉嘲陋俗，平生淡泊识风流。"

　　注：①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经济白热化，新旧动能转换进入攻坚阶段，在新一轮经济角逐争霸赛中，尧王山的先天厚德必将托起东方古州再次引领江北的王者风范。

②一千多年前，白居易用“灯火穿村市，笙歌上驿楼”描绘了古时望亭的繁华盛景；

③。江西有“满朝文武半江西”的美称。

④我们知道，“崇文重教，人才辈出”是吉安庐陵科举文化的显著特色。据相关学者统计，自唐至清，庐陵有进士2749人，占全国2.86%，占全省26.75%，故民间有“三千进士冠华夏”的佳话。“一门六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书”、“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这流传甚广的俗语形象地概括了庐陵科学成就的辉煌，明《永乐大典》中更是有“天下多举子，朝中半江西，翰多吉安”的记载。这里，我讲述的古县泰和千秋乡科举文化，可谓“科举盛世，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