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章的回忆

健康平安

　　最近，一个人在家无聊，翻箱倒柜整理出一些老旧图书，无意中又找到不少的伟人像章。这些像章，自“文革”以来，就一直保存在我自己的身边。尽管有些别针看上去锈迹斑斑，但像章的正面，依然是光闪闪的。毕竟是五十多年前的东西，保存到这个程度也是不容易的了。

这些像章，绝大部分是一九六七、六八年收集的。那个时候，百货商店里没有毛主席像章，像章都是你传我、我传你互相赠送的“无价之宝”。我保存下来的这些像章基本上是不同样的，同样的我当时就会找人交换，换个不同样的。

这些像章，我已经分不清哪些是送的——谁送的？哪些是换的——用像章对换还是用别的东西去换？但是有一点，像章我是只进不出，因为，我喜欢收集。

当年我插队落户的时候，胸前挂着一枚毛主席像章，雄赳赳地来到了农村。村里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的左胸口，有的小孩伸手想摸一摸像章，都被我喝止了……小气的我一看苗头不对，便收起了像章不敢再戴。后来，和我关系不错的农村姑娘魏四姐，叫我把像章给她看一眼，我都犹豫再三……

面对这些毛主席像章，勾起了我的心思，回忆的闸门打开，往事又源源不断的涌现了出来……

　　六十年代，我爸爸在上海第九棉纺织厂任供销科科长，经常出差到外地，收集到很多的毛主席像章。因而，在班级里，我的像章之数是令人羡慕的。

像章多，我也不舍得给别人，还想得到更多。在家里，兄妹四人我是老大，凡事处处争先，包括这些像章。每次爸爸出差回来，带来不同的毛主席像章，总是老大先挑一枚，其次，老二老三……然后再进行新一轮。我野心勃勃，会在以后的日子里，用零食、画片等小恩小惠，去换取弟妹手里的像章，以饱私囊。因此，我收藏的像章是越来越多。

即使有一模一样的像章，我也舍不得给人，我会用这枚像章到学校里找同学去换取我没有的那种。

有时候，我也会慷慨大方。不过，那要看是什么人呐。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跟女同学顾小玲很要好，小玲有个邻居张美华，关系胜似亲姐妹，也是我们的同学。有一天放学后，我们三个人结伴而行。我和顾小玲手拉着手，边走边说话，张美华紧随其后。

我们俩正聊的高兴时，忽听身后的张美华一声大叫：“你干什么呀？”我们回头一看，张美华正抚着胸口，眼泪汪汪地盯着一个奔跑着的男人背影，对顾小玲说：“这个人是流氓，他摸我……”

我要去追，顾小玲拦住了我，说：“算了，已经跑远了。”她拉开张美华的手，朝她的左胸看了看，说：“那个人不是流氓，他是抢了你的像章。看！没了。”张美华“刷”的一下子，眼泪便流了出来。

望着张美华可怜巴巴的模样，我的心软了。我说张美华，不要难过了，明天我送你一个像章。

这是我第一次开口送人像章，张美华并没有要，她说她家里还有。

那个年代，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毛泽东选集是家家户户都有的。既然张美华不要我的，我也就不再强勉了。

顾小玲胸口佩戴着的毛主席像章，倒是我没有的。那枚像章不但是塑料的（其实是有机玻璃的，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而且还是夜光的。夜里发出绿莹莹的颜色，煞是好看。顾小玲说她喜欢这枚像章，所以天天佩戴。我说你要当心点，不要被人抢去了。她双眼盯着我，眉头紧锁：“你抢吗？”。

我曾几次试图把她的这枚像章换过来，顾小玲虽然没有明确拒绝，但是她的那句“你好意思夺人所爱？”又让我畏缩不前。

越是想要，小玲就越是不给我。将心比心，如果是我喜欢的东西，我会舍得给人吗？没办法，纠缠了几次都无效，我也就无望了。

　　“瓦格棕绷修伐？”（沪语：棕绷床坏了要修吗？）弄堂里传来阵阵吆喝声。吐出尤如太监般又尖又细的声音，在里弄里转来转去。

我最讨厌这种不男不女的腔调，要多难听有多难听。特别是正伏在二楼阳台窗户边桌子上打瞌睡的我，被这一阵声音吵醒后，心里有多么地沮丧。

 我探头望向窗外，正好那个中年男子肩挑一捆棕皮（棕榈树上剥的，可以做绳索、编蓑衣、棕绷、地毡等）从路旁拐向我家一侧的弄堂，此时他正面对着楼上的我。

中年男子低头吆喝，所以他没注意到我。而我却看着他拐进了弄堂，胸口那枚毛主席像章跃入了我的眼中。

那是一枚圆形的伟人头像，白玉般的塑料（有机玻璃）制成，与顾小玲所佩戴的像章差不多。我一阵激动，不觉开口叫了一声：“爷叔！”（沪语：叔叔的意思）。

那中年男人站住了，循着声音抬头望着我，问：“修棕绷是伐？”

我摇摇头，问他：“侬格则像章蛮好看格，啥地方请来格？”

中年男人笑了笑：“侬要伐？侬要卖把侬。”

我立刻纠正他，我说：“爷叔！毛主席像章勿好买卖格，要讲‘请’格。”

那男人哈哈大笑：“侬格只小赤佬倒是蛮滑头格。侬下来，下来我送把侬。”

我一听开心极了，“噔噔噔”下了楼，那男人果然在我家院门外站着，胸口上的毛主席像章已是换到了他的手里。

我接过像章，连说“谢谢爷叔！”，那男人摸了摸我的头，说：“以后你家棕绷床坏了，要让我修哦，我是经常到你们里弄里来的。”

我说：“一定，一定……”

这枚毛主席像章看上去与顾小玲的那枚大相径庭，可惜不是荧光发亮的。虽然有些失望，但是我依然很高兴。

之后，每当我在家的时候（一般都是中午时分），听到那阴阳怪气尖细的吆喝声时，总要站到阳台边对着窗户下面望，见到中年男子免不了打个招呼：“爷叔好！我家棕绷床还没坏。”

后来，我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讲给顾小玲听，小玲说我是个百分之百的傻瓜。我问她我哪里傻啦？她笑嘻嘻的问我：“你为什么每次看到那个修棕绷的打招呼啊？打个招呼也就算了，还说家里的棕绷床没坏，你以为人家听了会很高兴是吧。”

“那怎么办？人家爷叔总归是送了我一只像章的。”我望着小玲。

顾小玲微微一笑，说：“送了又怎样？又不会发光，也就是普通的一枚。”

“那……”我欲言又止。

“那什么？”小玲也望着我。

我“嘿嘿”一笑：“那么，我们俩换一换。你那枚像章白天又不会发光，换给我。我这个给你戴，形状差不多，人家也不会问你这像章是不是发荧光的。”

顾小玲笑靥如花，指着我的额头说：“哟！真看不出你有孙悟空的本领说变就变，说你傻吧，一下子又聪明了起来。想跟我换——呵呵！”

我急忙问：“怎么样？”

顾小玲笑着努了努嘴，又抬起头，指了指晴朗的天空。我不解。问她是什么意思？

顾小玲问我，现在是白天还是夜晚？

我顺口答道：“白天！”

顾小玲又问我：“你要跟我换？有句成语你不会不知道吧，那就是‘白日做梦’。”

我望着顾小玲，无言以对。

　　实际上，有机玻璃的像章并不易保存。这是因为紫外线的幅射，使得有机玻璃的分子链断裂，导致其透明度变差，甚至变黄；有些耐力板好的有机玻璃，差不多用十年也会变色的。

那时候的我们，缺乏对这些知识的了解，就拿我来说吧，家里有那么多的铝合金、铜、铁、陶瓷制作的毛主席像章，还想着玻璃的。就因为它具有荧光功能，会在夜晚发出绿光。

 2008年我在上海定居，以后的几年里，每次到安徽故乡总要带一部分物品回上海。有一年就把收藏许多年的像章、图片等整理出来。很遗憾的是，所有的像章，包括镀铜的、铁丝的别针统统生锈。铝制的、陶瓷的等一些像章基本上完好，但是，塑料的制品变了形，有机玻璃的不但发黄，整块玻璃也失去了它的透明而显得模糊不清，已经无法继续保留。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顾小玲同学送给我的一些毛主席像章，那枚夜光的像章也早已没有了这个发光的功能。

在处理这些因保存不当而放弃收藏的物品时，我拿着这枚女友曾经心爱的像章，心潮难平……

 灼目花红，经雨销魂，睹物思人念小玲；蹙眉香冷，问菊傲世，昔日美媚今何方？啊！顾小玲，我已经找了你很久了，你究竟在哪里啊？

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顾小玲那活泼可爱的样子来……

顾小玲说我想换她那枚夜光像章是“白日做梦”，我也就认了。三番五次得不到，我又从“失望”走到了“绝望”。

我跟张美华说，顾小玲小气。

张美华说：“她对你那么好，你还说她小气。她哪里小气啦？”

我把换像章的事情跟她说了说。

张美华说：“你用交换的方式换人家小玲会发荧光的，小玲当然是不肯的了。说不定你用另一种方式，人家就肯了呢。”

到这个时候了，张美华还调侃我，在拿我开心。我心里不乐，说美华，你们俩是一伙的，我不跟你讲了。

张美华睨视了我一眼，骂我一声：“傻瓜！”她们俩个，左一个“傻瓜”右一个“傻瓜”地在说我，我心里不开心就要走。张美华追上两步，冲着我的背影说：“顾小玲白对你好了。”

我回头，又转过身，问她是什么意思。张美华“扑哧”一笑：“顾小玲叫我不要告诉你。”

我也笑了：“神神秘秘的，什么事还想瞒着我呀？你说给我听，我保证她不会知道。”

张美华是个活泼开朗的人，也是个肚子里有话存不住的直性子人。她悄悄的跟我说：那枚像章确实是小玲最喜欢的（当时，会发夜光的像章很难见到）一种，你找她要的时候，一开始她是真舍不得。后来，你一次又一次地找她换，知道你是真心想得到，她也不愿让你失望，想着戴几天后再送给你。你说要找她调换，她觉得你是把她当作了一般的人对待，有点儿见外。她心里难受，因此坚决不跟你交换而是想要送给你。你这个“傻瓜”却老是要找她换换换，也不怕伤了她的心。

我承认我是“傻”，不会说话而伤害了女友的一片心。我为什么就想不到甜言蜜语，多说些中听的话呢？唉！真是傻，傻到家了。

　　前不久，我的同桌任瑷婉上课前从自己的课桌肚里往外拿书包找课本时，发现一个小纸包从书包上面滑下来，她不知道里面包的是什东西，便好奇地将纸包小心翼翼地拿在手里。

这是在练习簿子上面撕下来的一张空白纸，有规律的折成四四方方的寸大正方形。并且，最后一折的三角形状恰到好处地插进纸包的缝隙代替了封口。

任瑷婉本以为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抬眼先四处扫一扫，见没人注意，就准备拆开来看看。

这一看不打紧，把个任瑷婉吓得脸色发青，“啊哟！”一声惊叫，手里的纸包扔的老远。纸包里是一条长长圆圆的绿色毛毛虫，脱离了纸包的约束，正悠然自得地在地上爬动着。

这种恶作剧，我们班里发生了不止这一次。任瑷婉得罪了谁？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这一天，我的课桌肚里也发现了一个纸包。不过，这个纸包要显得略大些。当它从我的书包上滑下来落到桌肚的木板上时，我听到一声碰撞声。可以想象，这不是什么毛毛虫、甲壳虫之类的昆虫，而是一个硬件。

我盯着这个纸包看了半天，猜不出是什么。就像上次任瑷婉一样，我也四周扫视了一下。我发现左侧那排座位上的顾小玲，此时正看着我这里。见我望她，便冲我笑着用手指了指她自己。她胸前没有佩戴像章，我的心里什么都明白了。

这里包着一枚每天都佩戴在她胸前会发光的毛主席像章，我想不通她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给我。我也朝她笑了笑，将那个纸包握在手里，心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放学后，我和顾小玲张美华一起往家走。在路上，顾小玲说，早晨我到她家等她上学的时候，她就准备把这枚像章给我的。但是，她又怕我与她交换，揣在口袋里迟迟不敢拿出来。她不想跟别人一样的与我调换，显得有点斤斤计较。她的本意是无偿赠送给我。她知道我脾气倔，做事情说到做到，与其推推拉拉的，还不如这般利落。

既然这样，我也不想隐瞒了，就把张美华告诉我的话讲给顾小玲听。我说我不会跟你交换的了，你忍痛割爱的做法，我很感动，我会一直铭记在心的。

顾小玲说：“这也没办法，谁叫我喜欢的你也喜欢呢。”

我嘻皮笑脸的说：“我连你的人都喜欢，你喜欢的当然也是我喜欢的啰。”

说的小玲粉脸羞红，伸出小拳头要打我。张美华一把拉住了她：“喜欢你你还要打他？那他就不喜欢你了。”

“不喜欢就不喜欢，他坏！”顾小玲收起拳头，鼓着嘴，撒起娇来了……

这是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初中三年级）的事情。

　　六十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升级，中国大地一片红，东方太阳日日升，佩戴毛主席像章成了一种政治荣誉，人人争相佩戴。

毛主席像章是指以毛泽东像为表现主体的徽章，亦称“像章”。1966年～1970年生产制造的有一部分毛主席像章也被称为“红宝章”、“纪念章”。

自从那枚心爱的每到晚上会发出荧荧绿光的毛主席像章送给了我以后，顾小玲就佩戴了一枚用伟人字迹“为人民服务”制作的长方形徽章，也很漂亮。

我的第一枚毛主席像章，大约是在一九六六年初二上学期开学之前得到的。当年的八月十九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时，一位红卫兵献给了他一枚像章。也就是说，从这时候开始，毛主席像章就在全国各地流行了起来。

我妈妈单位同事郁阿姨，是住在我们一个里弄里的老阿姨。六六年她的大儿子已是高中生了，到北京串联回来，带了许多的像章。郁阿姨的小儿子比我大一届，也爱好美术。由于年龄相仿，我经常到她家去请教二哥哥画画的技术。那天去的时候，郁家大哥哥便给了我一枚像章。后来，他还为我用玉石刻了一枚篆书体私章。开玩笑说以后可以在你的画作上盖上你的大名（这枚私章我至今仍保存在身边），可惜我一个画作都没有，更别说盖章了。

那一年我盼望着早日开学，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有了第一枚像章，好带到学校里去显摆。

高高兴兴地等到了开学那一天。清早，我来到顾小玲家门口，等她一起去上学。当然，她的邻居好朋友张美华也与我们一道。

今天的顾小玲尤如新学期开始一样，焕然一新。九月份的天气了，我们都穿长袖衬衫，她却穿着短袖子，真是不要温度要风度。

粉嘟嘟的漂亮脸蛋，配上粉红色的短袖衬衫，袖口还是松紧式的泡泡袖。整个人儿显得特别可爱，又有些幼稚。我的眼前一亮，今天的小玲同学真美。

我问她：“小玲，你不冷吗？”

顾小玲头一仰，傲娇的说：“这是我新买的衣服，穿在身上不觉得冷。”

穿上新衣服就不冷吗？上初中二年级了，这个道理我们还是懂的。小玲宁愿冷一点也要穿这件好看的粉色短袖衣，无非是跟我一个想法，那就是显摆。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枚像章给顾小玲，张美华也凑过身来看。小玲拿在手上欣赏了一会，笑嘻嘻地问道：“是给我的吗？”

我说：“不是！是我准备带到班上，让同学们开开眼界的，先给你看看。”

顾小玲“哦！”了一声，把像章递还了我。一路上我们默默地走着，也没多说什么话。

如果是个头脑很灵活的人，当时我就会把这枚像章送给小玲。毕竟，自初一下学期起，她就是我的女朋友了。送一枚像章给她，哄她开心开心，也是天经地义的好事。可是，我一心想在大众之下显摆，竟然忽视了这一点。

顾小玲的“显摆”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女同学们纷纷赞美她的粉色泡泡衫。而我的“显摆”——哎！不说了。

当我走进校园就觉得比我幸运的同学多得是。他们的胸前都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甚至比我的更大更漂亮。可以说，佩戴毛主席像章，在一九六六年的下半年，已经发展到了中学校园里。

　　在我们班的女生中，最漂亮的要数李羽雪，顾小玲不是第二就是第三。但是，没有具体的美女排名表，也只是同学们一致公认的而已。

顾小玲长得漂亮，又是个聪明伶俐十分乖巧的女孩子，邻里的叔叔阿姨大伯大妈们都喜欢她。在人人争相佩戴毛主席像章的年代里，只要邻居们家里有多余的像章，他们总会想到小玲，并且也会赠送给她。不久，顾小玲就有了不少各种各样的毛主席像章。

小玲同学不像我喜欢炫耀，她的像章多了，就会不定期的轮换着佩戴在胸前，从不暗示别人去注意她佩戴着的新像章。而我，却是非常的在意。

顾小玲佩戴的像章样式，大多数我都有。遇到我没有的，我会盯着她的左胸口反复地看，真是爱不释手。这时候，小玲经常会仰着头站着（或坐着）不动，让我看个够。

其间，我会忍不住赞叹：“真漂亮……”，“这枚像章不错，可惜我还没有……”小玲只是缄口不言，她知道我想要，就是装糊涂，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顾小玲是个有心数的人。时间一长，她就搞清楚了她的那些像章中，有哪些是我有的，哪些是我没有的。

之前，小玲同学并不知道我在收集像章，一直以为我在跟她闹着玩。自从那枚发夜光的有机玻璃像章给了我以后，张美华便把我的兴趣爱好告诉了她。在数月后的一天，我记得已经是过完春节的初中三年级下学期的一个放学后，在顾小玲同学的家门口，她把我没有的像章全部给了我。她说：“这是我二年来从收获中挑选了你没有的几枚像章，送给你收藏吧。以后，要是有新的，我再给你……”

我没想到我的小玲同学会这么细心周到，慷慨解囊。那一刻，我特别激动。我没有说：“谢谢你！”，也没有想到与她握个手，更没有把她拥入怀里亲一口（也不敢）。只是叫着她的小名“玲玲，你真好！”好像这是我第一次亲口在她的面前叫她爸爸妈妈对她的爱称。我记得当时小玲同学先是脸一红，有点羞涩。随即，很快地就笑着说：“谁跟谁啊？难为情S了。”

以后，顾小玲并没有新的像章送给我；再以后，上海老三届（66年、67年、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一片红”，全部下放到祖国农村、边疆干革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再以后，我们奔赴边疆农村两地，到云南、安徽插队落户；再再再以后，我们俩中断了通信来往，恋爱关系从此破裂……

　　顾小玲给我的像章，我只选了二、三枚特别喜欢的，其余的我都还了她。一是有些像章我后来也收集到了；二是她家的像章与我家的不同，我家是“分配到户”兄妹四个人自行保管；而小玲家只有姐弟俩，所有的像章是放在一起的，一旦顾小健发现少了许多，岂不是要责怪他姐姐？

除了顾小玲，陆亚民同学也要送我几个像章，我十分感谢。

陆亚民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为班级出黑板报，一起在宣传组写写画画。因为，他的毛笔字写的很漂亮。

陆亚民的爸爸是杨浦区某部门的宣传干部。宣传工作与外界人员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多，接触的人也广。在六十年代，经常有人送他毛主席像章。因为，在当时来讲，像章也是稀罕之物的一种。

陆亚民说，他有不少相同的像章，带给我看看，需要的话就送给我几枚。我说好的，谢谢你！

那天课间休息，我和陆亚民、顾小玲三个人躲在花圃旁边一个背道处，陆亚民从口袋里摸出像章一个个给我看。小玲站在我身旁，一边看一边对我说：“多拿一点，他送给你的，不拿白不拿。”

陆亚民望着顾小玲，问这是什么话？顾小玲说：“你们俩是最要好的同学，你多给他一点不可以吗？”小玲扭头又对我说，“拿吧，至少拿五个。”

我心里暗笑，陆亚民不乐意了，问小玲：“为什么？”

顾小玲理直气壮地说：“我都给他四个了，你们俩是好朋友，起码要比我多一点吧。”

陆亚民“嘿”了一声：“顾小玲，你不要搞错哦！你给他再多，以后还是你们俩自己的。我就不一样了，我给他等于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你说对不对？”

顾小玲鼓着嘴，小脸蛋一红：“不对！你在瞎说。”

陆亚民问小玲：“怎么瞎说？”

顾小玲望了望我，忽闪着一双大眼睛，又看向陆亚民：“肉包子打狗，狗都吓跑了，怎么还敢吃包子呢？”

陆亚民和我“扑哧”一声，被小玲这句天真无邪的话给逗乐了。陆亚民笑嘻嘻地对我说：“顾小玲简直是个开心宝，你以后天天都能开心喽。”

我对陆亚民说：“那可不一定，顾小玲撒起娇来，小嘴上能挂个油瓶，可吃不消呢。”我笑着看了看小玲。

顾小玲白了我一眼，说：“不睬你了。”扭过头对陆亚民说了一声：“我走了。”转身往教室楼跑去。

我望着顾小玲的背影，对陆亚民说：“这丫头，简直就是个‘顾（姑）奶奶’，娇气十足。”陆亚民笑了笑，无语。

　　一九六九年三月，我响应号召，从大都市来到安徽故乡我奶奶家，插队落户在神塘公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六十年代的农村，消息闭塞，物资缺乏。农民伯伯们只知道下地种田，年底收成好就万事大吉了。我下放的徐湾村，长辈们不看报（没文化），不学习，只会聊家常，搬是非；同龄人不谈天，不说地，埋头苦干争工分；孩童们，女穿衣兜男光腚，追逐戏耍不读书枉费好时光。

他们犹如井底之蛙只看眼前这一片，甚至连一枚毛主席像章都没见过。当我下乡的第一天，佩戴着的像章便引起了村民们的好奇。

村民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胸前的像章，孩子们，胆小的指着像章笑，胆大的伸出小脏手要摸，我一慨阻止了。

生产队副队长的儿子伍传法笑着说：“这个像章我在城里见过，好多人的胸前都戴着。我问他们在哪里买的，城里人架子大，没有一个人回答我。我跑遍了县城各个商店，也没找到哪里有卖……”

我笑着说：“伍大哥，你错了。毛主席像章不能买卖的，要说‘请’……”

伍传法问怎么请？我说：“你就客客气气有礼貌的表示，‘我想请一枚像章’，人家就会给你了。”

伍传法“哈哈”大笑：“原来这么简单啊！那好，大平子（我奶奶对我称呼的小名），我现在请一枚像章，你给我吧。”说着，伸手要来摘。

我急了，连忙捂住胸口，用另一只手去推开他：“我不行！我只有一枚，被你请去了，我不是没有了吗？要请，你就去请有像章多的人。”

伍传法立刻住了手，本来他就是跟我闹着玩的。在徐湾村，他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也是个文化水平（小学毕业）最高的人。我下放两年中，他对我帮助、照顾很大。后来，知青返城，我招工进了国营单位，还与他有通信往来，了解故乡的近况。这段友情，维持了大概将近两年。

　　在徐湾村，生产队长张光林对我非常好。他的五个儿子中，老二二伢子、老三三犟子（很遗憾，我至今都不知道张队长家老二、老三叫什么大名）是跟我最要好的。特别是三犟子，我们俩就像亲兄弟那么亲密。

三犟子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与我的性格迥然不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跟他这么有缘。很多时候，他对我言听计从，并且还帮我做这做那，很有那种被人看不起的“狗腿子”的样子。

实际上，我是知道的，三犟子如此表现，是想要我送他一枚毛主席像章。

毛主席像章是一种以毛主席肖像为图案的艺术品，这些像章融合了绘画、书法、篆刻、摄影、景德镇陶瓷、木工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了中国乃至世界徽章工艺的最高水准，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纪念意义。

当年，徐湾村没有人像我一样有毛主席像章，自然就是稀罕之物了。

三犟子见我没有反应，以为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便直接了当地向我索要。他说：“你不会只有一个像章的，你就把最不喜欢的那个送给我不就行了吗？”

三犟子倒是会安排。

我刚想说：每个像章都是我喜欢的。立刻想到，不能这么说。一旦说出口，等于不打自招，说明我的确不止是有一个像章的了。

好狡猾的三犟子，他是在套我的口气呀。如果一个文化人被一个文盲套住，岂不要被人贻笑大方？

我觉得，虽然是个不识字的农村人，但三犟子并不比我笨。我只好借口说像章的确不止一个，但都丢在上海没有带过来。等以后回上海，再带一个给他。

三犟子一笑而过，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相信了我的话。

一天，我们在农田里打乌头（一种锄草助苗的农活），一边干活一边说笑。那时候的我，一怕村民眼红，二怕干农活时不慎丢失，已经不戴像章了。打乌头是轻松活，全部安排给我们半劳动力干。虽然三犟子比我小，他土生土长基础好，力气也比我大，在村子里也顶个整劳力，所以他不跟我们在一块儿劳动。

但是，我不知道三犟子与魏四姐她们家有些亲戚关系。在打乌头中间休息的时间里，魏四姐走到我的身边，我们一起坐在小田埂上。魏四姐先是几句客套问话，无非是“你累不累呀？”、“打乌头不需要出好大的劲，慢悠悠的只要不把秧苗打倒就行。”之类。然后，话锋一转，问我：“那个像章，你既然不戴了，干脆给了三犟子算了，省得他整天念叨着。”

我望着魏四姐问：“你是来替他当说客的吗？”

魏四姐说：“不是，我只是可怜他像只跟屁虫一样跟在你后面，什么也得不到。”

我笑了，笑的忘乎所以。我说：“三犟子皮太厚，张口就找人要，我偏不给他。如果他只是想看看，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魏四姐睁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问我：“要是我想看看，你答应吗？”

我犹豫着，不知道她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我望着她，她也望着我。魏四姐又说：“你表妹告诉我，你有许多的像章，能给我看看吗？”

“这个鬼丫头！”我心里暗骂道。对比我小一岁的姑表妹，是一肚子的不高兴。

　　先是三犟子，后是魏四姐，这一男一女，在我下放到徐湾村后，他们俩是我最好的朋友。

三犟子的要求，我没有答应。至于魏四姐，一个与我十九岁同龄的女孩子，我不忍心一口拒绝她。都说女孩子会撒娇，这个农村里的魏四姐，同样也是女孩子，她会不会跟我的同学顾小玲一样，撒起娇来哄都哄不好，这不是我又自找麻烦了吗？

此刻，我的头脑里在反复思考：自从我与顾小玲分手后，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看到魏四姐就会想起她。因为，魏四姐也有着与小玲同学一模一样长睫毛亮盈盈的大眼睛。也许我从小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只要身边有个异性，无论在学习、劳动诸方面，就会有一个动力，促使我又快又好的去完成。不久，魏四姐便取代了顾小玲，成为我最好的朋友。对于这样的好朋友，她提出什么要求，我能不帮助她吗？何况，她只是看一看，又不损失我的一根汗毛，何必让她失望呢？

想到这里，我便毫不犹豫地告诉魏四姐，晚饭后到奶奶家来，我拿给你看。

那天收工后，在大埂边与魏四姐分别回家前，魏四姐还提醒我不要忘记了。可见，这个小姑娘是多么地想欣赏一下我的心爱之物。

徐湾村人不管老的少的，都喜欢串门。甚至会一边端着饭碗一边走人家，热闹嘛。魏四姐经常到我奶奶家来玩，也习惯了。所以，即使我跟她约好了，也不用耽心奶奶她们有什么闲话说。

魏四姐如约而至。

在徐湾村下放落户，我是跟奶奶睡在一个房间里的。所谓的房间，也就是用泥巴在屋子里垒起几段隔墙，分割成房间，大约有十几个平米一间。

各个房间都有一节断壁，按上木板即是房门，可供人进出。我奶奶家比较落后，说是房门，连木门都买不起，只是用大小基本相同的一块布帘子，做成门帘。平时门帘的一角都用帐钩钩起，我把魏四姐带进房里，随手便将钩起的一角放下，使整块门帘挡住了房门，从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

平整的一块长木板，一头搭在床的框木架上，另一头架在几个铁皮桶叠起一般高低的支点上，组成了一张写字台。这便是我平时看书、写信、写日记的地方。

我叫魏四姐坐到“写字台”前，便从箱子里（这只箱子凭下放证明在上海市市百三店买的人造革旅行箱，整整陪伴了我30年）掏出了一块大毛巾。毛巾里是一条红领巾，展开红领巾，上面是齐齐排排别着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

魏四姐坐在板凳上，面对着红领巾“啊”的一声惊呼：“这么多，好漂亮呀！”我站在魏四姐的身后，双手按在她的肩后，侧弯了腰，与她一起欣赏。

暮然间，一股香味扑鼻而来。我四下张望，确定香味是从魏四姐的头发上涌出来的。我问魏四姐：“好香啊！你头上的香味是从哪里来的？”

魏四姐正看着入迷，没注意我的问话。我用手拍了拍她的后背，又重说了一遍。

魏四姐说，前几天有人来找她大哥（魏金金，徐湾村主要劳力，兼做木工手艺）说邻村一个知青点的大棚断了一根椽子，叫他去修。修理完后，一个女知青送了一个类似牙膏状大小的东西给他。魏金金问这是什么？女知青说是女孩子们喜欢的发蜡。魏金金不想要，那女知青说，这是上海货，带回去给你妹妹用。听说是上海货，魏金金就要了。随后，又问她怎么用？女知青说，每次洗完头，挤一点放手心里往头上抹匀就可以了。

魏四姐仰头望着我：“香吧？很好闻的味道。”我点点头，说：“是好闻，再让我认认真真闻一闻可以吗？”魏四姐便低着头，一动不动地任我捧着她的头吻香。

魏四姐说：“上海的东西真好，下次你回去也给我带这样的头——辣。”

“好的！”我微微一笑，又问她，“这头蜡是什么牌子的？”自从和魏四姐好了以后，一有闲功夫我就教她识字，目前她已经认识了不少的字。

魏四姐歪着脑袋，闪动着眼睛：“叫什么牌子？什么牌子呢，哦！——一共是四个字。一个是‘口’，还有一个好像是，是‘力’；另外两个字，我不认识。”

　　看完像章，我陪魏四姐一起来到徐湾桥。一九七〇年五月份的天气不冷不热，晚风吹过来，坐在桥头上的我们，感觉有点凉。望着桥下水面流淌着的河水随风一浪推一浪地通过桥洞，魏四姐说：“下去吧，找个桥墩避风的地方坐一会儿，我们就回去。”

我说“好！”，挽着四姐儿的胳膊，慢慢的踱下桥来。

魏四姐问我：“你有这么多的像章，就不能……”说到这里，注视着我的脸，停顿了。

不用猜，我就知道她的意思，一定是“就不能送一个给我吗？”我没有揭穿她，而是笑眯眯地问道：“不能怎么样？”

我没有料到的是，她竟然为三犟子打抱不平。魏四姐说：“三犟子跟在你后面屁颠屁颠的，就想讨你要一个像章。他跟你好不好我不说了，看在他爸爸对你不错的面子上，你就给他一个也舍不得吗？”

魏四姐几乎用哀求的口气说话，我的心里很不忍，我叫她别说了。我说：“这个事情好办，好办。你放心，我会认真考虑的。”

我回家后，曾经在这么多的像章里挑选过几次。因为全部是单一的，选来选去都是我喜欢的。结果，就没有给三犟子，在魏四姐的面前也就失信了。

实际上，我是小气，也是个很笨的人。在三犟子再三再四想得到一枚毛主席像章时，我没有给他。一年后，在我招工离开徐湾村的前夜，我说：“三犟子，明天我就要离开村里，到厂里去上班了，我送给你一枚像章留作纪念吧。”

三犟子说：“平哥，你喜欢的东西你自己留着吧。像章，我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了。”我当时听了，心里真不是个滋味。这是后话。

那天晚上，与魏四姐在徐湾桥畔说说笑笑了一阵子，回到奶奶家，已经很晚了。没有点煤油灯，摸黑爬到床上却难以入眠，心里老是想着魏四姐那个头蜡叫什么名字。

魏四姐长发飘飘，手头上的那支头蜡用不了几次就会完蛋。我想写个信叫爸妈买了好寄过来，反复想着头蜡的牌名，这四个到底是什么字呢？

我不是女生，从来不用头蜡。就是我的同学顾小玲，也没见她用过这玩意儿。魏四姐个农村姑娘，倒学会了赶时髦。

在上海，我的妹妹们用过化妆品，母亲也帮她们买过百雀羚、美加净、雅霜等护肤品，可这些上海产的“货”，都不是四个字呀，那是个什么牌子呢？没有牌子，爸爸妈妈又怎么知道去买什么寄过来呢？

我犯晕了。

第二天早点出门，我到魏家找四姐，叫她给我看看那支头蜡到底是什么牌子。魏四姐笑嘻嘻的答应着，拿出头蜡让我一看，我真恨不得打她一巴掌。

“美加净！”我拿着头蜡在她的眼前晃来晃去，并大声叫嚷。魏四姐这个傻丫头把“加”字分成了两半，变成了“美力口净”。

美加净品牌诞生于1962年，美加净头蜡上市后，因价廉物美而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荣获国家众多奖项。后来，美加净日化公司生产的牙膏以及珍珠霜成为国货中的经典，也成为不同年代消费者共同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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