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如何被塑造的（二）

曦微w行走在路上

摄影:曦微|

风雨飘渺意斑斓

风云常变幻，岁月任迁延，

文化宜田沃，春秋醉斑斓。

（曦微w行走在路上，甲辰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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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如何被塑造的（二）

大禹在认真总结共工，包括他父亲鲧，在长期治水方面的经验教训，最终确定以疏导为其治水的核心理念，并且取得历史性巨大成功。大禹治水13年，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甚至因为腿脚在水中的长期浸泡，大禹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其皮肤被晒得黝黑不说，走路也是一瘸一拐的，怎能不叫人为之倾倒。

地处四川西部的羌族，他们在纪念大禹的时候，会共同跳一种“禹步舞”，舞步很特别，虽不美观，却也坚定。据传，这是因为模仿大禹走路时的样子，而创制的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舞蹈。

为什么会出现以丑为美的情况呢？恐怕只能用大禹不计私利、只为大家的奉献精神来解释这一切，而且这种精神还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当然也成为后世人敬仰大禹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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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3年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洪水肆意泛滥得到有效控制，老百姓安居乐业也成为可能。不仅如此，这一时期还形成了中国人“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文化色彩。想想那个时代，为了躲避水患，为了能够生存，人们不得不向高处挪动。基于我国地理地貌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基本态势，那时候人们不约而同纷纷向西北方向大量迁徙，于是便引起了那个时代的“西部大开发”。也许这正是为什么我国的远古城市，最早能在西部“孕育”的原因所在。

想想现在，我们不时会发现，很多县城，包括一些小的城镇，为了所谓的“方便”，居然从原来的山坡上，或者从某个台塬上，迁移到了河谷或川道。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逆行”，有朝一日，能不遭受不期而遇的滚滚洪水，那浪涛荡涤般无情地冲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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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禹治水不仅在于疏导，这只是“术”的层面，而在“道”的层面，大禹胸怀全局，放眼大地，确立了“治天下之水”的大战略。这个战略不得了，说明大禹的眼界不只是一个局部，不只华夏一个部族，而在于“全天下”。大禹13年统领治水大业，有了走过大山大川、大江大河的亲身经历，有了“俯察地理”的切身感受，于是“天下”这一国家理念，在他那里便呼之欲出。

大禹从舜手中接过“接力棒”，又在他儿子启的努力下，建立起大夏王朝，从而有了“定九州、铸九鼎”这一历史壮举，“中国”即“中州之国”的概念也得以由此诞生，并不断进行扩充。所以，夏朝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天下观”，同时也框定了后来中国的基本地理图形，即九州+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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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典型性格是“嬗变”，为此还有了专门研究事物变化规律的《易经》。的确，从后来《孙子兵法》在实践中的不断应用，我们能深深感受到，中国人如此喜欢变化，喜欢神秘莫测，喜欢神出鬼没。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似乎做事从来无定性，总喜欢变来又变去，还特别喜欢改变别人。问题是，特别喜欢改变别人，却从来不愿意，又不屑于改变自己。在这变与不变中，我们无疑也窥测到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性格特征。

“嬗变”的性格特点，很可能更多源于“龙崇拜”。因为天时变化，因为地利所愿，因为农耕需要，因为久久的“龙崇拜”，也就有了“伏羲八卦”，更有了后来的《易经》。中国人历来认为，一切都在变与不变之中发生与发展，变化的永远是形式，不变的永远是本质，这不仅是一个哲学概念，更是我们民族基因的根本特征。

两千年封建王朝，不断上演“推倒了重来”的历史大剧，便是这一民族基因的高度体现。至于后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文化现象，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诸多高深精妙，我们都可以从《易经》中找到其“文化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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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虽然“嬗变”，却也特别钟情于“大一统”，这一点无疑出发于大禹的“定九州”。虽然后来的历史有分有合、分分合合，但“大一统”终归是一种不可违背的大趋势。如果顺应这一趋势，就会取得成功；如果背离这一趋势，必然要走向失败。

老子《道德经》，通篇论述的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可谓“遵道”而“有德”便欣欣向荣，“无道”而“缺德”便自毁长城。认识“道”无疑是重要的，但能够“遵道”，即心中“有德”，那既是社会的根本出路，也是做人的根本所在。到了孔子那里，在深刻总结关于“乾坤”认识成果的基础上，最终把人的“行为”提升到重要位置，那就是人人心中有“仁”才有出路，无“仁”便不能为人，“仁者爱人”“礼者敬人”才是做人的根本。当然，就孔子自己来说，可能他当时更多针对的是周王室衰微，针对的是西周晚期的“礼崩乐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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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仁”的发明权并不在孔子，而在周文王那里。在商朝晚期，“小邦周”早已经做到了“彬彬有礼”，只是后来周公将“小邦周”的行为模式，进行了全面总结与有力提升，进而制订了《周礼》，这才让“仁”的本质得以彰显。孔子的功劳只是在《周礼》的基础上，提出了“仁”这一重要的人文概念，让《周礼》的核心理念得以发扬光大。

由此，我们大概可以理出一个线索来，即大禹以前是“仰观天象”的时代，从“大禹治水”开始有了“俯察地理”的认识转变，再到老子、孔子才有了“关注人心”的文化提升。其实，历史就像一条自然流淌的长河，我们根本不可能将其割裂开来，无论“仰观天象”，还是“俯察地理”，还是“关注人心”，三者是一个“相生相长”的长期过程，是天、地、人逐渐贯通的历史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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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只要是中国人，其心里都有一个“皇帝梦”，但凡有可能，人人都想做“王”。那么，“王”是什么呢？具象说，“王”这个字，最初是斧和钺两种兵器的变形组合。然而在现实中，要能够真正成为一国之“王”，要想让大家真正臣服或信服于你，不仅仅需要兵器做权威，而且还要求“君王”，必须要有高尚的道德水准，必须要能够成为贯通天、地的“大人”。老百姓之所以要给禹冠之以“大”，禹也之所以能成为“王”，甚至成为天下“共主”，就因为在那个时代，大禹真正成为了人人敬仰，且贯通天、地的那个“大人”。

巧合的是，这里关于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关注人心的三段历史区分，与瑞典神学家史威登堡关于人类“三界”的划分不谋而合。史威登堡是个奇人，按照他的说法，其一生都在与“神”沟通，有些事情，在一般人看来不可思议，而在他来说言之凿凿。大到历史趋势，小到一个人的死亡，史威登堡预测的很多事情，居然都在后来变为了现实。史威登堡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界”，即冥界、神界、人界，这恰好与我们的观天、察地、看人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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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为什么更多看重的只是自己？为什么更多看重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为什么有人可以不顾一切做事情？为什么有人做事无底线？为什么有人毫无道德可言？就因为越到现代，越有太多人灵魂出窍。他虽然活着，却跟死了没什么两样，任由心中的那个“鬼”出来作恶多端，一味要把神灵抛向九霄云外。

其实，要论失去灵魂，最早应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周朝经过500年的迁延变化，最为周王室骄傲的“封土建国”，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严重的“边际效用”，加之在“嫡长子继承制”条件下酝酿下，导致“士阶层”的意外出现，同时各诸侯国君贪欲膨胀，一度出现了不可遏制的“礼崩乐坏”，社会上无底线做事的人比比皆是，“霸道精神”在各诸侯国大行其道，各种社会思潮如泉水涌流，从而也导致了有史以来，我国社会的第一次“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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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的灵魂永远都在，只是后世有太多人天不怕、地不怕，他们对天地没有敬畏之心，只是从自身肉体的狭隘需要出发，一味要远离灵魂而去。我们说，一切文化，乃至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明现象，都来自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就好比人来自于泥土，又必须要依赖泥土一样。

我们说，从来没有什么为了文化的文化，比如“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就直接源于共工、鲧、大禹所处的那个“洪荒时代”，也直接源于人民群众与洪水猛兽奋力搏斗的现实。所以，民族基因也罢，文化现象也罢，思想理念也罢，都是人类适应并利用自然的必然结果。我们这些后来人不了解、也不理解艰苦卓绝，且丰富多彩的历史演变，仅凭主观臆想作判断，这才把文化与活生生的历史给割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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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可以看到，人类社会越来越发展，我们距离自然也就越来越远，这或许应验了老子《道德经》所言：道者反之动。随着科学技术的空前发达，现代人似乎越来越没有“文化”了，每个人也似乎越来越任性了。

说现代人越来越没有文化，其根源就在于人越来越仰仗科学技术，越来越忽视天、地的存在，越来越忽视灵魂的存在，越来越忽视自然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所在。人类认知上的过度偏颇和盲目自信，必然导致人类行为模式的错位。一切从人自身出发，狭隘地站在人的立场想问题，必然是更加严重地伤害大自然，当然最终也要严重地戕害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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