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洗浴业开山鼻祖——董世德（董六）

万有裕

当我们的话题转向中国的洗浴传统，东北地区无疑是最为光彩照人的明星。在这片热土上，沈阳以其独一无二的洗浴文化，璀璨夺目，犹如明珠般镶嵌在洗浴业的王冠上。这不仅在国内享有盛名，沈阳更是以势不可挡的姿态，向世界洗浴中心的宝座稳步迈进。

深入探究沈阳洗浴业的辉煌历史，我们不禁要问，是谁奠定了这一切？在20世纪初期沈阳洗浴业的历史长河中，通过仔细研究众多资料，我们可以无可争议地得出结论：董世德，人们亲切地称他为“董六”，他是沈阳洗浴业的祖师爷，其开创性的贡献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如同北国的寒冰，历经岁月依旧坚不可摧。

一、董六其人

（网上流传的董世德画像）

1872年5月28日（农历四月十三日），在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县霍家桥镇董家村，一声婴儿啼哭，董世德来到了这个世界。他的童年似乎注定要在波澜中度过，尚在婴儿时期的他就失去了双亲，但在兄嫂的深情抚育下，如同禾苗在风雨中顽强生长，他以嫂嫂的乳汁为食，茁壮成长。

家境的贫寒并未阻止他成长的脚步，相反，它锻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十七八岁时，他依照哥嫂的安排，在乡间举行了简约而温馨的婚礼，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位妻子，标志着他成家立业的开始。然而，不安于现状的董世德，在短暂的的家庭生活后，决定离家追求更高的目标，投身于学艺的征程。

岁月如梭，二十余岁时，他的学徒生涯告一段落，在扬州这个古老的城市里，他开设了自己的小裁缝铺，以此为基，开始了他的商业之旅。在这里，他遇到了陈氏，一位常来为姑娘们定制衣物的妓院女佣，两人相知相惜，不久后便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她成为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并为他生下一女。

在那个时代，多妻并不少见，董世德亦是如此。他同时肩负起两个家庭的重任，无论是在乡村还是繁华都市，他都扮演着家庭顶梁柱的角色，用他的坚韧和责任心维系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安宁与幸福。二十多年间，他如同勤劳的农夫，耕耘不息，用双手和智慧编织着家庭的未来，书写了一个普通人不平凡的人生篇章。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来到了1924年。在那个凉秋，陈氏，这位董世德生命中重要的女人，不幸离世。她在这世间最后的温柔，是在生命的烛光即将熄灭之际，精心安排了来自苏州的女子张佐卿，她曾带至奉天，如今成为了董世德的续弦之选。

于是，董世德与张佐卿结为连理，而他的原配妻子，远在千里之外的乡下，依然康健，常常跋山涉水，只为探望在奉天的董世德。

董世德的侄孙董祥万，在回忆的访谈中，满怀深情地提及：“我的爷爷，他一生淡泊女色，远离纷扰，仅与三位女性结下了一段段深刻的缘分，其中两位更是在同一时期成为了他的妻子。令人赞叹的是，家中始终保持着和谐与融洽，这实在是难能可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二任妻子陈氏，她与董世德共同经历了人生的甘苦，携手面对生意场上的风风雨雨。陈氏对董世德日后的家业蓬勃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她的贡献不可磨灭。

在江苏省江都县霍家桥镇董家村的怀抱中，九河交织的地貌赋予了这片土地独特的自然景观，却也带来了无尽的挑战。干旱与洪涝轮番肆虐，让这里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董家也不例外，他们在这片严酷的土地上，世代辛勤耕耘，承受着大自然的考验。

董世德，这位后来的家族支柱，在新婚的喜悦还未消退之时，便与兄长们谋篇布局，共商家中大计。他们最终达成共识：大哥大嫂留在家中，守护着祖辈留下的根基，而董世德与他的兄弟们——老三、老四、老六，以及大侄子董吉星，将踏上外出闯荡的征程，去寻找属于他们的未来。家中女眷，则守望着这份家的温暖，等待着他们归来。

抵达江都县后，董世德选择了裁缝这一行业，他潜心学习，掌握了包括镶嵌与刺绣在内的全套裁缝技艺。一旦技艺成熟，他便毫不犹豫地前往扬州这座繁华的城市，开设了自己的小裁缝铺。这里，他将用他的双手和智慧，剪裁出属于他的天地，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民国初年，江都县遭受了沉重的灾难，饥荒如同黑雾笼罩，让人们的生活陷入绝境。在这样的背景下，董世德已经年近四十，承担着来自两个家庭的责任。他不仅要赡养留在乡下的妻子，还要照顾在城市的妻儿和哥嫂。面对生活的重压，他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决定跟随许多同乡的脚步，踏上闯关东的艰难旅程。

初到辽阳市，董世德开始了贩卖榛子等小商品的生活，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但总算能够勉强维持生计。随着张作霖就任奉天省长，奉天城逐渐向外界敞开大门，成为一个充满商机的商贸城市。董世德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机遇，决定前往奉天，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奉天，董世德投奔了同乡卞松涛，得到了他的帮助。在南满附属地平康里（日本人称为青叶町或腾浪町），他租下了一间房屋，开设了自己的裁缝铺。这个地区日本侨民众多，生活繁华，娱乐业兴盛，为董世德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裁缝技艺的广阔舞台。在这里，他不仅能够养家糊口，还有机会让自己的手艺发光发热，为未来的事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那个年代，裁缝铺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场所，更是社会地位与身份的象征，只有社会上层人士才有资格光顾。因此，董世德得以有机会广泛接触奉天的上流社会和权贵阶层。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结识了两位挚友——姚允端与马海铭，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董世德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姚允端，原奉军医院的医生，不仅医术高明，还是一位热爱文学、古玩的文人雅士。上世纪20年代初期，姚允端常来董世德的裁缝铺定制衣物，与董世德结缘。尽管董世德的文化程度不高，但他那温顺礼貌的性格、聪慧的头脑以及高超的手艺，深深吸引了姚允端。在频繁的交往中，两人相互欣赏，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姚允端在董世德置地建房时慷慨相助，预留了院落和房间给他；后来，两人更是携手合作，共同投资经营买卖。当姚允端迁居天津时，董世德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保管其书籍古董的重任；而姚允端也未曾忘记董世德的恩情，甚至替其抚养养子。两人之间的情谊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历久弥新，成为那个年代中最珍贵的友谊之一。

马海铭，作为董世德在青叶町平康里居住时的邻居，是他另一位重要的朋友。马海铭在兴业银行工作，职业稳定，家庭条件优越，拥有多项房产和投资。在奉天票贬值、经济动荡的时期，马海铭凭借自己的经济眼光和对董世德的深厚友谊，及时帮助他将奉票兑换为大洋，避免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份慷慨的帮助让董世德深感温暖，两家因此结成了干亲，关系更加紧密。直到今天，两家后代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继续传承着先辈之间的深厚友谊。

在20世纪20年代初，董世德凭借裁缝铺的成功经营，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在好友姚允端的引荐下，他以极优惠的价格购得了奉军将领汲金纯在大西边门南大十字街的花园地皮。这块地皮广阔无垠，董世德并没有急于全面开发，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先在其西侧动工，建立奉天首家配备暖气的澡堂——“汇芳园澡堂子”。这一创新举措不仅满足了当时民众对于舒适洗浴的需求，也显示了董世德的市场洞察力和商业布局能力。

董世德的商业触角继续延伸，他在南满附属地青叶町平康里（现今太原街附近）购置土地，建造房屋，并开设了一家名为“百花香馆”的妓院。这一决定在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背景下，也是董世德多元化经营、分散投资风险的一种方式。“百花香馆”很快成为了奉天知名的娱乐场所，生意兴隆，为董世德的产业带来了更多的繁荣。

然而，繁荣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1922年至1924年间，两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导致奉票急剧贬值，金融市场动荡不安。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董世德展现了他的应变能力和果断的决策力。他迅速将手中的资产变现，并将其全部投入到了南满附属地青叶町平康里邻居马铭海任职的兴业银行中。这一举措不仅让他成功规避了奉票贬值带来的巨大损失，还在战后以一对一的汇率顺利兑回了本金，实现了财富的保值增值。董世德的这一举动在奉天商界引起了轰动，他也因此成为了众多商家中的佼佼者。

董世德的侄孙子董祥万的描述为我们描绘了一位成功商人同时也是一个简朴、勤勉、务实且富有善念的人。即使在他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之后，他的生活依旧保持着朴素的方式，穿着长袍马褂，饮食简单，喜欢吃拌豆腐、红苋菜，尽管生活富足，但他并不奢华。

每天早晨，董世德会由拉黄包车的穆喜魁接送，先到他自己开设的澡堂子泡澡、喝茶，随后便会到各个买卖家中视察，收钱，并将收益分配给各分支的负责人，剩余的资金则会存入银行。他的生活中没有过多的女色、应酬，也不抽大烟，更没有涉足官场，寻求官职。董家也没有雇佣带枪的保镖，也没有日本人光顾，显示了他的中立立场和与日本人的距离。

董世德对开买卖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他也喜欢做善事。一旦有了积蓄，即使资金不足以开设新的买卖，他也会设法筹集资金，首选是与朋友合伙，其次是向家中富有的大侄媳妇借款或让其参股，有时还会安排她的儿子管理新开设的生意。在良好的营商环境下，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陆续开设了四个澡堂子、一个妓院、一个烟馆、一个粮栈（后改为酱园）、一个电影院、一个旅馆、两个药房等十一处生意。

这样的描述展现了一个多面性的董世德，他不仅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也是一个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人，他的生活态度和商业实践都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商人的特点。

董世德在奉天的日子，除了经营生意，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抚养侄子及侄孙们长大，安置远亲近邻，接济家乡的穷人，尽他所能去做善事。他的生活充满了对家庭、社会和家乡的责任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家族和亲情，以及乐善好施的美德。

1945年11月25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转移，沈阳城内的命运指针发生了剧烈摇摆。国民党暗杀团的阴影笼罩了这座古城，而一支名为“铁血锄歼团”的神秘组织，在齐觉生的带领下，如同狼烟般崛起。他们的第一步，是对董世德这位知名人士的巨额勒索。

董六，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敲诈，他的回答平静而坚定：“银行已被冻结，家中并无储存。”铁血锄歼团并未因此退缩，他们将目标转向了金银财宝，董六则答应以“三日之后”给予答复。

然而，1946年元月的一个寒冷日子，董家的大门内迎来了三位不速之客。他们与董世德的会面短暂而致命，仅仅半小时后，董世德便在铁门外倒下，由他的忠仆穆喜魁背回房中。穆喜魁竭力抢救，但董世德因失血过多，终难回天。

董世德的一生，如今只能在一些古老的诗篇中寻找回响，就像《红楼梦》中的“红楼十二曲”所吟唱的那样：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个有，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呼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二、“三把刀”起家

民间谚语云：“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深刻揭示了选择行业对于个人成功的重要性，尤其是能将个人兴趣与职业相融合，更是通往成功的捷径。董世德投身于既热爱又契合自身特质，且恰是扬州人擅长的小本高回报服务业，从而成功开启了事业新篇章。

扬州，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以“三把刀”闻名遐迩——即美食之厨刀、沐浴修脚之刀、美容美发之理发刀。这三者不仅承载着扬州独特的休闲文化气息，更作为具有深远影响力和开发潜力的文化符号，逐渐崭露头角，广为人知。历经近2500年的风雨沧桑，汉、唐、清等朝代的兴衰更替，不仅见证了“三把刀”行业的蓬勃发展，也在逆境中激发了扬州人携带这三把技艺远赴他乡，甚至漂洋过海，开辟新天地的坚韧与智慧。

时至今日，淮扬菜凭借其精湛的“厨刀”技艺，跻身中国四大名菜之列；扬州沐浴业则以精湛的“修脚刀”技艺享誉全国，成为各大城市的亮丽名片；而美容美发行业，则以“理发刀”为媒介，赢得了国内外市场的广泛赞誉。扬州，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三把刀”文化的发源地与传承中心。

扬州的“三把刀”，不仅是一个经济品牌，更是一个蕴含深厚文化底蕴的品牌。在扬州人手中，这三把刀超越了技术的范畴，升华为一门艺术，是连接南来北往、乡亲邻里间互助合作、共谋发展的桥梁。它们不仅是扬州人精湛技艺的展现，也是广结善缘、扎根立足的重要支撑。

董世德，这位来自扬州、闯荡关东的苏北汉子，在扬州度过了二十余载春秋，那里的生活习俗、“三把刀”所承载的历史、经济与文化内涵，早已深深烙印在他的灵魂之中。当他怀揣着“三把刀”——虽非传统意义上的厨刀，而是修脚刀、理发刀与裁缝剪刀，毅然决然地离开故土，踏上关东之旅时，这份技艺与情怀成为了他最坚实的后盾。

董世德的“三把刀”之路，虽非完全沿袭扬州传统，却同样闪耀着智慧与商业的光芒。他以裁缝剪刀为起点，逐步涉足沐浴业，运用剃头刀与修脚刀，在奉天这片土地上开启了他的商业传奇。

董世德的创业之路，始于一把不起眼的“裁缝剪刀”。他凭借这把剪刀，两次开设裁缝铺，亲力亲为，不仅赢得了名声，积累了财富，还广交了朋友。

自幼便展现出心灵手巧特质的董世德，在哥哥的安排下，踏入了江都县一家裁缝铺的大门，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在那里，他迅速掌握了缝制普通衣物的基本技能，更以勤奋和聪慧赢得了师傅的青睐，得以传授镶嵌、刺绣等高级技艺。学徒期满，董世德带着满身的技艺与满腔的热情，来到扬州，仅凭一把裁缝剪刀，在租住的简陋小屋中，开启了他的创业之旅。

凭借着精湛的手艺，尤其是对镶嵌与刺绣的独特见解，董世德很快便在扬州城内名声大噪，被誉为“董绣匠”。他的小裁缝铺生意兴隆，顾客络绎不绝。董世德不仅注重技艺的提升，更重视信誉的积累，与众多商家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彼此间充满了信任与尊重。在这个过程中，他还结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其中就包括妓院的女佣陈氏，这段缘分最终引领他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并育有子女，成就了一段佳话。

民国初年，扬州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天灾，乡村凋敝，城市萧条，生计艰难迫使许多人背井离乡，向北逃荒。董世德，肩负着乡下与城里两个家庭的重担，眼见小裁缝铺也难以维持，毅然决定加入这股洪流，踏上了闯关东的征途。

他先是抵达辽阳，随后辗转至奉天，幸得一位在奉天南满附属地经营妓院的老乡卞松涛相助。卞松涛不仅为董世德在南满附属地的老平康里租下了房屋，还助他重操旧业，开设了一家裁缝铺。董世德再次以裁缝剪刀为伴，采用“前店后场居家”的独特经营模式，专注于制作融合苏杭刺绣元素的旗袍、上海新潮洋装，以及镶嵌精美的男式长袍。

凭着高超的手艺、精湛的技艺和优质的服务，董世德的裁缝铺迅速赢得了奉天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以及当时繁荣的色情行业中妓女们的青睐，她们纷纷慕名而来，定制衣物。随着口碑的传播，董世德的生意日益兴隆，他不仅因此结识了众多达官显贵和富商巨贾，还赢得了他们的赞誉与关照，名声大噪，利润丰厚，更结交了不少挚友。

其中，与在奉系军队担任医生的姚允端的友谊尤为深厚。姚先生不仅成为董世德的知己，还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帮助他低价购得了大西边门的一块地皮。这一机遇不仅为董世德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预示着他未来在奉天的商业版图将进一步扩大。

在董世德事业蒸蒸日上的时期，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商业眼光和拓展能力。一边，他继续精心经营着裁缝铺，不仅保持了原有的高品质服务，还通过扩大规模和招聘张姓老乡作为成手裁缝，进一步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他在裁缝业界的地位，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顾客和市场份额。

另一边，董世德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他利用在奉天积累的人脉和资源，开始在大西边门盖房，筹备开办汇芳园澡堂子。这一决策展现了他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洞察和多元化发展的战略眼光。澡堂子的开业，为他开辟了新的业务领域，也为他后续利用“理发刀、修脚刀”进行服务提供了理想的平台。

随着澡堂子的顺利开业，董世德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裁缝铺让渡给张姓老乡经营。这一举措既是对张姓老乡能力的认可，也是董世德自身角色转变的开始。他不再亲自操持裁缝剪刀，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澡堂子的管理和运营中，利用理发刀和修脚刀为顾客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

三、“四家澡堂子”立业

在裁缝铺积累了一定积蓄后，面对资金不足却渴望拓展新业务的挑战，董世德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利用这些传统技艺，开设成本相对较低却能稳定盈利的澡堂子。他曾和养子董吉瑞说，“开澡堂子成本最低，仅仅用一池子热水，靠理发、搓澡、修脚手艺就能赚钱。”

汇芳园澡堂子——

（汇芳图澡堂子及附属设施平面图）

汇芳园澡堂子的选址也颇具匠心，董世德选择了大西边门大南十字街这一位置，这里原是奉军将领汲金纯的花园，地块大且交通便利，虽不直接临街，但通过一条小胡同即可直达大街，为澡堂子带来了可观的客流量。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董世德采取了分阶段建设的策略，首先集中资源建设了澡堂子的核心部分，包括锅炉房、工友大厨房、仓库以及男女浴室等，确保了澡堂子能够顺利开业运营。

在董世德的精心规划下，汇芳园澡堂子不仅具备了完善的硬件设施，还注重提升服务质量。他充分利用扬州传统技艺中的理发、搓澡、修脚等手艺，为顾客提供舒适愉悦的休闲体验。这种独特的经营模式和优质的服务质量，使得汇芳园澡堂子迅速在当地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广泛的认可。

此外，董世德还注重员工的住宿问题，特地在澡堂子东侧建造了工友住房，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居住条件。这种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不仅增强了员工的归属感和工作积极性，也为澡堂子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汇芳园澡堂子在那个时代，不仅仅是满足人们基本洗浴需求的场所，它更像是一个集休闲、娱乐、放松于一体的社交空间。董世德作为一位深谙扬州传统技艺精髓的扬州人，将“扬州三把刀”中的“理发刀、修脚刀”技艺在澡堂子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为顾客提供了全方位、高品质的服务体验。

澡堂子内，修脚、搓澡、按摩、理发、喝茶、吃点心、休息等多样化的服务项目，让顾客能够在这里度过一个悠闲自在的一天。尤其是理发服务中的修面、打眼、挖鼻、采耳等精细活路，更是展现了扬州人技艺的精湛与独特。这些传统技艺不仅让顾客感受到了身心的放松与愉悦，也成为了汇芳园澡堂子独特的品牌魅力。

董世德在经营澡堂子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扬州人的勤劳与智慧。他不仅对工友管吃管住，还通过小费制度激励他们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这种灵活的经营模式不仅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确保了澡堂子服务质量的持续提升。因此，汇芳园澡堂子在当时的社会中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口碑。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汇芳园澡堂子也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命运。它曾是董世德经营时间最长、最成功的一个买卖。解放后，澡堂子被交到了人民政府手中，并几经辗转、易主。尽管如此，汇芳园澡堂子依然保持着其独特的韵味和魅力，成为了百年老店。

如今，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时，不禁为董世德的商业智慧和扬州人的传统技艺所折服。汇芳园澡堂子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扬州文化和传统技艺的传承者。

大观园澡堂子——

（大观园澡堂子及百花香馆布局平面图）

上世纪20年代，董世德以其独到的商业洞察力，携手妻子共同耕耘，通过精心的筹划与不懈的努力，成功在 南满附属地平康里（青叶町）购置土地，并创立了其第二个澡堂子——大观园澡堂。这一举措，不仅象征着董世德商业版图的进一步扩张，更是其对市场脉动与顾客需求准确把握的有力证明。

大观园澡堂的内部装潢极尽奢华与精致，红木雕刻的床架、打磨光滑的石材浴池、璀璨夺目的珐琅浴盆，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其不凡的地位。董世德不仅吸取了京城与沪上等地的高级澡堂经验，更开创了官塘雅座，并特别增设女盆，以满足不同顾客的个性化需求。他的商业触觉敏锐，洞察到顾客在享受服务过程中的隐性需求，因此设立了小卖所，提供给顾客更加便利和体贴的服务。

大观园澡堂的选址可谓得天独厚，它恰好位于董世德经营的另一家繁华场所——百花香馆的对面。这一精妙的布局不仅实现了资源共享与互补，还催生了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大观园澡堂为百花香馆的顾客提供了便捷的洗浴和休息服务，而百花香馆反过来也为大观园澡堂带来了稳定的客源。这种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生意的繁荣。

董世德成功地将大观园澡堂子打造成为了一个集洗浴、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场所，赢得了广大顾客的喜爱和信赖。

会兰亭澡堂子——

（会兰亭澡堂子大楼）

会兰亭澡堂子的诞生，标志着董世德商业帝国的又一次版图扩张。在百花香馆与大观园澡堂子均已取得丰厚利润的基础上，他凭借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再次与合作伙伴携手，共同打造出了这座当时沈阳城内规模最大的浴池——会兰亭澡堂子。

这座澡堂子选址于中街通天街北口，地理位置优越，临近繁华的商业中心，为其未来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宏伟的规模甚至超越了当时的知名浴池澄瀛泉，成为了沈阳城的新地标，引发了市民的广泛关注。

会兰亭澡堂子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洗浴场所，它更是一个集休闲、社交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在这里，顾客不仅能享受到舒适的洗浴服务，还能在优雅的环境中放松身心，进行社交活动。董世德通过会兰亭澡堂子，为沈阳市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将澡堂文化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那个年代，澡堂子不仅仅是人们洗净尘垢的场所，它更是社交互动的核心地带。会兰亭澡堂子深谙这一社会功能，为顾客提供了热水泡茶、中午饭等周到服务，营造出一个温暖而舒适的休闲环境。老一辈的沈阳人至今仍怀念在会兰亭澡堂子里度过的惬意时光，他们围坐在躺椅和热炕上，品尝着滚烫的茶水，畅谈着人生的点点滴滴，享受着那份难能可贵的宁静与放松。

同时，会兰亭澡堂子也是澡堂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在旧时沈阳那个严寒的冬天，家庭供暖设施的匮乏使得澡堂子成为了大多数人驱寒取暖、舒缓身心的首选。在这里，人们不仅能够洗去一身的疲惫与寒意，还在热气腾腾的池水中找到了归属感和温暖。这种独特的澡堂子文化，不仅丰富了沈阳人的日常生活在，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沈阳社会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会兰亭澡堂子的经营历程，无疑是一段跨越世纪的历史见证。从董世德的初创，到历经分家、公私合营，再到最终被时代变迁所淘汰，它的故事充满了曲折与变迁。然而，正是这些历史的沉淀，让会兰亭澡堂子不仅仅是一个洗浴场所的代名词，更成为了沈阳澡堂子文化的重要象征。

尽管会兰亭澡堂子已不复存在，但它所代表的澡堂子文化和那段悠闲自在的时光却永远镌刻在了沈阳人的心中。它见证了沈阳城市的发展变迁和人民生活方式的演变，也承载着一代又一代沈阳人的美好回忆和情感寄托。

在今日的浴池产业中，洗浴远远超越了基础的清洁需求。这里，泡池的温热、淋浴的畅快、桑拿的蒸腾、护肤的滋养、搓澡的细致、汗蒸的舒适、按摩的舒缓、足疗的养护，各类服务交织出一幅休闲、娱乐、保健共融的画卷。浴池不单是身体的乐园，更是文化的交汇点和社交的新舞台。

澡堂子文化，它并未随会兰亭澡堂子的拆迁而沉沦，反而在时间的洪流中愈发璀璨。以其独有的魅力与深邃的内涵，它持续塑造着我们的生活习惯与文化认知，成为沈阳乃至全国洗浴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一环。这不仅仅是一种服务，这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心灵的享受。

新新园澡堂子——

（新新园澡堂子后改为小西浴池）

新新园澡堂子的筹办与开业历程，无疑是一段充满挑战与坚持的故事。从1930年秋开始筹备，到1931年建造，再到1933年正式开业，董世德经历了诸多磨难和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最终才将这座小巧精致、中西结合的澡堂子呈现在世人面前。

（辽宁省政府训令市政公所原文中所带的附件）

（恳祈政府恩赐发给建筑许可证资料影印件）

新新园澡堂子的设计无疑是其亮点之一。与汇芳园澡堂子相比，它显得更加洋气、时尚。占地面积虽不大，但布局合理，上下两层四十多间房间，既小巧又精致。其建筑风格融合了中西元素，楼顶突出的花式图案、避雷针、水刷石墙面以及花草式样的装饰，都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尤其是那座带台阶的漂亮大门和西洋锁的配置，更是成为当时城市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内部设施方面，新新园澡堂子也做到了尽善尽美。理发、修脚等服务一应俱全，休息室多为单人间，保证了顾客的私密性和舒适度。一楼女盆、二楼男盆的设计，以及大池子分割为四个小池子的创新之举，都体现了对顾客需求的细心考虑。此外，楼上楼下都设有理发室、洗衣、洗脸、厕所等设施，极大地方便了顾客的使用。

新新园澡堂子之所以能够取得长期的成功，除了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完善的内部设施外，还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它位于小西路大街，对面是第一商场，西面是电车厂，周围还有繁华的回回营兴游园，人流量大，交通便利。这样的地段优势为新新园澡堂子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源。

新新园澡堂子的开办，对于董世德来说，既是其商业生涯的巅峰之作，也是其生意之路开始滑坡的转折点。在1930年之前，董世德的生意如日中天，他成功地开设了一个又一个的买卖。然而，随着新新园澡堂子的筹办与开业，董世德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

1931年，当董世德终于获得批准在小西车库东墙外领租地皮上建筑澡堂子时，他已经年近六旬。这场旷日持久的筹备过程不仅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更让他身心疲惫，失去了往日的激情与活力。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或许已经不再是那个能够紧锣密鼓地开疆拓土的年轻商人了。因此，在新新园澡堂子之后，他逐渐减少了商业活动，转而将精力放在了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建设上。

然而，时代的变迁并没有给董世德留下太多喘息的机会。1931年后，随着日本人的侵占和统治，沈阳的商业环境急剧恶化。董世德不断被勒索和摊派，生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他勉强开设了亚洲电影院和亚洲旅馆等新的买卖，但这些努力都未能挽回其商业帝国的颓势。到了1937年，董世德的生意已经步履维艰，开始走下坡路。

四十年代后，随着日本人实行经济统制政策，所有物质都掌控在他们手中，商人们的经营更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董世德的买卖也未能幸免于难，他不得不忍痛割爱，将酱园、药房、百花香馆以及在南满附属地的房子等产业统统卖掉。这些曾经是他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如今却只能成为他商业生涯中一段苦涩的回忆。

接下来，沈阳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人掌控下的傀儡政府取代了军阀张学良的统治，这对董世德的生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他仍然照旧缴租纳税，但政府的更迭和政策的变动使得他的经营环境日益艰难。

在这期间，董世德还经营着连奉堂浴池。该浴池在民国时期声名远扬，营业面积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低中档浴客洗池塘、高档浴客洗盆塘的洗浴惯例。当时，连奉堂浴池的从业人员达到120余人之多。

（新新园澡堂子透视图）

（连奉堂浴池）

董世德去世后，其家族产业由侄孙子董祥华当家。然而，董祥华并未能扭转家族产业的颓势，反而不断地变卖产业。到沈阳解放时，董世德的产业已经所剩无几，仅剩下三个澡堂子。

1949年分家时，董世德的产业按照家族规定进行了分配。然而，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这些产业很快就被交公或转让给了他人。新新园澡堂子作为家族的重要产业之一，在公私合营政策下被改名为“小西浴池”，最终成为了国有企业。这标志着董世德家族在商业领域的辉煌历史告一段落。

董世德与澡堂子的深厚渊源，确实是他商业生涯中最为显著的特色。从他的成功经历来看，选择澡堂子这一行业无疑是他人生中极为明智的决策。

首先，董世德对澡堂子行业的热爱和熟悉源于他的家乡背景和早年经历。作为江苏省江都县人，他从小生活在扬州，那里丰富的沐浴文化和精湛的手艺深深影响了他。搓澡、理发、修脚等技艺，对他而言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融入血脉中的文化和习惯。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技艺传承，为他日后在澡堂子行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作为一个穷光蛋闯关东的创业者，董世德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涉足那些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而是选择了门槛相对较低、市场需求稳定的澡堂子行业。他深知“只要一池子热水就能赚钱”的道理，这种务实的经营哲学让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稳步前行。

再者，董世德对澡堂子行业的热爱也体现在他的个人生活习惯中。他每天早出晚归，先到自家澡堂子泡澡、喝茶、休息，这不仅是他放松身心的方式，也是他对澡堂子深厚情感的体现。这种将工作与生活紧密相连的态度，使得他在经营澡堂子时更加用心、更加专注。

董世德所开的其他买卖也大多围绕着澡堂子的需要而展开。他开粮栈满足澡堂子员工的饮食需求，开小卖所为澡堂子提供配套服务，这些举措不仅增强了澡堂子的综合竞争力，也体现了他对澡堂子行业的全面规划和战略布局。

董世德的一生都与澡堂子紧密相连。澡堂子不仅是他商业生涯的起点和支柱，更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和情感的寄托。他通过澡堂子行业实现了个人财富的积累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商业经验和精神财富。

由此，将董世德称为沈阳洗浴业的祖师爷是恰如其分的。他在澡堂子行业中的卓越成就和深远影响，为沈阳洗浴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关于董世德的记载宛如沙漠中的珍贵绿洲，稀缺而难以寻觅。这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历史人物的资料，如同古老的壁画，随着时间的洪流逐渐褪色、消逝，特别是在缺乏系统整理与保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在某些历史时期，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变迁，一些资料的传播和保存也受到了限制。

当然，要真正理解和还原历史人物的本质，我们必须把他们重新放回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中。人性，这把衡量人类行为的标尺，具有其普遍性和客观性，它能够引领我们深入探索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价值观念，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

在评价董世德时，我们应当超越时代的局限，用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审视他的生平与成就。他不仅是沈阳洗浴业的祖师爷，更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勤奋实干、勇于创新、敢于冒险的商界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