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战士误入美国使馆的外交事件

我从战场走来

文/图:我从军营走来

父亲张锡淑解放南京的时候，在35军103师307团1营

父亲的老营长谢宝云听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盛气凌人的呵斥，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反唇回怼道：“我们不知道这里是美国大使馆，我们也没有承认美国大使馆，这是中国的地方，凡是中国的地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都要解放。”

我父亲张锡淑解放战争的时候，在35军103师307团，1949年4月24日，百万雄师过大江，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金陵古都迎来了解放。

4月25日清晨，先头入城的35军103师307团1营营长谢宝云和教导员王怀晋带着司务长为大部队采买后勤物资，误入位于西康路上的美国驻华大使馆。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的来龙去脉。

进城部队误入美国使馆事件，人民解放军三野八兵团对南京的攻击是在1949年4月23日午夜进行的。几炮之后，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就冲进城里了。在胜利的狂欢、亢奋、激动与泪水中，当时的许多人都来不及注意到：在美国原驻南京大使馆司徒雷登大使的指使下，大使馆竟也出动了几路人马去表示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但在司徒雷登未能与中共进城部队接触上的时候，就发生了解放军战士误入美国使馆的外交事件。

4月25日清晨，攻入南京城里的第35军103师307团的一营营长谢宝云，带着通讯员等在为部队安排食宿的时候，误入西康路的美国大使馆。已经起床正在洗脸的司徒雷登看到两个解放军进来了，猛吃一惊，骤然色变，暴跳如雷地大声用中国话叫道：“你们到美国大使馆干什么？我就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你们进入使馆就是侵犯美国，必须立即退出。”

谢营长愤怒斥责：“你凶什么！我们不知道这是美国大使馆，我们也没有承认你们美国大使馆。这是中国的地方，凡是中国的地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都要解放。”

营教导员王怀晋在外听到了争吵声，及时赶到劝解，这才缓和了事态。那些滞留在南京的西方国家外交官们听闻后，立即变得提心吊胆。可是过了数天，不但不再发生进入外国使馆之事，且街头解放军纪律严明，这一风波才渐渐过去了。

司徒雷登经验老到，当然不会甘心，他想借“入宅”之事顺藤摸瓜，同中共进行某种形式的官方联系。当时，他通过了口头及书面形式向南京市军管会提出了抗议。当局以双方无外交关系为理由，把照会退了回去。司徒雷登碰了一个钉子，但跟中共进行接触的心思仍很强烈，因而对“入宅”之事也不再纠缠。毛泽东说，不注意要出大乱子。4月27日凌晨4时，就35军进占南京后擅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电文致粟裕并告总前委：三十五军到南京第二天（25日）擅自派兵进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须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其经过情形速即查明电告，以凭核办。　“入宅”事件后，西方媒体过分渲染了，有人不请示中央就下令让南京电报局即停止接受外国记者向海外发新闻电，有的记者还是通过大使馆的电台，将所写的新闻发了出去。此事也立即在西方报刊电台有了反应。

南京方面，短短几天时间内在外交政策上出的乱子，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对陈毅说：主席生气了。4月27日这天，由于渡江战役大获全胜，大家情绪都很高涨。但陈毅兴奋的情绪很快就冷静下来，因为总前委的电台刚刚收到毛泽东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据美国广播称，我人民解放军曾进入南京美大使馆施行室内检查，并宣称，该室器具不久将为人民所有云云。不管此事是否确实，你们均应立即传令全军，凡对外国大使、公使、领事和一切外交机关人员及外国侨民施行室内检查，采取任何行动，必须事先报告上级，至少须得到中央局及野战军前委一级的批准，方得实施；凡行动未在中央规定范围，更须电告中央请求批准。对待各国驻华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他外交机关，早经规定一律予以保护，非经特许不得施行室内检查。此次南京检查如果属实，应认为是违反纪律的行为，迅予查究。

邓小平看了电报后对陈毅说：“老总，主席生气了。”陈毅也越发意识到问题之严重性。当天，邓小平、陈毅一行进入南京城后，就直奔总统府。两人决定这一晚就宿在总统府的东厢房里。4月28日，邓小平和陈毅一觉醒来，才得以漫步细看总统府。这个总统府已经年久失修：屋面多处漏雨；道路及房屋破烂；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最喜爱的石舫，只披了几张铁皮。原来挂在厢房里的蒋介石全身绣像，长3米多，宽2米多，由彩色丝线和金银线刺绣而成。我军先头部队冲进来时，有的战士竟用刺刀向当时还挂着的蒋介石绣像的头、眼、胸部各捅了一刀。

陈毅批评说：这真是做蠢事哟。邓小平说：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这是一种损坏文物的行为。陈毅和邓小平走到东园的时候，发现地上湿漉漉漫着水，走廊里的红地毯也泡在水中。哪里来的水？原来是战士对自来水龙头既好奇又不会使用，扳来扳去，你扳我扳，就把它扳坏了。地面到处跑水，好容易才堵住。陈毅很生气，命令住在这里的警卫部队马上打扫干净，除站岗值勤人员外全部撤出“总统府”。

从南京的情况，陈毅深感接管上海尚有巨大的准备工作要做。经陈毅与邓小平等商量后，总前委研究再三，于4月30日向中央军委提出：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我们考虑尽可能推迟半个月到一个月入上海为好。5月3日，毛泽东极为重视总前委的意见，经三天考虑后，中央军委复电总前委：同意推迟攻击上海。陈毅规定不准入民宅，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陈毅和饶漱石一行于1949年5月3日下午赶到丹阳城。原3万人的古镇，住下了要开往上海的10万人的部队和接收干部。吃罢晚饭，陈毅拉着饶漱石徒步走上街去巡视。镇中心的光明大戏院的歌剧《白毛女》演出大广告下乱哄哄，陈毅走过去看个究竟。原来临近开演，剧院门口有几个军人没有戏票，却硬要闯入。他听了，怒火冲上脑门，厉声斥责：“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啥子人给你们那么大的权力？”那几个要看霸王戏的军人才赶忙缩身退走了。

当晚夜深，陈毅开罢会又上街巡视，满街还是兵在到处闲逛。陈毅想，我们的子弟兵都来自贫穷农村，绝大部分士兵没有进过大城市，对一切都觉得新鲜好奇，没见过洋人，没进过戏院，没见过电灯、电车、自来水，没见过街上竟有那么多涂脂抹粉的漂亮女人……要是数十万部队进驻上海，这样满街逛着，非出大乱子不可！

对此，总前委在讨论制定《入城守则》时，陈毅严格地强调两条：一是市区作战不许使用重武器；二是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准进入民宅。

有些负责干部想不通，就问：遇到下雨、有病号怎么办？陈毅坚持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邓小平也坚决支持说：“部队进上海，全中国全世界都用眼睛盯着我们，‘不入民宅’这一条不能少。”

总前委讨论《入城守则》，一致肯定“不入民宅”的规定很有必要。毛泽东听说后，高兴地连说了四个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当三野九兵团夜里攻入上海市区，第二天居民晨起开门而发现解放军官兵全部露宿街头时，对中外舆论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震撼力，在上海的外交官与侨民甚为惊讶，连“美国之音”也不得不作了报道。

父亲张锡淑

三野官兵露宿上海南京路街头人行道上的照片、纪录片，就成了极为珍贵的历史镜头。据说，当时蒙哥马利元帅看了这样的镜头后，感慨地说：我这才明白了，有这样睡水泥路面精神的军队为什么能够打败经美国武装起来的蒋介石数百万大军。

这里是美国大使馆，你们这是侵犯美国主权，请立即退出去。”

谢宝云自知理亏，正准备道歉，但是听到司徒雷登盛气凌人的呵斥，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反唇回怼道：“我们不知道这里是美国大使馆，我们也没有承认美国大使馆，这是中国的地方，凡是中国的地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都要解放。”

当时天刚蒙蒙亮，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刚刚起床，正在洗漱剃须，得知几个解放军闯了进来，既惊且喜。思忖片刻，他装作暴跳如雷的样子，厉声质问道：“你们在干什么？

王怀晋听到楼上传出争吵声，赶忙过来劝解，他知道，按照国际法，一国驻外使馆可以被看作该国的海外领土，所在国未经同意无权闯入，如果事情闹大，是会引起外交纠纷的。他一边向谢宝云陈说利害，一边向司徒雷登表示歉意，带人退出了美国使馆。

司徒雷登是教士出身，长期在教育界任职，脾气温和，精通汉学，熟稔中国国情，从他的性格来讲，不应该如此大动肝火。可能有人会说司徒雷登这是为了维护美国主权才难得失态，但在还没弄清解放军来意的情况下就先发一通火，确实有失外交家的风范。

其实，这一切都是司徒雷登有意而为，之所以这么做，是他想千方百计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搭上线。时间回到一天前，虽然解放军是黎明时分开进的南京，但也难挡南京市民的热情。南京各界民众倾城出动，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庆祝这座六朝古都获得新生。在欢迎的队伍中，有几个高鼻深目的洋人，他们身旁停着的吉普车上赫然挂着美国的星条旗。

这几个洋人四处张望，与激动欢呼的人群格格不入。当带领先头部队入城的103师侦查科长沈鸿毅走过时，洋人仿佛找到了目标，他们开车停在沈鸿毅跟前，将沈鸿毅请上了吉普车。在车上，洋人道明来意，说他们是美国大使馆的人员，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有请阁下往大使馆一叙。

沈鸿毅是最早进入南京侦查的解放军干部，除了机敏，政治意识也极其敏锐，他听完洋人的话，没有表态，只是模棱两可的说道：“我们不知道什么美国大使馆，我们只承认你们是侨民。”说完便要求下车，司徒雷登的第一次试探以失败告终。

收到司徒雷登邀请的不止沈鸿毅一个人。时任103师参谋长的张绍安率部进入南京时，迎面走来四五个高鼻深目的洋人，为首的自称是司徒雷登，代表美国欢迎解放军入城。

司徒雷登的举动耐人寻味，因为全世界都知道，正是因为有美国的武装，蒋介石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抗战胜利不到一年就悍然发动内战。如今却一反常态，俨然成了主动向我党伸出橄榄枝表达善意的和平使者。

事实上司徒雷登的转变并不是在一朝一夕做出的，早在解放战场上国共双方攻守逆转时，国民党当局向司徒雷登乞求援助，他态度淡漠，冷眼旁观。解放军厉兵秣马准备发动渡江战役时，代总统李宗仁请求司徒雷登发表讲话，警告解放军不要渡江，司徒雷登断然拒绝，一言不发。

49年1月，国民政府准备迁往广州，邀请所有使馆随同搬迁，连苏联大使馆都跟着国民政府迁往广州，只有司徒雷登拒绝邀请，不动如山。

我们常说，外交官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国体，在外交层面上只能有公心，不能有私人好恶。司徒雷登的这一系列反常表现明显不是因为他讨厌国民政府，而是他背后的美国对老蒋累觉不爱了。

试问你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你在短短三年内对老蒋提供了合计35亿美元的援助，结果不仅血本无归，还成了无底洞，你的援助对象甚至还拿着你援助的资金支持你的竞争者杜威，你会作何感想？

要知道，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35亿美元可是天价，能直接兑换成1亿盎司的黄金。二战后美国振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总共才130多亿美元，就这还得16个国家瓜分。

1948年9月8日，美国国务院制定了一份《重审并制定对华政策》文件，里面洋洋洒洒分析了一大通，中心主题就一句话——国民党不值得再投资了，为了及时止损，还是抛弃国民党，尝试与共产党修复关系。

对于商人出身的杜鲁门来说，这份文件正中他下怀，私愤与国家利益都能兼顾，提交上来不久，他就批准了这份文件。

按照国内的指示，司徒雷登必须想办法与我党高层接触，而且这种接触还不能公开，得悄悄进行。但自从蒋介石发动内战开始，美国人参与的调停团已经全部撤回，根本没有与我党秘密接触的途径，无奈之下，司徒雷登只能采取这种守株待兔的方式。

当得知解放军误闯美国使馆这个消息时，司徒雷登的心里，兴奋大于震惊，至于生气，他巴不得解放军主动找上门来呢。

所以他故作姿态，严厉呵斥闯进来的解放军干部，因为他就打着小事化大的风险，不这样做，还真不好和我党方面接触。

司徒雷登的图谋达成了。事情发生后，南京警备司令部立即电告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指示：“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不好，此事必须立即引起注意。”

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外国人众多，一个不小心就会带来不利的国际影响。为了处理好涉外事务，党中央特地将时任天津外事处处长的黄华调到南京，负责处理涉外事务。

黄华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接触对外交流工作，在当时正由在野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我党内部，是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

黄华的到来令司徒雷登大为欣喜，因为黄华是燕京大学毕业，而司徒雷登长期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黄华与他有师生之谊。

借着“擅闯美国使馆”这个借口，司徒雷登首先派其秘书傅泾波与黄华展开接触，而后黄华以私人身份，打着看望老师的旗号与司徒雷登见面。司徒雷登首先开门见山，代表美国政府表达想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建立“新的关系”的意向。

但当黄华表示，“新关系”的前提得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承认的前提上时，司徒雷登却闪烁其词，他表示，如果想得到美国的承认，必须得遵守美国与国民政府签订的条约。

自抗战胜利以来，短短三年多时间，国民党当局与美国共签订了十七项条约或协定，涉及到通商、航空、航海、铁路、农业、警察、军队、文化等方方面面，如果把这些条约合在一起，中国将在事实上成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因为美国将拥有中国的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铁路管理权等各项特权。

这对一直强调要独立自主、废除所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的我党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这次会谈无疾而终。

我党对美关系的原则一直很明确：美国停止援助蒋介石，改变反共立场，废除所有与国民党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且不让新中国在美国和苏联之间“二选一”，满足以上条件，才有谈判的必要。

这是黄华一开始就和司徒雷登阐述清楚了的。司徒雷登知道美国可以停止援助蒋介石，但一时半会儿改变不了反共立场，更不会接受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但他仍然对自己的任务充满信心，因为他收到一份绝密情报——中共高层在美苏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以周恩来为首的温和派和以刘少奇为首的亲苏派之间分歧严重，周主张立即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事实上，建国之前在我党内部确实就“亲苏”还是“亲美”问题展开过讨论，但不管从属性还是现实角度来说，一边倒的站队苏联更符合新中国的利益，这也在党内形成了共识，所以纵然有不同意见，但也不至于产生严重分歧。

而且，说周恩来是温和派，这也是大错特错，从同时期发生的一件事就可以看出。

司徒雷登除了与黄华沟通之外，还充分践行“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的准则，另行委托国民党元老、民主人士陈铭枢充当中间人，赴北京拜会周恩来。陈铭枢此行带着司徒雷登的善意，无非是说一些中美两国源远流长，过去美国如何如何援助中国，中美签订的关于商贸的条约对中国如何如何有利等等。面对美国这所谓的“善意”，周恩来直接回信驳斥：

论源远流长苏联当初是第一个对国民政府表示友好的国家；抗战最为困难的前期，只有苏联对中国鼎力援助，而美国那个时候还在卖给日本各种战略物资；至于签订的商贸条约对中国有利，周恩来直接拿出中美近年来的贸易统计，中美贸易中，中国的贸易逆差逐年加大。地球人都知道，二战结束后亚欧各国都元气大伤，只有美国坐收渔利赚得盆满钵满，那个时候美国的制造业极为发达，生产出来的商品往全世界倾销，当时国力羸弱的中国根本毫无反制手段。

周恩来的这番回复，证明司徒雷登这份所谓“绝密情报”完全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他还茫然不知。基于得到的错误情报，司徒雷登决定离开南京北上，直接与分管外交事务的周总理面谈。他借口往年都会回到燕京大学过生日，申请去北京，末了又顺便提出和周恩来会面的请求。

面对司徒雷登故作矜持的作态，毛泽东、周恩来表现得极为大度，表示如果他想来北京，运输部门会提供便利，甚至他想坐私人飞机来也是可以的。

外交官外出是需要向国内报备的，特别是一些敏感的地方。在收到中共允许他去北京的次日，即1949年6月29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内汇报准备去北平的情况。在汇报中，他刻意隐去了是他主动申请去北京的实情，而是谎称他的秘书傅泾波随口向中共方面提及，结果对方当真了，主动邀请他去北京。

其实傅泾波建议司徒雷登来个先斩后奏，谈完了再汇报，但司徒雷登再三权衡，终究还是没敢冒这个风险。历史证明，司徒雷登的举动无疑是雄心勃勃，想逆转美国在中国政策上的失败，改变大陆的历史进程，然而他空有雄心，却没有与之匹配的胆量，最终只能两头落空，为自己后来的黯然离去留下了注脚。司徒雷登的工作汇报提交上去两天后，收到了国内的回复——“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当时美国在二战中赚得盆满钵满，刚刚登顶世界霸主的宝座，正是国大民骄之时。即使想与新中国改善关系，也是抱着老牌帝国的思维，在你答应确保我特权利益的情况下，勉强同意和你发展关系。而这种靠别人施舍的善意，是新中国领导人最不能忍受的，宁可不要，也不会接受。

再则，当时铁幕演说才发表了三年多时间，冷战的序幕刚刚拉开，如果美国与新中国发展关系，置其盟友于何地？这不是背弃资本主义阵营吗？而且，如果司徒雷以大使身份访问北京，势必会被外界解读为美国公开向新中国释放善意，这样会大大增加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为别人搭台捧场的事，美国才不会干呢。

司徒雷登访问北京的愿望落空，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黯然离开生活了50年的中国，踏上了回国的归途。16天后，一篇雄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别了，司徒雷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