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蔡锷重外孙袁泉写《我生长在一个不寻常的家庭中》 贺子申

子申

读了护国大将军蔡锷长子蔡端之外孙袁泉十几年前写的《我生长在一个不寻常的家庭中》一文感触良多。蔡锷后人“没有一个挣大钱、发大财，只是在普通岗位上做着普通工作，但每一个人都恪尽职守，值得信任”。因为他们有一个“辅导员”，所以能“成为一个有思想、有理想、有修养、有趣味的人，一个有独立精神的人，一个与人为善的人”……

故转发此文愿家国情怀历史文化以传承。

蔡锷夫人潘惠英和长子蔡端（右）、次子蔡永宁在一起，1950年代摄于北京

外公蔡端



袁泉：……自己应该担起这份责任，接过外公手中的接力棒。

……我想向读者展现一个真实的蔡锷将军，他决不是文艺作品中那个拜倒在小凤仙石榴裙下的风流将军，而是袁世凯儿子笔下的“军人模范，国民模范”，是袁世凯女婿眼中的“一代完人”，是朱德元帅尊奉的“指路明灯”，是亿万民众缅怀的“护国军神”，是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被当代学者誉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他是一个伟丈夫，一个真英雄！

蔡锷重外孙：我生长在一个不寻常的家庭中

　　作者袁泉（1976--），北京青年作家，他的外公蔡端是蔡锷将军的长子。他因医疗事故导致终生残疾，从未入学校读书。自小在外公蔡端身边长大，耳濡目染知道了许多蔡锷将军的事迹，也得到了将军的精神传承。



　　我出生的1976年，中国地动山摇，出生时的一场医疗事故导致我终生残疾。很多人说我不幸，我却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生长在一个不寻常的家庭中。我的外公蔡端先生是蔡锷将军的长子，我从小到大一直在外公身边，与他朝夕相处。

　　1982年，我6岁，从我们家刚买的小彩电里看到电影《知音》。在那个年代，守着彩电看电影还是挺新鲜的事；而更新鲜更不可思议的是，听大人说，电影里的主人公蔡锷将军是外公的爸爸，是我的曾外公。于是，尽管看不懂，我还是一直看下去。曾外公在电视机里，这事太好玩了！从此我也就知道，每天早起对着我做鬼脸的外公，他的爸爸原来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不久，外公编著的《蔡锷集》出版。有一天外公把书带回家，我看到书里有一张照片，身着便装的蔡锷将军怀抱一个小宝宝。我问他是谁啊，外公笑眯眯地一指自己的鼻子。我乐了，原来外公很小很小的时候是这副样子：圆圆的脸上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还留着阿福头，活脱一个瓷娃娃。我对着照片端详了好久，吸引我的不仅是外公的萌照，还有曾外公的神采。我怎么也不能相信，照片上如此温雅的父亲竟是一个能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就像评书里的关羽、张飞、赵云那样。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曾外公成了一个美丽而神圣的谜。直到长大后，我翻阅了外公保存的许多史料，这个谜才一点一点解开。

　　很小的时候，外公坐在写字台前看书，我就坐在他怀里翻抽屉玩，或者学着他的样子在书上写写划划。多年后，当我翻开外公的藏书，看到那些调皮的涂鸦，我就会想起外公的红蓝铅笔，外公的大烟斗，还有窗外的虫鸣。那些记忆的碎片浸在外公的慈爱里，永驻心间。

　　外公是我童年时的玩伴，带我遛弯、陪我下棋，是他每天下班后必须完成的任务。他常微笑着对我说：“为你效劳是我的荣幸。”这句话从沉默寡言的外公嘴里冒出来，透着一股幽默劲。他起先教我下中国象棋，渐渐下不过我，又教我下国际象棋。他说下棋要下一步看三步，做事情也一样；还启发我去思考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规则差异背后的文化意义。后来听说，棋，居然还是外公测试女婿们的秘密武器。外公有五个女儿，五个女婿“进门”之前，外公跟他们都对弈过。这既是一种联络感情的方式，又能在博弈中看出女婿们的智力水平和思维方式乃至性格特点。这正是外公的过人处，别看总是笑眯眯、话不多，但绝对精细、透辟。

　　现在的人都说教育孩子不容易，而抚养和教育一个残疾孩子想必更难。外公正是以他的智慧，利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教育和影响着我。他说，一个人胸怀一定要开阔，不要总想着自己，要兴趣广泛。但这种说教很少，更多的是给我讲故事。外公说他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是学校里的体育高手，足篮排样样精通，百米速度冠绝全校。有一次学校举办足球赛，最终决赛由他所在的史学系对阵数学系。数学系特厉害，半场一直压着他们打。中场休息时外公跟队友们说，你们就在后面死守，我一个人在前面，你们逮着球就大脚往前开给我。这一招果然见效，下半场外公觅得一次机会，前场得球后利用速度优势摆脱对方后卫，又晃过守门员，破门得分。史学系凭他这一脚拿到了冠军，他“一脚定乾坤”的名头也就此响彻辅仁。

　　外公还给我讲出使国外的经历，印度洋如何浩瀚美丽，非洲的黑人是什么样子……在外公的影响下，我也成了球迷，还像他一样爱查词典、爱看地图，小小年纪就梦想着周游世界。

　　再大一些，十几岁时，外公开始和我讨论国际政治。外公是以一种绝对平等的态度和我探讨的，对我所说的，他会给予恰如其分地评价和赞赏。现在想想，外公正是以一种一般家长很难有的教育方式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我分析事物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我没上过一天学，一切全凭自学。别人都说我聪明，而外公则说我悟性高。但更重要的是，我有一个出色的“辅导员”。没有外公，我不会是今天的我。

　　我20岁时写出第一篇关于曾外公的文章，发表在报纸和刊物上。这对我来说似乎并不难，因为此前我已经听外公讲过一些曾外公的故事，也看了不少相关史料。外公从不曾强迫我做什么，他也没有要求我一定要研读曾外公的历史。完全是我自己的意愿，一来是出于好奇，二来是觉得自己应该担起这份责任，接过外公手中的接力棒。

　　1996年是蔡将军逝世80周年，外公本想带我一起上岳麓山祭拜，这是他的一个夙愿，可惜那一年他的身体滑坡很厉害，已经无力出行。97年的秋天，外公走了。在告别会上，我拉着外公的手说：我会照您说的去做。我知道，外公希望我成为一个有思想、有理想、有修养、有趣味的人，一个有独立精神的人，一个与人为善的人，而这些都与残疾无关。这些话，外公没有说过，但他已经用眼神、用微笑、用行动表达了期许，我知道，我能感觉到。

　　1999年，我第一次登上岳麓山，站在曾外公高大的墓碑前。我在心中默默地说：曾外公，我看您来了。您为国捐躯时，您的长子端生才两岁。他虽然没有取得您那么大的成就，但是一直教育自己的后代，要学习您的精神，勤勤恳恳工作，踏踏实实做人，保持低调、严谨、诚朴的家风。您的后人没有一个挣大钱、发大财，只是在普通岗位上做着普通工作，但每一个人都恪尽职守，值得信任。

　　回想30年前那个坐在电视机前傻乎乎看着电影《知音》的自己，恍然如昨，30年后的今天，我写的《蔡锷大传》即将出版。我想向读者展现一个真实的蔡锷将军，他决不是文艺作品中那个拜倒在小凤仙石榴裙下的风流将军，而是袁世凯儿子笔下的“军人模范，国民模范”，是袁世凯女婿眼中的“一代完人”，是朱德元帅尊奉的“指路明灯”，是亿万民众缅怀的“护国军神”，是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被当代学者誉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他是一个伟丈夫，一个真英雄！

　　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外公”，它是我送给外公的礼物。外公，我知道您会收到，因为我已看到您温暖的微笑。

来源于：国际在线

2011-09-27

蔡锷1915年写给挚友贺培桐（字湘南）的三封信

1915年6月5日信文：

湘南仁兄，执事，鉴。

大札敬悉。

自从来京，慰甚。弟按日八时到局，入夜独归。休憩日每作郊外之游，如过我，请于日中（但除星期二五为会议日期）蒞局为幸。此复，敬请台安。弟蔡顿首 六月五号

星期日如暇，可否偕约百里一游。附京名胜，乞，赐知。

1915年6月7日信文：

湘南老兄：执事。日间剖谈欢甚，今夕如暇，请过我。明日日中须会议，昼有他约，入晚有应酬两处，归宅恐迟也。如何？乞赐知。并请台安。

弟：蔡顿首 六月七号下六

1915年7月31日信文：

昨谈甚欢。百里意不欲行，津游作罢可也？俟天候稍凉再行约期可耳。手此，敬请道安。两浑，七月三十一正午。

1916年1月有唐家桢致徐世昌（卷七）函言：“客秋，蔡氏因事来津，与贺君往来谈䜩，昕夕无间，颇极友朋之乐”。对蔡锷在1915年秋后为潜离北京南下反袁做铺垫，多次往返津京与贺培桐在天津密切交往的史实予以了肯定。

唐家桢致徐世昌函更加明确地阐述：“家桢供差津门，默察社会：一般人士之心理，类多随大势为迁转，求一置身局外；远忧深思，肯从国家究极之利害，著想发为读论，敢于冒时俗之大不韪，热心、毅力坚定不挠，如贺君其人者，殆不多觏也。”对贺培桐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性格作了高度评价

1916年贺培桐与蔡锷往来之电文……

贺培桐（1876--1936)字湘南，河北省枣强县新屯乡贺家屯人。幼年家贫，后承三位兄长经营皮毛使家境转好。其8岁入塾，聪颖过人，13岁便满腹经纶，应童子试入县学。1894年奉母命到天津考入法政学堂，1898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法系深造，获法学博土学位并留日本执教。其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始于河北保定直隶师范学堂任教。1905年任清末直隶省督学，主责宣化府视学，视察演讲，积极动员学生外出留学以广闻。

贺培桐为清末进士，法学博士，国会议员，共和卫士。其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投入清末变革，积极撰文，唤醒民众，组织领导并参与了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二是民国初年，极力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挚友蔡锷将军共同筹谋潜离北京之策，南下开展护国战争，为捍卫共和体制，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目前发现的蔡锷致贺培桐三封信，以及唐家桢致徐世昌函和贺培桐与蔡锷往来之电文等史实为历史提供了有力证据。

贺培桐在政界和教育上颇具才华，且具高深的书法和绘画造诣，是枣强走出的一位杰出的近代名人。

1925年参政名录