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避暑山庄二三事

月色江声

1971年夏天，父亲从省五七干校分配至承德市工作，彼时他由省委宣传部部长、省报总编辑的职位贬至这个地辖市，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文化、卫生、教育等领域。尽管在河北工作多年，承德却未曾留下他的足迹。上任前，他特地向了解承德的同事咨询，得知承德有着避暑山庄这座皇家园林，其美堪比颐和园；而外八庙中的普陀宗乘之庙、普宁寺等宏伟辉煌的建筑，更是历史的见证。

抵达承德后，父亲深入考察避暑山庄，眼前的景象却令人痛心：湖泊淤塞，古树凋零，古建筑残破不堪，景区道路沦为社会通道，车辆穿梭其间，山庄仿佛已沦为街头公园。山庄内部队机关、医院、幼儿园、宿舍、工厂错落其间，与市区难以分割。唯有丽正门外那块“全国文保单位”的石碑，默默诉说着它往昔的辉煌。

1973年10月，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与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莅临承德视察，明确要求承德市为对外开放做好准备。自此，避暑山庄的整修保护及开放筹备工作成为父亲工作的重心。他制定了详尽的文件报告，创立了全国首个地方文物局，强化了古建筑修缮团队，并亲自主持编制了《避暑山庄外八庙整修工程10年规划》，这一规划不仅成为整修工程的里程碑，更为后续的两个十年规划及申遗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整修开放的主要负责人，父亲深知责任重大。他不仅全面部署各项工作，更身体力行，亲自参与。从山庄整修保护大会的讲话稿，到避暑山庄管理处发布的公告，乃至关于保护工作的意见稿，父亲都亲自动手撰写与修改。

这些文件深刻阐述了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文化遗产的深情厚谊，以及对社会各界的共同保护行动的深切呼唤。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承载着父亲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整修工程浩大且艰巨，亟需精通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专业人才。然而，当时国内此类人才稀缺。父亲一方面重视并发挥原有古建队员工的技能，另一方面积极招募古建领域的技术人才。

古建队的老职工张生同于1951年随部队接管故宫，后师从著名古建专家于卓云先生及其师兄傅连兴，参与过故宫角楼等维修工程的设计。尽管因历史原因被调至避暑山庄古建队，但在国家困难时期，他为山庄的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父亲力排众议，在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十年维修保护规划中，让张生同作为全部设计方案的具体主持人，发挥了关键作用。

面对技术人才短缺的困境，国家文物局文物处长陈滋德同志向父亲推荐了梁思成教授的学生具备古建特长的王世仁。父亲迅速安排调动手续，王世仁随即被任命为古建队设计师，带领团队完成了沧浪屿、芳洲亭、萍香畔及桥、正宫外午朝门、西北门、须弥福寿之庙等多处古建筑的维修保护与修复勘察设计。古建队因此汇聚了众多人才，成为继故宫、孔府之后，全国第三支重要的古建修缮队伍，并发展为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作为清王朝的第二政治中心，其历史文化挖掘研究同样需要专业人才。避暑山庄博物馆的张羽新，自1961年大学图书博物馆专业毕业后，便投身于山庄与外八庙的研究工作。但长期夫妻两地分居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便。父亲特此致信文化局领导，请求解决张羽新家属的户口问题。问题解决后，张羽新得以更专注于研究，

张羽新在研究中提出的观点——“避暑山庄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见证，清代第二政治中心”——得到了广泛认同。在其论文集《从清朝塞外皇都——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研究》的序《因缘际遇话山庄》中，他特别提到“感谢承德市领导袁振、翟向东，市文物局局长白坪及众多同事的支持”。

张羽新不断进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深造，师从戴逸、罗明教授，毕业后继续深耕清史与避暑山庄研究，成果丰硕。然而，遗憾的是，他因长期劳累过度，在盛年之际因病离世，为清史和避暑山庄研究领域留下了巨大空白。

1978年，父亲因工作调动离开了承德，告别了他倾注八年心血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但他的心始终牵挂着山庄的整修与开放。在与承德友人的书信交流中，他频繁提及山庄和外八庙，密切关注其整修进展与开放情况。

1985年，父亲借工作之便重返承德，恰逢市委正制定《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第二个十年规划》。得知父亲到来，市委特派工作人员征求他的意见与建议。父亲仔细审阅了《规划》，并建议利用已修复的建筑增设陈列展览，以充分发挥文化遗产的价值，同时强调继续加强山庄和外八庙的绿化工作。市委高度重视父亲的建议，并及时反馈了落实情况，这份回复父亲珍藏多年，如同家长珍藏孩子的成长记录。

当年，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虽拥有极高的旅游价值，却因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及传播媒体有限，导致信息闭塞，宛如“养在深闺人未识”。父亲凭借丰富的新闻宣传经验，深知宣传对于开放的重要性，于是邀请河北省及本市的知名摄影师对山庄进行大规模拍摄，并创新性地申请空军直升机进行首次航拍。

他还以特约记者項栋之名亲自撰写文章《昔日禁地今公园》，介绍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历史文化和优美建筑，发表于《人民日报》副刊。还推荐著名作家袁鹰、韦野前往避暑山庄采风创作，袁鹰随后出版了散文集《离宫思絮》。这一系列宣传活动极大地提升了避暑山庄在80年代的知名度，使其跻身青岛等著名旅游胜地之列。

张羽新先生在《因缘际遇话山庄》一文中，回忆了父亲与避暑山庄的一段辛酸往事，这段历史令人悲愤交加。1977年，“揭批查”运动期间，河北省委某主要领导错误地将父亲视为“四人帮”在承德的残余势力，在全市各系统批斗，导致包括张羽新在内的三十余人无辜受牵连，被集中隔离学习，失去自由长达百余天。在文物局系统的批斗中，避暑山庄展览与张羽新的学术成果被歪曲为“颂扬封建帝王”，这是对历史与文化的极大亵渎。那时父亲的内心和张羽新有着同样的心情“奈何冬去酷霜降，怎料春来好梦空”。正义虽姗姗来迟，但这段历史在避暑山庄的开放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悲剧印记。

如今，避暑山庄作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瑰宝，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它不仅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辉煌，也见证了无数匠人与守护者无私的奉献与坚守。父亲作为其中的一员，在山庄的修缮、管理、保护与开放过程中，默默奉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