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瓯海青年文化补习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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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瓯海青年文化补习学校

历史应该记住，尤其是瓯海的教育史，应该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瓯海青年文化补习学校”记上浓彩重墨的一笔。

这所1982年9月创办的文化补习学校，完全是“白手起家、仓促上阵”，却补救了瓯海建县初期教育面临的短板，跳出了全县高考录取率明显低于其他市县区的窘境，为瓯海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该校刚创办时借市区清明桥边上的新村小学上课，次年9月迁至灰桥下涂一民宿办学。没花国家一分钱，自筹办公费用。教室与宿舍是租的，课凳桌是借的，所有的教师都是外聘兼的。吃饭须跑上几里地去周边的工厂搭伙（温州制革厂、温州水泥制品厂）。至于操场、食堂、图书馆等等这些学校本该有的设施，这里统统没有。

离休干部李君选老师，年过花甲，包揽了文化补习学校的所有事务。从申报办学、聘请教师、招生录用到编排课程、落实住宿、联系膳食，乃至打印材料、打扫教室、代购饭菜票等等所有的杂务。可以说，他是这所学校唯一的“在编”教师。

就是这所规模仅百人的学校（5年共招生505人），从1983年到1987年5年间，共为高校（包括高中专）输送了270多名学生，年高考升学率平均高达55%以上，直追当年温州中学的升学率。另有100多人提前考入不同系统的公务员队伍。

这样的录取率在当时是极不简单极不容易的。尤其是在这种极其简陋艰难的办学条件下，师生们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

80年代的大学生都是金凤凰，那时候农村的孩子考大学，实实在在就是在跳龙门。55%以上的升学率，对农村的孩子诱惑太大了。

当时瓯海虽有5所区中学（永强、梧埏、三溪、藤桥、泽雅中学），但高考升学率都很低。瓯海县中学还在筹建中，所以瓯海的学生很多人把上大学的希望寄托在青年文化补习班。

　　瓯海县教育局对这所学校给予特别的关照，由于学校属于体制外的，故资金或设施方面无法顾及，但在师资方面给予了最大支持。县教研室有关的教研员和筹建瓯海中学的主要骨干几乎都在这里兼了课。教育局长卢秀球是这儿的常客，负责中学教育的蔡永乐老师，三天两头往这儿跑，成了李君选老师的好帮手。

　　所有任课的老师都非常投入，无私奉献。灰桥下涂路远交通很不方便，只能步行，从梧埏、永强等区中学来兼课的老师，要几经车船周转再步行进去，上一堂课相当麻烦。但老师们毫无怨言，都把来这里上课看作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

这里的上课报酬很低，每讲一堂课仅补贴一块钱。以我为例，每周4节课，周六下午和周日上午各两节课，每月给我的补贴也就十几块钱。课虽少，批改的作业量却大，每周要批改评注上百篇作文。不讲奉献肯定不行。

所有的任课老师都一样，都有一种奉献精神。讲课费，只能看成是学校对任课老师们表示一种心意而已。

　　我在所有任课教师中是最年轻的，容易与学生们沟通，共同语言比较多，所以每逢周末休息，我基本上都在补习班，同学们和我也特别讲得来。我讲的课又是写作课，多一条沟通渠道。同学们在作文中容易讲真话，这使我对他们的真实思想、生活状况有了深入的了解。他们的委屈，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愿望，他们的追求，我成了他们最信任的人，那几年，他们给了我太多太多的感动。

我所以至今还保留着这么多他们当年的作文，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那些年，灰桥下涂还是彻彻底底的农村，宽阔的半滩涂半农田上除了远处的几家工厂，就是民居寥寥的下涂村。每天，天未大亮，方圆几百米的下涂村就被阵阵书声吵醒。田埂上，芭蕉树下，稻草堆旁，处处有同学们读书的身影和声音。

冬天的野外有多冷，霜重风烈。为了找一个清静的学习场所，同学们呵呵手，跺跺脚，坚持在田头背书。

所有的条件都是那么简陋，所有的不应该在这里都属于很正常。现在说起来很多人会不相信。

上课，3米宽，30米长的民房里，紧挨着30多副凳桌，中间仅留一条半尺宽的通道。天热了，里面又闷又骚，气味特别重。

睡觉，27人合睡一个小房间，连蚊帐都无法挂，打地铺的男生无不头顶着头，腿压着腿。女生则3个人一张床，睡相差点，就会从梦里滚到地上。

这些都还能忍受，最受不了的是冬天这里没有热水，夏天，上百号人只能挤一个水龙头。

　　都是20岁左右的大小伙子大姑娘，如果没有坚定的决心和坚强的意志，谁吃得了这种苦。的确，用现在的眼光看，当初的艰苦条件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就是这样的条件，因名额有限，学生们还要想方设法拼命挤进来。一些贫困的家庭，还要举全家之力，省吃俭用，帮助自己的孩子在这里复读学习，以期能跳出农门。

我在补习班曾遇见过一位山区来的家长，一个50多岁的老农民，老大远跑过来看儿子，背着大布袋，里面装的是大米和萝卜干，朴实木讷，一个劲的对儿子重复着一句话：娒，饭要吃饱，饭要吃饱啊！那种疼，那种无奈的父爱，让人心酸。

这种事情太多了，有学生甚至交不起学费但又不愿意退学，李老师便想方设法采取特殊政策将其学费免掉，一直免到考上大学为止。

都说艰难磨炼人，条件越差，越能激发人的进取心，学生们早起晚睡的用功，上课时求知若渴的眼神，课余缠着你百问不厌的韧劲我至今仍历历在目。

这样的学生怎能不考出好成绩。补习班的高考录取率年年攀高，名气越来越大，后来一个班的学生额竟扩容到66人，教室再也挤不下了，有学生就坐在门口听课。

　　名声越响，压力越大，任课老师都把这些做为对自己的鼓励与鞭策，上课更加投入，对补习班的责任感越来越强。

我从1983年到1989年，在青年文化补习班讲了7年的课，基本上见证了补习班办学的全过程。兼课的最初几年，我还在瓯海教育局工作，虽然行政事务多，但我的课安排在周六下午或周日，基本上与工作不冲突，只是牺牲了周末的休息天。1987年我调任瓯海县委办公室工作。办公室工作量大面广，尤其是有一段时间我既担任县委主要领导秘书又主持县委办公室工作，可谓忙得一榻糊涂，按理说，我真的很难有时间兼课，但和所有的任课老师一样，补习班的课我一节都没缺过。

　　7年的写作课，批改的作文可谓数以万计，耗去了我多少青春时光，但我愿意，和所有的任课老师一样，我无怨无悔。每次在批改作文时，都沉浸在一种忘我的感动中，痛苦着他们的痛苦，快乐着他们的快乐。

教师的付出，同学们都看在眼里，铭记于心。师生的情谊远胜于其他学校，特别是同学们对李君选老师的感情，远远超越了普通的师生关系。

　　李老师终于累倒了，1991年4月永远离开了我们。补习班因为李君选老师生病而无以为继。当然，自1988年 瓯海县中学的首届毕业生参加了高考，瓯海青年文化补习班的历史使命从某种角度讲，就已慢慢走向终结。

补习班虽然于80年代末停办了，但凡是在这里学习过的学生，都将这里看成是生命的一个重要节点，他们永远忘不了补习班学习的经历，忘不了对灰桥下涂的情结。

在李君选老师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自发从各地各高校赶回来为李老师扫墓的学生竟然过百，他们还举行纪念活动并集体留了影。

试问，哪位教师有这样的殊荣！

　　补习班的学生没有辜负老师们的期望，多年后，从补习班出来的学生都成了瓯海乃至温州市各行各业各机关部门的骨干。有带“研”带“愽”的教授专家，有创新创业的企业家，不少进入公务员的行列的同学走上了领导岗位。我曾在市委机关工作，与机关部门工作的学生相对接触多一点。在我的视线里，担任县处级领导的学生已不是个别现象，有几位甚至走上了厅局级领导岗位。

　　40年前，我曾给《温州日报》写过一篇文章，报道瓯海青年文化补习班的情况，题目是“斯是陋室，何陋之有”。文章最后总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现在回过头来看，确实如此。

几十年过去了，瓯海青年文化补习班的许多任课老师都已做古，当年的少男少女，如今也巳年届花甲。随着瓯海的教育事业欣欣向荣，日新月异，随着高考的升学率年年攀升，瓯海青年文化补习班巳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如果，现在再不提及这些不该忘记的事情，恐怕，若干年后，后人再也无人知晓在瓯海教育史上曾经立过汗马功劳的“瓯海青年文化补习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