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忆是宜春

彭秋平

　　又是一年开学季。四十年前的9月1日，我从黄土岗火车站出发，登上前往宜春的火车，尔后度过了三年简单快乐的好时光。

　　1984年9月，我到宜春师范读书，我们的学校坐落在市郊，这是一所美丽的校园，如同一幅展开的工笔画，一条笔直的水泥马路贯穿始终，如果以马路为中轴将这画折叠一下，那画的左右一定会重合，这样的画就单调了些，好在两旁的建筑及各种设施错落有致，加上花红柳绿、人流声响、天光云影， 这幅工笔画就活泛起来，特别是校园后面的大教学楼，五层，每层六个教室，加上右边六层副楼，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气势恢宏，因之这“画”厚重了不少。一位校领导说，我们的校园规模在全国中等师范都是首屈一指的。“袁山旁，秀水滨，校园里活跃着快乐的一群；蓝天下，白云里，我们驾驭着理想的风帆。文明团结勤奋进取，文明团结勤奋进取……”当时，我们经常唱着这个由老师作词谱曲的校歌，优哉游哉信步在校园绿树下、草坪上、运动场，过着没心没肺的生活。

　　我们的校园与化成岩（位于秀江北岸，山势从河岸平地崛起，海拔163米）隔江相望，教室北面的窗户就面对着秀江和化成岩，微风自江上掠过，我们天天能嗅到秀江的水气草香。化成晚钟只是宜春八景之一，以至于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大发感叹：“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

置身如此人文胜景，不与文艺沾点边都不可能。

　　我们的老师大都技艺精湛，这就是我们的福份了——后来我们的校友中出了许多作家、书画家、特级教师，与之不无关联。比如：美术老师宋小敏，广州美院毕业，外表不修边幅，当场画出来的作品却容不得半点污渍，后来做到宜春学院美术学院院长和市美协主席；音乐老师蒋曼丽，人到中年仍然身材曼妙，她是学舞蹈出身的，上课时常伴有舞蹈动作，这时她的表情特别生动，与她严肃的教学风格形成反差；体育老师涂小云，教工男篮中锋，球艺很溜，常上演急停跳投甚至单手劈扣，让许多漂亮的女学生拍红了巴掌喊哑了嗓门。

因为老师的引领，文艺的气息，如秀江上的水气草香，始终在校园内外拂动。办展览、开晚会、搞赛事、出墙报、组织征文等活动层出不穷。

　　记得班上开的第一场文艺晚会。肖向丽跳了个独舞《校园的早晨》，动作简朴而不失韵味。郭敏来自小城万载，地地道道的城里姑娘，长得细皮嫩肉，爱走一字步，有城里女孩的气质，她唱的《四季歌》“爱春天的人们啊，心地纯洁，像那美丽的紫罗兰啊，像我的朋友一样……”歌声低缓、悠长，仿佛紫罗兰淡淡的香味，在教室里如水般荡漾，让我们的心也荡漾开来。多年以后，我在《教师博览》发表过一篇题为《如歌的女孩》的散文，而在我们20周年同学聚会上，郭敏问我：“文中的女孩是写我吗？”面对已经成熟的郭敏阿姨，我说“是的。”其实，文中第一部分确实有她的影子，当时我们都是新生，她当值周干部，发放同学菜金时，少了5元，她有点着慌，我数了数我的，正好错发了给我，我主动退还给她，我不能让“美丽的紫罗兰”忧伤，或落泪。

　　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流行跳迪斯科，“成，成，成吉思汗，有文明有魄力有智慧异常英勇；成，成，成吉思汗，不知道有多少美丽的少女们，都想嫁给他啊，喔嗬嗬嗬，都想做他新娘，哇哈哈哈……”摇滚乐、快节奏、青春、浪漫，最是少女的玉指叩响，迎合着音乐的节奏，把一颗颗跃跃欲试的心推到嗓子眼上，倍儿爽。我们都佩服那些能歌善舞的同学，班上也曾请幼师班一位外号叫“假小子”的迪斯科高手，来做我们的老师。场馆是在操场看台里面，我也去学过两次，可我不是这块料，连皮毛也没学到，只凑了一下热闹。若干年后，我对女友说我会跳迪斯科，女友让我跳跳看，看后却笑得喘不过气来：“这就是迪斯科？像抗旱的老农在车水（手摇龙骨水车）。

朱晓东、朱明清爱好音乐和表演，先后当过班长和文娱委员，后来双双成为学校剧团的演员。朱明清多才多艺，在同学30周年聚会上，我听他唱过《滚滚长江东逝水》，声音浑厚、苍凉、忧伤，唱出了老男人的况味，他长得仍然瘦削，只是比学生时沉稳了，我理解一位中年汉子在一所乡村学校多年打拼的苦和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在时光面前，在命运面前，作为男人，什么都应该放下，且不改笑颜。

　　文艺队伍中，人数众多的当然要数文学爱好者。当年我们八四级有一位同学，写了一篇征文稿，经过老师斧正后，得到了全省中等师范学校主题征文三等奖，竟成了校园名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看看，那个在晒被子的男同学，就是ⅹx.，我一看，尖鼻头，双肩还有点耸，绝对算不上帅哥，但不减男同学对他的羡慕嫉妒恨。

有次校团委要出一期“五四”专刊的墙报，叶老师推荐我去抄写，我抄到渝水老乡赵亮的一首新诗，内容记不清了，但写的是新都市生活：太阳镜、牛仔裤、录放机、迪斯科等等，这都是我陌生却向往的生活。之前，我读过赵亮的散文诗《母亲的背带》，写乡土，写母爱，很唯美，但很传统。他的写作颠覆了我对他的认知。后来我们成了多年的文友，每遇合适的场合，我都介绍他：这位是当年我们宜春师范的“白马王子”——人们茫然地望着相貌平平的赵亮，他们想像不出当年的文学有何等魅力，如果这魅力是“白”，那就是“一白遮百丑”。

　　当年，我们八四级十班，就涌现出一批文学爱好者。先说我们寝室里的几位。

陈全平，突然就成了学校广播站的编辑，除了播发新闻稿件，还编辑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一下成了炙手可热之人。睡他上铺的吴安生，痴迷于小说阅读，邓刚的《龙兵过》，他能大段地背诵老海碰子教训年轻水手的话：“漂亮脸蛋儿，就是那么一股子劲，过了那么一股子劲，还得看心眼；我那婆娘，疤丑，可对我忠，炒菜烫酒……”，每当此时，他胖嘟嘟的脸上一抹坏笑，眼里闪烁着诡谲之光，但我可以为他作证，三年师范中他没有谈过恋爱，但文学的“底肥”施得很厚，为他日后的“根深叶茂”作了铺垫。杨招发个子不高，不声不响，人很聪明，擅长画画，还喜欢写点东西，有一次把我拉到马路边的黑板报前，指给我看他发表在黑板角落里的一首八行寓言诗。后来听说他辞去了教师的工作，改行到新媒体打拼，听说做了导演。他们的表现正暗合了我后来写的一首诗：“作为一个男人/外表平凡是假平凡/内心平凡才是真平凡/而我不想做一个让人忽视的人。”

　　有一年，学校组织征文，我们班姚卫东、周德根、陈海燕三人囊括了三个一等奖，顿时十班名声大震。而我用心撰写的参赛稿却名落孙山，听说在第一轮就被刷下去了。我学会了把书看重些。印象最深的是李国文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和艾煊的长篇小说《大江风雷》，前后读了几遍，读到好的词句和段落，我就抄写下来，早读课时常朗读。三年下来，竟抄了两本笔记。我暗下狠心：变成铅字才是本事！课余时间，我写下了十几页信纸的小说《秋雨濛濛》，却不好意思拿给别人指点。当时，《江西青年报》“春泥”副刊，每期都会刊发小说、散文、诗歌、散文诗等短小的文章，是我关注的报纸。我偷偷给她投过稿，但那些美丽的稿笺，像纸飞机，飞呀飞，最终飞进了编辑的废纸篓。

　　因为相同的爱好，我和邱爱应交往了40年。

老邱喜欢充大，常闹得自己的左脚踩了右脚，让人发笑。初相识时，他对我们这些同学说：叫邱叔叔（当然没人买他的账）。他有时将脖子扯得像鹅，说：身高也有一米七了（他新穿了一双高跟皮鞋）。又拍着自己的胸脯说：你邱叔叔这身体，没得说（几天后却得了阑尾炎，痛得嗷嗷叫，被人抬到市人民医院做手术）。

老邱对文学那是真热爱。在师范时，创办了文学社，自封社长，并主办油印刊物《泛舟》，发表了《小屋就要亮起灯光》《环形跑道》等小说和散文诗，并因此而出席过宜春市的文代会。1998年10月，毕业十年之后，他突然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是在《中国青年报》看到我的散文《阳光的声音》，信中说：“老同学，没想到你还在坚持文学创作。”而这么些年来，他先后当过副乡长，县机关科级干部，可谓意气风发，让仍在乡下教书的我羡慕不已。几年后的一个冬天的下午，天气很冷，还下着小雨，他转了几趟车，跑了几百里到我所在的乡镇中学，要问我借几百块钱盘缠，到温州去打工。此时的他脸色暗沉、神情沮丧，原来他在县城受到谄害，堵气停薪留职，老婆也不理解他，他身无分文出来，问了身边几个朋友，都支支吾吾搪塞他，只能跑到我这里了。翌日上午我送他上了班车，看着他穿着臃肿的棉袄转身远去，心里真为他捏一把汗。他总算在温州立住了脚，找到了一家企业报做编辑工作，工作之余还兼职做家教。凭着多年的文学积累，他发展得不错。但在繁华的异地他乡，他肯定会想家，想自己的妻儿，这里尽管灯火璀璨，但没有一盏是为他点亮的，他在半夜醒来常泪湿枕巾。整整在外面漂泊了十年，直到原单位请他，他才体面地回去。他吃了很多苦，我想起他曾经创办“泛舟”文学社，是文学这叶小“舟”，让他“泛”过了那十年艰难岁月，才成就了如今的新闻“笔手”和讲座“专家”。

　　周小平和我一起分在渝水区姚圩镇任教，后来他改行到城里企业任职，但好景不长，随着国企改革，他下岗了，成了无业之人。他一个人租住在砖瓦房里，四壁有些地方漏风，灯光昏暗，他静下心来，支起书桌，铺纸、蘸墨、临帖，渐渐在字里行间凸显自己的个性和气息。而在冬天的夜晚，他的屋子里没有空调，听着窗外呼呼的北风，全身发冷，手指僵得几乎握不住毛笔。他屏神敛息，墨汁落在毛边纸上，慢慢濡散开来，他听到了墨汁顺着纸纹走动的声音，像月光的脚，走在大地上，那么温柔，又那么广袤。他的作品入选国展，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创办的书法培训教出了13位书法研究生。更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他创作古诗词近百首，成为诗书并进的艺术家，正如《诗书嘉年华》对他的评价：“对他来说，如果把艺术比作一只美丽的飞蛾，那么书法是鳞翅，文学是鳞翅上的金粉了，阳光下沏，鳞翅抖动，金粉飞扬，这才是作为艺术的完美境界。”

“一头扎下去/一段默默蕴蓄的青春/一朝拎出来/一串丰硕饱满的红色姓名。”当我读到这首题为《红薯》的小诗时，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正是我的这些同学的真实写照吗？他们是励志的典范，是我学习的榜样。谁能想到,憨厚且笨嘴拙舌的周德根,能做到宣传部的常务?谁能想到，当年不爱说话的毛文军，竟弃教经商，成为亿万富翁？他如今说话仍然温文尔雅，看到美女仍会脸红，真正的儒商。而“儒”，是经文学的阳光雨露并在漫长时光里涵养出来的。

　　曾经坐我前排的谢小梅，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秀江之水养人，她在三年中长“开“了，由一根小枝条，绽放出嫩叶娇花。前些天与她聊天，才知道她当年努力读书，是想以出色的成绩而保送到宜春师专深造，拿到大专文凭。可惜运气不佳，前几届都有保送的名额，偏偏我们这一届没了。她的话让我敬重，又让我沉重。我们这些师范生，为了生存和发展，后来都利用业余时间，挤进了没有围墙的专科、本科深造，这种文凭在社会上很受歧视。有教育学院脱产学习的指标下来时，我们没有门路；公开选拨人才时，要全日制大专文凭才能报考；等到所有本科文凭都可报考时，我们已经考不过年轻人了。改行呀，调动呀，职称评聘呀，提级呀，甚至由小学上调初中任教，都受了很多掣肘和委屈，却偏偏是义务教育的中坚力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以说是一生崎岖，每个人都有一部心灵痛史和奋斗史，用“中师生”公众号里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教育之大幸与个人之不幸。好在我们都挺过来了，都干得不错，每个人都了不起。

　　我从教 18年后，最终调到城里并进入机关工作。目前我的同学有的已经做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有几个女同学已经退休了，我也进入了职业生涯的末期，我很珍惜现在坐在办公桌前的工作时光（做自己喜欢的事，做一点真实的事情），就像一根长长的甘蔗，仅剩下最后一节了，我要细细的咀嚼和品尝,这最后的甜。我每天走路上下班，经过一个教堂，有时会听到教堂的钟声（这让我想起曾经的化成晚钟），似乎是对我当前职业生涯的隐喻。我想，曾经的宜春师范，往小里讲，她给了我一个饭碗；往大处讲，她给了我一个平台，让当年年轻的我充满各种可能，所以我应该感谢我的母校。

　　这些年来，我曾几次偷偷来到母校回访（不打扰宜春的同学），每一步都踩得生疼。与学校隔江对望的仍是化成岩，但看不到它的真容了，因为沿着化成岩的山势修建了豪华气派的化成禅寺，楼宇层层递进，将化成岩遮挡于身后，寺里善男信女络绎不绝，香火鼎盛，确有“僧居罗上下，钟声答晨暮”的气象，但“江南一胜”和“天然图画”的美誉，只能活在文学和想像中了。而我们的宜春师范早已合并，改作了宜春职业技术学院，现在学院又搬到别处高就，她已彻底“沦落”为一所中学了，一群稚气未脱的孩子在校园里打打闹闹，对我们这些“行行重行行”的人，不屑一顾。在偌大的园子里，我看到那些熟悉的老建筑,还兀自伶仃在校园一隅,40年了，她们神情落寞，在风雨中静默（听说我们的教学楼已成了危房，准备拆除）。我来到504教室，抚摸着墙壁、窗台、黑板和课桌，蒙蒙中听到老师在点名：25号；我听了一个叽愣，但很快反应过来，响亮地应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