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之二）

曾经沧海

此心安处是吾乡（之二）

一、出师履职　　

跟随艾师傅学习两月之后，我基本掌握了三级公司和二级公司统计的基础工作任务和完成统计报表的全部技术技能。我从三级统计做起，继而又兼管了孝义二级站的统计工作，并掌握了地区公司汇总全区药材系统表报的汇总工作，艾师傅高兴地对我说，“子文，你出师了，无论是二级统计还是三级统计，你都可以独立胜任了。”听了艾师傅的话，我心里好高兴。

1973年5月，公司为了加强和完善孝义二级站的业务、统计、物价和採购工作，派遣盖兴顺、我和杨艳玲、任建梅、耿长远、李德俭、王大鹏到孝义二级站工作。盖是公司业务负责人，到孝义后任採供站副主任分管医药业务，我是统计员、杨艳玲是物价员、任建梅是会计员、王大鹏是器械库保管员、耿长远是医药採购员，李德俭是中药材採购员。

（顺便说一下那时公司和二级站的领导班子。1972年时，公司和二级站共有领导三人。军代表刘根勇，（刘是军分区卫生科科长）负责药材公司全面工作；副主任李成计，负责地区公司工作；副主任李铭，兼二级站站长（主任）负责二级站全面工作。1973年，公司又调来一个主任高子泉。高原是临县县长，16级干部，文革中被冲击，73年恢复工作。1974年二级站又调来一位主任王殿臣。王也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原为孝义县法院院长。）

到孝义后，站上召开了欢迎新来站职工大会。会上，站长李铭主任宣佈了站上新的领导机构，给新来职工分派了工作岗位。根据我的特长，宣佈我为办公室主任兼统计工作。这是我出师后的第一个独立的工作岗位，我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室。

二、新的环境，新的工作。

二级站在孝义新城，所谓新城是相对于孝义老城说的。解放前，晋中地区汾河以西有一条铁路，同蒲铁路由北向南通至平遥时，向西支出一条支线，支线穿汾河到汾阳有一条铁路，每天有一趟客运火车往复于太原汾阳之间，大概是因汾阳是山西通往晋西北乃至陕西、宁夏、内蒙的水旱马头，是交通枢纽之故吧。但因汾阳工矿业不发达，这条铁路经济价值不大，解放后这条铁路就废止了。解放后，为了开发孝义西山的煤矿，又从介休另辟路径开辟了一条由介休经孝义直至阳泉曲柳湾煤矿的一条支线，主要用途是拉运煤，同时每天有一趟客运火车往复于太原、阳泉曲柳湾煤矿之间，这条铁路又名介柳线（也叫孝柳线）。那时，晋中汾河以西各县的物资集散地在榆次。介柳线在孝义旧城西部原上有一客货两用火车站，该站除拉运孝西煤炭之外，主要是用作山西到陕西榆林地区的物资中转站。吕梁建区后，为了发展吕梁经济，就把孝义站划作吕梁商业、物资的採供站。吕梁各物资、商业、供销的二级採购供应站都在那里。同时由于孝义旧城地处孝义东部低陷地，城西有一道洼地，上流头有水库，如遇大雨，河谷中山洪暴发，水库水暴溢，旧城有被水淹之虞。为了旧城的安全，孝义县委、县政府有搬迁旧城，建新城之计划。60年代中后期，己经将孝义的部分厂矿、学校搬到孝义火车站之北的原上。我调往孝义之时，那里己有陕西榆林物资中转站、吕梁地区物资公司仓库、商办下属八个二级站仓库、孝义肉联厂、省营725印刷厂、驻军50部队、吕梁地区二级站党委、孝义部分厂矿企业等单位。孝义新城依这段地面孝柳铁路的东西走向，南、北各有一条公路，铁南公路向东可穿过汾介公路进入孝义旧城，向西通向兑镇、柳湾等矿区。铁北公路东至汾介公路，西到孝义肉联厂，铁北公路靠西的中段辟一南北向的短街，与铁北公路成十字交叉，这条短街南至孝义车站，北达规划中的孝义县委、政府。十字街的北边的这条短街上己建有药材门市部（己建未营业）、新华书店（未营业）、大剧院、孝义皮鞋厂、县职工医院、糖酒副食门寺部等，隐然为将来孝义新城的中心。

　　吕梁地区药材公司採购供应站就在铁北公路中段的十字路口东部。当时本着先营业后生活的原则只建了药材仓库。仓库在公路南侧，东与地区百货仓库相接，西与地五交化仓库紧邻。办公地点为临时租赁的725印刷厂的两排职工宿舍，地在仓库斜对面的路北。站上特为我安排了一套一室一厅的宿舍用作办公室，里间作宿舍，外间为办公室。我由是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场所。

　　类似孝义新城火车站旧址的图片。

三、出师

　　我对于站上给我安排的工作十分满意。统计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实践，我己熟悉了整个流程和全部工作要点，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日常就是整理发票、积累资料，搞好基础工作。最忙的就是月底的最后两天，要和中、西药库的各个保管进行对账，按照要求填报每月统计报表上报公司。办工室工作虽是一项新任务，但小小单位，也没什么过多事务。一是处理站上日常事务，如每日早晨播放广播，组织职工做广播体操。通知日常开会、组织职工义务劳动、社会活动等。二是抓宣传教育工作，如每月定期出壁报、组织职工学习报纸、文件等。三是上传下达公司和二级站党委有关工作部署以及站上对外有关杂事。四是帮同事务长李清成办理站上有关事务、总务等事项。四是每年一度的站务工作总结报告和向公司汇报的有关专题文件。好在单位不大，事不多，总结起来也不甚烦难。如是每天忙忙碌碌却心情愉快。忙碌中己到1973年秋，我们这批新来的职工该转正定级了。转正定级是对每个新员工工作表现的全面总结，如无重大工作失误，一般都可顺利转正。但定级却分了两个档次，第一档月薪33.5元，第二档28.5元，那时上级给药材公司的指标是第一档名额2人，其余为第二档。这就有了高下之分，有了竞争。经个人述职，公司（地公司和二级站）全员投票，获得第一档的是我和中药库保管北京青年朱庆福。这不仅体现了公司领导和同志们对我俩工作的认可，同时也使我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那时人们工资水平普遍不高，在一个县里，工资最高的也就是书记、县长，一般为16级干部，工资90多元，工人最高的是8级工，工资80多元，一般干部、工人大多在45元至72元左右，临时工24.5元，我从24.5元一下提高了9元，经济状况的改善是很大的。

四、上访

　　从66年下半年之后，家庭历史问题如一块大石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自幼受党的教育，满腔爱党爱国之情无人知晓，心中郁闷愁苦之心谁人得知？那时我就如蒙冤受屈的屈原，滿腔激愤，无以自白。我的心情也像屈原那样：“荃不查余之中情兮，……忍而不能舍也。”虽欲上访申诉，但知当一股潮流如排山倒海般压来之时，挣扎也是徒劳，只有风涛过后，风平浪静之时，才有環转的余地。

　　1972年参加工作之后，国家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逐步走上正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也己经开始，我知道弄清自己家庭历史问题的时机也许到了，只要有关部门能听得进我的申诉，能实事求是地翻开历史的真象，为父亲反转历史的冤案是完全可能的。

　　为了掌握家庭的第一手资料，我在插队期间就先后两次回乡向亲戚故旧和解放前为村中班子中的老人资询土改前后我家的情况，彻底弄清了我的家世。

　　参加工作后，我先后向省、地、县的“一打三反办公室”（那时落政策工作由一打三反办公室负责）、省汾运汽车公司以及省革委领导谢振华、陈永贵递交了申诉书；此外还向地、县领导王明山、李玉明、章志以及到汾阳包县下乡的地革委副主任刘松青面陈冤情，递交了申诉状，做了大量工作。

　　我深知，上访申诉是一条艰难之路，首先是要有政策的支持，同时还必须能遇上好的领导，（古时称那是爱民如子的清官老爷）因而上访申诉翻案还需要有好的运气和机缘。为了讨还我家庭历史的清白，为了我珍贵的政治生命，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努力，也可以舍弃我一切可以舍弃的东西。恰如一个溺水之人，即使抓住一根稻草，我也会紧紧抓住不放，冀望它能帮助我爬上重生的彼岸。而正是这种心境，竟促成了我一世的姻缘。

　　参加工作不久，有人给我介绍一同参加工作的罗爱华，希望我能与她缔结连理。那时我的心思全不在这里，当即推托说，眼下无心考虑此事。但时隔不久，我忽然得知，汾运公司准备复查我父的历史问题了，并委派两人专门负责调查此事。而其中一人名牛吉生，竟是罗爱华的表姐夫。闻听此事，我突然眼前一亮，觉得如牛吉生能体亲戚之情，实心实意按我提供的线索认真调查一下我家的情况，从而还原历史真象也不是不可能的。我由是回过头来思考我的婚姻问题。罗爱华是我初中同年级同学，也是插过队，又一同参加了工作，虽然我们间没有过任何交集，在参加工作之后虽都在一个系统，也仅和她说过几句话，对她的其它情况一无所知。观察其人，虽人仅中资，但性格随和，老实。虽非一见倾心的良匹，但从各方面的条件考量，也算配得上自己。当时的情境，政治生命是我迫切的目标，其它问题就顾不上许多了。我于是直接找到她，对她说：“霍和说的咱们的那件事，你知道吧？”她说：“知道。”我说：“如果你觉得能接受我，我有一件事相求。”她问：“什么事？”我说：“听说汾运公司指派他调查我家的事了。请你给他写一封信，就说咱们在上学时就谈上了，现在已确定了终身，就准备结婚了。请他看在亲戚的份上，按照我提供的线索，认真把我家的问题调查一下。至于咱们的事，只要你写了这封信，咱们的亲事就算定了，你姐夫办不办这件事，办得怎样？就不关你的事了。”真是老实人遇上了实心人，爱华听了我的话竟不疑有他，即时按我的意思给牛吉生写了信，之后，我又亲到牛家找了表姐夫，我们的亲事就這样定下来了。但牛吉生那时得到的领导指示却是：因我父的材料不够严密，有漏洞，让进一步把材料捆扎实。这样，我的请求就让他犯了难，且去调查的是两个人，他一个人也不好违背领导的指示。在调查中，他俩进一步向村干部进行了调查。好在他们也根据我提供的线索走访了有关人员，只是未写书面材料。回来后给汾运公司领导放了一句话：“据我们了解，郑国材家的案子是有冤屈的，但事情比较复杂，得你们领导亲自去才弄得清。”牛吉生的调查虽未彻底证明父亲的清白，但也在汾运公司领导心里打了个问号，对案情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

　　人生禍、福之来，总是突然降临，令你卒不及防。事情发展到1975年秋，有一天，我妹夫庞来根忽然从汾阳骑自行车到孝义家中来找我，（那时我已结婚）他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说：咱们家的问题弄清了，汾运公司已把报告上报了汾阳县革委。听闻这久已盼望的喜讯，我喜极而泣，心中块垒冲喉欲岀，真想大哭一场，以消解九年来压在心中的烦恼与郁闷。

　　原来，我不停的上访上诉终于引起了上级的重视，1975年夏，吕梁地区召开了全区落实政策动员大会，会上，地委副书记李玉明因为我家的问题点名批评了汾阳运输公司，责令他们立即调查落实我家的案子。地委的批评惹恼了汾运公司一把手趙左进。趙是平遥人，他家历史上在灵石开有煤矿，家境殷实，但村里人性好，土改时给他家定了中农成分。所以他认为家乡的人是不会害外出的村人的。他看到我村有十余个人联名证明我父有历史问题，就认为这一定是真的。他十分恼恨我，就决定把事情弄清楚，狠狠地治我一下。于是他一面让公司副主任王耀荣通知我到汾运去谈话，安抚我说公司对我家的事十分重视，已安排人事科李福禄负责我父案件的复查工作，让我与其接洽，有什么要求可告诉这个人。其实他已亲自坐吉普车到沁县调查去了，想打我个措手不及。

　　谁知赵对我的恼恨却促进了我家冤案的快速解决。赵到沁县后找到了沁县县革委领导，沁县领导对我村的问题已非常重视，因为文革中我村在解放前参加革命在外工作的人都受到了冲击。县领导对南集村这个宗派斗争严重的村子问题很恼火，便派“县一打三反办公室”和县公安局与赵一同去南集村去解决问题。三结合的调查组进村后，接待调查组的村书记慌神了，但仍坚称我父就是“逃亡富农分子”。于是调查组便提出要查看《圪洞簿》（土改登记册），村支书谎称：圪洞簿因年代久远，早己被老鼠咬烂了。调查组的人说，“烂的也可以，你拿出来看看。”村支书又辩称：“因为烂的没用了，就烧掉了。”这一下把调查组惹火了，立即逼问：“是谁烧的？圪洞簿是重要的历史档案，烧圪洞簿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是犯罪！政府要追究责任。”村书记见辩无可辩，才嗫嚅道：“其实圪洞簿还在，不是我不给你们看，实在是村里人意见太大，我不敢拿给你们。”村书记拉开抽屉，圪洞簿好好的就放在抽屉里。打开来看，上面赫然写着：“郑国材，中农成分，家中人口九人。……”这一看，一切问题都大白了。

　　趙左进是一位有原则的干部，弄清案情后，他消除了对我的恼恨。回汾阳后，立即召开班子会议，宣布了调查结果，并向汾阳县革委打了报告。

　　两天后，我接到了通知，汾阳县革委专门在汾阳师范大体育场召开了为我父平反的万人大会。大会由汾阳县核心组组长章志主持，地区包县领导刘松青参加，并让我上台进行了控诉发言。我声泪俱下的发言讲述了冤案发生的可笑经过和冤案造成我家破人亡的惨痛悲剧。我的发言让满场人听了唏嘘不已，台上的老领导章志也落下了泪水。刘松青组长当即指示汾阳县有关部门，立即恢复因受父亲问题牵连被开除公职的我的五妹郑凤芳的工作；立即给家破人亡后流离失所的三弟和六妹办理户口问题；按政策给父亲补发公资、丧葬费和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等事宜。大会后，汾阳县广播局将大会录音连续播放一周。这次大会有效地促进了汾阳县落实政策工作的开展，而我也理直气壮地向公司党支部吐出了自已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声。（入党是我最高的愿望，而在受冤屈的那些年里，因为无法填写家庭成分一栏而无法写《入党志愿书》。）

　　事情过去五十多年了，我舒心顺气地在工作岗位上干了几十年，尽己所能，为党、为人民做了一定的工作，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回首往事，我永远忘不了我申诉路上所遇的两位恩人。

　　卯寅奶（不知其名），沁县南集村人，祖籍河南，解放前随家逃荒到南集村，后嫁本村郑卯寅，抗战时，卯寅奶为婦救会主任，郑卯寅为农会主席。父亲出事后，我回乡调查家庭问题，亲自去拜访过老人家。卯寅奶时已七十许人，（其夫已故）精神矍铄，快口快心。问及我家庭情况时，她说：“你家是中农成分，按实际情况，中农也不是好中农，应为下中农。你家有几块地，我都是清清楚楚。”我又问：“怎样才能证明我家的实际成分？”她说：“查《圪洞簿》呀，土改后，《圪洞簿》一直保存在我家，四清工作时，我才把《圪洞簿》交给了工作队，现在那东西肯定还在大队部保存着。”我又问：“没有人来向你调查过我家的情况吗？”她说：“来过两次，因为听我口风不对，人家就走了。”卯寅奶告诉了我《圪洞簿》的存在，给了我底气，也使我明确了调查我家问题的方向。

　　申迪霄，武乡县人，军转干部，曾参加“抗法援越”斗争，为解放军侦察员。我初上访时，他在吕梁一打三反办公室工作，后为吕梁公安处科长。我找他诉述我家情况时，他不耐烦地对我说：“你别说了，而且我也不能相信你说的话。我只问你，你父是哪一年参加工作的？”我说：“四六年。”他说：“这就对了，你家这是冤案。你父是四六年参加工作的，而沁县是四七年才土改的。按政策，土改前一年参加工作的，即使成分是富农，也不能戴富农分子帽子。”他的话，如醍醐灌顶，让我一下子明白了党的政策。使我顿时增添了上访的勇气，我想，最不济，上访的结果也能摘掉父亲头上的帽子。摘掉帽子，一切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两位恩人打开了我眼前的迷雾，廓清了我的前路，他们是我一生中最应感念的恩人。

五、那时那年那岁月

我刚刚参加工作的那些年，国家还比较因难，生活是比较清贫的，尤其是吕梁地区是最落后、最困难的，和太原、晋中、临汾、长治那些老地区比起来，那就差远了。当时，社会上有个民谣是这样说的：“欢欢喜喜汾河湾，哭哭啼啼雁门关，至死也不上吕梁山。”说的就是地方上分配干部，都想在晋中、晋南、晋东南這些平川和盆地比较发达的地区，最怕的就是上最艰苦的吕梁山。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从农村插队出来的学生而言，找到了工作，有了新的前途，内心的欢欣是可知的。而且，离石虽是山区，但山区有山区的好处，以口粮供应而言，同是红面（高粱面），离石的红面是高粱米磨的（高粱去皮后再磨成粉），所以又白又细，掺了山区特产的黑白豆磨的豆面（黑白豆富含蛋白质，油性大，营养价值高。）做成面食（擦尖），又劲道，又好吃。扮上土豆丝、胡萝卜哨子，那也是最可口的美食了。供应的小米，是山区产的春种秋收的谷子推的小米，生长期长，营养高。（不似平川产的回茬谷推的小米，生长期短，营养缺乏，又不好吃。）熬出来的粥和焖的米饭，就上萝卜、黄瓜、小咸菜等小菜，吃起来非常可口。从副食来说，山区最不缺的就是土豆，那时各机关厂矿在农村都有支农联系村，山区荒地不缺，各单位在联系村都有蔬菜基地，有的是职工动手开採出来的，有的是生产队划给的，产下的土豆除职工分一些家用外，职工灶上还储存不少，足够冬春两季食用。此外，山区农民养的猪羊多，食品公司除供应市民食用外，猪头、猪下水、猪油都可上市贩买；农民养羊多，每到冬、春两季，街头农民贩卖的羊肉很多，都可以自由买卖，山区城市职工的生活比平川市民的生活活色多了。每年腊月，家在平川的职工都在离石买羊肉、猪头、猪下水、猪油等，过年放假时带回家里。那时的我们不仅吃得饱，还吃得好。

结束了大规模派系斗争，转而进入“抓革命、促生产”的人们，在步入七十年代后，忽然开始注意了养生。那时不知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传来了一些莫名的传言。起始是“喝凉水，可治病”，据说这种办法是日本人发明的。办法是：晨起喝一大瓢凉水（约三升），然后出去奔跑，奔跑数千米，直到全身大汗淋漓，跑热了，把凉水都化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大大有益于健康。這种办法惠而不费，我也曾试过，喝了好几个月，身体也未发现任何变化，倒是长跑的速度和耐力都提高了。继而又传出打鸡血可治病的传言，办法是专拣健壮的大红公鸡，抽其血，肌注入人体之中，可健壮身体、治百病。“打鳮血”风潮过后，人们又开始迷信西药B12针是灵丹妙药，可治百病。那时有条件求购B12针的人趋之若鹜。但那时物资比较紧缺，B12是紧缺药品，能购得一盒两盒很不容易，需要领导批条子。那时我已参加工作，恰好在药材公司，有人向我求购，我也曾找领导批了两盒，心里很感荣耀，买不到的职工很感欣羡。事情发展到八十年代后期，打鸡血、打B12的事没人提了，又兴起了各种各样的练气功养生的法门，不知从哪里产生出了许多神功大师，一时间谟拜者趋之若鹜，练功者有很多门派，什么“香功”、“智能功”、“中功”等等，五花八门，实际上都是一些江湖骗子敛财的把戏，世人却不知其假，奉若神明。直至出现了“法轮功”这样的邪教组织，被国家禁止，举世练功的现象才冷下来，直至消声匿迹。叙述这些经历，旨在让人知道我们年轻时的一些经历，知道那时的人们思想比较单纯，头脑里除了工作、生活、柴米油盐，盼望国家兴旺，个人家庭幸福之外，没有多少思想上的杂质而已。

六、欢欣快乐的小天地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吕梁地区药材公司是一个团结平和的单位，是让我欢欣快乐的小天地。

首先，药材公司的班子是一个团结向上的班子，公司主任高子全曾为一县之长，德高望重，管理一个小小的单位，自然如烹小鲜，虽然不懂药材经营的业务，但他的责任在于掌握班子的平衡，带领一班人搞好工作。公司的经营管理自有懂经营善管理的副主任去抓，公司的各项工作自然能井然有序，蒸蒸日上。公司副主任李成继和李铭本身都是本性善良的好人，只是因文革中派别的不同，可能产生过一些龃龉，李成继怕他主持工作李铭不服，才苦请上级派一个军代表来。该代表人自私而又偏激，只因他是军分区卫生科科长，业务上与药材公司有点联系，上级才分派他来。他来后支一派压一派，不仅不利于团结，还闹了许多笑话。上级发现后批评了他，把他撤回去了，药材公司才安分起来。总之，药材公司的地公司和二级站领导都十分随和爱人，人性化的领导，给了职工宽松而团结紧张的环境，使广大职工觉得舒心快意。在药材公司，我在二级站待的时间长，就重点谈谈二级站的情况吧。

药材二级站有一支精干的战斗队伍。主任李铭，是原离石商业各公司中出类拔萃的名星经理，在当时整个晋中药材系统也是出名的。他懂经营、善管理，待人随和，处事公平，关心群众生活，有很好的领导艺术，是群众最爱戴的领导。其后站上又派来一位主任王殿臣，王也是一位老革命，原是孝义县法院院长。他虽不懂药材业务和企业管理，但为人正派正直，他的到来，更增强了站上的正气。

在领导之下，站上有精干的业务骨干队伍。张济生，晋南人，原是省公司下放干部，精通业务，在站上为医药科科长，负责医药药品管理工作，老张为人友善、平和，深受群众爱戴拥护。孟守信，平遥人，原是晋中药材公司业务骨干，为人慷慨豪爽，在站上负责中药材和医疗器械经营管理工作。何有根，孝义人，财专毕业，司职财务科科长职务，为人沉稳、精细，工作兢兢业业，财务科工作日结月清，从无差错。

二级站中层干部以下，有一支朝气蓬勃的年轻职工队伍，除三五个中年职工之外，其余全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这支队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方山、临县、孝义、文水、汾阳等县调来的职工，如李玉魁、彭金成、王俊福、郭韶宏、李廷富、王广健、刘发东、梁玉花、杨立威等。二是从汾阳、兴县招来的汾阳与北京、天津插队青年，如：杨艳玲、耿长远、吳锦华、朱庆福、刘光烈等。这些人中，除我和耿长远为高三毕业生，年近三十之外，其余全是小我俩三四岁的初中生。年龄最小的是新从孝义招的通讯员褚振乾，年仅十七八岁。吕梁药材公司有这样一支年轻精干的职工队伍，很让省司领导和其他地区公司感到欣羡，觉得吕梁药材公司前途无量。

一群年轻人在一起，自然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气氛，在紧张有绪的工作之外，工余时间有做广播操、打乒乓球、羽毛球、打扑克、下象棋等活动。那时孝义新城初建，仅在铁南有一个国营饭店，铁北有一个糖酒副食门市部。倘若想买些其它日用品，则要骑车到七八里外的旧城去买了。好在新城有一个驻军的师部（50部队），每周六都会演电影，有时召开军民联欢，由于我们商业各二级站都是商品供应单位，所以和部队关系处得好，逢部队有活动，都会欢迎我们前往。那时商品不如现在這样丰富，各部门都有一些奇缺商品，实行配给制，不能按需求满足供应。如百货部门的手表、缝纫机，五交化的自行车，药材公司的B12、安宫牛黄丸、治癌的进口药品等，都是省、地、县逐级限量往下批发的，身处二级公司的我们，总是能有机会买得到一些一般人买不到的商品，大家都以此而感到一种荣耀。如车子、手表之类，都是通过县公司採购员的渠道来买的。地方上为了能多获得一些奇缺商品，因而就给了各公司採购员一些权力，要求他们和上级公司的领导、业务员搞好关系，尽可能多的给地方上多争取回一些奇缺商品，因而採购员可以为上级公司的有关人员买办一些地方土特产甚至是百货、五交化经营的商品。因而各县公司的採购员到地公司来是很受欢迎的，特别是孝义公司的採购员刘发亭更受欢迎，他能量大，为地公司职工办的事情多，因而和我们的关系都十分好，他有什么要求，我们都在原则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满足他的要求。我买的第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就是通过石楼县公司採购员买到的，在那时，能买得到一辆自行车，那在人生也算一件大事了。有些药品中最奇缺的商品，我们二级公司也没有，只能到省公司，甚至是大区公司才有。我年轻时得过一种病，胃过热，天天吐酸水，胃烧灼疼痛严重，多方求治无效。后来听说有一种荷蘭产的进口药“乐得胃”专治这种病。我就找管业务的老张、老孟求助，他们每到省司进货或到华北公司开会，就三盒、五盒给我往回买，保证了治疗，使我的身体好了起来。讲这些情况，是说明，刚参加工作的我们，也有了一些小特权，在那时是很感荣幸的，特别是有两次，我同学的母亲得了胃癌，我小学的一个同学得了肺结核，得知此情，我千方百计为他们买得那时奇缺的治癌症的进口药和治肺结核的新药“利福平”，虽然最终未能挽救她们的生命，但在当时，我也为能为我的同学们办些事而感欣慰。

7、平淡婚姻倒餐蔗

1972年冬，罗爱华给她表姐夫去信之后，我俩的婚姻就算定下来了。但那时我心里焦虑的是为父亲翻案的事，对于结婚的事，心里并不着急。一来，那时我经济上不俱备结婚条件，二来我们俩的婚姻毫无思想基礎，只是觉得结婚是人生必经的一个过程，既已答应了的事，那是必定要办的，但也要做些准备，具备了起码的条件，再结婚不迟。我这里不急，但爱华家里己催得紧了。她父母觉得二十七八岁的姑娘了，不能再拖延了。先催着要五一节办理结婚，我说那太仓促了，国庆节再考虑吧。虽答应了亲事日期，但那时工资仅24.5元，我是个月光族，毫无积蓄。结婚总得要有些必备的生活用品吧，但囊中羞涩，无钱办理。且家中遭难后，我不愿拖累别人，凡事自己扛着，今遇结婚大事，更不想求助别人。（人在难中，求人真难。家中遭难后，我的一个姐夫因怕政治上受牵累，竟与我断绝了来往。当父亲死后我回乡处理遗留问题，想把六妹、三弟接出来，但因欠村里100元口粮钱，逼得我投亲不应，靠友不灵，就连家境稍有余裕的嫡亲的姑姑也不肯施以援手。被逼无奈，只好将三弟给了外人，才顶了粮钱，只接出了六妹一人。）今当结婚大事，真无脸面求人。

但也奇怪，命运注定要成的事，你不想办也不成，各种机缘凑巧，竟能水到渠成。先是爱华所在单位领导听说了她订婚的情况，在我到孝义后不久，糖酒公司为照顾她生活，促进我们的婚姻，也把她调到了糖业烟酒孝义採供站；继而，有一次我与单位领导李铭谈起结婚为难之意，他立刻对我说：“这好办呀，住房问题，结婚后你可先住办公室凑付一下，等以后兑机会再想办法给你解决。结婚当天的事更好办了，每年国庆节，站上都要进行职工会餐，今年国庆时，你趁着职工会餐就把婚事办了，大家各吃各的，热闹一番，还省了你的招待费。你放心，操办结婚的一切站上给你办。我听了，心中好生感激。本来是自己的事，别人比自己还着急，看来国庆节结婚不办也不成了。

根据这些情况，我和爱华商量了一下，我说结婚的事，我不想张扬。国庆那天，我还得报报表，咱不请客，不会亲友，我也没时间到汾阳去接你，我让惠民把你接来吧。咱们就着站上会餐和单位的同志们热闹一下，你看行吧？（本来是自己没条件，还说是自己不爱张扬，这也是自欺欺人吧！）爱华是真不爱张扬的人，自然是我说什么，她就是什么，国庆结婚的事宜就这么草率地定了。其后，我把这事只告了一下家在汾阳的三姐。

三姐听闻此事，自然是十分高兴，没有和我商量，就一个人跑到晋南去告诉了大姐和二姐。大姐和二姐虽在数百里之外，对她们这亲弟弟还是十分掂记的，早已各自给我准备了一双铺盖，大姐还给我准备了2斤毛线，二姐给我买了一件制服褂子，这样结婚后穿的、盖的算是都有了。我把大姐给的二斤毛线给了爱华，这就算是我给她的结婚礼物了。

1973年9月28日，我与爱华走了七八里路，跑到孝义旧城割了结婚证，因为我毫无积蓄，便到财务科借了20元钱，上街买了些纸烟和糖块，用作喜烟喜糖。结婚那天，我还忙着加班报月报，惠民从汾阳把爱华接到了孝义。来参加婚礼的，只有惠民和我外甥女宋丽琴，此外，我没有通知任何亲友。中午站上职工会餐，没有举行任何仪式，饭后我发了喜烟喜糖，职工们每人凑了五毛钱的份子钱，给我们买了掛镜、脸盆、暖壶、茶杯等礼物，一桩简单的婚礼就算完成了。那时的单位职工会餐，并没有专项资金，就是农村生产队进城来掏茅粪是要付线的，单位将每年卖茅粪的钱攒下来，到国庆和新年时给职工会两次餐，如是而已。　　

我结婚了，但那时的我对结婚的实质含义并没有多少更深层次的理解，对于为人夫的职责和结婚后的家庭建设未萦于怀，对另一半在新婚后的感受未予更多的关注和体贴，仍是一如既往地重复着婚前的生活习俗。如：孝义与汾阳紧邻，骑车由孝义新城到汾阳城约40分钟就到了，回我插队的文侯村或有朋友居住的田屯和小虢城、靳屯等村那就更近。以是，一到周日，我就会丢下爱人，独自骑车回文侯或到邻近的朋友家中游逛，或骑车在孝义新城周边的苏家庄、宋家庄、白壁关、城西水库、高阳镇等处郊游写生。自个儿自顾自乐，全未顾及爱人一人在家的孤独和寂寞。结婚后三四个月时，爱人出现了食欲不振，茶饭不思的症状，但我却食欲十分旺盛，那时的白面每月供应仅有7斤，因此人们都是舍不得吃纯白面的馒头、面条，而是基本上把白面都掺入红面和玉米面中以改善口感来吃的。如红面掺白面的擦尖、剔尖、包皮面，或是银裹金的馒头等。那时的面粉很粗糙，不似现在的“雪花粉”、“富强粉”、“麦芯粉”这样又白又细，所以口感很差。但那时面粉虽粗糙，却无任何填加剂；且红面中掺白面本来就是“杂和面”中的绝配，更何况那时的蔬菜是纯天然的绿色菜品，特别是西红柿的滋味那真是蔬菜中的极顶美味，（现在的西红柿是全没有那时的味道了。）所以，西红柿炒茴子白或西红柿炒茄子拌红面剔尖或红面擦尖虽是粗茶淡饭，但在那时却是我们日常最可口的饭菜了。我天天吃得大汗淋漓，大快朵颐，常常自叹：“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好吃的饭吗？”对于爱人出现的厌食症状竟不疑有它，觉得人有时是会出现不想吃饭的现象的，过一段时间自然会好起来。所以，对爱人的食欲不振竟不当回事。其实那时我爱人是己怀有身孕了，厌食就是妊娠妇女常有的现象，老百姓叫做“害口”，而我却一无所知，（可能尚处于懵懂中的我爱人她自己也不知道。）但即使知道，又哪懂得妇女妊娠中该注意什么，需进行哪些营养和养护呢？而且实际上，那时的条件也不允许，没有什么讲究。是年冬，爱华和我念叨了两次，说想吃水灵灵的胡萝卜，但那时蔬菜公司卖的胡萝卜由于保管不好，蔫得有些发黑，含水分甚少，炒菜尚可，生吃就不能了。爱华念叨了两次，我见街道上买不到，也没有想别的办法。现在想起来，其实那时也许是可以弄得到水灵灵的胡萝卜的，农村中家家有菜窖，窖藏的白萝卜、胡萝卜可以保存到年后，即使身上出了芽，还仍是水灵灵的。我如果回文侯张张嘴，几十斤的胡萝卜也弄得回来，可那时我竟未能想起这一节来。这真是不是自己的亲身感受，就想不到别人的渴求和希望，如果是我自己想吃，恐怕会想到这一层吧？胡萝卜怎会弄不到呢？到了74年初夏，田瓜上来了，那时，为了增加粮食产量，解决六亿人填饱肚子问题。所以农村瓜果种的少，市面上瓜果卖的就少。可还是让爱华碰到了，她花八毛多钱买了三个甜瓜，回来告诉了我。我一听说八毛多钱才买了三个瓜，就觉得太贵了（一般情况下，一斤甜瓜也就是五、六分钱的价格。）。不经意间就说了一句，“这么贵的东西，有什么吃头？”没想到，这句话让爱人记了我一辈子。说到底，还是自己对爱人关心不够，很少从她的角度去想问题，现在想来，结婚之初，自己真是个差劲的丈夫。

人有意见是应当发声的，不然对方会以为你一切都很适意，是不会注意到你的困境和不满的。发声使彼方意识到你的困顿和彼的行为不当，从而有所改变，开始从你的角度去思考一些问题，这大概是夫妻相处由彼此陌生、各行其事走向互相理解和睦相处的规律吧？虽然我对于女人无休止的唠叨有所厌烦，但在爱人的唠叨中我也的确在不自觉中悄悄地改变着自己的行为，开始从她的角度去思考一些问题了。

1974年春，爱人的肚子日渐大了，我于是知道自己的角色将由丈夫向父亲转换了。孩子出生之后，以办公室为家的境况恐怕就不合适了。

好的领导不仅表现在对职工队伍的管理和经营决策之上，更体现在对职工生活和困难的体贴之上。正在为孩子出生后的住处犯难之时，站领导李铭却找上我来。他说：“子文，我看爱华也快生产了。有了孩子，你们再在办公室居住就不合适了。正好张春莲住过的孝义药材门市部的那间房子腾下了，前两天我找孝义县公司经理说了，你收拾一下，暂时先住在那里吧。”我还能说什么呢？这样处处为手下着想的领导，职工怎能不捨身破命地去把工作搞好呢？

药材门市部在新城中心的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是一座扇面形的建筑，扇形的门面面朝东南，中间大部分为营业厅，厅两端各留了一间营业员住宿和办公的房间。门市部的门在建筑的背部，位置靠近北端，从后门进入，营业厅就成了两间办公室的门道，宽敞的门道可以任意存放杂物。

门市部南端的那间办公室己经先有了一家住户。户主名王兴，夫妻双方都是孝义制鞋厂的职工。王兴家有七口人，上有老母，下有二男二女，长子己工作，其余三个子女尚在上学。王兴年约45岁左右，工作之外，最善长接骨、捏骨，是方圆百里的有名正骨师傅，每到大雪天气，就会看到很多跌打损伤的患者络绎前来就医，不是与王兴为邻，还不知道一场大雪，竟然会造成这么多的伤者。

王兴豪爽大方，善于交际，医道精良，很多伤者未去医院拍乄光照片，他也能准确掌握伤情，用土方法把伤治好，很多伤者痊愈后都会返回来向他致谢。他又懂历史，知掌故，以是，在孝义交游广泛，声望甚好。在与我不长时间交处中，常与我谈古论今，讲述晋中一带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清末孝义县衙班头《余德水的故事》、《文水武术名家左二把》、《孝义大侠呼延学信》、《汾阳万户侯丢失朝珠的故事》等等，不仅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也由此使我知道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积淀，它们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源泉。有一次，王兴忽然对我说：“子文，我发现你每逢过节，就把爱华打发回汾阳了，不敢这样啊。一个家庭讲究的是团团圆圆，一到过节，一定要把家人经由（唤）回来，条件再差也要办理些过节的酒菜、饭食，团聚一起，和和睦睦这才像个过日子的样子，家庭才能兴旺。”。王兴不说，我还真没把这当回事。结婚之初，两口之家的锅碗瓢盆等家什都不齐备，家庭建设没基础，一切都是凑付着过，过节时把爱华打发回母家，好让她改善改善生活，原本是好意，我自己也省事，但王兴指出后，我才知道，重视节日，是闹人家、过日子，维系家庭和睦兴旺的大事。

“听人劝，吃饱饭”。人生经历，夫妻之道，人生之道，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从那时起，我有了家庭观念，重视起了家庭建设，可以说，王兴也算我人生道路上的启示者吧。

王兴的母亲七十许人，身体硬朗，仍能操持家伍。她老于世故，和爱华很合得来，常与她谈论一些妇女养生和怀孕、坐月子的保养和忌讳的常识。七五年夏，我的大女儿出生后不久，爱华又怀了二胎。老人家对妇女有身孕后该注意的事项多有指导，爱华很感激她。按爱华的计算，二胎的预产期应在农历74年的腊月中旬。那时我刚从药材公司调到地委财贸政治部工作不久，因为怕爱华生产时没人招乎，我就在腊月十三请了假回到孝义。回到孝义住了半个多月，眼见预产期早已超过，但爱华仍没有临产的迹象。眼巴巴地等到大年初一早晨六时，睡梦中忽听爱华喊肚疼。睡梦中惊醒，见爱华疼得厉害，我知道愛华已到临产了，赶忙把六妹叫醒，让她招护爱华，我急忙骑车去叫护士。（在爱华生下头胎后，我就将在汾阳五妹家暂居的六妹接到孝义，让她帮忙照看大女儿。）我请的护士是我单位职工侯海棠，她原是太原市一家医院的妇产科护士，所以我先托人在孝义医院租了一个产包，并请侯海棠到时给爱华接生。大冬天，天亮的晚，早晨六点多了，天还是黑咕隆咚的，我摸着黑赶到五里多外的张家庄把侯海棠请回来时，天才刚刚透亮。未进家门，己听到初生婴儿的啼哭声，原来孩子己降生了。进家才知，原来隔壁王兴的母亲听到我家的动静，知道是爱华临产了，赶忙过来帮忙。她用老一辈的接生办法，平安地将我二女儿迎接到了世上。如果不是老人家在，侯海棠又一时未赶来，还不知会发生什么问题呢。侯海棠来后，因为产后的善后处置事宜，民间土办法和医院的科学办法不同，老人家还和侯海棠产生了争执。我赶忙从中周旋排解，总算新旧办法执中，顺利地办妥了接生的全部事宜。通过这件事，我更感谢王兴一家，他家是我的好邻居。

　　话说回来。74年夏搬入药材门市部居住后，到八月初，孩子出生的预产期到了。我请假陪爱华回汾阳在汾阳医院住了十余天，到8月13日那天，我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是个女孩，玉雪可爱，我欣喜极了，这是我们夫妻共同的结晶，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我立马感到了为人父的责任与压力，同时，夫妻间的感情也明显地加深了。

顺便说一下，解放后，虽然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但工农业剪刀差的问题，城乡经济待遇差别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城市干部职工工资虽然普遍不高，但有些福利，农民是没有的。爱华生第一个孩子，住院10天。接生费、住院费总计60余元，都是公家给全额报销的。产假56天，工资照发。孩子长到五六岁，上幼儿园每月8至10元，也是公家报销，上学了，从小学到高中，每学期学费也就2元，如果住校，生活费也仅7元。所以，一般双职工家庭，即使工资很低，但养活五六个孩子，生活虽然拮据，也是过得去的。反过来说，农民虽然没有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但农村生活成本也低，特别是农民有了自留地，生活状况比59、60年有了很大改善。而随着文革后实行农民办学，基本上实现了村村有小学，大多数农村还是七年制学校（小学加初中形式，这些学校的师资大多为公办加民办的形式，公办教师国家负责工资，民办教师挣工分，农村虽然普及了小学、初中，但农民并未因此而增加了负担，农村孩子上学，也不用交学费，不存在什么穷人孩子上不起学的问题。尤其是那时虽然讲阶级斗争，但党对所有人，在物质上是实行平均分配政策，大家在物质上享受着同等待遇，并无差别。这种平均主义虽然体现了生活平等的原则，但也出现了另一方面的不合理，就是劳动力多的家庭反不如劳力少而孩子多的家庭。我在文侯插队时就发现了这样两个家庭，一家是贫农，家有五口人，四个是壮劳力，挣的工分多，年底分红也多，但五口人都是大人，食量大，花费也多，每年下来，添補粮食，日常花用，分红的钱却有些入不敷出。另一家富农，七口人，一个壮劳力，五个孩子。所分粮食加上自留地收入，食用之外，尚有余粮可卖，所得之钱，足够生活所用，日子过得反而滋润。由此可知，单纯从生活方面讲，那时农村与城市生活差距并不大，甚至农村比城市还强些，只是由于户口问题，农民的出路就比城市人差了许多。叙述上面事实，旨在说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虽然由于许多不得已的原因，人民生活虽然清贫，但绝不象莫言之流所诬蔑的那般不济。什么十五岁的少年还没有裤子穿，人们饿得吃煤炭，云云。而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造谣，居然还有人相信。

返回正题再讲自家的事。1974年8月13日孩子出生后，15号我办理了出院手续，找了一辆卡车，把爱华接送到汾阳西关的丈母家坐月子。请假回汾十余天了，我赶忙返回孝义去上班。那时有事请假是不扣工资的，但也因为如此，更必须增强上班的自觉性。可孩子不在身边，我终是想她。以故，每到周日，我必骑车回汾去看她。初生的婴儿，如夏日的庄稼，生长变化疯快。每周日回去，她都有新的变化。脸庞日渐丰满白嫩，粉嘟嘟的，好似吹弹可破，真想亲她，但她姥姥不让。说孩子的脸是不能亲的，这会让孩子流口水。最显明的，是她那乌黑晶亮的眼睛，圆丢丢的，人一逗，就泛出了笑容，惹得人见人爱，让我这为父亲的睡梦中也不由得会笑醒。

不知什么缘故，我的三个女儿打小就最恋我，和我比和她们的妈还亲。长女三四个月牙牙发声学话时，发的第一个音是baba，每到我下班时分，她六姑（我的小妹妹，我1973年把她由老家接回汾阳后，因我在离石还是单身，就把她暂时寄放在汾阳我五妹家。1974年生下第一个孩子后，我才接她到孝义，帮我照看孩子。）就抱着她在窗户的玻璃上张望，一看到我的身影，就会激动得作摆手涌跃状，那神情无比欢乐，而看到她妈时却不像看到我时那般激动。孩子聪颖，学话早，甫周岁时，在她姥姥家居住，忽有一日，她姥姥听到孩子发出了说话的声音，初不留意，不知她说什么，后来仔细听，才听懂她说的是“听、奶、奶，讲、革、命。”，原来那时广播盒子里每天播放现代京句，孩子无师自通，竟能学说京剧《红灯记》里面的语句了，并能连字成句，发音奇准。又过三两个月，家里灶上的穿壶中的水沸腾了，孩子忽然大喊，“春花，穿子开啦！”原来，每当穿壶中的水开了，坐在炕上的她姥姥就会喊她二妗子：“春花，穿子开啦。”孩子见人学样，竟然学着她姥姥表达语意了，一家人都为此感到新奇。长女稍大些时就表现出了她比一般孩子语言表达上较强的能力。她说话伶牙俐齿，吐字清晰明白，到上小学时，汉语拼音学得最好，用汉语拼音打字又快又准，从无差错。不像我们这辈人，只在1959年时突击学了一个多月的汉语拼音，一辈子对复杂汉字的发音糊里糊涂，很多字，声母韵母分不清，唇齿音、前鼻音、后鼻音整不明白，想学着写些古诗，总是在音韵上错谬百出。

孩子的出生，给我生活上增添了莫大的幸福和乐趣。更幸运的是，我们结婚虽晚，但爱人在四年间给我生了三个女儿，个个活泼可爱，直到第四次怀孕，才赶上了计划生育。虽然没有生下儿子，但和同龄人相比，比他们由于受计划生育政策所限，膝下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的境况相比，那是强多了。我由是十分感谢我的爱人，夫妻间的亲情和家庭观念日渐增强。我开始注重家庭的柴米油盐琐事，注重传统节日的欢乐团聚。每个传统的节日，我都会预先准备好丰盛的食材和孩子们的节日衣物，每当节日里看着一家人团聚一桌，津津有味地吃着我为他们准备的食物，是我最感幸福的时刻。每次出差，也会留意给爱人和孩子们买回些她们喜爱的食物，给她们带回些等我回来的希冀。

我的家庭是在一无所有的境况下建立起来的，日用家具、什物一无所有，仅有的一口小铁锅还是爱人插队时用过的。结婚后的生活冏况，使我开始注重起家庭的建设，一点一滴地积累，由于生活的拮据和物资的匮乏，所以经常是腿来手不来，只有今年买一点木料，割一只箱子，明年鼓捣些东西，打一只桌子，积十数年之力，终于日用家什备全了。但由于家具不是一次性备足材料割制的，所以摆在家里七不齐，八不楚，很不美观配套。真正买了点木料置办家具只有三次。一次是75年在孝义与其他同志在木柴站买了一方东北榆，我分了0.2方，木料熏干后割了一对扣箱，我嫌扣箱容积小，又和别人换成体积较大的松木板箱。一次是84年搬入离石滨河路地委宿舍后，爱人在外贸分了0.3立方木料和三合板割了一只组合柜和办公桌。第三次是分下石油公司正式宿舍后，在两个房间里依着墙壁打了两件壁柜。其它摆设还是历年置办的旧家具。摆在一起虽然衣物尽可归拢，但总觉得不精致，不够美观，甚至略带一些寒酸。以是，爱人常常埋怨我不爱好，唠叨家里摆设不好，我也不以为意。我心里清楚，其原因一是我对事只求实用，家事所需只要齐备就行了，形式的东西不太讲究。二是受经济条件所限，我这一生，有人说我是井泉水命，日常吃穿不缺，但要办大事就不能了，想办件大事总是力不能逮。九十年代初，离石由群众集资开发永宁市场。地区工商局长温德全对我说：“老郑，开发永宁市场每间门面1万元，我给你留两间吧，这可是件大好事。”我也知道集资门面是好事，但当时我手头连两三千块钱积蓄都拿不出来，向人借钱又开不了口，这件事情就作罢了。永宁市场开发后很红火，从一开始的前二年，商户租赁门面，每年就1万元，集资户一年就收回投资了。后来租赁费涨到了每年两万以上，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事。我虽有些后悔，但事情早已过去，唯以我没有发财的命而自解，也就释然于心了。1996年石油公司集资建房时，给公司领导盖的是130平米的大房，集资额每户8.5万元。可我那时积蓄仅有2万余元，只好抹下脸来，东拼西借，找了五六个朋友总算借够了集资款，这笔债务又用了六七年时间才得还清。这也是因为那时我当了领导，自料我张出口来，别人也不会怕我还不了钱，才能顺利借到的。如果是平头百姓，恐怕我就不敢张这个口了。

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也许做得不够好，但我确是用心来经营这个家庭的。我爱我的家庭，因为我的爱人和三个女儿是我生命中的福星，是她们给我带来了福运。

从结婚之后，霉运忽然远我而去，走得无影无踪。一生中虽有小舛，但终无大碍，逢凶化吉，太太平平。有人说我爱人是有福之人，是她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想，八成应当是的。

我的三个女儿更是如此，她们个个是福星，锦上添花，使我的生活充满了光明。1974年，我的长女出生了，次年，我家的冤案终得昭雪，压在心头让我喘不过气来的大石被抛到了九霄云外。1975年，我的二女儿方在母腹中孕育，我就被调入吕梁地委财贸政治部，从企业转入行政机关，预示着，我的人生将会出现非我所能预料的转折（当然是向好的方向转折。）。1978年，三女儿出生了，我的人生开始走上成熟，不久之后就被提拔为科级干部，之后又任命为企业的党委书记。这一切，都是她们带给我的福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